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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作家自传与他传中的“真实性”之比较

2023-09-21王余鹃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23年7期
关键词:文类自传真实性

王余鹃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关于传记文学之“真实性”的问题,中国当代学者赵白生先生曾指出:就传记文学而言,无论是自传,抑或是他传,它们的“真实”,所遵循的都是一种“一致的一贯论”[1]230;它们的“虚构”,所遵循的则是一种“死象之骨式”[1]230的还原。我们认为,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们而言,尽管“真实性”是他们在自传文与他传文创作之中所一致强调的,自传书写之中所遵循的“真实性”与他传书写之中所遵循的“真实性”,就它们的本质而言,还是有所不同:现代中国作家们在自传书写之中所遵循的“真实性”,更多的是一种“我说是真实的便是真实”的“主观式的真实”;他们在他传书写之中所遵循的“真实性”,则是有着一定客观事实的“客观式的真实”。换言之,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们而言,自传之中所谓的“真实”,更多的是一种“主观之真实”,又或者说是“主观式的真实”;较之于自传之中的“主观式的真实”,他们在他传书写之中所谓的“真实”,则更多的是一种“客观之真实”,又或者说是“客观式的真实”。实际上,在自传与他传书写之中,所遵循的“真实性”之所以会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性,主要是由“自传”与“他传”这两种文类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一、 自传:主观之真实

何为“主观之真实”?简单而言,是指没有客观依据,由自传作者们主观所认可的一种真实。实际上,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菲力浦·勒热讷曾有过非常明确的解释与说明——写自己的历史,便是试图去塑造自己。总之,这一意义,要远远超过认识自己。[2]81另外,“自传”所意图揭示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的真实”,而是一种“内心真实”的再现。可以说,也正因如此,“自传”所追求的,从来都不是资料的“完整性”,而是一种“意义”,以及“统一性”[2]81-82。菲力浦·勒热讷还非常明确地指出,“自传”之中的“真实”,明显不同于“历史”之中的“真实”。于自传作家们而言,尽管对于真实性、坦诚性以及历史精确性的渴望,曾一度是他们进行自传创作的基础,他们亦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历史的精确性方面,他们的尝试,注定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们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些局限性,大概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清楚,他们所追求的“真实性”,明显不同于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真实”。[2]81实际上,“主观之真实”,又或者说“主观式的真实”,恰恰是“自传”这一文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深受中国作家以及中国读者欢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一,于自传作者们而言,自传是一种非常便利的表达自我的方式,因为它只需要遵循自传作者主观所认可的真实。也恰如中国当代学者赵白生先生所指出的,自传作家们往往会强调,写作自传之时,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他们亦会强调,没有人会比他更了解自己内心的各种冲动。[1]14-15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亦表示,表现自我,必定是每个艺术家最为本能且最为轻松的任务。试问,还有谁会比作者本人更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呢[3]3-4?梁启超在《三十自述》(写于1902年)中指出:“若必不获己者,则人知我,何如我之自知?”[4]言外之意便是说,最了解自己的人,还是自己。倘若从这个角度而言,写自己,肯定会比写别人要容易得多。

另外,于自传作者们而言,与“他传”这一文类相比,它还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文类,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模式与任何特殊的规定。关于这一点,中国现代作家许钦文的感触便颇为深刻。在为《钦文自传》(写于1934年)所作的《自序》之中,他即指出,自传书写,本就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为主的。因此,在自传书写之中,自传作家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不妨随着自己的意愿。因为,这也是自传作家们“个性”的一种表现。[5]另外,“自传”这一文类虽然也有对“真实性”的要求,但恰如作家林语堂所言,写作自传的意义,只是自传作者对于自己的诚实计而已。[6]换言之,“自传”这一文类的“真实性”,最终只需要自传作者对自己负责。

我们不难看到,与“他传”之“真实性”不同,“自传”之“真实性”,并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只要自传作者说它是真实的,读者就有理由相信它是真实的。同时,与“他传”之“真实性”相比,“自传”之“真实性”,其实更容易把握。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指出,如同“摄影”并不需要很大的绘画天赋一般,因为它只是对已经安排好了的现实,所进行的毫无想象力的纯粹机械性的捕捉而已。表现自我的艺术,原本就不需要以身为一名艺术家为前提,它只需要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即可。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自己的传记作者,都可以将他自身所经历过的各种危险,以及个人命运,艺术地展现出来。[3]4

其二,于自传阅读者们而言,由于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相比于其它文类,显然更具有吸引力。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写于1932年)在正式出版之后,一位名叫毕树棠的读者还专门写信给编辑部,对《从文自传》进行了非常详细客观的点评。[7]该文最终发表在了1936年2月第1卷第10期的《宇宙风》杂志之上。郭沫若的《幼年时代》/《我的童年》(写于1928年)在发表之后,也得到了读者们的广泛关注。郭沫若的《反正前后》(写于1929年)之中亦有所提及。[8]瞿秋白在被捕之后,于1935年5月28日给郭沫若的信中亦提到了郭沫若的《创作十年》(写于1932年)。他表示,自己所看到的,只是《创造十年》的上半部分。至于《创造十年》的下半部分,应该更为有趣。[9]

于自传阅读者们而言,“自传”这一文类的魅力到底何在呢?在《西行的足音》一书之中,中国当代学者董乐山先生即非常明确地指出,一直以来,“自传”这一文类之所以能深受广大读者们的欢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在于:它往往是以传主个人真实的生活经历来展现自己成长或成才之路的各种艰辛与收获的。可以说,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它”往往更能感人肺腑、催人奋进,且更能给读者以积极向上的启迪作用。[10]另外,20世纪三十年代,《良友》杂志的编辑马国亮先生亦指出:成功人物的生平,素来就是教育青年后进们的最好的资料。与父兄师长们的耳提面命相比,这些成功人物的奋斗历程、苦学经过,当然更为有趣,同时也更能启发青年后进们立志奋发向上。[11]正如1934年7月14日,上海第一出版社在《人言周刊》上为自己所策划的“自传丛书”所做的出版预告之中所指出的:一位作家,之所以能达到成功,其间会经历多少的艰难奋斗与波澜曲折啊!这些内容,必定是可供给青年读者们所学习与借鉴的。[12]

关于“自传”这一文类的魅力,还有一点,却是董乐山先生与马国亮先生二人所未曾提到的——“自传”是属于“私人”/“个人”的文字。换言之,与其它文类相比,“自传”这一文类,因其所具有的“私人性”,往往更能满足广大读者们的“猎奇心理”。关于读者们的“猎奇心理”,身为作家,亦为资深读者的郁达夫,可以说是感触颇深。早在发表于1927年5月1日《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2期上的《日记文学》一文之中,他曾表示:就读者而言,他们所第一要求的,便是关于旁人私事的探知。与读那些直叙式的记事文相比,对于阅读他人的日记,读者当然会觉得兴味更为浓厚一些。[13]287-288同时,在平时阅读他人著作之时,自己最喜欢读的,也是他人的日记,其次便是他人的书简,最后才是他人的散文与韵文作品。[13]288倘若以己度人,进行类推,他相信,无论哪一个文艺爱好者,在阅读他人著作之时,都和他一样。[13]288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传”这一文类之所以能大受读者欢迎,并且能始终繁荣不断的根本原因恰在于:它所具有的“私人性”/“个人性”与“真实性”,使它更能满足广大读者们的猎奇心理。可以说,这恰是除如董乐山、马国亮先生所言的能够激励、鼓舞、振奋人心,对读者进行一定的人格教育之外,“自传”所拥有的另外一大魅力,也是“自传”这一文类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二、 他传:客观之真实

何为“客观之真实”?也就是说,这里的真实需要遵循一定的客观标准。中国当代学者赵白生先生便发表过一番见解。他曾指出,倘若从“事实”的角度而言,“小说家言”与“传记之道”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他传作家们“必须与事实严丝合缝”[1]6——他传作家们所戴的“锁链”既不是戏剧作家们的“三一律”,也不是律诗诗人们的形式规定,而是一条事实的“锁链”[1]6。换言之,与“自传”之“真实”相比,“他传”之“真实”则如同“戴着镣铐的舞蹈”。无独有偶,中国当代学者杨正润先生在《传记文学史纲》一书中将“小说”之中的“真实”与“他传”之中的“真实”进行了比较。他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恰在于:其一,“小说”之中的“真实”,是以“艺术真实”为准则的“真实”,它终究是忠于生活(true to life)的。“他传”之中的“真实”则截然不同,它是忠于传主生平的(true to a life)[14]10。其二,在“小说”之中,通过调动自己对生活的全部认识、对一切人的了解,以及自己的全部个人体验,再加上自己充分的想象力、联想力以及创造力,小说家们可以将各种各样的材料全然集中在一个,或者几个小说人物的身上。“他传”则截然不同。“他传”所描述的,必须是生活中确实存在,或者存在过的人物,以及确实在他们身上发生过的事情。[14]10换言之,他传书写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事实的。总体而言,赵白生先生与杨正润先生对他传书写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之真实”的判断,还是比较客观的。仅就笔者目前视野之所及,中国香港学者寒山碧先生[15]、法国传记学家安德烈·莫洛亚[1]49、英国女作家伍尔芙[1]10-11,以及英国传记学家斯特拉齐[1]203,便都有过类似的说法。

事实上,与“自传”之“主观之真实”相比,“他传”之“客观之真实”,恰恰是“他传”这一文类之所以会难以驾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20世纪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指出:就“他传”这一文类而言,最为主要的任务便是,将“真实”与“个性”融合起来。然则,所谓“真实”,是如“花岗岩”一般坚硬的东西;所谓“个性”,则是如“彩虹”一般变幻不定的东西。倘若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便不得不承认,“他传”,是很难驾驭的一种文类。[14]15

关于“他传”之难以驾驭的特质,不仅是在西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几乎也已成为了一种共识。20世纪三十年代初,针对中山文化教育馆向大众公开征求孙中山先生传记的活动,郁达夫[16]、茅盾[17]、鲁迅[18]、陈西滢[19](即陈源)等人的诸多感叹,姑且不谈。更早之前,在发表于1929年5月10日《新月》第2卷第3号的《新传记文学谈》一文之中,中国现代作家梁遇春先生便曾异常犀利地指出:写“小说”,都比写“他传”容易。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写出真正完美,并且毫无瑕疵的他传作品来。[20]268梁遇春先生为何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在该文之中,他更进一步地解释道:“小说”里面的“人物”,大都是从作者脑子里面跳出来的。对于这些“人物”的心灵构造,小说作者们都是极为雪亮的。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作者们才能够在“小说”之中操纵自如,将这些“人物”写得生龙活虎的。[20]268“他传”之中的“人物”则不同。“他传”之中的“人物”,都是上帝事先做好了的。他传作者们便只能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从一些零碎的记录与这些“人物”的信札之中,画出一位大军阀,或一位大政客的影子来。总之,以这样的方式来刻画“他传”之中的“人物”,自然很不容易画得栩栩如生。[20]268中国现代作家梁遇春先生所抱怨的,便是他传书写之中,“文学笔法”与“史学笔法”兼顾之难。

实际上,早在作家梁遇春之前,在中国现代他传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急先锋地位的梁启超先生,便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写于1922年)一书之中,梁启超先生即已非常明确地表示:“夫摹体尚易,描态实难。”[21]4104他更进一步解释道:首先,从“时间”方面而言,“态”也者,往往过而不留。即我们所说的“态”,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东西:后一刹那之“态”刚刚呈现,前一刹那之“态”已然失去。[21]4104其次,从“空间”方面而言,凡人作一“态”,实际上是全身之心理、生理的各个部分所协同作用的最终结果。不惟如此,它还与环境密切相关。可以说,也正因如此,描“态”之时,倘若只是做“局部”的观察,关注其中的一点,而遗漏其它点,则“真态”很难呈现。另外,倘若任取一人,而试图去描其一日之“态”,实际上则更难。[21]4104梁启超从“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上谈到了他传书写过程中的“描态”之难。

关于“他传”这一文类之难以驾驭的特质,不仅是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郁达夫、茅盾、鲁迅、陈西滢、梁遇春、梁启超,即便是胡适,对此也早已有过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写于1929年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一文之中,胡适便曾呼吁过:许多大学的“史学教授”与“学生”为什么不来这里(即“传记文学领域”)得一点实地的训练,做一点实际的“史学”工夫呢?究竟是畏难?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还是缺乏“史才”呢?[22]从上面这段文字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两点事实:其一,在胡适看来,他传写作是需要一定的“史学”功底的,这是对“作传人”的基本要求;其二,这一呼吁,也恰恰证明了,当时大多数“史学教授”与“学生们”对“他传”这一文类的敬而远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传”这一文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功用,由此也略可推之一二。

在检验他传之真实性的问题上,广大读者所拥有的权利,也不容忽视。郁达夫的《自我狂者须的儿纳》(写于1923年,初发表于1923年6月16日《创造周报》第6号上)在发表几年之后,大概是1928年,就曾有读者(即楚狂)致信郁达夫指出,在《自我狂者须的儿纳》这篇他传文之中,其实存在着一些非常明显的时间出入。[23]155-156尽管在给楚狂的回信之中,郁达夫似乎并不忌讳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粗疏[23]155-156,但由此也可见读者在检验他传文之真实性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即便是在广大读者们的眼中,“他传”之中的“真实”,也属于一种“客观之真实”——它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真实”。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无论是就自传,抑或是就他传而言,都曾爆发过一场写作热潮。考察这一时期中国作家们的自传文与他传文创作,无论是他们的自传创作,抑或是他传创作,“真实性”都是其最为基本的书写原则。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中国作家们的自传与他传书写之中,所遵循的“真实性”,却有着截然的不同。总之,就这一时期中国作家们的自传文创作而言,所遵循的“真实性”,更多的是一种“主观之真实”,又或者说是“主观式的真实”;就这一时期中国作家们的他传文创作而言,所遵循的“真实性”,则更多的是一种“客观之真实”,又或者说是“客观式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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