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 海滨

薛天纬先生是知名的李白与唐诗研究专家。薛先生曾自述其治学原则曰：“我做研究、写文章，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言之有物，不说无谓的话，不说无个人看法的话。因此，我做的题目无论大小，写的文章无论长短，自己觉得绝无虚文。”薛先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阅读古往今来学人的研究成果，发现或提出问题；问题包含问题，问题带出问题，小问题汇聚成大问题。数十年来，薛先生遵从傅庚生先生“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遗训，解决了一系列学术问题，取得了学术界认可的成果。

薛先生治学，其研究内容是“言之有物”的“实”，其学术表达是“绝无虚文”的“实”，真体内充，超心炼冶，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充实之谓美，积健而为雄。

沉潜于李白全面研究，集其大成

薛先生以清醒的理性热爱钟爱酷爱李白，长期沉潜于李白研究，既有机地置李白研究于唐诗研究中，又智慧地把握李白研究的相对独立性，聚力于文献考证与文学探究，以李白作品编年为主线，以《李白全集编年笺注》《李白诗解》《李白诗选》三部著作集其大成。

薛先生师从安旗先生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安旗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 年版），奠定了李集编年的史学基础。1983 年，安旗先生读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野实之助教授将李诗进行编年的著作《李太白歌诗全解》，对日本同行钦敬之余，发愿要自己完成一部李白作品编年集。1984 年，《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项目启动，安旗先生携薛天纬、阎琦、房日晰三位先生，“夏战三伏，冬战三九”，备极艰辛，以六个春秋克竟其功，由巴蜀书社1990 年首度付梓，2000 年修订再版；2015 年由中华书局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易名《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出第三版，2020 年修订重版。此书以清通简要的校勘、精警畅达的笺注、条贯融通的年谱、雄健飞扬的序跋，具足四美，大面积解决了李白诗文的编年问题，并以一条红线将李白的人生、思想、创作连缀贯穿起来，系统地为李白诗文的解释提供了比较信实的答案及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从1982 年《李白年谱》出版到2020 年《李白全集编年笺注》重版的近四十年间，薛先生全程参与李集编年笺注，笔者有《四美具二难并——评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载《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二十辑，2017 年）专文研讨，兹不赘述。

正是在这深度沉潜的李集编年过程中，薛先生李白研究的两类问题陆续展开。一类是文献考证型的，以认知的准确性为目标；一类是文学探究型的，以理解的合理性为目标。当然还有两类交织兼美的。文献考证型的问题，既有探讨李白生平行迹方面的，如李白出蜀、两入长安、幽州之行、李白与唐肃宗关系、卒年问题等；也有考证李诗的具体创作背景或者旨归的，如辨正《别匡山》，推原“学剑来山东”，考索《上皇西巡南京歌》诗旨等，这一类问题是李集编年得以实证建构的骨骼与基础。文学探究型的问题，从薛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李白诗歌思想综论》就已经开启，其后比较典型的探究主题有：李白诗歌与盛唐气象、李白对“左思之叹”的历史性回答、人性与李白的爱情观、李白批判现实的个人抒情诗、李白诗歌中的传统现实主义内容、李白的游仙诗、“太白遗风”及李白的饮酒诗、道教与李白之精神自由、李白的宇宙人生观、李白情系谢朓等，从各个方面拓展了我们理解李白的厚度、深度、温度与柔韧度，而这样的探索恰恰是李集编年得以脉络贯通的血肉与气韵。将两类问题交织兼美者则以《蜀道难》《静夜思》《梦游天姥吟》《古风》的研究为代表，既能工笔为细，精研章句，考据“微言”，又善写意雕龙，穷究义理，纵论“大义”；代表性成果如《漫说〈静夜思〉》《〈静夜思〉的前话与后话》《〈静夜思〉的讨论该画句号了》与《〈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诗旨辨》《〈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辨误》两组系列文章，以及《也谈〈蜀道难〉寓意》《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两篇文章。以《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为例，薛先生认为：此诗从社会与文学两方面标举的最高理想是西周，其文学为大雅；其次是在历史上亦堪称盛世的汉武帝时代，其文学为扬、马之赋；与此同时，诗人对唐王朝的盛世寄予极高期望，既望其政治清明，亦望其文学昌盛；他明显是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即：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得出这一结论的关键环节是对“扬马激颓波”句中“激”字的理解，薛先生在袁行霈、林继中等先生推倒众家贬语旧说而正面解读“扬马激颓波”意涵的基础上，引经据典，详尽辨析，认为此处“激”字当作“遏制”解，“扬马激颓波”即扬、马以其宏大的辞赋成就遏制了文学衰颓的趋势。此句含义由是畅达，上下诗句各得其所，全篇意脉自然贯通。

基于以上成果的长期积累，薛先生著《李白诗解》，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11 月出版。本书对20 世纪及21 世纪前10 年学界诸家著述中涉及李白诗歌的实证性研究以及立足于实证性研究的诗旨阐释的成果做了尽可能全面的检视，广泛汲取各家原创型成果，并融汇自己的研究所得，对所涉及的李白诗歌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新解读，具有集大成、实证性、画句号、善创新的明显特征，洵为李白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全书选入李白诗歌298 题484 首，约为李白诗歌总数的一半。入选解读的诗歌，至少涉及了李白研究的数百个各类大大小小的实证性问题，其中，李白研究学术史上最主要的问题有27 个。薛先生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具体有三大类：诗篇所涉及史实与诗人事迹的考订、诗中语词的训释、诗篇题旨的探究。正是薛天纬先生对李白、对李白诗歌、对李白研究动态的熟稔与精深，不少李白研究的重大问题才有可能在《李白诗解》中“截断众流”或者“画上句号”。笔者另有专文《李白研究学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评薛天纬〈李白诗解〉》（《绵阳师范学院学报》38卷，2019年第7期），兹不一一。

相对来说，薛先生《李白诗解》的专业性很强，偏向学术圈，而薛先生选注《李白诗选》则兼具学术权威性与大众影响力。《李白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1 月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至2022 年9 月已印刷8 次。薛先生《李白诗选》选诗289 题343 首，为李白传世诗作的三分之一强；按照责编李俊先生《〈李白诗选〉编辑阅读琐记》的评价，此书具有诗歌编年更加准确，充分吸收学界文献、名物、史迹研究新证，烛幽照微地细读文本三大突出优势。2021 年3 月3 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首批向全国推荐的40 种经典古籍及其179 个优秀整理版本，《李白诗选》即在推荐目录中。

以上三种著作的出版顺序，《李白诗选》最新，其字斟句酌的《前言》6500 余言亦可视为薛先生李白研究成果的最新最全面的高度浓缩与提炼。隐括这篇苦心经营、笔力千钧、思理绵密、持论公允的文字，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薛先生研判，李白（701—763），字太白。祖籍（族望）陇西，汉飞将军李广之后，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即与李唐王室同宗。先世于隋末窜于碎叶，其家于中宗神龙之初（705）潜回蜀地，居住广汉。李白的生平经历可分为六个时期，即：蜀中时期、“酒隐安陆”及“初入长安”前后、移家东鲁及供奉翰林时期、去朝十年、从璘及长流夜郎前后、晚年。贯穿其一生的，是为了实现从政理想而发生过的初入长安、供奉翰林、北游幽州、入永王军幕、投李光弼军五次重大行动。广德元年冬，李白逝于当涂，初葬于龙山，范传正为其迁葬谢家青山，成全了他的“终焉之志”。

薛先生认为，李白诗歌以书写人性为主。李白诗歌传世约千首。李白的优秀诗篇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张扬了人性。李白属于“主观之诗人”，他的作品大多是以“我”为主体的抒情诗。李白的诗歌崇尚本真，绝去人工，绝去雕饰，追求天然真率之美。他抒写情感，一任真情流注，没有任何顾虑，不受任何成规约束，甚至看不出艺术上的追求而独臻大匠运斤之境。他最擅于歌行与绝句这两种利于自由抒写的诗体。他的歌行随手挥洒，恣意铺张，浑灏流转，起落无迹；他的绝句脱口而出，信手而成，清澈如水，流转如珠。李白的诗无从效仿，无法复制，真正是自由的艺术、解放的艺术、高度人性化的艺术。

薛先生总结，天才诗人李白以其独特的人格才情与艺术个性创造了既反映时代精神又张扬人类本性的不朽诗篇，诗人因而站上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顶峰。他的诗歌则成了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垂辉映千春”的宝贵文化遗产。

潜心杜甫专题研究，独出新解

李杜齐名，万古流芳。如何认识和评价李杜，几乎成为有影响力的唐诗研究学者必须直面的问题。薛天纬先生虽然以李白研究为重点，亦酷爱杜甫并长期关注杜甫研究，近年来发表了若干杜甫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是《杜甫“陷贼”辨》。杜甫善陈时事，世号“诗史”，安史乱起，杜甫入、出长安城的经历以及由此引发的诗歌创作，更是弥足珍贵。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得授京中八品下的微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初，杜甫从长安到奉先县探家，写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同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作乱；十五载（756）六月，安史叛军破潼关，入长安；杜甫携家北上避乱。至德元载（756）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奔赴灵武行在不果，约九月间又出现在长安，到至德二载（757）四月，出京奔赴凤翔行在。从至德元载九月到二载四月，杜甫是以何种身份居留长安的？自北宋王洙在《杜工部集记》中提出杜甫“陷贼”之说，至《新唐书·杜甫传》更为明确表述为“为贼所得”，关于杜甫在安史之乱中这段经历的叙述已成为千年来学界共识。

如果从“为贼所得”的角度，细绎这一时期杜甫的诗作，却又生出很多疑惑甚至矛盾。如果杜甫是在只身投奔灵武行在过程中为叛军俘获带到长安城，其家人恐怕无从知悉这个消息，《春望》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家书”也许是泛指，但《月夜》写“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妻子所思忆的丈夫杜甫在长安则是确指的，类似问题还有不少。所以，杜甫“陷贼”需要重新认真辨析，寻找更为合理的解释。

薛先生积年读杜，对这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上下而求索”，提出了杜甫“潜回”长安的见解。

薛先生从三个方面进行辨析。

第一，还原杜甫被“陷贼”说法的历史形成过程。记载杜甫生平最早的文献如唐代樊晃《杜工部小集序》、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以及五代后晋刘昫《旧唐书·杜甫传》均未有“陷贼”之说。杜甫自己的诗句回忆这段经历称“没贼中”“堕胡尘”“在贼”，都是表达自己身处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城中，并未有“为贼所得”的说法或者语气。那么，从现有文献看，杜甫被“陷贼”的说法是如何形成的呢？北宋王洙在宝元二年（1039）编就《杜工部集》，并在其撰写的《杜工部集记》中综观杜甫诗，得出“以家避乱鄜州，独转陷贼中”的结论；二十年后，嘉祐四年（1059），在王琪主持下，《杜工部集》经裴煜覆视（终审）而刊行，“陷贼”说在集部被写定。裴煜覆视极其认真，并补遗诗文9 篇，可见其工作细致深入。次年，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撰成，宋仁宗任命裴煜校勘，经裴煜勘定的《新唐书》刊行，其《杜甫传》中的“为贼所得”在史部被写定。此说在杜集祖本和正史中被写定后，相沿千年，未见异议。既然“陷贼”说有这样一个被写定的过程，那么，对此说进行质疑、辨析乃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薛先生从《资治通鉴》等史书对安史之乱的详细记载入手，结合杜甫诗歌中的自述，详尽梳理了天宝十五载五月至至德二载八月的三条线索。线索一是安史叛军如何推进并占领长安城，如何对待唐朝皇族与文武官员和百姓，以及是否实际有效地掌控“沦陷区”；线索二是玄宗肃宗如何进行皇权更替，唐朝军队如何抵御安史叛军，以及有关“沦陷区”的百姓的实际生存状态；线索三是杜甫及其家人的颠沛流亡历程、苟且安居状态，以及杜甫试图奔赴灵武行在未果转念又勇赴长安城的努力情况。三条线索整合，就比较清晰地再现了杜甫此间的时空定位与活动轨迹，也从客观上排除了杜甫“为贼所得”的可能性。

第三，薛先生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杜甫“潜回”长安的观点。一方面，杜甫关切时局、心系朝堂的人臣情怀，使他不会在小小山村安住下来避乱；他至德八月奔灵武行在，次年四月奔凤翔行在，真可谓每饭不忘君，在这一以贯之的情怀和行动链条中，他九月“潜回”长安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杜甫的“潜回”长安也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了解与评估，安史叛军在长安以抢掠财物为主，并未大开杀戒，所杀对象也主要不是“长安民”；杜甫“潜回”长安有些冒险，但不一定是冒死，所以，他在奔灵武行在未成后，回鄜州安顿家人并交代了赴京计划，才有所行动。“潜回”长安说证成，不仅类似“未解忆长安”的疑窦自然冰释，其长安诸诗所记录的杜甫邂逅故人、过访友朋等情节也就比较合理了。正因为如此，杜甫在长安城里做“长安民”，不仅创作了大量安史之乱的“实录”“诗史”性作品，而且当平叛形势发生转折，肃宗移驾距离长安更近的凤翔时，杜甫就冒险逃出长安城奔赴凤翔行在。战乱之中，“潜回”并逃出长安当然是有危险的，但这危险，并不是从叛军羁押下逃脱的冒死惊险，否则，“陷贼”而大难不死的杜甫恐怕当有更多诗作回顾其惊心动魄的经历。

薛先生在《杜甫“陷贼”辨》一文中论证了上述观点后，认为我们确实不能低估了杜甫的胆识和勇气，并表示稍后还要就这个题目再写一篇续作，以缮其说。我们期待薛先生的后续成果。

二是《李杜互通互补论》。薛先生认为，“互通”是指李、杜之间的共同性；“互补”是指李、杜之间的差异性。李杜互通的基础有三：时代、文化传统和人性；互补则源于李、杜性格与艺术趣味的差异。

在思想倾向方面，李、杜以互通为主。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用世热情和宏伟的功业抱负，这是盛唐时代精神的反应，也是对儒家传统的继承与实践，又从本质上体现着人性之“发展”欲望；他们都渴望精神自由，坚持人格独立，而李白显得更为突出，这与开明向上的盛唐时代有关，与道家遗世独立的思想意识有关，更来源于人类摆脱约束、自由生存的天性。

在诗歌内容方面，李、杜的主导倾向是互补。李白是“主观之诗人”，诗歌抒写自我，铸就“诗仙”，读李白，我们知道了人应该有怎样的生活；杜甫是“客观之诗人”，诗歌反映社会，著就“诗史”，读杜甫，我们知道了人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李白表现着冲破世俗约束的解放精神，杜甫体现着“仁者”的伟大情怀；二者都是出于人性。前者针对自己，针对个体，后者针对他人，针对群体，二者互为补充。当然，“主观之诗人”李白笔下也会有客观展示，“客观之诗人”杜甫不少作品中的狂放激情也丝毫不让李白。这又是二者的共通之处。

就诗歌艺术风貌而言，李、杜个性鲜明，区别明显，是互补的，但也不乏互通的一面。李擅七绝，杜长七律，李、杜皆以歌行为胜，二者在诗体方面互补互通；李以乐府旧题抒写个人怀抱，杜则以乐府新题写时事，互相分工补充，又共同推动乐府诗的创新；李白诗风飘逸，杜甫诗风沉郁，互补的诗风又统一在他们作为盛唐诗坛领袖的大气——这是在政治开明、思想解放的时代，诗人真实性情的自由表达、真实感情的自由宣泄，是诗人艺术天才与艺术创造力淋漓尽致的发挥。

薛先生在为郑慧霞博士《卢仝综论》一书所作序《文献学与文艺学研究的结合》中表述，在其心目中，李白、杜甫是“顶极作家”，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是“一流作家”，而该书所研究的对象卢仝可列为“二流作家”；而且，他主张作家研究大体应止于“二流”。薛先生的研究践行了他的主张，在李、杜之外，他围绕王维研究作《诗意与禅意——王维〈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赏析》《家贫才食粥》，围绕孟浩然研究作《重读〈孟浩然〉》《杜甫咏孟浩然诗一首臆读》《孟浩然爽约事平议》，围绕白居易研究作《白居易的“大裘”》《何物“云母粥”》，围绕李商隐研究作《义山诗的清境》，近来又为李贺故里河南宜阳县撰成《李贺新墓碑》，这些成果或考证诗人生平，或推敲章句解读，或探究情辞义理，或追索诗歌境界，皆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分别放在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隐、李贺研究界也都是上乘的佳作。

专注唐代歌行研究，穷究名实

对于很多人来说，作为诗体的歌行，与乐府性质相类，大概率是这样——人人都能说几句，人人都难以说清说透说通。所以薛先生在其著作《唐代歌行论》的“引论”中感叹：“歌行这种诗体似乎与生俱来地具有某种质的不确定性，使人们对它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模糊状态。”薛先生长期关注并深入研究这个课题，在通览唐前诗歌发展史的基础上，考察了所有歌行作品，殚精竭虑，穷究名实，结晶为《唐代歌行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8 月出版，列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全书38 万字的篇幅，分为“溯源”“衍流”和“正名”三篇。《唐代歌行论》解决的就是唐代歌行的“实至名归”问题。“溯源”篇梳理了从“古歌”在先秦出现，“乐府歌行”在汉代流传，到“文人歌行”在魏晋形成并在南北朝和隋代发展，最终在唐代实现歌行诗体独立的诗学历程，厘清了歌行的“实至”过程。“衍流”篇以“四唐”为序，详尽展开了唐代歌行“实至”的具体细节，在研讨唐代歌行创作盛况、解析唐人歌行观念的同时，深入探究唐代歌行衍变流播进程中所体现的诗体学之“实”，水到渠成地进入“正名”篇。“正名”篇深入对比研究古今中外诗人、学人对歌行的诗体学认识，辨析了四种“小歌行”观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创造性地提出了“大歌行”观，给歌行做了精准的“名归”即诗体学定义——歌行是七言（及包含了七言句的杂言）自由体诗歌。歌行研究的“实至名归”，为唐诗诗体学研究填补了空白，拓展了空间，很快引起学界重视。胡可先教授与陶然教授在其著作《唐诗经典研读》（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中提出了《唐诗经典研读推荐阅读书目100 种》，50 种为文献类，50 种为研究类，《唐代歌行论》被列入研究类。薛先生又把《唐代歌行论》中关于歌行诗体的内容抽绎、概括成《歌行诗体论》一文，在2007 年第6 期《文学评论》发表；嗣后，这篇文章又被陈平原先生收入他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前沿》2010 年第5 期（英文版，译文为王佺完成），题目为《释“歌行”》。

与薛先生唐代歌行研究相伴而生的诸多话题中，薛先生曾专文讨论一种别有意味的现象。他发现，唐代歌行中，有一类作品，形如七律，是七言八句，但却并非七律，在《全唐诗》中竟有300 首之多。薛先生将这类貌似七律而实非七律的歌行命名为“反七律体”，并在《唐诗之反七律体说略》一文中论述这是唐诗作者们在创作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着的一种与格律严整的七律情趣迥异的诗歌形式，其客观存在的实践意义比理论价值更大，充分显示了唐诗创作的丰富性。

重视唐人干谒现象，探幽拓域

薛天纬先生的“唐代干谒与诗歌”研究，与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王勋成先生的“唐代铨选与文学”研究相类，都是着眼于研究唐诗创作的内外部关系。无论是否参加科举考试还是接受铨选，大多数唐代诗人步入仕途都有过干谒经历，科举、铨选、干谒三类活动都直接关联着诗人的身世沉浮、心态抑扬，并进而影响诗歌创作。相对来说，科举与铨选有着明确的制度化保障，有大量的案例为史书、政书记载，也是笔记、小说的热门话题，现象层面的研究做实了，本质层面的问题自然可以顺藤摸瓜；而干谒则是实际存在但又难以说清、更缺乏大量史料支撑的问题，与科举、铨选问题足够丰富的“旁证”“他证”相比，干谒更需要诗人的“自证”，而这样的“自证”恰恰也是当事人最不愿留下的。干谒现象的研究难度大，更偏向“务虚”，而这种难以名状的“务虚”则更加接近诗人心态的本真，也就更加接近诗歌缘情言志的本质。薛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94 年第1 期、并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 年第4 期转载的《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一文。文章认为：“干谒的实质是本身才具的自鬻，它当然不能没有一定的才具为资本。但有才者未必能被当权者赏识，未必干谒有成，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难于说清楚的人为因素，其中并无公道可言。正因为如此，从事干谒的士子们的遭遇境况和感情动荡，较之单纯的科场应试就要激烈得多、复杂得多……围绕干谒考察其感情活动，是我们了解唐代诗人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窥孔。”薛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矜与躁进”“委屈与自饰”“感激与感愤”三组概念来探析诗人干谒活动现象背后的复杂心态，建构了“唐代干谒与诗歌”研究的基本框架，为更多后来者研究这一选题奠定了基础，指点了方向，示范了方法。这一重要学术贡献，不仅至今鲜活生新，未来尚有相当大的踵武空间。薛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王佺在袁行霈先生门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代干谒与文学》（中华书局2011 年版），即是一例。

寄心西域唐诗之路，知行合一

薛先生长期在新疆工作，西域边塞又是关联唐诗研究的重要学术话题，于是薛先生知行合一，解决了一系列学术难题，走出了一条西域唐诗之路。主要成就可概括为“一题一集一著作”。

一题，是指“唐轮台”这个千百年来扑朔迷离、聚讼纷纭的问题。他发表于《文学遗产》2005 年第5 期的论文《岑参诗与唐轮台》，及后续的《寻找诗意轮台》《八月梨花何处开？——岑参诗“轮台”考辨》，廓清重重迷雾，探讨了汉轮台、唐轮台县、唐轮台州都督府、唐人语汇中的轮台、岑参诗中的轮台这五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指出岑参诗中的“轮台”，就是他供职的伊西北庭节度使驻地，即今吉木萨尔县境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庭故城遗址”，从而解决了岑参诗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集，是诗歌选集——《高适岑参诗选评》，这是薛先生应三秦出版社“名家注评古典文学”系列丛书而作，2010 年9 月出版。这部关于高、岑诗作的选注本，其可宝可藏之处，在于一篇高屋建瓴的“导言”与二百余首高、岑佳作的独特注释与评点。

一著作，则是薛先生于2020 年9 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这本书貌似摇曳多姿的游记，实则不啻一本图文资料翔实、史地考证严谨、诗史相参相证、精彩创见迭出的“新文科”学术著作。这本书最大的成就在于以科学的、实证的笔触贯通了从大唐长安城到中亚碎叶城的西域唐诗之路，又以鲜活的诗意的文字带领读者神游这条唐诗之路。

本书从今天的西安启程，内容涉及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兴庆宫、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曲江池、华清宫、西市、终南山、杜公祠、乐游原与青龙寺、渭城等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一路迤逦西去，在天水境内，记录了陇山、秦州（天水郡）、南郭寺、同谷、麦积山、成纪等胜景；进入河西走廊，凉州（武威郡）、甘州（张掖郡）与居延、肃州（酒泉郡）、沙州（敦煌郡）、玉门关、阳关等历史地名与唐诗故实接踵而来；在新疆境内，盘桓过哈密的伊州（伊吾郡）、蒲类津、大河古城与甘露川，沿天山北麓，访达吉木萨尔的北庭，沿南麓西行至吐鲁番的火焰山和交河、高昌两座故城，天山路（他地道）则连通着天山南北的城池，出了交河城继续西南行，则可造访库尔勒的铁门关、库车的龟兹；翻越或飞越西天山，最终抵达吉尔吉斯斯坦的碎叶城与碎叶川（热海）。

这本书的打卡线路，与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中《唐代长安西通陇右河西道图》和《唐代瓜州、伊、西、安西、北庭交通图》的地理交通线路基本重合，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西域唐诗之路。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丝绸之路访唐诗”，唐诗是贯通地理线路的最重要的元素。全书九章三十七个小节（篇）的标题都以唐人诗句命名，正文中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白居易等诗人的名篇奔竞而来，李世民、骆宾王、王之涣、王梵志等诗人的佳句络绎不绝。更重要的是，薛先生以自己长期从事唐诗研究尤其是李白研究的开阔视野、硬核学问与学术新鲜感，为读者进行了很有趣味的唐诗导读。作者在长安城的翰林院里梦李白，展示李白《清平调》所蕴蓄的大唐王朝文化软实力；在解析李白哭晁衡诗作的来龙去脉后，感叹李白的泪虽然白流了，但却意外地收获了诗；在解读祖咏的《终南望余雪》时顺便讨论了唐朝空气的能见度；在流连于西安的大唐西市博物馆时，提及馆藏碑刻《许肃之墓志》经学者解读后刷新了学界对李白与许氏夫人婚姻状况的认识；在盩厔话及白居易《长恨歌》时，不经意举出CCTV 电视节目《经典咏流传》关于上海老中医王之炀谱曲《长恨歌》瞬间网红的案例；在探讨杜甫于天水写作“罢官亦由人，何事拘行役”时，顺手普及了“罢官”有罢官和被罢官两种理解的学界讼案；在《成纪》篇中，除了普及李白身世之外，更以谚语“秦安的褐子清水的麻，天水出的白娃娃”聊了聊“释褐”话题；在《凉州》篇，围绕高适《无题》“一队风来一队砂”，作者补充了两个硬核知识点：传世《高适集》原无此诗，孙钦善《高适集校注》据敦煌残卷伯3619 补入；“一队”就是“一阵”，诗人这里用了西北方言。再比如，关于“长河落日圆”中长河所指为弱水、“黄沙（河）远上白云间”、骆宾王从军西域、唐玄奘与高昌国王麴文泰、李白出生地碎叶等一系列学术问题的研讨成果，在作者笔下都如盐入水一般，在润物无声中流露出一种学术风骨与魅力。

留心唐代文史知识，博学明辨

如果从薛先生1982 年研究生毕业返回新疆师范大学算起，薛先生从事学术研究至今整整40 年。薛先生在李白研究、唐诗研究领域成果丰硕，蔚为大家，虽然与先生之天性颖悟、精力充沛、阅历丰富、勤奋超于常人有关，但也不能忽略先生长期坚持的学术理念与治学路径。笔者有专文《薛天纬先生的治学理念与方法》（《古典文学知识》2022 年第5 期）总结这方面经验，此处仅就重视细读文本、考辨文史知识做点儿简介。

细读文本需要从认字断句、识物辨义开始。饱学博闻如薛先生，在这方面也毫不含糊。薛先生在治学过程中，发现李白诗《答友人赠乌纱帽》中的“乌纱帽”似与官帽无关，经检索考证，撰《“乌纱帽”小考》，认为，乌纱帽在唐代不是官帽，是老百姓都可以戴的帽子；发现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诗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中的“歧路”不宜做岔路、错路、离别之路解，经过长期检索、积累、思考、辨证，形成了《“岐路”解》一文解释唐诗里的“歧路”，歧就是路，路就是歧，“歧路”也常说成“路歧”，在这里其实就作“道路”解，由地面的道路借喻仕进之路，“多岐路”，就是一条条道路、许多条道路；然而“多歧路，今安在”？李白却寸步难行，处处碰壁，硬是找不到出路在哪里；发现白居易《晨兴》诗句“一杯云母粥”的“云母粥”的解释被注家忽略，而《汉语大词典》却给出了错误解释，于是孜孜以求正解，认为服用“云母粥”是白居易在修炼道教时养成的一种生活习惯，“云母粥”是用云母粉做原料煮成的粥，云母无毒，喝了对人无大害，并写成文章《何物“云母粥”》，孙昌武先生当面称誉此文“把白居易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解决了”。此外，薛先生考证并理顺李白《静夜思》《将进酒》文本的衍变过程，考证并还原了《古风五十九首》的命题、创编与扩容、刊刻过程，考证并论述《梦游天姥吟留别》诗名应归正为《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都是典型案例。

薛先生人生春秋八旬，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真力弥满，心宅充实而无往不适，与岁月健行而格局阔大、气韵沉雄；薛先生学术春秋四十，元气鼎盛，体大思精，更欲拓进李、杜生平考论，打磨唐代歌行研究，完成唐诗纵横篇章，以雅健之思铸成充实之文章，以从容之笔书写雄浑之气象。他给予我们的是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