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宝麟

上世纪40年代中期，一个美国军人由于历史机缘，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不料“完全被中国迷住了”，于是，他选择了中国，选择了中国革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终身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人名叫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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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犹太裔的名门望族，先后就读于波特军事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他从小“离经叛道”，17岁就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19岁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李敦白投笔从戎，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学习。学校让他学日文，在他坚决要求下改学了中文。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改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中国一待就是35年。

1945年9月16日，李敦白被派往中国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他对传说中廉洁并充满理想的中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决定留下来。在昆明，他与地下党接上了头，通过他们，结识了廖梦醒（宋庆龄秘书，地下党员），见到了宋庆龄。

1946 年初，经宋庆龄推荐，李敦白担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4月初，他负责押运一批救济物资去被围困在湖北宣化店的李先念、王震部。一个偶然机会，李敦白从调停国共军事冲突的美方上校白鲁德口中，获悉国民党的孙元良部歼灭此地“共军”的计划，大为震惊，到了宣化店就向李先念“告密”。一份绝密军事情报拯救了一支部队。李先念对这件事到晚年还念念不忘，李敦白却很低调，别人提起，他总是说，只提供了“一点”情况，起到了“一点”作用。

当时，中共中央亟需英语专家，李敦白一听说便脱去军装，自告奋勇奔赴延安。途经张家口，被聂荣臻“扣”下了，因为那里开通英语广播需要他。后来，朱德发电报点名要人，李敦白走了45天，于10月19日到达延安。

李敦白在延安担任新华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他给在延安采访的美国作家斯特朗当翻译，还常应邀到毛泽东住处谈论美国。到延安没多久，由李先念、王震为介绍人，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直接批准，李敦白成为中共早期唯一的外籍党员。

正当李敦白全心全意为中国革命工作的时候，不料卷入了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案”。

1948 年底，斯特朗取道苏联重返中国。途中，她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并不是搬用苏联模式。不想这惹来了祸端。她刚抵达莫斯科，就被克格勃逮捕并驱逐出境。

由于李敦白曾给斯特朗当翻译，苏联要求中共拘捕李敦白。“胳膊拧不过大腿”，李敦白进了监狱。斯大林去世后，平反了“斯特朗案”，李敦白1955年被放了出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他郑重道了歉。毛泽东还当着许多老外的面认错：“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不犯错，他(李敦白)就是我们犯的一个错误。”

李敦白恢复了党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在那里，他与共产党员王玉琳结成了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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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诡异在于，李敦白因斯大林信口编造的所谓“斯特朗间谍案”受牵连陷入牢狱，他却误以为自己的被捕是中共组织对他的考验，“作为一个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我肯定太差了，要不然别人为什么会怀疑我。”他“私底下盘算，如果我能‘红’得彻底，就能避免在将来再次遭到怀疑”，因此，他后来做的每件事都带有强烈的动机，就是证明自己是紧跟中共、紧跟毛泽东的。

不过，因为“怕”而紧跟，只是李敦白心结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出狱后被组织安排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中层领导，受宠若惊，便步步紧跟，不知不觉陷入了时代的旋涡。

李敦白后来自我剖析说，从1956年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红得发紫，风头无两，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他获得了毛泽东亲封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政治封号，还是延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成了一个符号式的“通天”人物。尤其是让他参与《毛泽东选集》和一些中共重要文献英译工作，成为外国专家群体中的明星人物。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种被信任的高度自得，与前述的那种可能被疑忌的高度焦虑，并存于李敦白的内心深处。两种看似极具矛盾的心境，却殊途同归地引发和推动他在“左”道上越走越远，每次政治运动来临时，李敦白总是紧跟形势，闻风而动。

“反右”运动开始后，上面要求中央广播事业局必须“揪出”一名右派分子，虽然他认为局里没有一个人符合右派分子标准，却紧跟形势，参与了批斗温济泽的大会。李敦白承认，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迫害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朋友。

“文革”伊始，风起云涌，李敦白忍不住兴奋了起来。上面有通知不许批评外国专家，他却第一个站出来，贴出一张自我批评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成了“英雄”。

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周恩来告诫他不要去，他却听江青的，以外国造反派“白求恩—-延安造反团”领袖身份，在万人批斗大会上，作了措辞激烈的发言。后来，他又参与批斗了陆定一等中央领导。

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和斯特朗等6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分别同毛泽东合影，李敦白还掏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请毛泽东签名。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李敦白的大名顿时传遍了全国。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身份参加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夺权”斗争，批斗局长梅益。他只是担忧自己被打成“同谋”，为了“划清界限”，最终参与到批斗梅益的行列中。

然而在特殊年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他的外国人身份参加“夺权”斗争引起了江青的注意。1968年2月21日晚上，李敦白被人从家中带走，因“国际间谍罪”被关进秦城监狱。他后来才知道，早在前一年，江青就开始对他进行秘密调查，决定把过去欣赏、提拔的这个美国人“搞掉”，并说：“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

1977年11月19日，李敦白关押了9年8个月零1天后被释放出狱。“文革”结束后，李敦白获得“平反结论”：“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

出狱后的李敦白先后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顾问。

李敦白这样一个热爱并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的外国人，正如其平反结论所说，“1945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很多中央高层领导人物都有过密切接触，也亲历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外国专家群体中，他介入中国政治最深，但受到惩罚也最重。他的这段既跌宕起伏又传奇的经历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不过，李敦白对先后两次含冤入狱达16年之久从不抱怨党组织。他说，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犯点错误不可避免；既然这些错误在发生，为什么就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呢？

但他严于责己，对所犯错误深感悔恨。他坦言，“文革”初期风云际会时，“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这种悔恨伴随着他直到暮年。他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沉痛反思：“在那个疯狂痴醉的年代，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甚至荒唐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可是回到那个时代，一切都那样真实且别无选择，我们都进入了变革的梦幻王国。”有一件事尤其让他追悔莫及，那就是“文革”中的“夺权”斗争，一度成为中央广播事业局三人领导小组的召集人。他说，他不应该参加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他毕竟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事情懂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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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17日，年近花甲的李敦白偕妻子儿女回到阔别35年的美国。2012年5月，一部专访李敦白、讲述他的中国经历的纪录片《革命者》，在美国上映。影片最后似乎暗示，主人公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了，这让李敦白很不满意。90高龄的他常常赶去现场，向观众解释：选择中国，选择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的幸运，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李敦白爱美国，也爱中国，他讲话时称美国为“我们美国”，称中国为“我们中国”，于是有人好奇地问他，你到底是个美国人，还是个中国人？他真诚地回答：“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