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哲

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人们尤其重视冤案昭雪。许多真实案件经过文学和戏剧演绎，往往能深入人心，在百姓口中代代相传，起到良好的法治宣传作用。唐朝是中华法系的巅峰时代，为了防止冤案发生，唐朝制定了严密的司法审判制度。比如在《唐律疏议》的“断狱”篇中，立法者用一整章的篇幅，共33个法条来预防司法舞弊。此外，当事人还可以叩阙直诉，使冤案上达天听，由皇帝亲自裁决。当然，再好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必须由人来执行，特别是要依靠法律业务精熟并且敢于担当的法律工作者。在唐代司法实践中，就发生过一些沉冤昭雪的经典案例，可以为今天的公正司法带来历史的启迪。

崔碣霁潦

崔碣，字东标，博陵安平人。博陵崔氏自汉朝起，便是著名的世家大族，能人辈出，崔碣之祖、父亦曾在朝中任职。崔碣进士及第，宦海几经沉浮，历任邓城令、商州刺史、右散骑常侍等职。在河南尹任上，崔碣平反了一件陈年冤狱，使他在法律史上一举成名，博得了史家“古之循吏，孰能拟诸”的美誉。

当时，崔碣辖区内有一个大商人，名叫王可久。此人以贩茶为业，常年奔走于各地，由于经营有方，积累了万贯家财。某年，王可久前往徐州贩货，不幸遭遇了战祸。原来，唐懿宗咸通四年（863），朝廷从徐州地区募集了八百名士兵，派他们戍守桂林。事先约定，戍边以三年为期，期满后，就另派兵马替换他们回家团聚。三年以后，朝廷却一再推脱违约，不允许他们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