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先是苏联解体，然后是全球化发展加速，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的专著《文明的冲突》应运而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书中描绘出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忧虑：一个崛起的东亚地带，一个崛起的中华民族，还有充满着矛盾与战争的伊斯兰国家——这是一幅具有西方思维特点的世界图景。而几乎同时，中国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为共同发展问题贡献出中国答案。今天要实现“大同理想”，就要汇聚“天下为公”的能动力量。

为公则天下和美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原句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在参加鲁国蜡祭仪式后，感慨礼仪徒有形式，与上古时代相比，已经失去了“大道”的实质，人心不公，然后向学生简要描述了上古大同之治的景象。“大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即人们认识到事物对立又统一的自然规律，明了天地万物本来为一体关系的真相，因此对待任何事物都像对待自己一样，而这种同情心、同理心就是“公心”。在大道流行的上古三皇、中古夏商周时代，古圣先贤立身行道，为先民谋幸福而无私奉献。在圣贤榜样带动下，先民在生活、劳动中同样“为公”不为私，“公”即“共”，大家都以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共享、共治，各路贤达都被推举出来治理社会公共事务，最终实现了大同之治。

《尚书》记载：“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讲的是上古时期的尧帝遵循古人流传的天地之道、大公之德，凭借钦敬贤人、明察下情、推举适当、道德纯备四种品质教化先民，实现了天下安定。他诚信、恭谨、克己、礼让，美好的德行传播到四方以外，以至充塞于天地之间，成为上上下下的楷模。他首先修身以彰显本性美善，上能孝养高、曾、祖、父，下能亲爱子、孙、曾、玄，使得九族亲睦、家族整齐；进而根据国家官员职位的需要分别选任贤才、礼贤下士，让有德有才之人都得到任用，所以百官尽职尽责、国家大治。国家内部治理有序、人才济济，在接待外宾、出使各国等方面就获得众多外族部落的拥戴，四方邦国有无互通、关系和顺。天下人民因此都能受到尧的恩惠，自发地像崇敬日月一般尊重他的美德，向他学习，民众的修养与德行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唐虞时代因而风俗大和。

在孔子看来，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人都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奉献。德才兼备的人被大家推举出来治理公共事务，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人们不仅仅亲爱自己的家人，也不仅仅抚养自己的子女，还让老人们都能安度晚年，青壮年都有用武之地，孩子们都健康成长，鳏夫、寡妇、失去子女的老人、没有父母的孩子、身体不健全的人、有疾病的人都得到抚恤；男子都有正当的工作、承担责任，女子都有合适的归宿、履行义务；人们痛恨糟蹋浪费财货的行为，但没有占为己有的私心；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能发挥在有用之处，但不是为了谋取私利。所以，阴谋诡计自然闭绝不兴，盗窃掠夺的事情也不会出现，夜晚睡觉都不用关闭大门，这就是大同之治。

这样和美的生活谁不向往？孔子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虽然没能生活在那个大同时代，但是还可以去期待，去创造。

为私则天下混乱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正是我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是指西周王朝封土建国的礼乐制度因诸侯之间征战而日渐崩溃，造成了天下秩序的混乱。当年商纣王昏庸腐败、丧失民心，而周武王得道多助，一举推翻殷商，建立了西周。创立之初，周武王只保留了方圆约一千里的土地作为首都，称“王畿”；然后把其余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同姓宗室，以及一起打江山的大臣贵族，让他们建立起各自的诸侯国，大大小小约有八百余个。比如，我们熟知的姜子牙，就被封为齐国（今山东省大部，河北省南部）的开国君主。这样一来，西周王朝自上而下便形成“王（天子）、侯（亦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卿、大夫、士、庶民”的社会结构，这就是“封土建国”。

为稳定这样的格局，西周统治阶层制定了一套严格规范的礼乐制度。“礼”最初由圣人根据天、效法地的规律而创造出来，承载着天地之道、大公之德，贯彻在丧、祭、射、御、冠、婚、朝、聘各种礼仪活动之中，所以“礼”也是不同阶层人们在政治、宗法、权力和义务等方面的规范准则。人们遵循礼，形式上是按照礼仪处事待人，实质上是引导人们秉公心、行正道。“乐”是音乐，通过德音雅乐培养贵族阶层的道德情操，让人从内心引发出仁爱公心，来参与治国理政。圣人通过礼乐教化，把天地大道明示给各级官员，兴起大公无私为人民谋幸福的风气，国家自然得到治理，诸侯们都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各诸侯国社会秩序井井有条，实现天下民众的安定生活。历史上记载，周成王、周康王在位年间天下安宁，有四十余年没有出现过犯罪事件，刑罚的器具都废弃不用，被称为“成康之治”。

但是到了周朝末期，周王室的贵族不再遵循礼乐制度，渐渐腐败堕落、丧失民心。诸侯国对周天子不再心悦诚服，纷纷僭越礼制，各自都为自己家族谋取利益，竞相争夺天下的人财物，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这就是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各诸侯国在战争中此消彼长。比如，楚国国土面积在西周时期只有五十里，到了春秋时期扩大到方圆五千里。日益强大的诸侯们不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纷纷各自称“王”；鲁卿季孙氏甚至僭用天子的礼乐，享受六十四人歌舞团的待遇，远远超过礼制规定的三十二人；还有些大夫去祭拜以往只有周天子才能祭拜的泰山……凡此种种，都是“礼崩乐坏”的表现，社会秩序被完全打乱。

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付出和索取物质财富或劳动都是为了家族私利。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和财物，以礼的名义设置城池，来保障自己的地盘；以礼的名义设置纪律规范，来实现君臣端正、父子亲笃、兄弟友睦、夫妻和合。但这样只重视礼的名义而没有实质，即使有制度，有田里，也尊重勇士智士，但一切事功都是为了私利，就产生了机谋和战事，导致民不聊生。孔子对这样的社会痛心疾首，所以到处拜师求教，寻找救世之方。

他曾经向老子问礼。而老子也感叹，失去“大道”以后，人心越来越狭隘，美德和礼乐都成了空洞的形式，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意思是，“大道”丧失之后，人们就丧失了公心，不再以天下为一体，不再大公无私地奉献，而是只顾自己领地的发展，这样还算有大德大爱；“大德”丧失之后，人们还懂得“仁者爱人”，人与人之间还保有五伦五常的正常关系；丧失仁爱之心以后，人们还懂得讲义务、讲责任，只做符合道理的事情；然而在责任感丧失以后，就只能依靠礼的形式去规范行为，让人仅仅在表面上保留善的样子罢了。这是对上古至东周几千年发展流变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深刻阐释，也为后人改造生活、创造幸福提供了“背私为公”的重要思路。

秉公心，行大道

孔子一生学习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志愿再次恢复盛世美好，于是周游列国呼吁再创大同之治。但当时各国统治阶层都忙于追名逐利，没人真正接受他的理论。于是他退修诗书、培养学生。当他读到《周易》这部古老文献时，几乎手不释卷——在家时，就将竹简在席子上摆开阅读，外出时则放在随身的口袋里不时翻看。就这样“温故而知新”以至于“韦编三绝”，创作了十篇传文，充分揭示出简单卦象和古老文字背后的核心理念。此后，《周易》作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结晶，被后世学者称为“大道之源”，其所承载的“天下一体”的理念统摄万事万物，所谓“冒天下之道”。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大都发源于此。《淮南子》称赞：“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可见孔子培养出来的贤才在各方各面都成为优秀典范。

孔子本人一生为公奔走呼喊，没有机会施展抱负，甚至几经穷困潦倒，累累若丧家之犬，但他对自己的一生以“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概括，既表达出毕生学习的发展层次，也让人感受到一种矢志不渝的人生态度。虽然一生没有高官厚禄或者世俗意义上的宏伟功业，但是仍被后人推崇为“素王”和“万圣先师”。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将儒家学问融合各家学说要义形成经学，为以儒家为主流思想治国理政的传统奠基，“天下为公”理念，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中不断深化。

历经时代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融汇人类优秀文明，实现自身持续完善，更具包容性、世界性，以越来越自信的状态面向世界、拥抱世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盛世迭出的突出表现。唐朝统一全国后，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力十分强盛，与周边七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正是这种远见卓识，开创了唐朝“四海咸服，万国来朝”的昌盛局面。时至今日，纽约唐人街仍是在西方世界最大城市的华人聚居区之一，在世界各地移居海外的华人还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宋朝和元朝继之，分别成就了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与多元文化交流发展的盛大辉煌。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开启，全球化贸易随之而来。参与此次世界大航海的，不仅仅有欧洲人，还有中国人。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便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己任，认为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是国家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于是制定了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和“厚往薄来”的外贸政策。明成祖时期派出一支规模浩大的船队，七次往返于中国东南沿海到印度洋之间的航路上，为马六甲一带国家、地区送去了大明的陶瓷、丝绸等物品，受到广泛喜爱；在返程中，明朝的官船也带回了一些中國所缺的物品，互通有无，中外交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众所周知，这一历史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而之所以航海远游，明成祖朱棣曾在敕书中这样写：“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照临、霜露所濡之处，人民老幼皆欲使其遂其生业。”大明的百姓是人民，其他国家地区的人民同样向往着美好生活，所以明朝秉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祖德，向世界张开怀抱，造就了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繁荣。

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天下为公”理念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存共荣，描绘出一幅幅美美与共的历史画卷——仁义礼智的中华儿女、和睦幸福的家风传统、团结互助的社会风貌、国富民强的大治之世、睦邻友好的天下图景。今天，这一理念已经化作我们精神深处的文化基因，不断为全球共同发展提供能量。

（作者系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课题组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