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圪节煤矿是一座红色煤矿。新中国成立后“艰苦奋斗，勤俭办矿”的石圪节矿风随之享誉神州。1963年石圪节煤矿被评为“全国工交战线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之一，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

我在石圪节煤矿工作了二十多年，长期从事基层新闻报道工作，慢慢地我发现矿上的职工不少人都有绰号，屈指一算，发现自己了解到的绰号不下一百个。如“土割煤机”郭存柱、“活字典”古杜尧、“电机大夫”李启富、“老来红”董爱花……探究这些绰号的来历，每一个背后都有其精彩的由来。

最典型的就是“标准钟”的故事。说起“标准钟”，石圪节的人一下子就会想到李小奋，他是“标准钟”的“第一代掌门人”。1943年，十五岁的李小奋来到石圪节煤矿当上了一名采煤工，他受尽了矿主霸头的欺凌。1945年石圪节解放后，在旧社会逃荒要饭的小乞丐一下子成了人民矿山的主人，令李小奋感恩戴德，一心要报答党的救命之恩。在工作中，他年年月月出满勤，每次上班总按时下井。那时候家家户户有个钟表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而李小奋的脑子里似乎自带一个标准钟。时间长了，矿工们只要一看到李小奋戴着帽盔往井口走，就知道是上班时间到了。不过许多人也纳闷，白天还好说，黑夜里李小奋是怎样算准时间的？实际的情况是，李小奋怕上零点班误点，所以每次轮到他上夜班，他就让家人守在炕边隔着窗户望星辰。有时遇上阴天看不见月亮、星星，他就让家人用碗盛上黄沙，上面插上香，以香的燃烧尺寸来计算时辰。1953年，李小奮的老婆生头胎坐月子。临产前一个小时，李小奋正在参加班前会，要是等他到医院请上医生回家后再来上班，怎么也要误了上班的点。同班的伙计们在想，这一回“标准钟”大概要停摆了。可谁知道，大伙儿前脚刚到工作面，李小奋后脚也跟着到了，他还妥善安排好了老婆生孩子的事情。

春去秋来，斗转星移。李小奋这座“标准钟”一直准确地走了十多个年头。1959年，李小奋收了个徒弟，名叫鱼先虎。鱼先虎同自己的师傅一样，也是年年月月出满勤。1961年春天，鱼先虎结婚了。新婚之夜，师傅李小奋语重心长地对洞房里的新郎说：“先虎啊，可不能守着媳妇误了上班啊！”新娘子的脸红了。打那时起，鱼先虎的媳妇每天盯着马蹄表，催丈夫准时上班。又过了十年，鱼先虎也带上了徒弟杨海发。有一次，杨海发利用工余时间回家探亲，突然天下起了大雨，眼看就要误了上班。一路上他一会儿骑上自行车赶路，一会儿又扛起自行车爬坡。终于，在上班之前，杨海发浑身精湿地赶到了矿上。就这样，“三代标准钟”的传统一代代传了下来。在杨海发之后，石圪节的“标准钟”到处都是：如洗煤厂的郭忠贤、掘进队的苗土珍、综采队的崔俊南等。可能在今天看来，准时上班已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但在钟表还没有普及、看日头判断时间的年代，要做到乃至天天做到准时上班是不容易且需要毅力坚持的事。

石圪节人的绰号更多集中在那些先进模范人物身上。这些绰号让人们听起来很亲切，当事人听着也觉得光荣。在先进模范人物中间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得数郝晓明，他的绰号不止一个，最常被人叫的是“矿山铁人”。郝晓明的先进事迹许多人能倒背如流，一提起他，一股敬佩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升起。老英雄在井下采煤三十七个春秋，三十七个春节都在井下度过。年年出满勤干满点：妻子先后生了三个孩子他没请过一天假，甚至十个手指中先后被砸过九个，他也没舍得休过一个班。1991年“七一”前夕，郝晓明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郝晓明师博还得了另外一个绰号：“老傻”。这个绰号乍听起来有些不入耳，可是当你知道他“傻”的真实内涵时，就会懂得这个绰号的精妙。有一年，郝晓明作为先进代表来到北京开会，会议结束时，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合影后，工作人员逐个登记，询问代表要几张照片，邮寄地址等。问到郝晓明时，他不假思索地反问：“要钱不？要钱我就不要照片了。”事后矿上有人不解，问他为啥？他说：“要那么多照片干啥，我有好几张了。”问的人提醒他：“这样的照片公家可以报销哩。”郝晓明回答：“我知道矿上是能报销的，可矿上的钱也是咱煤矿工人一锹煤、一锹煤地挖出来的，也不能浪费了！”

综采队长屈天富被誉为“矿山第二代铁人”，他在井下受伤后仍然坚持战斗在采煤一线，带领综采队开创了一个队年产百万吨的历史先河。屈天富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在女儿的帮助下硬是攻下了掌握综采设备理论知识的这个“拦路虎”。由于他的伤口每年都化脓，屈天富需要定期到医院开刀清理留在肚子里面的煤尘。老伙计们心疼地说：“人家是井下出煤，天富却是肚子里出煤。”多年的矿山劳模刘淇生被大家誉为“综机大夫”。1978年，石圪节煤矿成立了第一支综采队，刘淇生当了电工。初中文化的他凭着“以矿为家，以煤为业”的一腔热血，刻苦自学，终于成为一个机电通。只要是井下综采机出了问题，他下井三下五除二就能做到“手到病除”。杨宿宝是石圪节矿的原调度室主任，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深入井下、靠前指挥，一天十多个小时待在井下和办公室，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被大家誉为“老黄牛”。

在石圪节，不仅男职工有绰号，许多女职工也有绰号；工人有绰号，矿领导也有绰号。

董爱花生前是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属，她跟随丈夫来矿二十多年。在建设用于修旧利废的更新厂时，她和男同志一道用砖垒墙，上房架棚。更新厂建成后，她又带领职工家属大搞家庭副业生产，开垦荒地，种玉米，种蔬菜，为职工改善生活。由于她突出的贡献，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矿工们则亲切地称她是“矿山老来红”。在女工中间叫得最响的一个绰号是“矿山红管家”——付秀儒。付秀儒原是矿副总会计师兼财务科长，参加工作三十多年里，为矿山勤俭理财，能抠善省，许多石圪节人都能随口说出她的几段故事来。为了工作她三次拒绝疗养，有一次竟晕倒在办公室里。

石圪节的矿领导的绰号也是矿工们送的。老矿长郭存柱，经常下井劳动，他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哪里出了问题就蹲在哪里，不把问题解决了，他能三天三夜不上井。饿了他吃班中餐，困了他就睡地铺。工人们亲切地送他绰号：“小洋镐”“土割煤机”。六十年代的原副矿长王振江，哪里有困难，他就往哪里去；哪里有危险，他就偏往哪里去。井下工作面初次放顶，他亲自掌锤回柱，工人们送他绰号叫“傻矿长”。老总工程师古杜尧，多次参与技术改进，并和其他技术人员共同研制成功了“中国煤矿主提升系统”的创举——三天轮。他从一个参加工作时的翩翩少年到退休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历经几十年的矿山沧桑变化，工人们亲切地叫他“活字典”。

绰号在石圪节人的眼里，没有丝毫贬义，往往是一种奖励，这种奖励是自发性的、群众性的、口碑性的，甚至是一种老同事之间的昵称。

如今，虽然我离开了石圪节，但我仍然能够一口气说出许多石圪节人的绰号，尽管有些人的尊姓大名我可能早已忘记。

郭安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阳光》杂志社签约作家。曾出版长篇小说《三垂冈》等多部文学作品，曾获中国散文华表奖、山西省“五一文化奖”和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提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