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园园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以进士科取士,科举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遴选人才的主要手段,经唐历宋,流行不衰,甚而有骎骎之势。宋代是名副其实的科举社会,时有谚曰:“世无科举,人不教子;朝无利禄,士不读书。”[1]南宋亦是如此,当时科举制度日益完善,考生们以程文定去留,时文的写作水平成为士子获取功名的关键,宋末吴潜云:“不中进士举,无由得朝廷之官,不能为时文,无由中进士举。”[2]时文创作水平的高下对士人科举乃至迈入仕途十分重要,由此也催生了大量用以辅助时文写作的考试用书,类书即为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而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民间书坊积极地编刻类书,印刷技术的普及也为类书的刊刻创造了成熟的技术条件,这使南宋应试类书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编纂特点。学界对类书的研究成果颇丰,王京州师指出:“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类书文献、理论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的考察,拓宽了类书研究的范围,深化了人们对类书的认识,推动了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3],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应试类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展示了两者之间彼此互动的具体细节(1)如王水照:《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慈波:《套类、选本与论决:南宋举场论学的三个维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钱振宇:《类书、诗风与科举:〈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的生成理路》,《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