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周艳霞 彭 芳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在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2013 年以来，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6 年以204 亿美元之差被美国反超，但2017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14.2%，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而且，近年来中国数字贸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22 年中国数字贸易规模达到4.65 万亿元，近4 年增长46.9%。

贸易在“量”上发展迅速，提升贸易的“质”便成了备受瞩目的议题。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建设贸易强国，是“十四五”时期中国贸易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全球价值链（GVC）时代，贸易高质量发展是适应GVC 分工和贸易变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参与GVC 分工和贸易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相关产业配套能力较弱，主要从事GVC 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附加值环节，存在被发达国家“俘获”“锁定”的风险。①刘志彪、张杰：《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第99—112+159页。而全盘否定GVC，专注发展国内价值链，则是倒退到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思路。②张辉：《全球价值双环流架构下的“一带一路”战略》，《经济科学》2015 年第3 期，第5—7 页。20 世纪拉美国家的失败教训与21 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通过融入GVC 体系实现就业增加、经济增长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方案已经不合时宜。因此，如何在充分获取融入GVC 利益的同时，避免低端锁定，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成果不多，且多集中于检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方面。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将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归结为资源丰裕度、③Ploeg F V D,“Natural Resources： Curse or Blessing?”,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1，Vol.49, No.2,pp.366—420; Daniele V,“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Quality’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1, Vol.47, No.4, pp.545—573.生产集约化程度、④Kamaev V,“Intensifi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Problems of Economics, 1986, Vol.28, No.11, pp.19—38.对外贸易额、⑤Singh T,“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Cause Economic Growth ？ A Survey”, in The World Economy, 2010, Vol.33,No.11, pp.1517—1564; Brandt L, Van Biesebroeck J, Wang L, et al.,“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Vol.107, No.9, pp.2784—2820.国际竞争力⑥Prohnitchi V, Oprunenco A, Lapteacru I,“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Impact on Human Development”, 2006.和进口替代⑦Manish G P,“Market Reforms in India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Independent Review, 2013,Vol.18, No.2, pp.241—262.等。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学者对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研究重点集中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⑧何立峰：《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管理》2018年第4期，第4—5+14页；任保平：《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学术月刊》2018 年第3 期，第66—74+86 页；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4 期，第5—18 页；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等：《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管理世界》2019 年第7 期，第1—7 页。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⑨李金昌、史龙梅、徐蔼婷：《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统计研究》2019 年第1 期，第4—14 页；陈景华、陈姚、陈敏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 年第12 期，第108—126 页；马茹、罗晖、王宏伟等：《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研究》，《中国软科学》2019 年第7 期，第60—67 页。等方面，且多是对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的宏观评价研究，⑩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年第11 期，第3—20 页。诸如环境高质量发展、贸易高质量发展等相关研究有待加强。

有关贸易高质量发展问题，目前国外尚少见公开报道，相关研究多是基于微观视角的出口产品质量探讨。①Benkovskis K, Rimgailaite R,“The Quality and Variety of Exports from the New EU Member States: Evidence from Very Disaggregate Data”, in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11, Vol.19, No.4, pp.723—747; Szczygielski K, Grabowski W,“Are Unit Export Values Correct Measures of the Exports’ Quality?”, in Economic Modelling, 2012, Vol.29, No.4, pp.1189—1196; Liao C,“Measuring 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conomic Systems, 2011, Vol.35, No.1, pp.125—138.国内相关研究则处于初始阶段，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中国贸易发展水平、②樊纲、关志雄、姚枝仲：《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经济研究》2006 年第8 期，第70—80 页；Koopman R, Wang Z, Wei S J,“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Vol.104, No.2, pp.459—494.贸易方式转型升级、③盛斌、钱学锋、 黄玖立等：《入世十年转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经济评论》2011 年第5 期，第84 —101 页；裴长洪、刘洪愧：《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习近平百年大变局重要论断的思考》，《经济研究》2020 年第5 期，第4—20 页。中国外贸竞争力④喻志军：《中国外贸竞争力评价：理论与方法探源——基于“产业内贸易指数”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比较分析》，《统计研究》2009 年第5 期，第94 —99 页。以及贸易优势重构⑤喻志军、姜万军：《中国贸易优势重构路径选择——从产业内贸易角度的分析》，《中国软科学》2008 年第10 期，第13—22 页。等方面。

冯德连提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应该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思路。⑥冯德连：《推进外贸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思考》，《经济体制改革》1995 年第5 期，第28—31+127—128 页。潘永源则首先提出了对外贸易质量概念，认为对外贸易质量是外贸基本功能发挥作用的程度及其效果的本质反映。⑦潘永源：《试论我国外贸质量现状及其优化对策》，《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2 期，第36—40 页。喻志军和姜万军认为对外贸易质量是一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水平及其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从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影响中国对外贸易质量的主要因素。⑧喻志军、姜万军：《中国对外贸易质量剖析》，《统计研究》2013 年第7 期，第25—32 页。贾怀勤和吴珍倩指出，贸易质量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贸易发展状态符合其自身发展需求的程度。⑨贾怀勤、吴珍倩：《我国贸易质量综合评价初探》，《国际贸易》2017 年第4 期，第40—44 页。裴长洪和刘洪愧基于习近平百年大变局重要论断，提出了促进中国外贸质量提升的思路：稳定货物贸易发展，保持合理的贸易顺差；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画好共建“一带一路”的“工笔画”；提高外贸的人民福祉和发展获得感。⑩裴长洪、刘洪愧：《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习近平百年大变局重要论断的思考》，《经济研究》2020 年第5 期，第4—20 页。

随着贸易质量概念的日渐清晰，近年来，有关贸易质量测评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何莉从贸易增长规模、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国际竞争力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对外贸易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但仅进行了限定性分析并未作实证测算。⑪何莉：《基于AHP 的中国对外贸易质量综合评价》，《国际经贸探索》2011 年第9 期，第17—22+51 页。朱启荣、言英杰构建了外贸增长质量的六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即外贸增长速度、国际竞争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利用水平及绿色发展能力。①朱启荣、言英杰：《中国外贸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构建与实证研究》，《财贸经济》2012 年第12 期，第87—93 页。戴翔和宋婕认为，提高外贸质量就是要实现横向维度上更加平衡和纵向维度上更加充分的发展，其实现路径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实现“东西双向互济”发展，着力推动外贸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②戴翔、宋婕：《我国外贸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路径及方略》，《宏观质量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22—31 页。曲维玺等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了外贸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③曲维玺、崔艳新、马林静等：《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与对策》，《国际贸易》2019 年第12 期，第4—11 页。马林静则从外贸结构优化度、绩效水平、竞争力、规模地位及可持续发展等五个维度构建了外贸增长质量评价体系。④马林静：《基于高质量发展标准的外贸增长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测度》，《经济问题探索》2020 年第8 期，第33—43 页。但已有研究尚未考虑到GVC 对一国贸易质量的影响，且相关的定量研究也寥寥无几。

从上述文献看，大量研究已着眼于贸易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及测度评价，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深刻洞见，但仍存在较大拓展空间。其一，已有研究多从传统国际分工和贸易角度展开，忽视了GVC 背景下中间产品取代最终产品成为主要贸易对象的事实，也就无法准确把握一国贸易质量的本质特征。其二，已有测度指标多关注贸易增长质量，鲜有研究构建关于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GVC视角下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量化测度更是缺乏。虽然贸易增长质量与贸易高质量发展所表征的核心要素皆为质量，均重视质量要素在开放型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前沿性，但前者主要从“增长”层面反映一国贸易的品质等级，而后者则更强调从“发展”维度揭示一国贸易的质量优劣。贸易高质量中的“高”很好地阐释了新时代下一国对外贸易质量发展的新理念、新要求，更能体现一国在融入GVC分工体系过程中对外贸易质量发展水平的高级程度。因此，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对贸易增长质量的思想升华，基于GVC 视角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更能科学测评一国在GVC 分工体系中的真实水平。其三，现有文献均着重于测度单个国家或者区域层面的经济、贸易发展质量，国际层面的比较研究较为缺乏，尚未有研究测度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质量。2019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大力优化贸易结构……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构建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贸易增加值核算法和熵值法，从综合发展水平和各子系统发展水平两个层面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测度和比较分析。通过国际比较与分析，能更科学地反映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而且对“一带一路”建设有一定的实际价值。

二、基于GVC 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逻辑、体系与方法

（一）测度逻辑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解，也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依据发展经济学原理，高质量发展是一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然升级与演变，也是一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高级形态①喻志军：《中国贸易优势重构路径选择——从产业内贸易角度的分析》，《中国软科学》2008 年第10 期，第13—22 页。。因此，贸易高质量发展应从宏观角度探求基于外贸发展水平与经济运行关系的贸易整体发展状态，而基于GVC 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则应在此基础上，克服传统总额贸易因海关“重复统计”而导致的贸易规模“失真”问题。根据宏观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一般性理论，综合考虑GVC时代背景，并结合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相关理论和已有文献论述，将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贸易整体发展情况及贸易增加值获取能力，它不仅可反映一国的贸易规模大小，更能体现其贸易结构优化程度、获利能力强弱以及国际竞争力高低。基于此，本文从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利益和贸易竞争力等四个维度刻画贸易高质量发展。具体构思如下。

1.规模优势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一个贸易强国，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贸易数量或规模优势的贸易大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大小不仅会显著影响进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而且是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提升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保证。值得注意的是，GVC 分工与贸易背景下，以传统的海关“贸易流量”为标准所统计的贸易数据会造成大量的“重复统计”，无法准确反映一国贸易的真实规模，尤其会夸大以加工贸易和代工生产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需采用以“国内增加值”为标准的贸易统计方法。

基于GVC 的贸易规模考察，不仅要考虑最终产品的贸易规模，而且更要考虑中间产品的贸易规模。不同于传统的最终产品贸易，以中间产品为主的GVC 分工与贸易具有工序碎片化、区域碎片化和贸易碎片化等特征。②李建军、胡宗义：《全球价值链下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思想、方法与展望》，《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 年第3 期，第95—102 页。因此，中间产品的贸易规模和质量水平也是影响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贸易结构优化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剂

GVC 背景下的贸易高质量发展需要一国（地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贸易开放结构，提升产业的GVC 地位，突破低端锁定。首先，促进贸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服务业出口增加值份额，推动贸易结构迈向“服务化”。其次，不断完善贸易开放结构，扩大贸易增加值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促进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提高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效率；积极嵌入GVC 国际分工体系，提高GVC 参与度，从而带动一国贸易高质量发展。

3.贸易利益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

对外贸易的出发点是通过国际分工、贸易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获取比封闭经济条件下更多的贸易利益。因此，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一国能否在对外贸易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贸易利益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核心命题，从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到Melitz 的新新贸易理论，虽然研究视角和方法有差别，但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贸易利益。新的国际分工和贸易背景下，随着GVC 的不断延伸和发展，“重复统计”不仅会导致贸易规模“失真”，而且也会明显“扭曲”GVC 参与国的分工和贸易利益。①Koopman R, Wang Z , Wei S J ,“Estimating 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i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Vol.99, No.1, pp.178—189.一国在对外贸易中的获利能力除了需考虑传统的贸易条件，更需衡量其参与GVC 的途径及其国内增加值获取情况。一国参与GVC 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出口中间品被其他国家用于生产出口产品（外向参与），二是进口中间品用于生产本国的出口产品（内向参与）。当一国更多地出口中间品被其他国家用于生产出口产品即其GVC 外向参与度更高时，其所处的GVC 环节附加值越高，同时，GVC 体系中存在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其在GVC体系中的贸易获利能力也越强，即更具有贸易竞争力。②郭惠君、王黎瑶：《全球价值链重构下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及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20 年第6 期，第87—102 页。因此，衡量一国在GVC 体系中的贸易利益，尤其需要考察其国内增加值获取情况。

4.贸易竞争力是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真实体现

贸易高质量发展旨在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的发达程度和竞争优势，而贸易竞争力是一国贸易竞争优势最直接的体现。尤其是在GVC 背景下，发达国家掌控了GVC 中附加值更高的中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往往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丰裕的资源优势从事低附加值环节，发展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难以实现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李建军等的研究显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资源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产业GVC 地位较高，而中高技术产业却呈现出较强的依附性和较高的被动性特征，难以真正享受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③李建军、孙慧、田原：《产品内分工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为例》，《国际贸易问题》2019 年第12 期，第91—105 页。因此，GVC 背景下的贸易竞争力对提升一个国家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只有充分考量一国的GVC 地位和基于贸易增加值的竞争力大小才能科学测试一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真实水平，客观分析一国在融入GVC 分工体系过程中对外贸易发展质量的高级程度。

（二）测度体系

GVC 背景下，一国的进出口产品价值不仅存在重复计算问题，而且不同程度上包含了一定比例的国外增加值。④Johnson R C, Noguera G,“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over Four Decades (No.w18186)”, 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2; Timmer M P, Dietzenbacher E, Los B, et al.,“An Illustrated User Guide to 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The Case of Global Automotive Production”，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5, Vol.23, No.3, pp. 575—605.因此，为更加科学地测度一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采用贸易增加值法核算相关指标数值。根据GVC 背景下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内涵及测度逻辑，兼顾数据可得性，构建包含4 个子系统、14 个测度指标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基于GVC 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

贸易规模方面，从贸易总额、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和中间品进口规模四个维度进行考察，具体指标以基于增加值的贸易总额和进出口贸易额来衡量，力求真实反映“一带一路”国家在GVC 体系中的贸易规模。①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加工贸易和代工生产，因此中间品贸易指标仅考察中间品进口贸易额。贸易结构优化方面，从贸易产业结构和贸易开放结构两个维度进行揭示，具体以服务业出口增加值指标衡量贸易产业结构，以贸易增加值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实际利用FDI 占GDP 的比重以及GVC 参与度三个指标表征贸易开放结构。贸易利益方面，从GVC 前向参与度、国内增加值和贸易条件三个维度进行刻画，具体以GVC 前向参与度指数、国内增加值份额指数、国内增加值质量指数以及贸易条件指数四个指标反映。贸易竞争力方面，从贸易竞争优势和GVC 地位两个维度进行反映，具体用基于贸易增加值的RCA 指数、GVC 地位指数两个指标予以度量。

表1具体测度指标中，GVC 参与度、GVC 前向参与度指数和GVC 地位指数计算方法参见周升起等的研究，②周升起、兰珍先、付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再考察——基于Koopman 等的“GVC 地位指数”》，《国际贸易问题》2014 年第2 期，第3—12 页。国内增加值质量指数计算方法参照李宏和陈圳的方法③李宏、陈圳：《中国优势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分析》，《审计与经济研究》2018 年第2 期，第93—105 页。予以改进，基于贸易增加值的RCA 指数计算方法参照马莉莉和张亚楠的研究，④马莉莉、张亚楠:《增加值视角下东亚区域服务贸易分工地位比较》，《亚太经济》2019 年第6 期，第45—54+145 页。其余指标可按照表1 具体说明进行计算。

（三）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1.熵值法

目前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主要有Topsisi 法、①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年第11 期，第3—20 页。综合指数法、②吴建民、任国荣、丁疆辉：《县域城镇化水平综合测评及其动力构成分析——以河北省为例》，《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5 年第3 期，第81—86 页。主成分分析法等。Topsisi 法和综合指数法均无法避免各个基础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高度相关性，也不能很好地反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可能导致结果存在权重结构性问题，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一国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而主成分分析法的主要弊端是降维会改变初始变量的经济内涵。本文采用熵值法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同时对各个子系统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和排序，包括同一时间截面上不同国家的综合得分以及不同时间同一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演变等。关于熵值法的优点、适宜性和计算过程详见吴建民等的研究，③同上。不再赘述。

熵值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每个指标数据集提供的信息量客观地对指标系统中的每个指标进行加权，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建立决策矩阵。假设被评价对象集合为M =（M1，M2，…，Mm），指标集合为D =（D1，D2，…，Dn），被评价对象Mi中指标Dj的样本值为xij，其中i= 1，2，…，m，j= 1，2，…，n，则初始决策矩阵可表示为：

第二步，决策矩阵标准化。由于数据存在量纲问题，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第三步，计算特征比重和信息熵值。第j个指标的第i个被评价对象的特征比重为：

将pij代入式（1）即可得到第j个指标的信息熵值ej。信息熵值越小，意味着xij值之间的差异越大，能够提供给被评价对象的信息也就越多。

第四步，定义差异系数与确定熵权。得到信息熵值后，将差异系数定义为dj= 1 -ej。因此，dj越大，其在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也就越高，即熵权越大。用w表示熵权，则第j项指标的权重可表示为：

式中：常数k与样本数有关，一般令

第五步，计算综合指数。利用指标权重wj和各指标的标准化数据，得到各对象的标准化数据加权值gij，即：

再将各层级各对象所对应的相应指标gij通过下式逐层加总，即可得到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指数Gij，即：

2.贸易增加值核算法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处在GVC 下游，主要从事加工贸易和代工生产，若继续使用传统的海关统计方法，将夸大从事GVC 下游环节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利益与贸易竞争力，高估其贸易发展质量。为了真实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运用Koopman、Powers、Wang 和Wei 提出的KPWW 方法，计算一国与GVC 贸易增加值相关的各项指标。其总出口中增加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s和t分别代表三个不同国家；Vr代表r国的所有增加值；B表示完全消耗系数逆矩阵；E表示总出口；VBE对角线上的各矩阵表示出口国的国内增加值，非对角线上的各分块矩阵则表示国外增加值。

s国总出口的本国增加值DVs与国外增加值FVs表示如下：

3.数据来源

涉及的贸易条件、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 数据库；FDI 采用流入某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源于UNCTAD 数据库；基于贸易增加值的总出口、基于贸易增加值的总进口、中间产品进口、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等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TiVA 数据库，①需要指出的是，TiVA 数据库是一个动态更新的数据库，不同时间点获得的数据略有不同。目前该数据库提供的最新数据截至2018 年，涉及“一带一路”沿线25 个国家。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UIBE 数据库。

三、基于GVC 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测度

（一）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

基于上文构建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25 个国家2008—2018 年的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结果如表2 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表2 “一带一路”沿线25 个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

第一，综合水平整体偏低。除中国外，其余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普遍处在0.2～0.4，2018年，仍有12个国家的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低于0.3，可能的主要原因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凭借充裕的资源优势嵌入GVC 国际分工体系，虽然GVC参与度在逐年提高，但由于主要贸易品为资源型和低技术型产品，国内增加值较低，中高技术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占比较低，GVC 地位不高，甚至存在GVC 低端锁定风险。

第二，具有长期发展向好趋势。整体而言，绝大部分国家的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呈长期上升态势。在25 个样本国家中，有22 个国家实现了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占样本国家总数的88%。但也有文莱、哈萨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3 个国家2018 年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低于2008 年的情况，约占样本国家总数的12%。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上升态势。

同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提升速度最快的是中国，11 年间中国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了64.24%。11 年间共有中国、捷克、印度等11 个国家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速度超过了10%。

第三，呈现出一定的梯度性。如图1 所示，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25 个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处于[0.217,0.744]，其中，得分最低的国家是柬埔寨（0.217），得分最高的国家是中国（0.744）。“一带一路”沿线25 个国家2018 年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均值（M）为0.321，标准差（SD）为0.098（相较于2008 年的0.055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表明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整体较低，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在扩大，呈现出一定的梯度性。借鉴魏敏和李书昊的方法，①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年第11 期，第3—20 页。可将“一带一路”沿线25 个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划分为三个梯队：明星型（综合水平高于M+ 0.5SD）、平庸型 （综合水平介于M-0.5SD与M+0.5SD之间）以及落后型（综合水平低于M-0.5SD）。

图1 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25 个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

第一梯队的明星型国家综合水平得分高于0.369，共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土耳其等4 个国家，占所考察样本国家总数的16%。这4 个国家的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依次为0.744、0.407、0.376 和0.369，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较优。这些国家不仅经济基础较好，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资源丰裕，而且在融入GVC 国际分工体系和建设开放型经济过程中能够关注GVC 参与度，全面提升贸易发展质量，因而综合表现较为优异。其中，中国表现尤为突出，比同属明星型的其他3 个国家的综合得分水平要高出一截，堪称一枝独秀。

第二梯队的平庸型国家综合水平得分介于0.272～0.369，包括波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拉脱维亚、塞浦路斯、哈萨克斯坦、捷克、越南、斯洛文尼亚、以色列和斯洛伐克等13 个国家，占所考察样本国家总数的52%。这13 个国家的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依次为0.363、0.359、0.339、0.334、0.326、0.313、0.311、0.309、0.306、0.289、0.286、0.272 和0.272，均值为0.314，比明星型国家的均值（0.474）低了33.8%，因而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略显平庸。这些国家大多拥有较为丰裕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在融入GVC 国际分工体系过程中已经具备推进贸易快速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积累，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贸易发展理念，重视贸易高质量发展，由追求数量发展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将有可能尽快实现贸易质量的较大幅度提升。

第三梯队的落后型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低于0.272，包括菲律宾、保加利亚、沙特阿拉伯、立陶宛、匈牙利、文莱、克罗地亚、柬埔寨等8 个国家，占样本国家总数的32%。这8 个国家的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依次为0.271、0.271、0.261、0.256、0.256、0.255、0.251 和0.217，贸易质量提升具有一定的难度，亟须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积极融入GVC 体系，夯实“五通”水平，提升经济基础和产业积累。

（二）贸易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水平

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25 个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4 个子系统水平的实证测度结果如表3 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表3 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25 个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水平

（1）贸易规模水平。贸易规模水平得分分布由最低的0.000 3（文莱）到最高的0.258 9（中国），后者是前者的863 倍，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规模差异非常大。具体来看，贸易规模水平平均得分为0.020 8，高于平均值的仅有中国（0.258 9）、印度（0.041 0）、俄罗斯（0.032 9）和新加坡（0.021 5）4 个国家，中国“一家独大”地位非常明显；排名第二位的印度其贸易规模得分不到中国的16%，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贸易大国以及“世界工厂”，其增加值贸易额和中间产品进口额均处于遥遥领先地位。其余21 个国家贸易规模水平得分均分布于0.02 以下，占所考察国家总数的84%，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贸易规模水平亟待提升，尤其是文莱、拉脱维亚、柬埔寨和塞浦路斯等国家，贸易增加值和中间产品进口额较低，这些国家在融入GVC 过程中需着力提升基于增加值的贸易规模水平。

（2）贸易结构优化水平。贸易结构优化水平得分最高的5个国家依次为中国、印度、塞浦路斯、俄罗斯和土耳其，得分依次为0.195 4、0.157 4、0.147 0、0.143 0 和0.127 7，这些国家服务贸易相对发达，服务贸易增加值较高，服务贸易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均超过了72%，占比最高的俄罗斯甚至超过了89%。贸易结构优化水平得分最低的国家为柬埔寨，仅为0.076 8，与中国相差高达0.118 6。除柬埔寨外，匈牙利和文莱2 个国家的贸易结构优化水平得分均低于0.08，依次仅为0.078 1 和0.079 8，这些国家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利用外资力度有待加大，与中国、印度等国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3）贸易利益水平。贸易利益水平得分最高的4 个国家依次为新加坡、波兰、中国和拉脱维亚，分别达到0.164 7、0.145 4、0.142 1 和0.130 5，这些国家在参与GVC 过程中享受到的贸易利益水平领先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上4 个国家贸易利益水平得分较高的原因存在差异，其中，中国主要因为GVC 前向参与度较高；新加坡主要源于国内增加值份额和国内增加值质量较高；波兰和拉脱维亚则主要源于贸易条件的改善。贸易利益水平得分最低的国家是柬埔寨（0.082 0），其GVC 前向参与度和国内增加值质量都较低，在融入GVC 过程中需着力完善自身的产业基础并高度重视国内增加值水平，打破低端经济结构锁定。

（4）贸易竞争力水平。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25 个国家贸易竞争力水平得分均值仅为0.073 4，仍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 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亟待提升。其中，高于均值的国家有10 个，位于前三的分别是中国（0.147 1）、土耳其（0.106 6）和印度尼西亚（0.103 7），而包括斯洛文尼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在内的其余15 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水平低于均值，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贸易竞争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中，塞浦路斯、文莱、新加坡、匈牙利、立陶宛、柬埔寨和保加利亚的贸易竞争力得分位居后7位，得分依次为0.032 6、0.044 6、0.047 3、0.050 4、0.056 8、0.057 4 和0.057 6，均低于0.06，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最迫切需要提升贸易竞争力水平的国家。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GVC 分工和贸易背景，借助熵值法和贸易增加值核算法对“一带一路”沿线25 个国家2008—2018 年的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及各子系统水平进行测度，主要得出如下结论。从综合水平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偏低，2018 年综合水平得分均值为0.321；但长期趋势向好，88%的沿线国家实现了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的提升；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明星型、平庸型和落后型三类国家分别包含4 个、13 个和8 个国家，依次占样本总数的16%、52%和32%。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规模差异非常大，中国“一家独大”地位很明显，其余大部分国家贸易规模水平亟待提升；中国、印度、塞浦路斯、俄罗斯和土耳其5 国贸易结构水平较优；新加坡、波兰、中国和拉脱维亚在参与GVC 过程中享受到的贸易利益水平领先于其他沿线国家；同时，沿线国家贸易竞争力水平整体偏低，贸易竞争力亟待提升。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及各子系统水平协同提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重视贸易高质量发展思想，推进贸易发展理念由一味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有序转变。当前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偏低，截至2018 年仍有12 个国家的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低于0.3，多数国家在融入GVC 的过程中实现了传统海关统计下的“贸易流量”快速增长，而贸易增加值规模和国内增加值份额却没能实现同步上升，这种数量优先发展理念导致了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落后型国家占样本国家总数32%的结果。因此，要有效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最为关键的策略就是要摒弃一味追求增长数量和速度的传统发展理念，在融入GVC 体系、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树立高质量发展理念，探寻适合沿线国家实际情况的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据此制定科学、合理的贸易政策，推进贸易发展理念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其次，着力培育贸易新型竞争优势，协调优化各子系统发展水平。“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中国、俄罗斯等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较优的国家也有需要补强、优化的子系统（如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水平、俄罗斯的贸易规模水平），而贸易规模和贸易竞争力子系统，几乎是绝大部分沿线国家亟需优化的子系统。因此，应着力夯实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与科技基础，推动沿线国家对外贸易从依靠价格、数量等传统竞争优势转向依靠以技术、标准、品牌为核心的新型竞争优势，提升相关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在GVC 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对于不同的沿线国家，需要重点和优先关注其自身落后的子系统水平，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推进落后子系统的改进和完善，促进各子系统水平协调优化、全面提升。

最后，共享发展成果，发挥中国的引领、辐射作用。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中国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可谓一枝独秀。因此，中国应该坚持与其他沿线国家共同商建贸易畅通工作机制，不断拓宽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的贸易领域，扎实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推动形成自我主导的区域经贸新格局，使中国发展红利惠及其他沿线国家，最终实现以强带弱，协同推动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