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松松

药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ADR）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1］。ADR 上报是实施药品安全监管、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评价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的重要依据［2］。随着某院ADR 监测与报告制度的日益完善，ADR 监测工作也在不断深入开展。本文针对2019～2021 年该院上报至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248 例ADR 报告进行统计分析，总结ADR 的发生特点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登录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检索2019年1 月1 日～2021 年12 月31 日该院上报且关联性评价结果为肯定、很可能、可能的ADR 报告，共248 例。

1.2 研究方法

基于Excel 2007 软件，对248 例ADR 报告类型、数量、患者性别与年龄、给药途径、第一怀疑药物、ADR 累及器官/系统损害及主要临床表现、关联性评价及转归等方面进行统计和综合分析。其中，按《新编药物学》（第18 版）［3］对涉及药品进行分类；ADR 累及器官/系统损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不良反应术语集》（WorldHealthOrganization AdverseReactionTerminology，WHO-ART）（2015 年版）［4］进行分类；依据《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收集和报告指导原则》（2018 年版）［5］进行关联性评价。

2 结果

2.1 ADR 报告的概况及数量

248 例ADR 均由医生上报。2019 年ADR 报告共计68 例（27.42%），其中新的一般19 例，已知一般48 例，已知严重1 例；2020 年ADR 报告共计65 例（26.21%），其中新的一般11 例，已知一般54 例；2021 年ADR 报告共计115 例（46.37%），其中新的一般16 例，已知一般97 例，已知严重2 例。各季度ADR 报告分布（表1）。

表1 某院2019～2021 年各季度ADR 报告的分布情况

2.2 患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

根据《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10 次修订本（ICD-10）［6］对患者年龄进行分段统计。248 例ADR 报告中，患者年龄为3～98 岁，其中＞64 岁患者（115 例，45.37%）占比最高；女性（137例，55.24%）多于男性（111 例，44.76%）（表2）。

表2 某院2019～2021 年ADR 报告的患者年龄与性别分布情况 n（%）

2.3 给药途径分布

248 例ADR 报告中， 静脉滴注（144 例，58.06%）为引起ADR 最主要的给药途径，其次为口服（ 84 例，33.87%）（表3）。

表3 某院2019～2021 年ADR 报告的给药途径分布

2.4 第一怀疑药物种类分布

248 例ADR 报告中的第一怀疑药物涉及抗菌药物、中成药、心血管系统用药等共计13 大类132 种，其中抗菌药物（80 例，32.26%）引起的ADR 报告例数最多，其次为中成药（36 例，14.52%）（表4）。

表4 某院2019～2021 年ADR 报告中涉及药品种类分布情况 n（%）

80 例由抗菌药物引起的ADR 报告中，涉及药物类别以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30 例，37.50%）和氟喹诺酮类药物（26 例，32.50%）为主（表5）。

表5 某院2019～2021 年ADR 报告涉及抗菌药物的种类分布 n（%）

2.5 ADR 累及器官/系统损害及主要临床表现

248 例ADR 报告共涉及不良反应281 例次。其中胃肠疾病（93 例次，33.10%）最为常见，主要表现为恶心、腹泻、呕吐、腹痛等；其次为皮肤及皮肤附件疾病（78 例次，27.76%），主要表现为皮疹、瘙痒性皮疹等（表6）。

表6 ADR 累及器官/系统损害及主要临床表现 n（%）

2.6 ADR 的转归及关联性评价

248 例ADR 报告中，关联性评价结果为“很可能”的最多（191 例，77.02%，表7）。采取停药或对症治疗后，“好转”或“痊愈”的病例达246例（99.19%）、不详的为2 例（0.81%）（表8）。

表7 ADR 关联性评价结果

表8 ADR 的转归情况

3 讨论

3.1 不同季度ADR 上报数量的变化

2019 年第1 季度～2021 年第3 季度的ADR上报数量变化不明显，但2021 年第4 季度ADR 上报例数明显增加。原因是该院为及时、有效控制用药风险，保障用药安全，自2021 年起进一步提高了对ADR 的重视，增加了ADR 相关培训，定期对各科室ADR 上报数量及质量进行通报，并制定了ADR 上报奖惩制度，将“ADR 上报数量不少于各科室出院患者的1%”作为年终考核指标，但不排除仍有漏报情况，因此，仍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ADR 上报相关制度，加强宣传培训力度和各科室之间的沟通协调［7］。

3.2 ADR 与患者性别、年龄的关系

据统计，该院2019～2021 年出院患者共计20 981 例，其中女性患者10 518 例（50.13%），男性患者10 463 例（49.87%），女性患者较男性患者仅多55 例（0.26%）。而2019～2021 年该院上报的248 例ADR 报告中，女性患者137 例（55.24%），男性患者111 例（44.76%），女性患者较男性患者多26 例（10.48%），这与钱巍等［8］、邓丽等［9］的研究结果一致。女性比男性更易发生ADR，这可能与女性本身的生理特点相关，如药动学因素、免疫因素、循环血液中激素含量等都会引起药效的性别差异［10］，从而影响ADR 的发生率。

248 例ADR 报告中，患者年龄范围为3～98 岁，可见各年龄段患者均可能发生ADR。其中＞64 岁的患者（115 例，46.37%）最多，原因可能是：①老年患者大多生理生化功能减退，机体自稳态调节功能紊乱，药效学、药动学等发生改变，使得老年患者用药后ADR 发生率明显增高［11］。②老年患者体液量减少，血浆蛋白相应减少，游离型药物增加，导致血药浓度升高、药物总体活性增强，增加了ADR 发生风险［12］。③老年患者常合并多种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胃炎等），往往需要联用一些影响细胞色素P450 酶系活性的药物，一定程度上增加了ADR 的发生风险。因此在临床用药过程中，更应重视老年人群的合理用药，加强用药监测，减少ADR 的发生。

3.3 ADR 与给药途径的关系

248 例ADR 中，静脉滴注和口服给药引起ADR 最多，这可能与静脉滴注和口服给药为该院最常用的给药途径有关。静脉给药时，药物可直接进入血液循环，起效迅速，无肝脏首过效应，体内血药浓度较高，可能增加ADR 发生风险，因此对于确需静脉给药的患者，应选择合适的疗程及用量，加强用药监护，一旦发现ADR，应立即采取措施，以免对患者造成损害。同时，溶媒、pH、放置时间、滴注速度都对ADR 的发生有影响，因此，对于注射剂，医护人员需严格按药品说明书及相关文献进行调配及使用。与静脉给药相比，口服给药虽不能使药物立即进入血液循环，但药物及其辅料口服后在胃肠道的崩解、吸收会刺激胃黏膜进而导致胃肠道ADR［8］。同时，服药时是否空腹、胃肠蠕动度、胃肠道的pH、饮水量等多种因素对ADR 的发生也有一定影响。因此对于口服给药患者，医护人员应按照药品特性进行用药指导，如肠溶制剂应空腹服用、糖皮质激素需早晨服用、抗过敏药睡前服用易出现嗜睡症状等。

3.4 引起ADR 的药物种类

本研究中，248 例ADR 涉及药物共13 大类132 种，其中以抗菌药物和中成药居多。

在抗菌药物引起的80 例ADR 中，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30 例，37.50%）和氟喹诺酮类药物（26 例，32.50%）居前2 位，其中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可用于治疗因产β-内酰胺酶而对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的细菌引起的感染，氟喹诺酮类药物抗菌谱广且抗菌作用强。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注射用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为国家基本药物，临床用量较大，因此其引起的ADR 病例数也较多，但这不意味着其ADR 发生率较高。值得注意的是，该院硝基咪唑类药物使用基数并不大，但仍引起6 例（7.50%）ADR，经调查，发现该院应用硝基咪唑类药物抗厌氧菌感染时，常与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或氟喹诺酮类药物联用，很少单一用药。联合用药后ADR 可能增多，华小黎等［13］收集到的4396 例使用奥硝唑治疗的患者，共发生11 例ADR，其中8例联用了头孢菌素类药物。因此医疗机构应进一步完善抗菌药物使用制度，提高医护人员对抗菌药物使用的规范性，构建药学监督体系，严格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 年版）［14］执行，以促进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和避免ADR 的发生。

大量研究和临床实践表明，在合理使用的情况下，中成药的安全性较高［15］，但该院中成药引起的ADR 报告例数仅次于抗菌药物，其原因可能是：①该院为中医医院，中成药临床用量基数较大。②一些中成药制剂的成分复杂，且作用机理尚未完全明确［16］，有些不明成分可能导致部分患者发生过敏等不良反应。③不适当的中药或中西药联合应用。提示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15］执行，加强中成药的临床使用管理，辨证用药，谨慎联合用药，加强监护，从而减少中成药相关ADR 的发生。

3.5 ADR 累及器官/系统损害及主要临床表现

248 例ADR 报告中，胃肠疾病（93 例次，33.10%）最为常见，主要表现为恶心、腹泻、呕吐、腹痛等。其原因可能为：静脉滴注和口服给药为该院引起ADR 的2 个主要给药途径，而引起最多ADR 的药物为抗菌药物、中成药、心血管系统药物。《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21 年版）［17］显示，在抗菌药物整体ADR 报告中，胃肠损害分别是口服制剂和注射剂累及器官/系统排名的第1 位和第2 位；而在心血管系统用药ADR 报告中，口服制剂和注射剂累及器官/系统排名的第2位都是胃肠损害。在陈滨等［18］的研究中，中成药致ADR 累及器官/系统排名第2 位的是消化系统，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反酸、腹痛、大便异常等。此外，口服的药物及相关辅料在胃肠道崩解、吸收，可能会损伤胃黏膜，引起胃肠疾病［8］，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该院胃肠疾病的发生率。

本研究中，皮肤及其皮肤附件疾病（ 78 例次，27.76%）也较常见，主要表现为皮疹、瘙痒性皮疹，这可能是因为上述症状较易被患者或医护人员发现。一些无症状或不明显的ADR，如肝肾功能损伤、骨髓抑制等，易与其他疾病混淆，难以被发现和诊断，可能漏报或对患者造成更大的损伤。因此，医护人员需加强ADR 培训，对高风险的ADR 应进行用药监护。

3.6 ADR 的关联性评价和转归

根据《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收集和报告指导原则》［5］，ADR 的关联性评价可分为6 级：肯定、很可能、可能、可能无关、待评价、无法评价。

该院248 例ADR 中，关联性评价为“很可能”的有191 例（77.02%），占比最高，而“肯定”的仅12 例（4.84%），这可能是因为多数患者一旦发生ADR 后，不再选择同一药物进行治疗。“可能”有45 例（18.14%），因为小部分患者在ADR 发生后，由于存在联合用药、原患疾病对身体有影响等多种因素，医护人员难以精确评价ADR 的关联性。因此提示，上报人员不仅需要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还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分析，才能正确评价每例ADR。

248 例ADR 中，采取停药或对症治疗后，好转和痊愈的患者达246 例（99.19%），说明该院发生ADR 的患者基本都能得到救治，反映出该院用药监护情况较好，医护人员对ADR的处理能力较强，进一步证明了该院近年来开展ADR 培训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4 小结

药品是一把双刃剑，其在发挥药理作用的同时，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毒性和ADR。正确认识、及时发现、准确处理ADR 是临床安全用药的保障，也是提高医疗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该院为区级医院，ADR 监测工作仍需不断完善，应继续加强安全合理用药宣传，持续收集和监测ADR，提高ADR 上报质量，促进医药护的沟通协作，尤其加强临床药师队伍的建设，进一步对患者进行用药监护和用药教育，以减少ADR 的发生，保障临床安全合理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