肖瑶

陶勇人如其文，爱笑，精准而凝练，明媚而松弛。

见到他的第一眼，你一定会最先被那副充盈的笑容攫住。这不似生疏的礼节，似乎显示这个人一直就是这样，像他在个人微博里发的视频，也像他自2021年至今先后出版的两本自传式杂文集《目光》与《自造》，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松弛的幽默，一股极富感染力的乐观。

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或同他握手，便不难察觉，三年前那场重大伤害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左手背部肌肉萎缩，五指扭曲，靠近掌心的位置，隐约可见一道横贯的疤痕。

自2020年初那场震动全国的“1·20”伤医事件后，三年多来，陶勇在媒体报道中不止一次被提及“重返手术室”，公众怀着祝福关注着他的康复与动向。陶勇的身份也越来越多：葡萄膜炎与眼底病专家、教授、博导、作家、公益人、创业者、互联网大V……但他的“圆心”，始终没有离开“天下无盲”的医学理想。

这两年来，除了逐步恢复出诊及手术，陶勇亦没有停止写作，他参与公益，坚持回复孩子们的来信。手术室外，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研究开发新项目上，比如眼内液快速诊断项目与治疗眼底新生血管和抗炎的眼底病靶向药物研发。

“科技是一把更厉害的手术刀。”好在，这把刀，他牢牢握住了。

陶勇研究的“眼内液精准检测技术”，在十年前早已开始，如今已在全国700多家眼科医院落地，帮助8万余名疑难眼病患者查明了病因。

与此同时，这三年来，陶勇不断思考医学的边界与可能性，他开始愈发意识到，“治病救人不是只能在手术台上”。

理想的医学环境，应把“人”视为整体，不仅治疗疾病，也包含心灵与社会性的整体内在关怀。比如在陶勇与一行公益领域合伙人带领下启动的“光M（芒/盲）计划”，就致力于帮助中途失明人士与盲童多元化成长。

今年，陶勇带着新书《保护眼睛大作战》做客羊城书展。这是一本相当“陶勇”的读本，用拟人化的漫画与对白，考究、详实而不失生动地对儿童用眼健康进行了一次系统科普。他的个人风格、精神气质，都被糅进了专业内容本身。

陶勇重新启程的时间，比很多人想象中要早。这个夏天，他出现在书展里、讲台上，不断受访、对话。他从容不迫的言谈举止，有条不紊的思路和热情，会让所有关注他的人知道：陶勇已经走到了哪儿，又正在眺望何方。

在“天下无盲”这一从未动摇的毕生理想面前，陶勇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坐标系。

向内重建

陶勇是去年才开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买了一整套放在家里，先从《死屋手记》看起，除了时间有限，还“因为它最薄（笑）”。

陀氏，那位以痛苦为养料，恒久钻研人类精神潜能的伟大作家，在人生低谷时创作了《死屋手记》。他在其中探索了绝境之中的希望：“在精神上孤独的我重新审视我以往的全部生活，逐一思考直至最微末的细节……是一些什么样的憧憬使我心跳加剧啊！我为自己拟定了未来的完整计划，决心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

当陶勇提到这位作家，听者很难不联想到其承载的意蕴内涵。或許，被陶勇写进《目光》里的爱因斯坦的话，更便于阐释这种涵义：“一个人真正的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

陶勇把对自我的审视和解放，熔铸在了两本个人随笔集《目光》与《自造》里。书里，无数哲学家与文学家被陶勇信手拈来，穿越那场地狱般的伤痛后，他一次次被这些长期支撑自己的精神导师牢牢接住。

整只左手共有9根肌腱被砍断，失血量达1500毫升。还有一刀差半厘米就碰到脊髓，如果脊髓受到损伤，陶勇很可能面临高位截瘫。

伤害发生在2020年，临近除夕的1月20日。午后1点左右，一名患者手持菜刀闯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七楼，精准找到陶勇的诊室，奔着他劈头砍去，最终砍伤了包括陶勇在内的三名医护人员与一位患者家属。

陶勇头部中了三刀，后脑勺、手臂多处被砍伤，“差一厘米碰到颈动脉”。整只左手共有9根肌腱被砍断，失血量达1500毫升。还有一刀差半厘米就碰到脊髓，如果脊髓受到损伤，陶勇很可能面临高位截瘫。

陶勇在医院住了两周后才脱离生命危险，两个多月后才勉强恢复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但由于左手神经、肌肉和血管都被砍断，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陶勇的整只左手都没有知觉。

那名持刀伤人的凶手，正是陶勇治疗过的患者崔某，他因患先天性高度近视四处求医，手术后出现并发症，转诊至陶勇处。经过两小时手术，陶勇保住了崔某的眼睛，但崔某自己似乎并不满意，继而心态崩溃，持刀伤人。

后来在脱口秀上，陶勇开玩笑说：“我说这个病人你真的很不讲理，当时医院里人那么多，你都能精准砍中我，这还不能说明视力恢复得特别好吗？你还想要什么效果，非得拿飞镖扎中我吗？”

言语幽默的背后，是经历鬼门关之后的镇定。伤医事件后，家人从未在陶勇面前让自己的情绪崩溃。被砍伤后的第72个小时，陶勇在ICU病床上苏醒过来，妻子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上热搜了”。女儿陶陶记住了爸爸说的“不愿把自己埋在仇恨里”。

从那场伤害中恢复意识后，人还在病床上，陶勇就用单手敲完了《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后记。这本逾13万字的书，是他对日常一手诊治病例的总结梳理。

他内心的热情没有一刻停止流动，即便行动受限，至少阅读与写作依然可以继续。

相比起短视频等新媒体，陶勇更喜欢通过文字与这个世界交流。小时候，由于母亲在新华书店工作，他天然地养成了阅读习惯。他爱看金庸和武侠，但陶勇最佩服的，不是飞檐走壁的功夫，而是将人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大夫和医术。

小学三年级时，陶勇还获得过市作文比赛一等奖，并在获奖作文里把“春夏秋冬”四季比喻成四个不同的人。这种想象力，来源于他所迷恋的“文字的张力”。

得益于这种文字功底，2022年，陶勇利用大半年的碎片时间写就近10万字的《自造》。除了在家里，在外面有了灵感他也会随手记下来。在火车上、咖啡店里，在与朋友吃饭时……比较麻烦的是上厕所时忽然思如泉涌，“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两难”。

在这本书里，他在医生与患者的位置之间穿梭来去，思考生与死，思考善与恶，思考人世间的希望和潜能。

他在书中写道：“医学过程中的所遇，会和生活、读书、旅行等看似不相关的所感发生共鸣，产生类比，很多道理在脑海里融合，逐渐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强大的、自洽的逻辑体系。”

光明背后

陶勇和医学的结缘，其实很早。

在小时候，母亲常常给他滴各种各样的眼药水，陶勇很想不明白为什么。直到有一次，他陪患沙眼的母亲去南昌的大医院看病，亲眼看见医生从她眼睛里取出好多小石头。这一幕，让陶勇在心底种下了一颗崇敬眼科的种子。

直到发生在那场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伤医事件发生前，陶勇的医学道路几乎一帆风顺。

他自称“小镇做题家”，出生于江西一个小县城，17岁考入北大医学部，而且是当年北大唯一一位被保研眼科的本科生，专业是眼科里比较小众的葡萄膜炎领域，一种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致盲性并发症，被称为“穷病难病”。

读完本硕后，陶勇留在北大人民医院眼科做主治医师，35岁就成为主任医师，37岁担任博士生导师，40岁出头就发表了92篇SCI论文、6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成为葡萄膜炎及眼底疑难疾病领域最年轻的顶级专家之一。

多年来，陶勇还多次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举办的健康快车行动，在江西乐安、河南漯河等城市，为贫困患者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超2000例。

曾经有位艾滋病眼病患者面临失明风险，但只拿得出治一只眼睛的费用，陶勇就自掏腰包给人贴补，一次性做了两只，“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瞎”。

“眼睛承担了一个人90%以上获取信息的方式”，因此，陶勇遇到过的眼科患者，大都怀着高度谨慎和期待前来就医，甚至有人偷偷拿着录像机、录音设备来诊所，想逼医生承诺一个好结果。

一旦没达预期，也许就拿出各种“证据”倒打一耙，甚至投诉。“这就是医疗纠纷”，陶勇笑了一下。

“眼睛承担了一个人90%以上获取信息的方式”，因此，陶勇遇到过的眼科患者，大都怀着高度谨慎和期待前来就医，甚至有人偷偷拿着录像机、录音设备来诊所，想逼医生承诺一个好结果。

对于过去惊险经历的释怀，并非来自对死亡的无畏，而是一种内在驱动力，一种对医学的坚定信念。

被砍伤后的第114天，陶勇恢复了出诊。2021年，陶勇重新站上手术台，但由于左手伤势仍未复原，很长一段时间，他戴口罩都得别人帮忙。

他的经历给医院带来了一些变化。比如增设了安检流程，比如诊室侧墙被凿空了一大块，宽约1米，高度逾2米，医生和护士可以自由穿梭到另一间诊室。多了一条逃生通道。

当然，他自己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开始限号。曾经的陶勇对患者来者不拒，常常从大清早接诊到深夜。很多患者从全国各地大老远专门跑来找他，他不忍心讓人家苦等无果。

幸好，如今陶勇作为科室主任带领的专家问诊团也渐渐成长起来了，所在科室的科技量值排名，也跃升至全国第13位。即便陶勇不再能承担和以前一样高强度的手术任务，问诊团的存在，也让他不必再担忧患者治疗会被耽误。

陶勇曾经一天做十几二十场手术，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做过86台手术，平均5分钟一台。但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陶勇每周做平均2到5台手术，他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研究和开发上。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很多中小学来找陶勇，想邀请他去给学生们做交流。他忽然意识到：“我其实有一种社会责任，得去引导孩子们，帮助他们在未来遇到人生挫折的时候学会站起来。”

在同年末的一次采访中，陶勇说：“我一直在思考医学的边界。我们所谈论的狭义的医学，往往只是开药、手术、治疗生理性的疾病。但在我心里，医学的含义要广得多……我想，如果我的思想放得足够宽阔，我对世界的理解就能更深刻，我的医学手段可能也会更丰富，让我对医学的理解站上另一个平台。”

平台、技术的发展，都能将医学的触角延伸得越来越远。比如看似基础的科普，就是借助信息时代的便利帮助更多人防患于未然。

用陶勇的话来说，科普其实可以叫作“治未病”。“真正的医学，最重要的是在疾病还未发生的早期阶段，通过建立正确的习惯和了解疾病的正确防治知识，避免疾病的发生。”陶勇认为，“这比发生了严重的疾病再去做大手术，吃很贵的药，要好得多。”

比如最常见的近视问题。陶勇认为，不少家长都没能意识到近视问题的严重性，“觉得近视了配眼镜就行”，但事实上，“近视可能是很多致盲眼疾病的开端，每增加100度，致盲性眼病的风险就会增加30%～50%”。

一次，他到内蒙古最西边一片沙漠中的绿洲做调查，发现那儿放羊的孩子近视发生率也很高。陶勇很困惑，便去问孩子们的家长，了解到，不少大人带孩子的最主要方式，就是“给他一个手机，让孩子在那玩”。

现实里人们对于近视严峻性的忽略，让陶勇意识到，“近视防控是一场需要毅力和方法论并驾齐驱的马拉松比赛，万丈高楼平地起，筑基、祛假、精控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陶勇认为，“近视原理、护眼准则、习惯养成”，就是近视防控的“筑基”环节。“正因为‘无知者无畏，才给了近视发生的土壤和机会。”

陶勇认为，不少家长都没能意识到近视问题的严重性，“觉得近视了配眼镜就行”，但事实上，“近视可能是很多致盲眼疾病的开端，每增加100度，致盲性眼病的风险就会增加30%～50%”。

信息时代，充分的科普是医学借助网络触角的延伸，而陶勇如今发力的医疗公益，则是借助社会与科技的结合，对“光明”与“希望”的延伸。

2021年初，陶勇与一行视障公益领域的合作伙伴联合发起了“光M计划”，以防、治、助为轴心，以“天下无盲”为愿景，关注中途失明人士和视障儿童融合教育。“融合教育”，即有特殊教育需求的残障学生尽可能与健全同龄人一起学习。

比如，其中的“光盲小主播”计划，就致力于培养有声音表演条件的盲童掌握配音演播技能，有机会在未来成为音频主播，而不是走盲人按摩等大众刻板印象里的单调出路。

对公益而言，医疗也许是个相对特殊的领域。二者的结合，本身也像一场糅合社会各层面的精细手术，需要在健康与生命关切的基础上，兼顾技术、资金、政策、资源等各方面要素。

陶勇则认为，在这一切之上，至关重要的，是透过疾病的表层，看见个体深处那颗同样需要疗愈的心。

“治病救人不一定在手术台上”

2009年秋天，陶勇跟随健康快车前往江西乐安，为当地患者免费做白内障手术，遇见了年迈的王阿婆。

王阿婆腿脚不便，驼背严重，眼睛状况很糟糕：眼窝深，小睑裂，属于白内障复杂病例，手术风险不低。

出发前，老师嘱咐陶勇：“复杂的不要去碰，因为你很可能失败。”但这一次，陶勇发现联络员也开始为王阿婆求情。

原来，王阿婆的丈夫已经过世十年，五年前，唯一的儿子也意外身亡。见到医疗团队的时候，王阿婆孑然一身，自己也因为恶性肿瘤时日无多了。

但她依然向陶勇表达了想给自己做件寿衣的想法。根据江西一些村落的风俗，人死时穿的寿衣一定得是自己亲手做的，如果不是，就将见不到那边的家人。

陶勇意识到，这可能是王阿婆重见光明的唯一机会。他决定抛开顾虑为王阿婆做手术。

为了让驼背的她能平躺，手术时，大家替她找了半米高的垫子垫着腿，让她的身体尽可能平躺，最终顺利完成了双眼手术。术后第二天，王阿婆的视力恢复到0.6。

虽然恢复光明的一周后，王阿婆就去世了，但在生命的最后七天内，她为自己做了一件寿衣。

用古人早就总结好的话来说，这叫作“医者仁心”。而现代医学时代，这颗“心”应该被安置在哪里？最适合以怎样的方式与人相见？

从20岁到40岁，陶勇一直在寻找答案。

在《自造》里，他数次通过自己经历过的案例阐述一个观点：西医大夫，不能“只认器官，不认人”。

三年前，出院后没多久，陶勇去了趟北京的中国盲文图书馆，看见一个盲人老先生坐在那儿一整天，一直在“看”《铁齿铜牙纪晓岚》。

失明没有让一个盲人丧失生活与求知的动力，这给陶勇带来很大触动，“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人要的是一个希望，那个凶手要砍我，无非也是對生活失去了希望”。

在《目光》里，他写道：“在他漫长痛苦的求医之路上，没人在乎与拯救他逐渐扭曲的心理，从而导致他变成一个偏执的杀人狂”。

失明没有让一个盲人丧失生活与求知的动力，这给陶勇带来很大触动，“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人要的是一个希望，那个凶手要砍我，无非也是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过去18年的从医生涯里，陶勇一直认为视力比希望更重要，“但我现在会认为，希望比视力更重要。尤其是对这些接受疑难手术的人，要让他知道，即使视力不太好，他依然能保有对生活的希望，也能够有生存的能力；只要视力提高一点点，就是有希望的。”

陶勇曾接诊过一位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疆女孩，疾病让女孩掉头发，眼睛发炎。女孩第一次就医时14岁，从新疆长途跋涉来北京。陶勇便鼓励她：“你以后想办法来北京上大学，今后看病就方便了。”

没想到，几年后，女孩真的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

但陶勇同时还意识到，对一个即将要去上大学的女孩来说，外形上的改变也许给她带来不小的心理压力，于是他又将女孩介绍到心理科的专家那里，帮助她缓解疾病带来的心理困境。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眼睛只是恢复视力，对一个人来说不是全部，我们希望让一个人不仅健康，而且健全，让他的内心和他的外在都保持一种健康态。”

“无限游戏”

8月18日医生节当天，陶勇在个人微博发布了一则视频，再次提到了那个曾被他无数次提及过的，哲学家詹姆斯·卡斯的“无限和有限游戏”理论：

“世界上总共只有两种游戏，一种是有限游戏，因物质而发起的游戏，比如经商、创业、成名等等，其目的是赢得胜利；另一种则是无限游戏，没有确切的开始和结束，所有的人不是为了终结游戏，而是为了延续游戏。”

对陶勇而言，医学是此生最大的无限游戏，是一种由生命关怀触发的信仰和布道。

好在，除了个人努力，时代技术发展在不断拓宽现代医学的边界。比如分子检测、AI辅助和精准诊疗，“过去很多疾病靠观察，而未来会进入分子检测层面”；又如基因检测技术、基因芯片这类高敏感性、所需样本量小的新兴技术。

在陶勇看来，技术应为多数有需求的人提供便利，而不仅仅是停留在高精尖的稀缺领域。

他目前正致力于眼内液检测，就是通过采集眼内微量的液体，缩短眼病病原的检测时间，压缩检测成本。“一滴0.1毫升（眼内液）就可以进行成千上万种眼病病原的检查，让我们可以在早期症状和体征不典型的时候发现病因，然后给予最佳准确的治疗，不至于误诊误治。”

这一方面帮助眼病患者，尤其是减少疑难眼病患者的误诊误治，另一方面对于青年医生而言，也可以让他们学习进修时少走弯路。

2022年，陶勇与一行公益人发起的“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早期人工智能筛查”公益项目，开始在北京数家血液病和儿童医院试点。他希望，通过相对低成本和高效的人工智能筛查，每年能减少4000个因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而失明的人。

技术与公益是他的两条腿，扎实的专业能力是躯干，这是今天的陶勇。

当然，一如既往地，成为“大V”给陶勇带来了一些驳杂的争议。如今，陶勇的微博粉丝数量已逾223万，随着自己的名衔越来越丰富，出现在越来越多地方，他也曾听到过批评：“陶医生现在不务正业。”

“不管网上的人如何评价，就像我们要路过一座桥，不同的声音就像桥两边的扶手，不一定要摸着扶手过桥，但这些扶手永远是一个尺度和边界，时刻提醒我要走在桥的中间，不要走偏‘光M计划。”

但来自外界的更多声音仍是认可，或者说，是信任。

大多数人看得出，“（我的）圆心还是在医疗上面，只是半径不一样。过去是一个传统医院的医生，半径就在诊室和病房、手术室，但现在，我可以以互联网为半径，通过科技成果转化、科普宣传、公益计划触达更多人群，辐射更多医院，造福更多患者，其实只是形式不太一样。”

陶勇内心的精神力量，他所经历的种种，都帮助他锤炼出一副更完善的视角，去继续这场漫长的“无限游戏”：“不管网上的人如何评价，就像我们要路过一座桥，不同的声音就像桥两边的扶手，不一定要摸着扶手过桥，但这些扶手永远是一个尺度和边界，时刻提醒我要走在桥的中间，不要走偏‘光M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