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花，王雨晴，蒋海明，许鹏，赵静※

（1. 山东建筑大学管理工程学院，济南 250101；2. 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院，济南 250014）

0 引言

耕地用途管制是保护耕地资源、严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粮食安全与区域稳定的重要举措[1-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提升粮食产能与落实耕地保护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强调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3]。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建设占耕、生态退耕等用地问题日益严峻[4]。“三调”结果显示[5]，10 a 间中国的耕地净减少752.27 万hm2，“非农化”“非粮化”现象日益突出[6]。中国当前土地用途管制的重点主要体现为“占补平衡”“增减挂钩”，耕地保护仍面临占耕植树造绿、发展林果牧渔业和恢复耕地质量较差等问题[7-8]。为此，2021 年11 月27 日，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以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与严格管控一般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其具体措施与要求，推出“转一补一”、先补再转的耕地进出平衡制度[9]。目前，基于进出平衡视角落实“三位一体”耕地保护的研究较少；而耕地恢复潜力测算与耕地恢复重点区域的识别对于保障区域耕地保有量，提升耕地质量，促进进出平衡制度落地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当前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与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研究的重点内容和热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耕地整治研究主要集中在整治潜力评价的数量、质量和综合潜力测算以及潜力影响因素、整治分区方面[10]：数量潜力测算以新增耕地系数法为主[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