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璇 季芳芳 何晶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政治传播逐渐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显学，理论创新至关重要。理论创新与学术历史梳理、自身的理论叙事以及理论创新所处环境等问题有关。对以上问题的讨论不仅关乎如何把握全球变局下的国际关系和权力格局等现实问题，也关乎学科自主性构建。

【关键词】国际政治传播 人工智能 文化传播 国家形象

当前国际政治传播研究面临传播环境变迁、局势动荡复杂等挑战，同时也迎来广阔前景，研究迈入关键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国内、国际上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关切的核心问题是哪些？如何推动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如何理解国际政治传播中的政治面向、在多元和碎片化的环境中如何进行国际传播实践、如何梳理中国政治传播的历史实践与理论研究历史等问题，对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至关重要。就以上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传播研究中心在成立十周年之际，组织第十届“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前会（三）——“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圆桌论坛进行专题讨论，以勾勒学术脉络，推进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

周庆安：国际政治传播逐渐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显学，理论建构和核心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一致，能够进一步产生很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有三个层面：第一，更清晰地对政治传播进行历史梳理；第二，当前的基本理论框架问题。政治传播是一种根据现象展开的理论演进，需要区分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客体和不同的主体间性或者更多称为渠道互动之间的变化；第三，环境问题。这个环境不仅是传播的技术环境，还包括政治意义上的环境问题。这个过程中其实要更多考虑理论创新所处的不同环境、自身的理论叙事和对历史的重新梳理。

如果想把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做好，就必须回应这三个核心问题。我并不担心政治传播中的问题意识。政治传播学者在问题意识上一直都做得很好，他们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问题，也关注了大量有价值的现象。这一颗一颗珍珠需要用一些内容串起来，这条线可能就是一种对环境的叙事，也可能是一种历史规律的梳理，或者很可能就是一种主客体的演变，以及对主客体、渠道的理论创新。

魏南枝：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同时，我们经历了一个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和平时期。正因为这种资本逻辑主导，所以我们更多使用“国际关系”，而较少使用“国际政治”。这种强调“关系”而掩盖“政治”的做法，背后恰好是资本力量试图将世界变平的努力，以自由为名，试图打破或者抑制限制资本自由地攫取利润的各种藩篱，例如民族认同、语言差异、关税壁垒……构建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政治正确性话语体系（政策和舆论）和制度体系（法律和规则）。

现在，民族国家和各种群体政治的回归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的本质。在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萎缩、两极悬殊的恶化、垄断大资本的膨胀等，大部分人沦为垄断大资本统治的“成本”，极少数人成为资源分配的掌控者。这样一个分裂进程，反向推动人们需要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因此对于国际政治的客观需要在迅速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自媒体、网络社区等传播手段的发展使得国际政治传播不再完全依靠实体的组织体系，而是变得分散和去中心化，进而导致个人越来越原子化，家庭、家族、社会、民族国家等对多数人的保护能力逐渐受到削弱；与此同时，随着资本权力的膨胀，权力逐步向极少数人集中，这部分少数人还会使用一套以“自由”为名的话语和话术，例如制造和扭曲性别对立等，加快个人的原子化和分化，也因此导致个人在风险社会里越发脆弱。

国际政治传播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保护，资本、政治国家和宗教等都是对人的组织方式，在讨论国际政治传播时，必须意识到国际政治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例如，在身份政治、政党政治和金钱政治的复杂纠缠之下，人们被各种复杂的身份标签所分裂，导致政治国家能力越来越萎缩。因此，国际政治传播的主体多样化反映了国际政治权力架构的复杂化，而底层逻辑则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之下，资本正在实现全球联手，而个人正处于原子化和分化之中，大部分个人沦为成本之后日益脆弱化。

姜飞：当前人文社会科学思考的最核心本质的三大问题是：人的解放、人群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諧。首先，人的解放是指关注个体在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的自由发展。新型传播技术的发展往往只关注其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而技术对个体解放作用的研究重视不够；其次，人群和解涉及政治、资本、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和解。人群之间常被赋予政治性的符号，如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种族主义和性别政治等；最后，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指追求绿色发展。按照文化物理学的方法，政治传播需要从思想性的问题，即人的解放、人群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问题下沉，在不同的时代解析出来，细分深藏的问题。

张毓强：国际传播研究范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使用内容分析，然后发展到国际民调和认同研究等新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交往、建构主义以及社会风险和碎片化流动性等概念都可以解释国际传播的问题。国际政治传播作为国际传播研究当中理论资源、实践资源最为丰富的一块区域，需要及时介入到新的话语和研究范式的创新中，不要永远依赖于传统的概念。

首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可以从传播的视角来理解，因为无论是交往还是不交往，都是传播，都会产生关系。因此，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可以涉及人的往来、国家间的政治交往以及军事冲突等话题。

其次，国际政治传播对于国家间、民族间和国际行为体间交往规则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如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都强调了交往方式和话语方式的确定过程。在新世纪前10年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这可能是信息过度生产和传播的结果。

再次，信息过度生产和传播导致了信息流动的高压，使得人们更加依赖碎片化的信息，从而增加了误解和对其他国家主体的想象。在这种多元和碎片化的环境中，要实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传播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最后，政治传播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如何定义和平与发展，都是当前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此外，战争与冲突也是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韦路：国际政治传播是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的交叉领域。从历史角度来看，可以关注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的实践史和研究史，研究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国际政治传播实践，了解其发展变迁和受到的影响因素。同时，研究中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史，了解随着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不断演变，学术界所形成的相应的理念和思想。另外，需要单独研究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传播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中国政治传播的重要来源。

从理论角度来看，可以关注中国共产党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和国际传播工作的理念和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与国际政治传播相关的论述。同时，关注传播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作用，包括政治知识、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此外，需要关注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最后，还要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与国际传播相关的问题。

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全球变局下的国际关系和权力格局、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全球比较媒介体制以及国际政治传播的新形态。在全球变局下的国际关系和权力格局方面，中国学者应该进行具有中国观点和思想的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非常有潜力的理念。此外，研究全球信息和传播新秩序时应关注全球数字鸿沟、假新闻等问题。在全球比较媒介体制方面，需要更新研究方法，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媒介体制。最后，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的新形态时应关注人机协同的传播方式，探讨机器在国际政治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和全球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推动国内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

张明新：首先，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对于推动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具有根本性意义。中国政治传播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研究中国政治传播的重要实践基础。因此，立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对于推进中国的政治传播理论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其次，要利用好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与政治观念、思想和实践相关的理论资源。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涉及政治观念、思想和实践的内容非常丰富。发掘和系统化地呈现这些传统政治思想和观念，对于创新当今中国政治传播的理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最后，应当加强中外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对话。全球各个国家，拥有自身特定的政治观念、行为和制度，与本国特定的文化、历史、宗教等密切相关。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传播思想、观念和制度，对于开展比较性的政治传播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加强中外学术对话，特别是在政治传播领域的理论对话，对于创新政治传播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韦路：在推动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方面，可以从以下五个方向努力：第一，强化三个理论来源的结合。这包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国外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资源。通过融合这三个来源的理论资源，可以为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基础。

第二，加强问题导向。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应该关注中国问题，同时也具有全球参考价值。通过研究中国问题，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数字转型等，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全球发展提供借鉴和启发。

第三，强调人民立场。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应该关注人民的立场、问题、利益和经验。广大人民在国际政治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实践和经验对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坚持实践标准。从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的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通过理论凝练和升华指导实践，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实践具有特色，所以从实践中总结出的概念、范畴和表述一定具有中国特色。

第五，建立开放的体系。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应该改变对西方学术期刊的依赖，现在一些国内院校也在努力通过创办国际期刊去试图改变这样的状况。除创办期刊之外，还要探索新的知识形态，如视频、音频、数据等。同时，中国可以推出非营利性的开放获取期刊模式，形成一个与西方不同的学术出版体系，并建立新的评价机制。通过这些努力，中国可以在全球学术生产和知识创新方面争取主导权。

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政治传播的挑战和机遇

韦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给国际传播带来了重要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主要包括技术垄断和偏见、信息污染和失序、技术依賴和专业失守以及全球数字鸿沟和素养赤字的恶化。

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ChatGPT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垄断和偏见，加强了美国在全球技术秩序中的领先地位。这种技术的缺失在中国引发了许多思考，包括技术差距、算力芯片和工程技术的差距。

第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加剧了信息污染和失序。以前虚假、恶意和不实信息主要由人生产，但现在机器可以自动化地生产大量虚假信息，加剧了信息污染和失序。这对于当前已经无序和杂乱的信息环境来说是雪上加霜。

第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强化了技术依赖，导致专业失守。这种强大的工具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应用，包括新闻和媒体行业。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开始依赖这种技术，而不再亲自获取一手信息和数据进行分析。这引发了对于专业理念、程序和标准的质疑。

第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扩大了全球数字鸿沟和素养赤字。不同群体在智能媒体技术的接入和使用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会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而加剧。此外，这种技术对用户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媒介素养较低的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除了挑战之外，人工智能技术也给中国的国际政治传播带来了三方面的机遇：首先是主体强化，通过促进人机协同，可以提升信息生产和内容创作的质量和数量，从而在国际传播中取得更好的效果；其次是叙事迭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供更多的叙事选择和模式，帮助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更好地讲好故事，并降低文化折扣；最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协助传播的升级，提升用户体验，实现更精准的国际传播和更人性化的情感交流。通过与ChatGPT等工具进行多轮对话，可以增进用户体验，提升在国际政治传播中的影响力。

在中国国际传播的舞台上，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方面重构中国国际传播的生态：一是加强国际传播的技术创新，通过发展新型举国体制和强化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主导权，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二是增强全球数字沟通能力，包括提升传播力、质量和引导力，以及通过新技术来设置自己的议题；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的法规制度建设，通过制定管理办法和相关法律规范，降低风险并保障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国际传播的提升；此外，还要加强其他领域的立法，如知识产权、隐私权和名誉权等，并加强伦理方面的监管。四是提高数字内容风控能力，通过技术创新和全过程监管体制来解决内容风险问题；最后，需要提高公众和用户的人工智能素养，包括教育改革、权利保护意识和正确的人情观念等。

周庆安：技术对国际政治传播有很大影响。首先，表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对话语体系的变革、元宇宙带来的场景变化以及大数据带来的大体系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对话语体系的变革是最核心的变革，它导致了话语的生成方式越来越多地进入到话语复制的环境中，从而导致了话语单一化和表层化的增加；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平台上进行对话，导致了政治对话能力的丧失。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政治传播的影响可能是比较悲观的，它不仅对传播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对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产生各种影响。因此，更需要冷静思考，在技术冲击挑战下如何保持政治生产能力和政治对话能力。

张毓强：新媒体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持续碎片化的趋势，即内容增加、流量增加、内容碎片化、话语碎片化等。在人机对话形态成为主导的新逻辑再结构化中，可能会导致新的基于人机对话的话术形态的出现。这种话术形态是否会重新构建我们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是一个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此外，在国际传播中，对世界解释权和世界未来发展的解释权非常重要，应当思考的是这种权力是一种话术还是一种底层价值。

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及其前景

魏南枝：现实主义的创始人摩根索提到了帝国主义的三种方式：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不可脱离军事和经济帝国主义，但一旦成功捆绑，就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由此来看，文化传播意义非常重大。

美国当前最大的短板是制造业，而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金融霸权依赖于科技霸权和制造业，而军事霸权则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相结合。过去二三十年，美国并没有直接打击其他大国，而是打击小国或者发动代理人战争，但战争一旦陷入持久战，美国往往陷入困境。美国目前最具价值、最强大且最能够获得软实力的是其话术制造和输出能力，也就是其文化帝国主义，这是今天美国霸权体系中最强大的组成部分。例如，美国的分权体系本身可以视为一套话术，看似没有集权，但是谁也不需要承担责任。然而，当前中美关系的博弈焦点和全球张力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缺乏革命性的科技进步。只有当出现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时，大家才会共同创造蛋糕或者说比拼增量，而不是争夺现有蛋糕或者说存量竞争。

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政策深受美国政府、媒体和智库等的影响，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手段相结合的结果。这种影响力的形成是马歇尔计划以来，德国等国家的精英层思想被美国改造的产物。美国通过文化帝国主义手段，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好的统治效果。然而，当美国自身的硬实力出现不足时，这种话术叙述体系是否真的是万能的？

在对照他国的同时，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中国只有找准自己的身份认同，做到“两个结合”，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和立足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实际，才能做好國际政治传播。世界不是中西或中美的博弈，而是要实现一个文明和文化形态多样化的时代，让美国回归美国，让西方回到西方，让世界成为世界。

冷战国际政治传播成功的路径

姜飞：马克思曾经评价英国对印度的殖民，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控制是通过刀和剑进行占领，但事后是通过电报信息和报纸把统治巩固起来。所以当帝国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如果没有在文化上学习、没有在文化政策上有所建树，这个帝国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通过媒体进行巩固的。冷战期间，真正把美国和它的盟友及相关的国家动员起来的是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通过传播领域制造出来的恐惧，将其下沉解析成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使之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实现了全民动员，但是动员的背后是大资本在冷战期间史无前例的妥协。

美国梦是在冷战期间通过大资本的让利实现的。然而，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开始追求经济利益，大资本认为妥协就到此为止了，最大的敌人消失了，美国的国际传播也出现了问题。特朗普政府将重心放在中美贸易冲突上，将其视为国际传播的战略演习。拜登政府继承了前任总统的国际传播战略，并提出了3.2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这使得美国的国际关系图景再次回到了冷战时期，要求大资本让利，重新集结人心和产业。

总结来看，冷战期间大资本通过让利的方式，利用政治和强势的传播手段，将政治和军事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绑定在一起，获得了冷战的成功。现在的拜登及未来的美国总统不会放弃这种手段。然而，需要高度警惕大资本让利的方式可能在战争恐吓的背景下再次出现的可能性。

国家形象传播的动态、趋势、理论拓展方向

张明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渐崛起、富裕和强大，对国际传播的需求也日渐增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国际传播，通过对外传播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支持。当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其中也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方面的努力取得的历史性成果。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以提高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近年来，中国明确提出加强国家形象建设的要求，并进行顶层规划，制定了相关策略。国家形象的研究涵盖了多个维度，包括道与术、理论研究、常与变、内与外等等。国家形象的研究需要与国家战略结合，关注中国国家形象的顶层设计，加强政策考量，立足于实践进展，注重中外比较。国家形象研究的理论创新应该为实践推进服务，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提供思想智慧和理论支撑。

汤璇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季芳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何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