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怡婷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在文艺理论萌芽的日子里，人们还不熟知这个思想理论，也没有将它纳入诗学体系，更不会想到它在后世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艺理论的觉醒，人们对诗学的概念了解逐步深入，才把它收纳到文坛领域，给当时的文坛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当时的诗人争相借用这一理论与自己的作品相结合，创作出一系列有关“思无邪”的诗歌，而这一文学现象的兴起引起了一位文学家的注意，那就是刘勰。刘勰的《文心雕龙》里面有一篇文章名为《隐秀》，文章就把“思无邪”的概念很好地引用进去，并且与诗歌现象相融合，让人叹为观止。正是刘勰的这一改造，将“思无邪”引进“隐秀”的观点，才让中国的诗学系统更加完善，以便传承下去，也在后世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探究“思无邪”与“隐秀”的结合是我们去探索古代诗歌的重要研究，并且在现代依旧有很高的价值。因此，鲁迅先生对刘勰的《文心雕龙》持以高度的赞扬态度，认为《文心雕龙》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甚至是世界人民的宝藏。《文心雕龙》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甚至可以媲美西方莎士比亚的成就。

《隐秀》是刘勰《文心雕龙》中创作论的至关重要的一篇，该文叙述了诗歌乃至作品要达到打动人心的程度应该有的具体标准，对后代的诗歌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表率。因此，《隐秀》虽然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去阐释“思无邪”的观点，却清楚细致地阐释了与“思无邪”紧密相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