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英　郭滨

【摘要】毛泽东诗词因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政治意义，自20世纪其便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和版本，广泛向海外传播。然而，毛泽东诗词中的各种隐喻和典故也给海外译介帶来了翻译传播上的困难。因此，为了正确理解毛泽东诗词中的隐喻及典故使用，本文基于隐喻认知理论，以毛泽东诗词《清平乐·蒋桂战争》的两个英译本作为语料，通过对比许渊冲及巴恩斯通等两位译者翻译隐喻时所使用的翻译手法的异同及取得的翻译效果，总结出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除此以外，译者在进行隐喻翻译时，应尽可能保留原作中的文化意象，以求达到最佳的文化传播效果。

【关键词】《清平乐·蒋桂战争》；隐喻认知；隐喻翻译；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32-010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32

基金项目：本文系湘社科办2020（1）号19YBA89 课题“毛泽东诗词中隐喻的认知翻译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毛泽东诗词是我国诗词宝库中的一块不可多得的瑰宝，具有非常高的文学艺术价值。然而，毛泽东诗词中存在的丰富文化隐喻对毛泽东诗词的译介传播产生了严重阻碍。因此，本文将以毛泽东诗词中的《清平乐·蒋桂战争》作为语料，运用隐喻理论对毛泽东诗词《清平乐·蒋桂战争》中所包含的意象隐喻进行解读，同时基于许渊冲（1992）、巴恩斯通（Wills Barnstone，1972） 等两个英译本（下文分别简称为许译、巴译），对《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隐喻翻译进行比对，分析这两个版本采取的翻译策略的差异，通过探讨并总结出毛泽东诗词隐喻的最佳翻译策略，以期促进毛泽东诗词的译介与传播。

一、隐喻及隐喻翻译策略概述

关于隐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期，当时隐喻只被视为一种文学修辞手法，无须关注，这种认知持续了1500多年，直至Lakoff &Johnson（1980）合著的Metaphors We Live By的出版，概念隐喻理论才正式诞生，Lakoff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修辞，更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并且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隐喻性的，人类通过各种隐喻来构建和界定头脑中的概念系统（Lakoff &Johnson，1980）。Lakoff &Johnson基于认知层面重新诠释了隐喻，是认知语言学上的一重大突破，并且这一最新成果于20世纪90年代通过赵艳芳等一批学者的引介传入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隐喻浪潮”，众多学者投身至隐喻研究的大队伍中，至此隐喻理论开始在中国这片语言学土壤上扎根生长并蓬勃发展。

20世纪70年代之前，隐喻和翻译作为两个独立的、互不关联的学科，隐喻的翻译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直至20世纪末，英国著名翻译家Peter Newmark出版了著作《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首次谈到了隐喻翻译的问题，他在这本书中将隐喻划分为三种类型：死隐喻、标准隐喻和原创隐喻，并针对其中的标准隐喻提出七种以源语言为导向的翻译策略（2001）。然而Newmark所提出的隐喻翻译策略大多是基于修辞层面的。随着20世纪80年代Lakoff和Johnson隐喻理论成果的传播和发展，愈来愈多的学者趋向基于认知层面来研究隐喻的翻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著名认知语言学家K?vecses，他基于Lakoff的隐喻认知理论，提出了更为全面的隐喻翻译策略，概括成如下四种：隐喻的映射条件相同，相同的词汇表达；隐喻的映射条件相同，不同的词汇表达；隐喻的映射条件不同，相同的词汇表达；隐喻的映射条件不同，不同的词汇表达（2005：131-151）。随着国内隐喻理论研究的日趋成熟，肖家燕从认知角度出发，运用概念隐喻理论，提出基于体验的三种隐喻翻译策略：直译（异化）、意译（归化）、补偿策略（2010：106）。尽管上述国内外学者对于隐喻的翻译提出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但其核心原则都是注重在保留文化意象的同时，通过添加注解来填补源语言作者与目的语读者之间的文化鸿沟，以达到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良好效果。

二、《清平乐·蒋桂战争》隐喻解读及其翻译策略分析

毛泽东所创作的这首《清平乐·蒋桂战争》词意丰富，蕴含多个意象和隐喻，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可读性。然而，词中多处隐喻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翻译难度，翻译时稍有不慎，便可能会产生文化谬误，不利于中国革命文化的准确传播。因此，在进行翻译工作之前，对文本中的意象和隐喻进行解读很有必要。

（一）隐喻认知解读

《清平乐·蒋桂战争》上阕所包含的主要意象有“风云”“怨”“一枕黄粱”。“风云”在此意为“时局”，即蒋桂两系军阀当时对抗的场面，“风云突变”四个字暗指当前局势变化之快，“突变”二字映射出风云和时局之间变化之快的对应关系；“洒”和“怨”二字在此隐喻灾难和怨恨多得像雨水撒泼一样，怨与雨水之间的映射关系为：两者都具有布满，充满某个空间的特质；“一枕黄粱”比喻短暂、虚幻、终不能实现的梦想，在这首词中，毛泽东以“一枕黄粱”隐喻暗指帝国主义及新旧军阀称霸中国的计划只是黄粱一梦，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清平乐·蒋桂战争》下阕所包含的主要意象有“红旗”和“金瓯”，“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此处“红旗”隐喻“红四军”，红旗是红军独有的标志性旗帜，故“红旗”与“红军”之间是“部分-整体”的转喻关系。转喻是隐喻的一种，转喻与隐喻的不同之处在于：转喻通常选取物体的某一特征为源域，映射到目标域，而隐喻则是通过源域和目标域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关性完成跨域映射。“金瓯”原指“金的盆盂”，后用“金瓯”一词比喻国家江山完整无缺，此处特指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收复片片“金瓯”。

为促进理解，现将《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隐喻以表格形式呈现如下：

（二）隐喻翻译策略对比分析

为了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译者对于毛泽东诗词《清平乐·蒋桂战争》的隐喻翻译处理方法的异同，下面将对许渊冲（1992）、巴恩斯通（Wills Barnstone，1972） 等两位译者的英译本中的隐喻实例进行解读和分析。

原句1：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许译 ： A sudden burst of wind and rain/The warlords fight again.

巴译 ： Wind and clouds suddenly rip the sky and warlords clash war again.

从上述意象“风云”一词的翻译来看，许氏和巴氏的翻译均只出现了喻体，相似性“变化之快”这一喻体的体现都用了“suddenly/sudden” 一词，但使用的方式因其搭配有变化，巴译“wind and clouds rip the sky”画面感强；许氏译文所译喻体有所变化，许译将“风云”译为“风雨（wind and rain）”，并使用“A sudden burst”修饰，在中国古人的思维中，风云突变往往是暴风雨的前兆，因此笔者认为许氏将其直接译为“wind and rain”，形容大风大雨的场面，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并且将其译成“风雨”正好能够在意境上呼应下一句的“洒向人间都是怨”，提高了译本的语篇连贯性。

原句2：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许译 ： Sowing on earth but grief and pain/They dream of reigning but in vain.

巴译 ： Rancor rains down on men who dream of a Pillow of Yellow Barley.

这一句的“怨”是本体，而喻体“雨”则隐身于动词“洒”之中，因此在翻译时，笔者认为应该把本体和喻体同时译出，尽可能地将“如雨般的千愁万恨”的苦难场景在目标语读者头脑中完整勾勒出来，以取得相应的认知效果。两位译者在翻译“怨”时，分别选取了不同的词汇，许氏选用的“grief and pain（悲伤和痛苦）”，是指由某种特殊处境或原因造成的强烈苦恼与悲痛；巴氏采用的“rancor”是指深仇与怨恨，带有愤怒和恶意的感觉。此处结合当时的军阀内斗的混乱局势。可以得出结论：这里所体现的“怨”应该是人民在对军阀统治的怨恨，因以从用词角度来讲，巴氏的用词更为恰当。在翻译“洒向人间”时，许氏用了“sowing on earth（撒播在大地上）”，并未准确营造出“如雨般的千愁万恨”的苦难氛围，而巴氏在译“洒向人间”时都体现了喻体 “rain”，完美地描绘出了一幅“如雨般的千愁万恨”的苦难画面。

此句所借用的“一枕黄粱”是中国读者熟知的典故，讽刺野心勃勃的军阀独霸中国的幻想，然而许氏放弃了意象的传译，直接阐明了该意象的寓意，使得原作丧失了原有的创新价值和审美价值；相反巴氏则完整保留了原作的文化意象，通过直译，再现了诗人用意象表達政治观点的巧妙做法，激发了读者的创新期待，但诗后应该附上诗作的政治背景及典故含义，帮助西方读者理解诗词中暗含的联想意义。

原句3：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许译 ： O'er（over）River Ting our red flags leap/To Longyan and Shanghang we sweep.

巴译 ： Yet our red banners leap over the clam Ting River on our way/To Longyan and Shanghang we sweep.

这一句中关于“红旗”的翻译，两位译者的用词略有差异，巴氏选用“red banners”表示“红旗”，banner是一个比较庄重文雅的用词，专指表示象征性的党旗或某种主义的旗帜，而许氏所用的“red flags”是个普通用词，多指悬挂于旗杆或绳索上的长方形旗帜或国旗，这两个词用来形容象征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红旗都很合适。这两位译者均都使用了异化策略，选择将红旗意象直接译出，赋予了译本读者充足的想象空间。

原句4：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许译 ： A part of golden globe in hand/We're busy sharing out the land.

巴译 ： The golden vase of China is shattered/We mend it， happy as we give away its meadows.

关于“金瓯一片”的翻译，许氏将其译为“golden globe”，其中的“globe”原意是指地球、世界，在此处用来指国土，虽并不非常确切，但与原句想表达的意思相差无几；巴氏则将其译为了“The golden vase of China（中国的金色花瓶）”，与原指金色小盆的“金瓯”意思有点接近，但若不加解释，很可能使译本读者一头雾水，无法理解其中的丰富含义。从这一句来看，许氏采用的归化策略，将“金瓯”暗含的隐喻含意直接译出，而巴氏选用的是异化策略，通过直译目的语中的替代喻体，既关照到了目标语读者也给予了源语言作者尊重。

通过对《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隐喻及其翻译进行逐句分析，并对比许、巴等两位译者的英译本，发现许渊冲更倾向于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在碰到含有中国特色的名词或典故时，通常会选择意译法，这样的译法虽然能提升目标语读者阅读原作的流畅性，但却抹杀了目标语读者走近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巴恩斯通则完全采用的是异化策略，将含有中国文化的隐喻典故直接译出，虽然能最大程度保留原作的文化意象，却也给目标语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

三、结语

本文基于隐喻认知理论，以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为语料，通过对许氏、巴氏等两位译者的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的差异进行比较，可以总结出：在翻译诗词中的隐喻时，尤其是在面对一些蕴含丰富文化的典故或负载词时，直译加注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译策略，这种异化策略不仅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原作的文化韵味，亦能使目标语读者在充分理解原作词意的同时也能感悟到原作所呈现出来的特色文化。因此，译者在进行隐喻翻译实践时，应结合认知语境和文化心理，使译文在尽量保留原作的文化意象的同时，克服文化差异，选取目标语中最能与源语言目标认知域生成相同概念隐射的隐喻或非隐喻词句，这样不仅能保证原作意义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还能使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最大化，从而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达到文化传播的最佳效果，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

参考文献：

[1]Lakoff，G.& 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Newmark，P.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2001.

[3]K?vecse，Z.Metaphor in Culture：Universality and Vari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31-151.

[4]李琳，陈琳.论毛泽东诗词中革命文化的英译[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4（03）：13-17.

[5]田丹.隐喻及隐喻翻译策略研究综述[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8，32（06）：16-18.

[6]肖家燕，李恒威.概念隐喻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研究[J].中国外语，2010，（5）：106.

作者简介：

李佳英，女，湖南祁阳人，湖南农业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认知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