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守义

1997年杨义《中国叙事学》的出版，向学界展示了一个和西方叙事学不一样的“中国叙事学”，国内叙事学的研究以此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和西方叙事学的“对话”阶段。此阶段国内叙事学研究多头并进，不少研究可归入与西方叙事学的对话之中，有些研究还尝试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与西方叙事学的对话

对话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体研究中含有对话精神，另一类是研究形式呈现出对话姿态。第一类主要有三种情形：

一是中西叙事比较研究。有宏观理论方面的比较，如方汉文《历史语境视域：中西小说的文类学比较》；有具体叙事形式的比较，如刘婧《试论中西方空间叙事异同》；有具体小说类型的比较，如吴琼娥《中西意识流小说主要差异——以〈酒徒〉和〈达洛卫夫人〉为例》；有小说研究路径的比较，如江守义《中西小说叙事伦理研究路径之比较》。中西叙事比较的代表性成果是傅修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该项目由七个子课题构成：前两个为“总论”，分别为中西叙事理论与关键词比较、中西叙事思想比较；后五个为分论，分别比较神话、小说、戏剧、诗歌、民间叙事的中西叙事传统。从总论部分的两种比较看，对话的意味就很明显。“叙事理论与关键词比较”，可以让中西叙事传统在术语使用的差异中形成对话；“中西叙事思想比较”更是从叙事思想上让中西方叙事展开深层对话。

二是中国传统叙事研究。中国传统叙事研究对西方叙事学有所补充，也能折射出西方叙事学的不足，可视为一种潜在的对话。中国传统叙事研究主要有六个方面。（1）史传叙事研究。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对“征引”模式和“君子曰”评论模式的探讨，显示出叙事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是对西方叙事学以文本为中心的一种反拨。同时，史传叙事研究关注叙事的社会功用，显示出西方叙事学忽视了一个事实：小说不仅是艺术，也是人生的写照。（2）援引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研究古代小说。其一大特色是对古典名著的叙事学分析。相较之下，西方的经典小说叙事研究专著比较少，像热奈特《叙事话语》那样专门研究《追忆逝水年华》的做法，实属罕见。这意味着，西方叙事学重视叙事理论，反而忽视了小说经典的魅力。（3）对小说叙事某一方面的深入研究。如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这类研究彰显出中国小说叙事的特色，意味着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叙事逻辑来判断古典小说叙事的成绩。（4）梳理中国叙事传统。董乃斌主编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认为中国文学有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在梳理两大传统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指出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在文学史理论、诗学与叙事学等层面，与世界对话”。（5）研究传统叙事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探讨叙事观念，凸显出西方叙事学对叙事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忽视，这种忽视导致西方叙事学在精细分析叙事作品的同时难以解释这些叙事作品何以形成。（6）图像叙事研究。当前是图像时代，西方叙事学主要通过电影研究来关注图像，对传统的版画、插图研究得较少。赵宪章主编的8卷10册的《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从语图关系、文图关系出发来研究图像，是对西方叙事学的有益补充。

三是在评述、参照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时含有对话精神。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介绍西方叙事理论时对其加以评述，进而形成对话。后经典叙事学的很多情况是由申丹首先介绍到国内的，她在介绍的同时有所评述，有时还对西方的理论加以修正，体现出一种和西方平等对话的姿态。（2）就西方叙事学的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或借用叙事学方法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总体上超越了西方现有的水平，让该研究完全有底气和西方进行平等对话。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在弗兰克研究的基础上，将空间从文学叙事拓展到历史叙事和图像叙事，显示出一定的创造性。（3）从中国叙事传统入手，参考西方理论来建构中国叙事学。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从“道”与“技”的双构性思维入手来研究中国叙事学，和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从文本结构出发来研究叙事学形成研究路径上的差别，展示出一种对话姿态。

第二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会议上中西方学者的交流。历届“叙事学国际会议”都有西方学者参会。中西方学者共聚一堂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自然是一种对话。“对话”主要体现在大会发言中的“自由讨论”、大会“点评”和小组讨论。二是国内出现了专门的叙事学期刊。首先出现的是傅修延主编的《叙事丛刊》，该刊的宗旨是展示中国的叙事学成果，其用意就是和西方叙事学对话。其次是唐伟胜主编的《叙事·中国版》，该刊借助美国《叙事》期刊在国际叙事学界的广泛影响，用“中国版”的标识来显示对话色彩，表明中国叙事学界融入国际叙事学界的用心。再次是尚必武主编的《叙事理论前沿》，该刊“二十一世纪叙事学：西方视野”“中国叙事传统研究”两个栏目形成中西并置的格局，“西方视野”中的论文是英文版，其他栏目则用中文版，带有对话意味。

国内叙事学和西方叙事学的“对话”，是和1997年以前的研究比较而言的，不是说1997年以后的研究，都是从“对话”出发的。

叙事学的“中国声音”

在对话基础上，国内一些叙事学学者还建构了自己的叙事理论，发出“中国声音”，大致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在西方叙事学界发出“中国声音”，其前提是需要得到西方的承认。这方面，申丹的“隐性进程”可为代表。“隐性进程”是申丹在阅读西方小说时发现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显性情节的一部分，也不是显性情节隐含的深层寓意，而是与显性情节相互独立的叙事暗流，二者并行发展，形成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的关系，共同表达作品的主题。2019年底，法国叙事学常用术语网站详细介绍了“隐性进程”这一术语，这意味着中国人所创造的“隐性进程”术语已被西方叙事学界正式接受。2019年11月，美国的《文体》杂志邀请她撰写以“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动力”为题的目标论文，意味着中国人首创的这一理论在叙事学界起到了“国际引领作用”。“隐性进程”被西方学界公认为推动叙事理论发展的“中国声音”。

二是对西方叙事学在方法上或范围上加以拓展。这方面主要有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和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研究”。广义叙述学从符号学入手来研究叙述学，“研究所有可以用于‘讲故事’的符号文本之共同特征”，将所有的叙述按照再现类型和时向—媒介类型两条纵横轴线加以定位，然后从叙述的分类、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时间与情节、叙述文本中的主体冲突四个方面展开。相对于已有的研究，广义叙述学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有所推进。此外，广义叙述学与当前叙事学的跨媒介研究以及多学科叙事转向的趋势保持一致，是随着叙事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结果，这又将以小说为中心的西方叙事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赵毅衡想通过广义叙述学的研究，在国际叙事学界发出“中国声音”。《听觉叙事研究》从“释‘听’”开始，通过听觉书写与“语音独一性”的探讨，论证了叙事文学可以书写人类倾听，然后结合叙事文本，对音景、聆察、幻听、灵听、偶听、偷听等展开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听觉和人的主体性联系起来，以示听觉叙事与人的主体性息息相关，进而讨论听觉和叙事接受的关系。《听觉叙事研究》可为填补空白之作，在叙事学界发出“中国声音”。

三是从西方叙事学入手的中国传统叙事研究彰显出中国特色。上文所说的中国传统叙事研究和西方叙事学的潜在对话，基本上局限在国内古代文学界，很难在国际叙事学界发声。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本来已经发出一定的“中国声音”，但他从中国叙事本身出发来梳理其特色，搬用西方框架又在框架内自说自话，主要体现为一种对话姿态。要想在某个领域发出西方能理解的“中国声音”，需要从这个领域内部出发，有所突破和创新。傅修延的《中国叙事学》基本做到了，具体表现为：（1）在“导论”中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谈起，将中国叙事学纳入国际叙事学发展的轨道之中；（2）该书“初始篇”“器物篇”“经典篇”“视听篇”“乡土篇”的论述，始终遵循西方叙事学的形式分析路数，如“器物篇”是对青铜器纹饰、瓷器颜色和瓷绘的讨论；（3）该书的一个目标是通过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打破“外来影响的遮蔽”。

反思

当前的叙事学研究在多方面和西方叙事学进行对话，而且在某些方面发出了“中国声音”，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其一，国内叙事学的成绩没有改变中国在国际叙事学界的弱势地位。就代表“中国声音”的叙事学研究而言，除了申丹的“隐性进程”得到国际叙事学界的肯定外，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研究和中国叙事学建构，虽然通过“叙事学国际会议”传给了国外同行，但其影响主要还在国内。反观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境遇，则要好得多。如理查森的非自然叙事，其理论贡献不及“广义叙述学”和“听觉叙事研究”，但它在国内颇受欢迎。叙事学首创于西方，西方的强势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历届的“叙事学国际会议”，西方学者发言结束后基本上不参加中国学者的讨论，也很少像中国学者虚心学习西方那样来关注中国的叙事艺术和叙事研究。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叙事艺术和叙事研究似乎就应该是弱势的。

其二，要理性对待西方叙事学成就。不妨以叙述可靠性为例，西方叙事学讨论这个问题是基于文本中心主义。从文本出发，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一致，为可靠叙述，不一致为不可靠叙述。但结合中国叙事的实际情况，问题就出来了。在《前七国孙庞演义》中，孙膑在不知道庞涓的阴谋之前，处处被庞涓算计，在知道庞涓的阴谋之后，处处都能防患于未然，还能预知事件走向进而算计庞涓。孙膑和庞涓的本领都没有变化，先是孙膑被庞涓算计，后又是孙膑算计庞涓，叙述是否可靠呢？从行文看，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不仅是可靠叙述（因为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始终一致），而且是小说意图实现的关键。小说主旨是通过孙膑仁义、庞涓奸诈来宣扬善恶有报的伦理观念，小说中的矛盾（一般视为叙述不可靠）现象源于人物的道德品质。这样看来，西方叙事学以文本为中心来理解叙述可靠性，就值得推敲。

其三，后经典叙事学阶段，不可抛弃结构主义叙事学所采取的形式分析方法。后经典叙事学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和以前的小说研究的差异主要就在于对形式的重视。后经典叙事学以经典叙事学已经归纳出来的形式为分析基础，即使在分析某一作品的文化内涵时，也需要从形式入手来加以分析，而不是脱离形式，随意发挥。“形式分析是走出形式分析死胡同的唯一道路。”梁冬丽、曹凤群的《通俗文学“有诗为证”的生成与流变》围绕“有诗为证”展开，考察其形成背景和过程，将形式分析和形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宗教等因素结合起来，它是形式研究，但又超越形式研究。西方虽然有分析某一阶段小说形式变化的专著，但还没有针对某一形式的专著。

其四，加大向国外同行译介中国叙事研究的力度，同时关注叙事学本土化研究。国外叙事学研究者一般不通中文，这就需要国内加大翻译的力度。国内叙事学界不乏翻译人才，但多是将西方理论翻译到中国，少有将中国的研究翻译到西方的。只有多翻译一些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成果，和西方的对话才能多一些。翻译中国叙事学成果，是关注叙事学本土化的一种方式。此外，学界还应该多关注一些本土化研究。

其五，加大中西叙事比较的力度。从对话和“中国声音”的角度看，中西叙事比较需要在比较中彰显中国叙事的特色。罗怀宇的《中西叙事诗学比较研究：以西方经典叙事诗学和中国明清叙事思想为对象》通过叙事范畴和概念来进行中西比较，但该书着力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对中西叙事思想差异缺少必要的总结。赵炎秋将中西叙事和其背后的文化差异勾连起来，指出中西叙事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综合型、感悟型的，西方文化则是科学型、分析型、理智型的”，这些文化差异导致中西小说观念和悲剧观念的差异。但这种比较是宏观的，具体深入的中西叙事差异的比较尚不多见，在比较中如何彰显中国叙事特色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其六，着力于中国传统叙事研究。上文所说的叙事学本土化、翻译和叙事比较研究，都绕不开传统叙事研究。传统叙事研究的成绩是多方面的，对西方叙事学多有补充，按理说应该在国内叙事学界产生不小的影响，但由于古代文学界重视考证和叙事学界追随西方的原因，传统叙事研究在叙事学界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研究（如谭帆等人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应该对叙事学研究有所帮助，但这些研究主要在古代文学界产生影响，在叙事学界几乎没有反响。要想通过传统叙事研究彰显中国叙事特色，打破学科壁垒势在必行。如果叙事学界能吸收古代文学界的成果，用叙事学路径总结出传统叙事的特色，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将会踏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