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新珏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苏州 215009)

丝织业是我国发展较早、规模较大的手工业行业。 作为中国蚕桑丝织传统技艺的代表,江南丝业历史悠久,自黄帝迄今,已有千百余年。 多年以来,江南的丝业发展引人瞩目,江南丝绸更是举世闻名。 明清以来,各地丝织业一直在突破自我,找寻适合本土的发展模式。 从行业的兴衰发展脉络看,技术工艺化是丝织业进步的显著特点。 笔者通过对相关史料与论著的广泛搜集和整理,在梳理近代江南地区丝业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阐述技术工艺化在该发展进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随着技术工艺化带来的社会与行业的变化。

一、江南地区丝织业发展概况

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在宋代时已达顶峰,随着明代社会生产力进步与商品经济的繁荣,不仅丝织品产量大幅上涨,新兴丝织产地也陆续出现,如南京、苏州、杭州等。 在明代商品贸易中,丝和丝织品占据主要地位。 当时市场流通的丝与丝织品,除了一部分供给皇室、官僚外,另一部分面向社会公众的市场十分兴盛,由此推动了生丝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进而促使江南生丝市场的逐步扩大。 明代后期,江南地区兴起了一批丝织机户与城镇,丝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其中,丝织业机户的发展又以苏州为盛。

虽然明代丝织事业欣欣向荣,但丝织生产技术却没有过多进步,生产工具织机依旧停留在元代的发展水平[1]37。 这是由于明代丝织业的主体是个体机户,手工工场尚未诞生,生产工具也未革新。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丝织业生产的工艺流程已有很大转变。 历代官营织染局的织机式样向来对外保密,织品花样也禁止仿织。 到了明代,尤其是明末,随着机户领织,民间丝织技艺开始提高。 在生产过程中,不仅扩大了社会分工,丝织产品的花色种类也有所增加,如南京的云锦,苏州的妆花丝绒、金彩绒,都是当时杰出的织品。

为满足封建政权统治者的需要,在明代官营织造局基础上,清王朝很快恢复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官营织造业,改变了明代官营织造局分散多处的布局,构建了京师与南京、苏州、杭州四个织造局的集中经营方式。 与此同时,江南城镇丝织业机户也在持续发展,“帐房”出现。 这一时期,官营织造局的主要任务是向宫廷输入上等缎匹以及赏赐用缎匹,南京、苏州、杭州三大城市机户,均以织造“熟货”的缎与纱等为主。 康乾盛世是官营织造局发展的鼎盛时期,但因其经营特性为封建衙门式,生产过程中耗费的财力、人力入不敷出,最终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趋于没落。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江南丝织业衰退。 由于战争破坏,和道光年间相比,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心城镇拥有的织机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1]6。虽然直至辛亥革命前,这些地区的织机数量有些许恢复,但仍比不上乾嘉时期的丝织业盛况。 自明清以来,江南机户所使用的丝织工具一直都是木制织机。江南地区对手抛梭丝织木机的使用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直到1912 年开始引进“半机械化”的手拉机,将生产效率提高至一倍有余。 1915 年,引进更为先进的动力丝织机,江南地区还发展出了电力机[1]122,生产效率较投梭木机和手拉机都高出几倍不止。 以苏州为例,1912 年至1916 年间,苏州丝织业总产销都有增长,开设的绸厂包括苏经纺织绸缎厂与振亚绸厂在内总计有十户,平均每户有手拉机八十台,纱缎庄总计八十余户,合木机三千余台[1]131。 苏州振亚丝织厂投产以后,盈利颇丰,一些纱缎业“帐房”以及机户纷纷效仿,或是仿制织机或是对原有机器进行改进,这使苏州丝织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15 年后,江南地区开始引进电力织机,但由于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范围狭窄,并且电力供应不足,所以绝大多数的丝织工作依旧以手工作业为主,仅有一部分工场缓慢向机器工业过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日军大肆侵略中国,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以致江南丝业在东北地区的销路停滞。 在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织品的市场流通方向素来“以华北及江北一带为生”[2]。 销路阻断后,那些积压的织、纱、绸缎只能进行降价销售,部分纱缎庄面临破产,变卖机户。 “绸业逐日见其衰落,至于今日,已有一败不可收拾之象。”[3]缎业的衰落,又导致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失业与破产。 尤其是1932 年至1935年这一段时间内,日本人造丝织品掠夺了我国丝业的国外销路,且在其势力下大量走私人造丝,造成国内丝业市场“茧贵丝贱,丝厂纷纷停业”[4]的局面,对我国农村蚕丝事业造成重创。 此外,各帝国主义国家提高银价,贬低币值,造成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国民经济日趋衰落,丝织业受到极大影响。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江南丝绸行业才有所好转。 1935 年下半年,江南农村丰收,丝价上涨。 到1936 年,苏州绸厂总计八十余户,平均每户有二十五台电力机,手拉机手工工场趋于没落[1]136,江南丝业正式走入机器工业时代。

二、江南地区丝织业技术工艺化的具体表现

(一)丝织技艺进步

近代丝织技术进步的主要体现在丝织物的品种和花纹上,品种、花纹越多越复杂,其技术含量越高。明清时期,我国丝织品品种丰富多彩,样式富丽绚烂,锦、缎、纱、罗、绫、绸、绢、绒等,都是织造技艺精熟的产品。 江南素来是丝织业的生产中心,其产出的丝织物不论是在产量、质量方面,抑或是色彩、花色方面都属精品。 但实际上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江南地区丝织生产技术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直到织机的引进与革新,以及外国丝织品进口后,江南丝业生产技术才开始改进和发展。

江南地区对新式织机的引进,首先开始于浙江一带。 二十世纪前期,杭州丝绸工业开始引进手拉木机。 由技术革新引发了行业细分,丝织业细分出染丝业、炼绸业、印花业等小产业。 在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绸厂、织物公司,都开始注重织品发展的多样性。绸厂管理者们对织工、纹工的要求更为严格,部分绸厂还开设了专门设计织物图案的部门,以求织品在市场中独树一帜。 当时市场中流通带有“振亚”牌号、“云林”牌号的织物,都出自同章绸庄的图画部①娄尔修:《娄公凤韶纪念册》,苏州市档案馆藏。。 同章“图画部”由娄凤韶一手创立,拥有众多画工、纹工,可谓人才济济。 正是对人才的招揽,为同章绸庄纳入新鲜血液,确保绸庄每周、每月都能生产出花色各异、式样不同的新织品。

从丝织物品种改良方面看,生产设备的引进与制造带来了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由手拉机发展到脚踏机生产后,品种、规格随着织机的变革,已能织出斜纹、丝呢和绒坯。”[5]1919 年,苏州各绸厂及纱缎庄的主要产品为织金缎、贡缎、花累缎、彩花被面、西纱等。 与1916 年的丝织产品相比,改良和创新的品种大约增加了二至三成[6]。 丝织技术的进步成为江南地区传统丝织业走向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丝织生产工具革新

汉代时中国的丝织工具,经历了由踞织机发展到斜织机的阶段,而后不断改进,至宋末元初时,织机的大体规范就此确定。 在此之后,丝业除了在丝织工艺过程方面继续提高之外,生产工具实际已成定型。 明代丝织生产工具大致在元代发展水平之上,明清时期,丝织工具一直都是木制织机,这种木机的使用在我国已有上百年历史。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丝织生产技术的改进,将生产工具的革新置于首位。 1912 年,江南地区开始引进“半机械化”的手拉机。 苏州、杭州以及湖州三个城市,最先从日本引进仿法国式手拉机,将生产效率提高至一倍有余。 我国旧式手织机一直是手足并用的形式,而这种新引进的手拉机,用手拉送梭的方法,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双手的操作,减少了人力,提高了效率。 “欧美各国,恃机器为之助……用机器则产力速而取价廉。”①娄凤韶:《策进振亚织物公司商榷书》,苏州市档案馆藏。法国、日本、瑞士等国生产的手拉机,工效相当于我国旧式木机的四倍,电力机则高出十倍有余。 在手拉织机引入不久后,沪杭两地率先引进了电力织机,并逐步向苏州等地推广。

和手织机相比,电力织机效率高,并且工价低廉,相应地,丝织厂中的络丝、并丝、捻丝、摇纬等工序进行了技术改良,由人力改为电力,生产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 但是由于电力织机的价格以及修理费是木机、手拉机的好几倍,所以电力织机一般只被丝厂采用,而普通农户家中多数依旧以使用木机为主。 实际上直到1935 年左右,苏州地区普通农户家庭依然较多使用木机,但手拉机和电机使用份额在总数量上呈上涨趋势,木机总数量则在下降。 这些新式织机的引进,一方面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还为丝织品的织造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技术工艺化带来的影响

(一)织品质量提高

古代丝织手工业产品主要面向王室、官僚、地主等人群,他们对于织品要求严格,很多情况下个人衣着更是身份的象征。 由于当时的丝是作为纳税对象且已经商品化,官府掌握着大量生丝,兴起了官府织造手工工场。 这些历代的官营织造局专门织造高档绸匹为统治阶级服务,对于织机式样都秘不外宣,并禁止仿照生产相同花样的织物,具有一定的技术封闭性,显然不利于丝织业长久发展。 直至明代尤其是明末机户领织后,民间丝织技术工艺水平才有所提高。更有清代手工业行会规定:“各染坊,凡染青,要细加工作,先将布底滐染,虽旧而颜色不改,如有浸染弄弊减价掣骗,查出重罚。”[7]这种对织品织造过程的严格把关,大大提高了产出织品的质量水准。 以南京为例,其丝织业在明代就比较发达,但四郊本非专营蚕桑产业,产出的丝质量很差。 在丝织工艺改进后,南京丝织业展露出新的面貌。 江南地区的丝织市场需求很大,各市镇与机户之间互相竞争又互相促进,在丝织技术工艺上更是精益求精,促使该地区织品纷繁多样,质量和产量都不断提高。

(二)生产规模扩大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发展时兴时衰,民间丝织业的发展屡遭破坏和阻遏。 但总体来看,由于丝织技术工艺水平的提高,江南丝业生产规模也被带动着不断扩大。 自明代以来,苏州、杭州织造局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产量都属全国地方织造局首位,其中又以苏州局规模最大,每年供应的丝、纱、罗等丝织品曾达三点七万有余[1]35。 清代苏州机户的大户、小户已发生分化,且形成了雇佣劳动力市场,而南京分散在四乡的机户也很多,“业此者不下千数百家”[1]40。 在江南地区的大城市中,“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1]35。 民间机户大量发展,雇工数以千计,足以见其生产规模之大。

在丝织手工工场出现以前,丝织业一般是个体经济,生产不集中。 随着丝织技术工艺水平的提高,江南地区的丝织品工艺精良、种类繁多。 再加之极大的市场需求加持,给予了丝织业扩大再生产的可能。 由明到清,织染局扩大了两倍有余,且清代丝织业雇佣机匠高达两千名,雇佣劳动力的增多,也是清代丝织生产规模扩大的表现(见表1)。

(三)促成更细致的社会分工

在明清时期的手工工场中,官营丝织业的内部分工较为精细。 随着丝织技术的不断进步与生产工具的更迭,丝织行业内部的社会分工更加细致精密。 在发达的江南丝织业中,许多工序都已成为一个单独的行业,如络丝、捻丝、牵经、挽花等。 明代发展出的织造熟货的生产,不仅优化了丝织业生产的工艺过程,而且在由丝到绸的生产过程中还扩大了社会分工。在江南地区发展出先染丝后织造的“熟货”以后,又发展出染丝业和并丝业,并丝业即料房(杭州称法)、摇经作(苏州称法)等。 由此带来的是大小城镇内的织物流通与社会分工:大城市负责织造高一级的熟货,而中小市镇负责低一级的生货绸匹的织造。 此外,在江南大城市里,各类染坊逐渐兴起,染匠开始出现,带动了染丝业发展。 由此出现的新工匠岗位,也随丝织业技术工艺水平的提高而增多,变得更为细化,锻工、纱工、染工、车匠等不同的工匠劳动力市场出现。

明代时,大城市已发展出相当水平的丝织商品市场生产,清初在继续发展的基础上,兴起了商人资本包买主的纱缎庄,民间丝织业的分工相较明代更为精细。 在商人资本包买主制出现后,由商人进行丝织业各项工作的支配与组织生产,进一步巩固且扩大了这种社会分工,络丝、牵经、挽花、织造等生产工序日益分化为专业性生产。

(四)带动丝织手工业市场与城市发展

明代以来,江南地区一直是全国丝织业发展最为繁荣的区域,其手工技艺尤其出色。 丝织技术工艺水平的进步不但促使了官营丝织业的发展,对于民间丝织手工业的促进作用也极大。 从明代一直到清中叶,江南丝织业飞速发展。 这一时期,官营织造局貌似庞大,但实际上生产数量并不多,“民间丝织业在人数和产量上已经超过官营织造局”[9],民间生产的丝多数是为交易而产,丝织市场的发展对大小丝织市镇的城市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

四、结语

明清时期,中国丝织品不论是内销还是外销,都取得了极高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机户们使用的是投梭木机,产品面向国内市场,但在清王朝国力逐渐衰退后,这种内销市场开始走向没落。 丝织业在未提高技术工艺水平前,对内市场凋敝,对外无力与进口绸缎竞争。直到生产工具的引进与革新,以及丝织工艺技术开始创新后,不论是从织机数量、织造品种,还是如炼染技术等技术的革新来看,丝织技术工艺水平的提高对于江南丝织手工业市场的带动作用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