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鹏 陈琳皓

(1.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株洲 412006;2.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长沙 410128)

执政安全是关系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 习近平指出:“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不自省、不警惕、不努力,再强大的政权都可能走到穷途末路。”[1]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经历了从成立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巩固政权的全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触及了执政安全,并贯穿到新中国成立后治国理政的实践,深入思考了如何确保中国共产党顺利执政、长期执政等问题,提出了丰富的执政安全思想,涉及执政安全的主要方面,蕴含着执政安全的基本要求。 但是,总体来看,目前学界还没有专门、系统、全面论述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专著,只有相关论文,或者在探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执政安全思想时进行概要式地论述,有待全面系统深入挖掘和梳理。

一、关于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研究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安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 毛泽东没有专门论述国家安全成体系的著作或论文,其国家安全思想散落在他的讲话、谈话、文章、批示等文本中,且往往与执政安全思想相互交织。现有关于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研究成果如下。

(一)从宏观上研究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

宏观上,学界围绕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当代价值、内在逻辑等展开论述,王素立的《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研究》[2]是宏观研究的典型代表。

一是总结了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内容总结是研究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一项基本工作,也是研究比较充分的领域。 王素立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维度展开论述,基本上囊括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要内容,并梳理成一个体系,奠定了内容研究的基础,但没有提及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有学者把毛泽东兴修水利、计划生育、植树造林等观点纳入生态安全范畴[3],有学者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纳入社会安全范畴[4],均完善了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内容。 有学者把毛泽东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高原则,触及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某些内容,但没有直接研究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5]。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推动的工业化与组织化,奠定了现代化强国的经济社会基础[6]。

二是概括了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基本特征。 内容体现特征,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直接反映当时的历史特点,同时又具有超越时空的真理性,对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建设具有现实启发性。 王素立认为,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特征是积极防御和主动反击、物质防范和精神防范、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相互结合,概括精当,体现了特征和内容的有机统一[2]。 有学者认为,忧患意识是毛泽东维护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要特色,主要表现是外防入侵、内防复辟等[7]。 有学者概括其基本特征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8],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战略性、人民性、创造性、开放性等基本特征[9],类似概括虽然形式上对称,但内容上略显抽象。

三是评析了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当代价值。有学者从三个维度分析了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当代价值,认为其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国家主权理论、国家战略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奠定了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石、开创了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新纪元,丰富了世界国家安全理论体系[10]。 这个评析比较周全到位。 有学者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国家安全战略时也指出其历史局限性[11]。 对此,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遵循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精神,回到历史现场进行科学评价。

此外,有学者探讨了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内在逻辑,补充了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宏观研究内容[12]。

(二)从微观上研究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某个方面内容

微观上,学界主要从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安全等展开论述,推动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研究向着更为精细化的方向迈进。

一是新中国面临十分严峻的国内外的安全形势,毛泽东运用军事手段巩固新生政权。 一些学者把军事安全视为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内容。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国家安全观是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主张运用军事手段确保国家安全[13]。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把军事安全放到首要位置,强调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地位[14]。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视军事安全为战略核心[15]。 有学者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的角度,论证毛泽东军事革命保安全、军事建设促安全的思想[16]。 有学者分析了毛泽东运用自主军事、大国结盟、统一战线、实战与威慑并举等多种军事安全战略手段成功维护了国家军事安全[17]。

二是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把经济安全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当作国家建设的“两件大事”,已经认识到只有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才是国家安全的最可靠保障[18]。 有学者认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出发点,维护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增强自己的实力,使敌人有所畏惧[19]。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把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进行国防建设、维护国家安全有机地联系起来[20]。 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论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原则的确立,粮食生产战略地位的阐述等,对于我们今天做好经济安全工作仍然有着借鉴和指导作用[21]。

三是高度重视文化安全是毛泽东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前提。 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赵子林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安全”的命题,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内含着丰富的文化安全思想[22]。 有学者分析了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认为他领导全党,通过普及文化教育、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和建构“红色经典”等现实路径,掌握文化主导权和话语权[23]。有学者分析了毛泽东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话语背景、主要内容及特点[24]。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形成了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体系,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有益借鉴[25]。 也有学者评析了毛泽东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得失,肯定了他对文化安全的高度警觉,指出他对文化安全形势估计过于严重[26]。 学者们对毛泽东文化安全思想进行鸟瞰式的系统梳理,既充分肯定其优点,也指出其不足,有助于揭示毛泽东文化安全思想的全貌。

四是巩固意识形态安全是毛泽东维护国家安全思想的生命线。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相连,但学界研究毛泽东意识形态安全思想论文论著很少。学界研究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比较全面深入,黄世虎撰著的《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是一部典型的学术专著。 有学者专题研究了毛泽东意识形态安全思想,梳理了其形成与发展的条件、发展脉络与特征、主要内容、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等,认为其是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成果[27]。 有学者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安全思想,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意识形态的挑战,总结了改造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开展整风运动及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内容,评析其历史局限性等[28]。

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毛泽东科技思想注重国家安全的特点,强调科技为国防建设服务[29]。 学界尚未充分注意对毛泽东核安全思想、粮食安全思想等进行研究。

从上述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可知,学界广泛关注、深入开展对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无论是宏观上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内在逻辑等的研究,还是微观上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科技安全等的研究,虽然或多或少论及对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影响,但毕竟都没有直接论述执政安全问题,也没有深入揭示毛泽东执政安全的内容。 国家安全与执政安全紧密相连,虽然上述论著或论文某些内容涉及执政安全,且已有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揭示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相关内容,但总体上没有把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作为一个学术命题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

二、关于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研究

学界对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着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研究。 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如下。

(一)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研究

建立革命政权必然要求巩固维持政权安全,毛泽东领导建立湘赣边第一个红色政权,揭开了局部执政实践的序幕,也开启了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初步尝试和探索。

一是苏维埃时期执政安全思想研究。 学界专门研究苏维埃时期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论文论著较少,往往包含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研究之中。 比如,黄国华、陈延乡合著《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余伯流独著《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历史经验》等,包含着对苏维埃时期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研究。 有学者探析了毛泽东此时期政权为民所有,政策要为民谋利,工作人员要勤政为民等执政为民思想[30],也有学者总结了毛泽东为群众谋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物质基础、严惩腐败分子等执政思想[31],均包含着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内容,直接关切着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

二是延安时期执政安全思想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持续发展。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此时期形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执政思想和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理论和实践基础[32]。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升为党的基本执政理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探索了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奠定了全国执政的理论基础[33]。 有学者分析了毛泽东以民主的方式实现对政权的正确领导,在政治体制、政治方式等方面坚持民主执政,制定相应的法律、条例实行依法执政等执政能力建设[34]。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探索和实践了党的执政方式民主化、执政方式法制化、理顺党政关系等,积累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益经验[35]。

三是西柏坡时期执政安全思想研究。 此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过渡期,毛泽东执政思想奠定了新中国执政的基本架构。 肖贵清等[36]学者认为,毛泽东西柏坡时期领导全党构建新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提出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深入思考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提出了符合国情的执政思想。 有学者论述了西柏坡时期毛泽东从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两个方面探索如何执政和为谁执政的历史课题[37]。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强调执政条件下抵御腐蚀和保持自身优良传统的能力,增强党组织的集体领导能力等[38]。

(二)全国执政后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具体内容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在多方面展开。 执政合法性、执政风险、执政忧患意识、执政规律等与执政安全紧密相关,直接属于执政安全的范畴。学界很少直接研究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但是对毛泽东执政安全某些具体内容的研究还是存在的,具体如下。

一是执政合法性的研究。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地位一个重要指标,执政合法性缺失,执政地位肯定难以维持和巩固。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将执政合法性问题视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并从党群关系、军事斗争和发展生产力等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增进执政合法性的措施[39]。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把军事斗争作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并保持其合法性的重要基础[40]。 有学者从政治绩效、经济绩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等方面分析了毛泽东执政合法性基础[41]。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执政合法性包括人民本位、以史为鉴、维护意识形态合法性、注重平等、党的建设等[42]。

二是执政风险的研究。 执政风险是各国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既具有必然性,也具有偶然性。 避免和降低执政风险,目的是维护执政安全。 王真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毛泽东执政风险思想,认为他研判执政主要风险源是党自身,因此需要克服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43],论述了毛泽东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应对突发事件方面应对执政风险[44],揭示了“两个务必”思想系党兴衰存亡的内在因素[45]。 有学者总结了毛泽东防范化解执政风险的基本经验,在外源性执政风险方面,敦促全党牢记“两个务必”、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解决本领恐慌和作风建设问题以及抓主要矛盾;在内源性执政风险方面,主要是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46]。 腐败是最大的执政风险。 有学者从反腐败的角度切入,论证毛泽东进行反腐败斗争是执政党建设的一条正确方针[47]。 有学者论述了毛泽东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兴亡的战略思想[48]。 有学者分析了毛泽东以史为鉴、以德反腐、以刑治腐、发动群众反腐等反腐败思想与实践[49]。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和实践经验“使党的威信不断提高,使人民的政权更加巩固”[50]。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考和探索完善党的自身建设,执政条件下抵御腐蚀的能力等[51]。 有学者分析了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保障红色政权不改变颜色等[52]。

三是执政忧患意识的研究。 忧患意识是执政者基于对自身角色职责的认定而产生的一种忧虑意识。有学者指出,毛泽东执政忧患意识突出表现在忧官僚主义泛滥、教条主义盛行和修正主义上台[53],同时还将其概括为“三个危机”,即谨慎掌握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策略防止政权出现政治危机,竭力促进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防止政权出现经济危机,努力打造坚强有力的执政党防止政权出现领导危机[54]。 有学者指出,毛泽东主要担忧的是执政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执政群体的素质以及执政环境[55]。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提出全党必须克服“四种情绪”(即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编者注)、坚持“两个务必”的思想,要求全党必须以“赶考”心态常存忧患之意,实质是要求全党必须时刻保持执政的忧患意识[56]。 有学者分析了毛泽东“党内贵族阶层”的涵义、产生的根源及危害,提出依靠教育、制度等避免形成“党内贵族阶层”的措施[57]。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强调全党努力学习提高执政本领,反对各种反党分裂活动等[58]。

四是执政规律研究。 掌握执政规律是维护执政安全的必然要求,不懂得或不遵守执政规律必然不能有效维护执政安全。 有学者指出,毛泽东从执政任务、执政能力、执政监督等方面探索共产党的执政规律[59]。 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经历了五个阶段探索,得出执政要正确认清党所处的历史阶段、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等历史启示[60]。 有学者概括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范畴内进行,努力发展人民民主,认清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党对政权的领导要有科学的方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等六条执政实践规律[61]。 有学者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执政的理念、任务、方式、体制、环境、基础及资源等方面对执政规律的探索[62]。 有学者论述了毛泽东注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63]。 有学者在充分肯定毛泽东执政思想的同时,指出党政关系、廉政思想、民主意识等未能解决好的问题[64]。

(三)全国执政后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直接研究

学界在研究毛泽东局部执政思想、执政安全具体内容的基础上,终于提出了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概念,并直接研究了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内容及维护执政安全的举措。

一是提出了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概念。 尽管没有专题论文或专著明确地研究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但在研究中共其他领导人执政安全思想的理论渊源时,学界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这个概念。 刘起军[65]指出,毛泽东在长达60 多年的革命和执政生涯中,系统地思考和探索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问题,提出了大量维护执政安全的重要论述,最早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这个概念,同时还从促进经济发展建立执政的物质基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动国防军队建设以及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等方面概括其内容。 有学者在论述邓小平执政安全思想的理论渊源时,提到了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认为“他(邓小平)的执政安全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66]。 还有学者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概念,并从人民民主专政、社会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建设、国防实力、和平共处的外交环境等进行概括[67]。 核心概念的提出是学术研究的起点,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在学界正式“出场”,表明其研究已经在毛泽东思想这门学科的研究中“登堂入室”。

二是总结了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基本内容。除了前述刘起军等学者简要总结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内容外,学界开展了内容研究的工作。 有学者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维护执政安全的思想,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从创造和平的执政环境、夯实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阐述其主要内容,最后得出正确处理国际关系、防范“四个危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等当代启示,是一篇少见的直接研究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的期刊论文[68]。 有学者在研究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执政安全的重要论述时总结了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认为毛泽东从政治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促进生产力发展、思想文化上严把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军事上构筑现代化强大国防、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建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等进行思考和探索,强调通过加强党的整体性建设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其长期稳定执政[69]。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对执政安全作了有益探索,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历史周期率”“两个务必”“进京赶考”等一系列论述都是关于执政安全的著名史例[70]。

三是分析了毛泽东维护执政安全的措施。 有学者论述了毛泽东从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两个方面巩固执政安全[71]。 有学者总结了毛泽东大力推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执政安全的举措,认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开创性探索[72]。 有学者认为,深深扎根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和积极因素是毛泽东对执政基础建设的探索[73]。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从执政安全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妥善处理外部事务的原则和构想,制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着力改善党的执政环境[74]。 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致力于建立一种有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民主机制,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政治秩序,希望建立民主决策和民众制约的政治体制[75]。

从以上分析可知,已有研究明确提出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这个课题,但都是在阐述其他问题时候附带进行阐释的,对于这一思想产生的根本缘由、主要内容、基本特征以及现实启示等都没有深入分析,就是对内容的揭示也很不全面。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作出了关于执政安全的很多论述,提出大量执政安全思想,这些论述或思想除了散落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文献外,还大量隐藏在《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著作,而现有研究成果极少涉及后两部著作。 因此,需要在原始资料选择上扩大范围,进行细致精深的文本研读,深入挖掘毛泽东一切文献资料中关于执政安全的内容,系统梳理从而形成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体系。

执政安全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研究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举措和对策分析得多,理论探讨得少,尤其是对于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研究得更为稀少,学界尚未充分关注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这个课题,但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在建国和治国的历史进程中对于确保党的执政地位有了思考。 例如,对毛泽东局部执政思想、执政忧患意识、避免执政风险、构建执政合法性、探索执政规律等研究,已经直接关切到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 正是在这种思路启发下,学界在研究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执政安全思想时,提出了“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这个概念,但只是附加地进行分析,并未对其开展专题论述。 这种研究现状与当前我党执政地位是不相适应的,与进一步深化执政安全的理论研究也是不相适应的。 因此,需要深入透析历史背景,通过纵向与横向、理论和现实,多层次、多角度比较分析,全方位地探究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

三、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研究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关乎国家的安全稳定发展、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安全问题。”[76]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对如何确保党的执政安全进行过艰辛探索和深入思考。 这些探索和思考蕴含着党执政的根本方向和基本要求,初步形成了执政安全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维护执政安全的理论渊源,需要继续深入发掘。

(一)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拓展执政安全研究之源

胡为雄指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的真正开始已是在1936 年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的1940 年代。”[77]毛泽东思想研究在学界起步时间早,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学界很少将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与毛泽东执政思想融合,从执政安全的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 以往的研究总是把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掩盖在国家安全思想、执政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等方面。 学界要力求突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般框架,打开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视域,从执政安全的角度深入思考和研究毛泽东思想。 国内执政安全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缘于对安全理念的突破。 由于恐怖主义、气候变暖、文明冲突等问题增多,学界在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时突破了对安全内涵的理解,由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扩展到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 正是这种思路的延续,国内以徐晨光、陈小林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研究执政安全问题①通过知网和读秀检索,国内最早研究执政安全问题的期刊论文是陈小林:《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1 期;著作是李锡炎等:《“三个代表”与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经过20 年的积累和发展,执政安全领域取得了不小的研究成果。 但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视角还很单一,很多研究成果都是从现实对策的角度展开,且重复度较高。 刘军民指出,执政安全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2000 年以后,研究还比较薄弱,能够指导实践的应用成果较少,严格说来,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执政安全应用的研究更是亟待开拓”[78]。 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研究则为此打开了新的视角,党的领导人身处治国理政的第一线,他们对当时的执政问题有着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对他们的执政安全思想进行提炼、梳理和归纳,比单纯的理论性对策更为有效。 今后可以加入时间限度,研究毛泽东某个特定时间段的执政安全思想,也可以与同时代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重要领导人的执政安全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朝着更全面更深入更精细研究方向推进。

(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探索执政安全之策

“要经受住种种执政的考验,关键是党要在执政的过程中,自觉按照执政规律执掌国家政权,运行国家权力,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7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执政面临的环境与毛泽东当年的环境已经有很大不同。 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政治传统,农民阶级占绝大多数,经济基础薄弱,又时刻面临着外部压力的国家执政,并没有前例可循,我国国情与苏联和其他国家又有明显差异。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要独立地探索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维护执政安全具有开创性,触及执政安全的基本问题,其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误,但为我们正确科学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提供了依据。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 ……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80]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成立新中国,并在内外强大的压力下保持住政权的稳定,分析其中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把握执政规律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新时代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成为维护执政安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对此强调:“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81]220先手也好,高招也罢,本质上就是要掌握执政规律以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安全。

(三)密切党群关系夯实执政安全之基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党执政安全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同,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样有丧失政权的危险。 “党的执政基础,决定着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影响着执政党能否顺利生存和发展,关系着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82]毛泽东执政安全的核心和前提就是不断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他始终警惕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的“变质”问题,担忧中国共产党由人民公仆蜕化为人民的主人,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力图解决党脱离群众的问题,且不说措施是否得当,但对问题却是看准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党员干部或是道德失范纪律失守,在转型期的利益重构中“身先士卒”与老百姓争夺利益,导致党的形象严重受损;或是固守计划经济思维和人治思维,无视信息化时代民众诉求表达和意见表达的畅达,搞闭门决策、拍脑袋决策,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类似的问题时有发生,其实质就是一个党群关系的问题。 要看到当前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仍旧存在,因此,系统梳理和总结毛泽东执政安全思想,有利于从执政安全高度认识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并获得改善党群关系的思路。 习近平强调:“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83]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也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样从根本上消除党群之间的利益争夺,确保持续改善和密切党群关系,依靠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从而维护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

(四)极端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涵养执政安全之魂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84]维护执政安全,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三权”(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必须掌握好舆论阵地。

今天的信息化发展改写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互联网重构信息传播和生成机制,这在客观上给了敌对势力或是一些别有用心分子以可乘之机,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 习近平高度重视网络安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81]306,将网络安全提高到党的执政安全高度来认识和谋划,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85]毛泽东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86]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高度警惕和防范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整风”“三反”“五反”等运动,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巩固了意识形态安全。 这些思想和举措为今天加强信息化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