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轶 赵文佳

［摘 要］《關雎》作为中国文化之源头《诗经》的首篇，充分彰显了儒家文化崇尚的“中和之美”，其诗旨也由此受到了历代学者们的重视而被不断诠释，这就促成了《关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关雎》的译介更是成为了诸多翻译名家关注的焦点。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与翻译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对于诗歌的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为理据，从韵律、意旨和形式三个层面对《关雎》的理雅各译本和许渊冲译本进行对比赏析，探讨两位译者在译诗过程中将自身视域与原文文本视域、目的语文化视域相融合的实现方式，有助于深入挖掘视域融合理论对中国古诗词英译实践的指导意义，向世界展现中国优秀古诗词作品的魅力与价值；更能深化西方对于中国文化内涵的了解，进一步推进中西方文明的友好互鉴与合作。

［关键词］《关雎》；视域融合；诗歌翻译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大数据视域下混合式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应用研究”（GH20108）；吉林省高教科研课题“新常态化大学外语多维混合教学模式构建研究”（JGJX2021D185）；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地方高校大学英语‘双线混融’教学研究”（JLJY202123935762）；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U讲堂的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研究”（220601339155534）。

［作者简介］王轶（1980-），女，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赵文佳（1997-），女，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春 130000）。

一、引言

《诗经》的内容丰富、语言优美、音韵和谐。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足见《诗经》的重要地位。而《关雎》作为《诗经·国风》的第一篇，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关雎》主要讲述了一名男子对一位美丽女子的思念和追求的过程。在当时，它赞许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的爱情，被世人奉为夫妻之德的典范；而后世往往在《关雎》原义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发挥，借此实现反抗封建礼教的压迫，亦或是表达个人情感等目的。由此可见，《关雎》作为千古名篇，其解读必然会随着时代更迭而发生新的变化，其内涵也将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能够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考察译者主体性等翻译影响因素，为汉语诗歌的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撑。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视域融合视角来看，由于特定历史、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译者之间存在视域差，对于同一文本或事物必然会产生不同解读。因此，译者在翻译《关雎》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准确把握这首诗创作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领悟诗人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与情感态度，实现自身视域与原诗视域的最佳融合。同时，译者还应结合当下所处时代的读者需求，把握《关雎》的当代价值与内涵，努力实现原诗视域与英语读者视域的深度融合。这不仅有利于深化中西方读者对原作的理解，坚定国人自身的文化自信，在为今后中国古诗词英译提供经验和参考的同时，更可为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中西文化互动助力。

二、视域融合与汉诗英译

视域融合理论，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著作《真理与方法》中论述的核心思想，在此书中他提出了“前见（prejudice）”“视域（horizon）”“理解的历史性（historicity of understanding）”等重要概念。伽达默尔认为，“前见”是“由历史、传统构成的，它是指在一切对于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给予的一种判断”。

H.Gadamer，Truth and Method，London：Sheed and Ward Ltd，2004，p.273-301.

人们对客观事物进行理解或判断时，总是基于自身过去的经验、知识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可以说，前见是一切理解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

H.Gadamer，Truth and Method，p.273-301.

当理解者进行理解活动时，其视域必然会受到自身前见的制约。

理解的历史性，是指理解活动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理解的主体和客体也都镶嵌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之中。

张德让：《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1年第4期。理解的历史性为不同时代背景的理解者创造性解读同一文本提供了可能。

对文本的理解过程，实质就是被理解文本视域与理解者视域融合为一个新视域的过程。被理解文本视域是由文本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历史社会条件等因素构成的，而理解者视域是由自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生经验等成分所赋予的。由于理解具有历史性，那么这两种视域必定受其各自所处时代及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距，这种差距永远客观存在。因此，理解者在对文本进行理解时，要使自身视域和被理解文本视域不断地进行互动、碰撞，尽可能地实现二者视域的最佳融合，最终达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正确理解文本的目的。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理论对于完善翻译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陈宋洪：《从诠释的视域到译论的发展—哲学诠释学视角下的翻译理论探究》，《莆田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从哲学诠释学角度来看，翻译并不是对源语文本的简单复制或再现，而是极为复杂的不同视域相融合的过程。“翻译过程至少会发生两次视域融合，先是译者视域与原文文本视域的融合得到新视域，再是新视域与译文读者视域的融合得到译文文本视域”。

朱健平：《“视域融合”对译作与原作关系的动态描述》，《外语教学》2009年第2期。

也就是说，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首先要不断地调整、拓展自身视域，使其克服自身“前见”的局限性，努力与原文文本视域进行互动，从而将两个不同的视域融合形成一个新视域，至此完成翻译的第一次视域融合。在第二次视域融合过程中，译文读者基于自身的“前见”与译文进行沟通，在译文形成的新视域中实现自身视域与原文文本视域的融合，从而使译文读者感受到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由此可见，哲学诠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由于不同译者之间存在视域差，对于同一文本内容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产出译文的视域与原文文本视域的融合度自然会有所不同。因此，译者在进行汉语诗歌的翻译实践时，既要重视原文文本的涵义，又需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确保实现原文文本视域与译文读者视域最大程度的融合。

三、《关雎》两英译本的视域融合分析

在《关雎》的英译史上，英国理雅各的译本和中国许渊冲的译本具有重要意义。理雅各1871年出版的《中国经典·诗经》是第一部《诗经》的全英译本，为后来的《诗经》英译实践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许渊冲译本是中国第一部《诗经》的全英译本，该译本着力发掘中国古诗词之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门译本。由于这两位译者有着不同的时代、语言和文化背景，他们自身的视域是判然有别的，所呈现出的《关雎》英译本也更加具有可比性。以哲学诠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为指导，从韵律、意旨和形式三个层面对《关雎》的理雅各译本和许渊冲译本进行对比赏析，发掘这两种不同风格英译本的可资借鉴之处，为《关雎》的复译实践带来新的启示。

（一）韵律的视域融合

在中国古代，诗往往伴乐而唱。可以说，诗歌语言的音乐感是与生俱来的。协调的音韵美和强烈的节奏感是使诗歌區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主要特点。因此，译者若想将中国古诗词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英语读者，就务必要尽量还原其音乐美感，实现原诗视域与英语读者视域在韵律层面上的最佳融合。《关雎》是展现中国古诗词乐律之美的绝佳典范。这首诗使用了叠词的修辞手法，如关关、悠哉悠哉，使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诗中还有大量联绵词的使用，如双声词（参差、寤寐）、叠韵词（雎鸠、窈窕、淑女）和双声叠韵词（辗转），使诗句更富音乐美感，同时也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感染力。除此之外，《关雎》的乐律美感还来源于巧妙使用押韵手段，如第一行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鸠”和“洲”，“淑女”和“好逑”结句，这种“ABAB”式的押尾韵手法使得诗句读起来抑扬顿挫。随后的四行诗句均采用两行转韵的方式，使得句式起伏错落，意境缱绻隽永。

叠词“关关”，是指雌雄水鸟求爱时的鸣叫声。许渊冲将其译为“cooing”，这个词指鸽子咕咕的叫声，同时还有对所爱之人柔情细语之意。许渊冲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目的在于重现原诗中雎鸠鸟儿双栖双飞的喜悦神态。“cooing”与下一节中的“wooing”押尾韵/Ｉ/，使其在延续了原诗押韵效果的同时，也符合英语诗歌语言的韵律特征，将原诗清新明快的节奏感准确传达给了英语读者。理雅各将其音译为“Kwan Kwan”，由于英汉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而言，这种对原文意义绝对忠实的译文可能会难以理解。然而，音译的处理方式，使其译本生动再现了原诗中关雎鸟儿清脆优美的鸣叫声，同时也收获了叠字的修辞效果，在象声词的音乐效果方面更胜一筹。

叠词“悠哉悠哉”，意为男子在长夜不能寐时对心上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与牵挂。“悠哉”一词的重复咏叹，更是加重了相思之“深”的感情色彩。许渊冲译为“so deep in love，so deep！”，把“悠”转化为“deep”，并以感叹的方式对“deep”进行重复，充分还原了原诗的情感深度，符合原诗重张叠唱的特点。同时，“deep”与前一小节的“asleep”实现了押尾韵/p/的效果，让英语读者也能感受到原诗的音乐魅力。理雅各译为“Long he thought; oh！ long and anxiously.”，“long”的重复使用体现出原诗中男子苦苦思念意中人而不得的失落之情。然而，理雅各译本将原诗转换为更加贴近英语诗歌表达习惯的倒装句式，使其在传达原诗重复咏唱的韵律感方面略有欠缺，但却更加符合英语读者对于品读诗歌的审美期待。

从押韵的使用来说，许渊冲译本全篇采用隔行押尾韵的手法，押韵方式为ABAB，如第一节以cooing/wooing，turtledoves/loves结尾，押/Ｉ/、/vz/的尾韵，第二节以right/night，there/fair结尾，押/t/、/（r）/的尾韵等，读起来流畅明快，具有很强的节奏和音乐美感。同时，许渊冲译本中的第二节和第四、五节具有一定的重复性（left and right， day and night；left and right，play music light；left and right，delight），压尾韵/t/的处理使其完美还原了原诗重章复沓所产生的音乐效果。理雅各译本整体上采用了无韵体译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原诗的韵律特点。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被译做“The 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 lady：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其中“lady”和“she”押元音韵/i：/，不仅生动地描绘出男子对心上人的相思之情，也给英语读者带来了听觉上的享受。此外，理雅各译本的第二节和第四、五节也同样体现出了原文的重复性（Here long，there short，is the duckweed；The 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 lady），这种重复性的处理更倾向于重复原诗的字面意义，未能传达出原诗转行押韵的音韵效果，但却实现了对原诗语义最大程度上的忠实。

（二）意旨的视域融合

中国古诗词的语言高度凝练，一个词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联想意义，同时又能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因此，如何准确传达中国古诗词的意旨也就成了译者所要面临的难题。从视域融合视角来说，译者只有在译诗过程中尽力消除自身偏见，不断地调整自身视域，努力达成原诗与英语读者之间的视域融合，才能使译诗在忠实准确传递中国古诗词意义的同时，也让其意境引起英语读者的共鸣。《关雎》是一首浪漫含蓄的爱情诗，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这首诗开篇以眼前关雎和鸣之景，引出了男子对自己心上人的殷切期盼，奠定了全篇的抒情基调。第二句以水中左右飘摇流动的荇菜为比，兴起男子对“淑女”的渴慕之心。第三句写男子追求失败后的忧思与想念，表达了他对心上人的痴情和执着。第四、五句则以采摘、烹饪荇菜起兴，引出男子想象通过“友之”“乐之”，最后成功追求“淑女”后的美好场景。

“雎鸠”是一种水鸟，它的唤声并不是“关关”双声，而是其中一鸟唤单声“关”，另一只鸟马上回应“关”，一呼一应，体现了雎鸠鸟儿互敬互爱、尊重伴侣的美好品质。许渊冲将“雎鸠”意译为“turtledove”，在英语中指斑鸠鸟，这种鸟一旦找到伴侣，便形影相随，如果伴侣被害，它也会撞死自己以此殉情，因此被人用来象征忠贞的爱情。同时，“turtledove”也有情人之意。许渊冲译本不仅在语义上实现了一语双关的效果，也展现出了原诗中一片生机盎然的美好意境。理雅各把“雎鸠”译成“ospreys”，意为鱼鹰，这是一种食鱼的大型猛兽。这种直译的手法，使其译本丢失了雎鸠鸟象征爱情的隐含寓意，却更贴近原诗中“雎鸠”的真正语义。

“寤寐求之”意为男主人公日夜思念着心上人。“求”比喻迫切地希望得到某物。这句话是男主人公直抒胸臆的大胆表白，但却是先由前文讲述两只亲密无间的水鸟在河上游玩铺垫而来，这种起兴手法的运用，使原诗形成了委婉含蓄、唯美动人的意境。许渊冲译为“The youth yearns day and night.”，“yearn”即“渴望、渴求”，通常指渴望難以得到之物，或做难以如愿之事，常伴有些许不安和痛苦，这就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原诗中男主人公对心仪之人既热烈又因尊重而克制的情感。理雅各译为“Waking and sleeping，he sought her.”，意思是“男子不分昼夜地追寻着她”，“sought”有付出很大努力地追求、寻找之意，这种直译的表达方式未能呈现出原诗隐晦羞涩、纯真美好的意境，但从还原原诗语义角度来说更为出色。

“窈窕”一词，最早出自扬雄《扬子·方言》：“美心为窈，美状为窕”，用来形容女子心灵仪表兼美的样子。“淑”字多解释为善良美好。“窈窕淑女”即指美丽又有德行的女子。许渊冲将其先译为“fair maiden”，强调这是一位外貌美丽动人的女子，而后又译为“fiancee”和“bride”，完整地呈现出一对恋人从求爱到定情，最后成婚的过程，保留了原诗中双向奔赴的情感与娓娓道来的韵味，让英语读者也能体会到这个爱情故事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缺乏对女子内在美的描述，但也不失为一篇好的译文。理雅各将“窈窕淑女”译作“The 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 lady.”，即品德高尚、谦逊内敛的年轻女士。“lady”在英语词典中通常指对成年女性的礼貌尊称，或是指举止文雅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这种译法虽未描写女子的外在美，但更加注重表现原诗中道德教化的意味，从准确传达原诗意义上来说更为可取。

“君子”一词出自《易经》，原意是“君王之子”，强调其身份地位的崇高。到了《诗经》的时代，“君子”被孔子赋予了道德含义，用来指德才兼备的贵族男子。到了现代，君子则被用来指有学问修养、品德高尚的人。许渊冲译为“good young man”，即品行好的青年男子，更加符合现代文化背景下对于“君子”语义的需求，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更易理解与接受。理雅各译为“prince”，更倾向于译出古代贵族子弟的意味，更加符合原诗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语义。总体而言，许渊冲译本虽未达到在意义层面上的绝对忠实，却将《关雎》的意境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理雅各译本实现了对原诗意义最大程度上的客观忠实，达成了原诗视域与英语读者视域的最佳融合。

（三）形式的视域融合

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最显著特征，便是其形式的特殊性。与其他的文学式样相比，诗歌的句式整齐划一，语篇短小精悍。在中国古诗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尽可能将译诗与原诗在句式与篇幅上保持一致，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诗的形式与视觉美感，在形式层面上实现原诗与英语读者的最佳视域融合，使英语读者体会到中国古诗形式的艺术美。《关雎》是一首四言诗，全诗80字，共5行10节。这首诗在形式上最为直观的特点便是其句式对仗工整，结构重章复沓，极具视觉美感。如第二行与第四、五行均以“参差荇菜”开头，又以“求之”“友之”“乐之”进行反复咏唱，使句式利落整齐，富有循序渐进的美感，同时也加强了这几段文字的抒情效果。

在翻译过程中，许渊冲主张在句子长短、句式对仗工整等方面尽量与原诗保持一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诗的形式美与感染力；理雅各则采用散体译诗，虽丧失了部分原诗的节奏和韵律特点，却更好地传达了原诗的意义，使译文更具流畅性和易读性。从译文行数来看，两位译者皆重现了原文的形式特点，将《关雎》译为5行。就译文长短而言，由于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注重“义合”，而英语则属印欧语系，重视“形合”，一个中文词汇往往需要多个英文单词来解释，这就很难在不丢失原义的基础上将译文与原诗的字数保持一致。许渊冲译本共102词，他尽量仿照原诗的格式，将部分句子翻译成4个英文单词，且每一行中的四个小节长度基本一致，整体上形成了与原诗相同的视觉美感。理雅各译本共154词，其句子长短不一，未能较好地再现原诗句式极为工整的形式特点。

从句式结构来看，许渊冲译本还原了原诗句式工整的特点，在使用隔行押尾韵手法的基础上，生动再现了《关雎》质朴清新的形式美感。如他将第四、五行中的“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译为“O lute，play music light.”，“O bells and drums，delight.”，押尾韵/t/的处理，使其译本不仅基本达到了与原文形式相一致的效果，更让英语读者充分领略到原诗格律的形式美。理雅各并未有意追求诗句形式上的统一，而是更加注重意义的准确传达，其句式结构较为灵活自由。如理雅各将“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译成“With lutes，small and large，let us give her friendly welcome.”，“With bells and drums，let us show our delight in her.”，更加符合英语语法结构完整的特点，虽未能较好地保留原诗四字一节、四节一行的简洁美，但在对原诗本义的传达方面更易被英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此外，理雅各译本中也有保留原诗形式特征之处，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采之/芼之”，被译为“Here long，there short，is the duckweed./To the left，to the right，borne about by the current.（On the left，on the right，we gather it./On the left，on the right，we cook and present it.）”，这种重复性以及押尾韵/d/、/t/的处理方式重现了原诗的结构美感，使其译文工整隽美，从忠于原诗的形式来说亦有其独到之处。

视域融合理论认为，翻译即阐释，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使自身视域与原文文本视域、译文读者视域进行互动、融合，最终形成一个崭新的视域，从而实现理解原作目的的过程。此外，从历时的角度来看，由于理解具有历史性，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译者对同一文本进行理解和翻译时，必然会受到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社会条件所影响而产生不同的译文。理雅各和许渊冲两位译者因受其自身的“前见”（如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社会条件、本身的思维方式和逻辑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和约束，他们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从各自不同的视域出发，在韵律、意旨和形式三个层面与《关雎》原诗视域和英语读者视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融合。与此同时，两位译者为满足各自时代背景下的译诗需求，对《关雎》进行解读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目的，因而催生了各擅胜场的《关雎》英译本。

理雅各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也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英国传教士代表人物。他倾其一生翻译了大量中国儒家文化典籍，为中国文化传播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1871年，理雅各在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下完成了《诗经》的第一个全英译本。在19世纪时期，中西方交流活动甚少，西方的汉文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抱着让更多西方人认识、深入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理雅各在翻译《诗经》时，参考了大量的有关儒家经学著作和一些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力求准确地译出《诗经》的意义。在这种力争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思想指导下，理雅各在译《关雎》时，选择努力地与原诗意义进行充分的视域融合。因此，理雅各在整体上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采用逐字逐句对译的手法，实现了对原诗意义最大程度上的客观忠实，让西方读者对中国诗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韵律和形式层面来讲，理雅各认为，“诗篇整体而言不值得用诗化的语言进行翻译，我的目标是尽我所能地提供必须能传递原意的译本，没有增加或释义。”

J.Legge，The She King or The Book of Poetry，London：Henry Frow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71，p.116.基于这种翻译思想，理雅各采用了无韵体译法，有时为了照顾内容而选择舍弃原诗的押韵特色，且用散体译诗，并未遵循原诗整齐对仗的结构形式。可以说，理雅各译本在与原诗韵律和形式的视域融合方面是有所欠缺的。然而，这种做法却充分发挥了英语语言的优势，使其译本更具19世纪英文诗歌自由、简洁的风格特点，更能为英语读者所接受。因此，理雅各译本在整体上与英语读者的视域融合度更高。

许渊冲是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他致力于将中国古诗词译成英语和法语韵文，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他还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对目前中国典籍的翻译实践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93年，许渊冲以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为己任，出版了《诗经》的第一个国内全英译本，该译本充分践行了其提出的“三美”翻译原则。“三美”即音美、意美、形美。他认为，“译诗应努力做到三美齐备，如不可兼得，可以不要形似和音似，

但要尽力传达原文的意美和音美”。许渊冲：《再谈“意美、音美、形美”》，《外语学刊》1983年第4期。因此，许渊冲在翻译《关雎》时，并未强调与原诗意义的完全对等，而是尽可能地还原诗之“意美”“音美”和“形美”。他在翻译策略上以意译为主，用更加贴近原诗意蕴的英语词汇传达出了中国古诗词中的文化内涵，虽在表达原诗意义方面略有欠缺，却更精确地传达了《关雎》的意境美。此外，为了呈现诗歌之“音美”，许渊冲采用隔行押韵的手法对原诗进行重塑，其译文音律整齐和谐，近乎完美地还原了原诗的音韵特色，同时也让英语读者体会到原诗读者读诗的快感和美感，充分实现了韵律层面的视域融合。对于“形美”的传达，其译文保留了原诗形式上的工整对仗，句子长短也基本一致，与原诗形式的视域融合恰到好处。总之，许渊冲译本充分再现了原诗的意境美、音韵美和形式美，更好地体现出了与原诗的视域融合，有利于增强中国优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四、结语

從视域融合的视角来看，两译本基本实现了《关雎》原诗与英语读者之间的视域融合。理雅各译本在传达原诗意义方面更为忠实准确，充分彰显了其深稽博考、严谨治学的态度。许渊冲译本在与原诗的意境、韵律和形式的视域融合方面更胜一筹，更为准确地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文化之美。两位译者皆努力从其自身视域出发，为满足其所处时代的翻译需求，产出了遵从其各自翻译目的的优秀译本。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任何视域都在发展变化，而历史文本视域需要被解释者扩展，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96页。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与精华，中国古诗词也应与时俱进，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为此，今后译者更应力求突破英汉语言差异之藩篱，在参考先前优秀译者经验的基础上，将自身视域与原文和目的语读者视域进行更深度的融合，创作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中国古诗词英译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