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胜前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所谓文明起源，根本问题就是社会组织形态的复杂化，即人类社会如何从相对平均、简单的状态走向等级差异明显的复杂状态，也就是社会权力形成的过程。就中国文明起源而言，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探讨中国文化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提出中国考古学研究应从以区系类型研究为中心转向中国文明起源课题，探索“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化的起源”。考古学者更多从考古材料出发，相对忽视理论。从物性理论视角审视有助于理解早期中国文明社会权力演化，认识中国文明逐渐走向定型的独特道路，把握中国文化的部分特点。与此同时，作为物性理论的一种实践尝试，或可以从当代考古学理论研究的角度，为早期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探索一条新路径。

物性理论的考古学意义

物性理论登上考古学舞台是后过程考古学兴起之后的事，但其思想渊源非常古老。物性理论在形成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思想，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观念。它以超越笛卡尔以来的二元对立为目标，希望超越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的对立。所谓物性是指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人与物长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稳定的、物质的社会属性。正因为物性是人与物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是具有稳定性的物质存在，也就使得考古学研究可以通过研究物性来探讨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历史文化。

物性理论对考古学研究有深远的意义。首先，物性理论的提出打破了物质功能性与象征性的二元对立，从本体论层面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由此，可以重新理解物质遗存，不仅将其视为行为的结果或背景，更应看作人与物关系在历史中经历积累、淘汰、重组等过程之后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立足于此，理论上通过物质遗存研究可以探索更丰富的社会内容。

其次，物性理论为重新理解中国文化遗产提供新视野。百年来，中国考古学虽然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对物质遗存文化意义的挖掘甚至弱于传统金石学。我们把考古材料当成客观的、外在的物质材料，排除研究者乃至于古人与物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纠缠的可能性。把发现于中国、由中国人祖先所创造的物质，当成不需要理解就可以研究的所谓科学材料，把这些物质材料当作只是为了证明知识而非与人相互交融的客观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缺乏自己的古典考古。相比而言，西方考古学通常把古典考古与人类学背景的考古学区分开来，古典考古承担着熏陶与培育作为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人”的责任。物性意义上的文化遗产（物）会对后人产生影响，起到延续文化传统、传承文化意义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认识，完善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理念。

最后，由于物性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对其变化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这也是本文着眼点之一。对于上古史而言，由于缺乏共时性文献材料，我们无法直接对其进行区分。物性理论的引入，使直接立足考古学研究、审视上古史分期成为可能，从另一个角度丰富对上古史的认识，使认识上古史的途径更加多样。

物性视角下社会权力演化的独特道路

中国文明发展阶段中存在一个以玉为表征的时代并不是一个新观点，除了东汉袁康曾提出石、玉、青铜、铁四个时代的说法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提出过“玉兵时代”或“玉器时代”的观点，并引起广泛讨论。重要的不是时代划分方案，而是划分背后所依赖的理论原理，以及分期所代表的社会演化意义。物性理论为这一分期方案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物性理论为上古史分期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论前提：基于物质的可供性、能动性，人与物相互纠缠、相互作用与相互渗透，物本身具有历史、文化意义，而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物就是人，物就是社会，物就是时代。从物性视角审视中国上古史，从晚向早追溯，至少存在铁器、青铜与玉石三个文明阶段。从中还看到，贯穿文明史分期的是权力运作形式的变化，这也正是物性视角上古史分期背后的社会意义所在。

物性是历史的、社会的、有特定文化背景关联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质地坚硬、外观柔和的玉器作为一种石质人工制品，很符合威望展示的社会历史情境。广泛用于祭祀的玉器同时拥有超越人的“神性”，正是基于威望与“神性”，社会首领构建起自己的权力。这种权力是通过物的“装饰”来获取的，不像青铜那样具有高度的强制性。所谓“装饰”，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提供一种权力合法化的途径，这一途径就是祭祀。玉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就有发现，如辽西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从早期的个体装饰品（个体威望）转变为晚期的祭祀用品与首领饰物（群体威望），其大小、形制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红山文化的大型玉龙以及大量随葬的玉器组合，显然都已经超越普通个体威望的需要，而是用来彰显区域性首领地位的。

迈克尔·曼把社会权力的来源分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与军事四个方面，但他没有意识到这四个方面并不是同步演化的。物性视角的考察很好地揭示了社会权力逐步复杂化的过程。

玉石时代，中国上古社会已经复杂化，权力开始集中，社会组织可以完成诸如建设大型城池、水利工程、高等级墓葬，进行需要专业化劳动的玉器加工。但是此时权力的表征，更多来自威望和祭祀礼仪的神性，结合中国古史传说以及与古埃及、中南美文明的比较，中国上古时期的“神王”拥有的主要是一种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很大程度上不是高度强制性的。随着前代神王的故去，权力有可能传递给其他有威望的候选人，并不必定会世袭。

青铜时代兴起一种带有强制特征的新型社会权力。青铜是炫耀性的，是可铭记的，具有良好的传承性。青铜带来的新的意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青铜本身的可铸造特点，使其成为构建社会政治秩序的理想物质；二是青铜适用于制作兵器，与暴力结合在一起。相比于玉石时代，青铜时代的社会权力中明显增加了军事权力。也正是此时，王权统治开始通过血缘世系确定权力继承关系，相比于玉石时代，社会政治秩序更加稳定。生产青铜的过程也是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上层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资源控制，社会权力的运作效率进一步提高。

铁器时代的兴起代表社会的重大变迁，社会权力体系也发生了重要改变。以青铜为代表的传统势力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秉承铁器实用精神与经济效用的新兴阶层兴起。铁器时代新工具的普及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可以开垦从前难以利用的土地，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得以增加，经济权力运作的收益提高（有更多的生产剩余可以征收），运作成本减小（如无须远距离征收赋税）。铁器时代，社会权力中的经济权力崛起，并且成为统治阶层需要考虑的核心因素。与新的生产力相关联的是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在政治、军事权力之外获取了经济上更高的控制权，社会权力的控制力度进一步增强。

意识形态的权力产生于秦汉时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统治合法性的基本宗旨。至此，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完全形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中国历史时期了。中国作为超大型文明型国家，绵延数千年，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国地形复杂，东西南北差异明显，在交通困难的古代，要维系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文明实体是非常困难的。再者，中国一直都不是一个宗教性国家，不存在统一的宗教，而是包容不同宗教。按照福山的说法，古代中国正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比欧洲早1000年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确，不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权力，都不容易打破传统的地方性部落制度，建立长期的统一政权。古代中国通过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权力，打破了地域（部落）、族群乃至宗教的壁垒，形成稳定广泛的文化认同。文化意识形态传承的主要形式是察举制、科举制，作为选贤任能的政治制度设计，它保持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同时促进文化认同。相比而言，欧洲社会是通过宗教突破传统部落制度的。

需要强调的是，四种权力与四个时代的对应关系是相对而非绝对的。玉石时代并非没有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的权力，只是其表现不如政治权力突出。那个时代获取全面的经济权力的成本高昂，生产剩余有限，交通不便，人口分布稀疏。如果要进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缺乏充分的后勤补给，难以持久作战。就意识形态而言，祭祀虽然赋予首领以某种程度的神性地位，但是当时文字还在萌芽状态，所谓意识形态并没有系统的思想基础和高效率的传播媒介。相对而言，只能通过威望、祭祀等来获取政治权力，社会维系权力的途径较为单一。这样的权力获取是情境性的，即需要不断塑造情境来维系权力，祭祀、修建陵墓、兴修水利等都服务于这一目的。按塞维斯的说法，对上古社会来说，祭祀与兴修水利都是为了生产。铁器时代，经济权力在诸种权力中更为基础，但并非唯一权力，铁器技术也影响到兵器发展，军事权力比青铜时代更加成熟，只是此时铁器大规模用于生产活动，由此产生的经济权力作为新的权力形态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玉石、青铜、铁器时代的分期方式，是非常粗线条或者说是宏观性的，各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很长。我们知道玉石（“古国”）时代后期已经出现青铜器，而夏代遗存如二里头就发现有较多的玉器，青铜礼器还不发达，体现出浓重的过渡色彩。从青铜到铁器时代虽然处在春秋战国这个战争频繁之时，但铁器早在商代已经出现，西周已经有非陨铁的铁制品；同样，到秦统一六国时，青铜礼器和兵器仍大量存在。过渡期漫长与社会变迁之间并不矛盾，这与我们采用的时间尺度的长短相关，在考察前者时采用的是相对短的时间尺度。另外，虽然我们把“古国”时代称为玉石时代，但并非每个地区都同等程度地依赖玉石。山东及中原龙山文化中玉的应用并不普及，这可能与原料供给相对不足相关，也有地方文化传统的原因，但是从粗线条的空间来看，还是可以确认玉石时代的存在。

过渡期的另一层含义是，每个时代都孕育了下一个时代的因素。“古国”时代后期出现青铜器，它经过数百年的孕育，逐渐成为下一时代人与物关系的主导因素；又经过数百年发展，青铜建立起绝对的垄断地位。物性演变也符合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铁器在青铜时代的孕育时间同样漫长，在春秋战国群雄竞争的时代，实用性强的物质，更容易脱颖而出，铁器时代由此产生。春秋战国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定型的时期，诸子百家勃然兴起，没有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想实践和发展完善的思想体系，也不可能有后来意识形态权力的实现。

从玉石时代的政治权力优先，到秦汉之后实现四权合一，社会权力来源的增加与融合反映了社会演化的复杂性，社会政治形态从“古国”“王国”演变成为“帝国”，中央集权的色彩越来越明显。从历史上看，尽管古代王朝均存在兴亡周期，但是总体上，社会权力的演化是趋于复杂的。这样的基本形态并不限于中国，世界其他地区也是如此。石器、青铜、铁器的三代论在欧洲首先提出，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欧洲铁器时代（铁制品与炼铁技术出现）可以早到公元前1000年，其青铜时代不如中国复杂，缺少玉石时代。中南美地区尽管存在文明，但是一直没有金属冶炼技术，南美的印加文明虽然被称为“印加帝国”，然而并没有文字。从文化多样性角度来看，不同文化的物性并不一致。当然，从统一性角度来看，中南美古文明社会权力的发展复杂程度相对旧大陆来说要脆弱得多。

物性变迁与社会权力演化的对应，从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国文明发展的典型特征是原生性、长期性与融合性，而不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它在青铜时代之前存在一个持续超过1500年的玉石时代，此时，复杂的文明已经基本形成。作为文明基础的农业在距今10000年前后起源，随之出现了北方与长江中下游两个文明起源中心。中国文明是经过数千年缓慢孕育之后形成的，而不是受到外来影响突然产生的。玉石时代，文明率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起步，如红山、良渚与石家河；次之，在北方石峁、陶寺形成第二波高潮，长江流域陷入低潮；最后，中原地区汇通融合，发展出中国古史记载的三代文明。通过物性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上古时代存在一个玉石时代，这也是中国上古文明发展史上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不仅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乃至于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包容、和平、含蓄。

物性理论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底层逻辑，可以从历史发展进程中考察不同社会组织状态下的物性特征表达。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工具，它为认识中国文明演化的独特道路提供了新途径。物性视角注意到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存在一个长达千余年的玉石时代，而且“以玉为礼”成为后世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同时在日常社会实践中，玉成为中国文化理想人格的象征。从这个角度说，物性视角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早期文明的社会权力表征，更有助于关注中国文化内涵的形成及其现实意义。当然，物性理论的运用还存在较为严格的条件限制，它需要依赖连续的、未曾断裂的直接历史，需要充分理解相关历史背景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理论的应用范围。中国作为一个有5000余年连续历史的文明，许多文化意义一脉相承，这为物性理论的应用提供了难得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