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邓颖超为什么没有生育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的。婚后不久，就发生了廖仲恺被刺案，周恩来被选为廖案检察委员会委员之一。在廖案并未完全查清楚的10月6日，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指挥下举行第二次东征。周恩来作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出发。邓颖超留在广州，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

周恩来走后，邓颖超当然思念丈夫。只是那些日子里，她常常恶心呕吐，浑身酸软无力。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友们开玩笑说：“小超，你想周主任了吧？”邓颖超马上红着脸说：“人家生病了还开玩笑？！”

何香凝一听说邓颖超病了，马上嘱告她：“到医院请大夫看看，生病可不能大意啊。”邓颖超利用一个休假日来到一家医院。大夫告诉她：“小姐，恭喜你！你怀孕了。”

邓颖超听了，心里又慌又乱：自己才20岁出头，刚刚到广州工作就怀孕了，哪有时间去生孩子、带孩子呢？恩来东征了，母亲又不在身边。何香凝虽然非常关心她，然而她自己刚刚痛失亲人，怎么能以个人私事再去让她费心劳神呢？

邓颖超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她认为自己还很年轻，应该革命第一、事业第一！于是，她下决心不要这个孩子。趁何香凝知道她生病，她就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邓颖超母亲是位中医，因此，她早就从母亲那里知道有哪些打胎的中成药，就悄悄买来服下去了。

流产后，邓颖超的身体更加虚弱。

周恩来军务忙，邓颖超没告诉他，但是她写信告诉了母亲。这样，妈妈杨振德在周恩来胞弟周恩寿陪同下很快从天津赶到广州。老人一见到女儿这模样，大吃一惊。一听说她是私自打胎，从未责备过女儿的杨妈妈忍不住大声责备她太不懂事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能随意做主？邓颖超这时才觉得自己做事太轻率了。

第二次东征势如破竹。1925年11月4日，周恩来率东征军总政治部进入汕头。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相当于今地区一级专员），负责惠州、潮州、汕头、梅县等25县的地方行政工作。因此，周恩来未随东征军回广州。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在何香凝的建议下，任命邓颖超为国民党潮（州）梅（县） 特派员，让她到潮州、汕头、梅县一带整顿党务，开展妇女运动。何香凝的这一建议显然有照顾他们夫妻团聚的用意。

1925年11月20日，邓颖超到了汕头。小别重逢，周恩来、邓颖超都很高兴。但是，心细如发的周恩来还是很快就察觉到邓颖超的脸色很不好，像是重病初愈。于是，他关心地问：“小超，你怎么啦？生病吗？你怎么不写信告诉我？”

这时，邓颖超才不得不把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经过如实告诉周恩来。邓颖超原以为丈夫会同情和安慰她，谁知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一听竟然勃然大怒。他厉声责备妻子邓颖超：你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完全是形而上学嘛！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而且随随便便地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嘛。怎么能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邓颖超从没看到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她知道自己错了，只好耐着性子，听丈夫的这一顿数落，然后才轻声地对周恩来说：“我知道自己错了，是幼稚，是轻率，行了吧？以后，我一定注意改正，给你再生一个。”对妻子娇嗔的认错，周恩来笑了。

1926年7月，邓颖超第二次怀孕。这时，由于国民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国民政府的管辖范围迅速扩展到南方大半个中国。蒋介石自恃羽毛已经丰满，在讨伐各路旧军阀的同时，把共产党也当成了他的主要敌人。在这一严峻时刻，中共中央调周恩来到上海工作。邓颖超则重返广州。

1927年4月初，邓颖超足月待产。她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住进了广州西关长寿西路一家由德国教会办的妇产医院。

邓颖超当时才22岁，由于她母亲在身边照料，营养全面，胎儿发育得很健康。经检查，她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结果，她难产了，整整三天三夜，孩子也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宫产手术，只能用产钳硬取，导致孩子的头部受到严重损伤，不幸夭折。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举起屠刀杀向共产党人。三天后，广东的军阀也大规模地残杀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那时，新闻还比较落后，住在医院的邓颖超全然不知。15日拂晓，时在中山大学的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爬过墙头，逃出魔掌。党组织要她赶紧通知还在医院的邓颖超。

陈铁军化装成一位阔小姐，不顾生命危险赶到医院，把险情通知给了邓颖超，并要她立即转移，随后匆匆离去。后来，陈铁军还是牺牲了。她就是《刑场上的婚礼》的女主角。

邓颖超产后虚弱，一筹莫展。她唯一的感觉是她的管床大夫王德馨医生为人正直，是自己信得过的人。于是，她向王大夫道出了实情。在邓颖超住院期间，王大夫也感到邓颖超平易近人，孩子夭折了也没有埋怨她这位医生，心胸很豁达。于是，她毫不犹豫答应掩护邓颖超脱险。王大夫马上让护士韩日修将杨老太太、邓颖超母女俩转移安置到医院后面的一间小储藏室内。邓颖超前脚刚走，反动军警后脚就来到了邓颖超病房。王大夫巧妙地回答反动军警的盘查：“是有一位叫邓颖超的产妇，但她生完孩子已经出院离开了。”邓颖超和母亲整整三天三夜躲在那间小储藏室内，吃的都由韩日修护士悄悄送去。这样，她们终于躲过了反动军警的搜查。三天后，她又让邓颖超穿上护士服，随医院工作人员坐上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小火轮潜往香港。

1980年， 周保章赴京看望伯母邓颖超时的合影

蒋介石在上海叛变后，周恩来就曾打电报到广州，让邓颖超她们到上海去登广告找他。

1927年5月1日，邓颖超由妈妈陪同，坐船来到上海。当时的上海气氛十分紧张。她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然后杨振德老太太在上海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大意是：“伍豪先生鉴：你久已不要的妻子现在到了上海，希望你能来某旅馆见她一面……”

伍豪是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时用的代号，当时社会上还没人知道，国民党特务等就更不知道了。藏在一个工人家小阁楼上的周恩来，一边紧张地工作一边天天注意看上海各种报纸上登的广告。果然，他在《申报》上看到了一则盼望已久的寻人启事。不过他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因为就在头一天，国民党特务刚从这家旅馆抓走了我们党的几个外来找党中央的干部。于是，他立即派交通员赶到那家旅馆，接走邓颖超母女，并把邓颖超送进一家由日本人在上海开的福民医院里养病。经过福民医院大夫的检查，医生告诉邓颖超说，由于她生孩子之后过度紧张和疲劳，子宫未能很好地收缩恢复原态，今后已经不可能再怀孕了。这就是邓颖超不能生育的原因。

邓颖超出院后才与分别五个多月的周恩来在上海相聚。

邓颖超为什么要把成元功当儿子一样看待

成元功是山西文水县人。他于1940年参军，1945年9月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他去报到时，周恩来还在重庆。他来到周恩来住的窑洞外时，忙心情紧张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帽风纪，然后才喊了一声：“报告！”进了窑洞，他又向邓颖超敬了一个军礼。邓颖超很热情地告诉他，以后进门不要喊报告了，因为我们家人口不多，你以后和我们就是一家人。随即又问成元功是哪里人，多大年龄了。当成元功告诉她自己是山西文水县人，19岁，属牛的，邓颖超立即抬起头把成元功从头看到脚，直到把成元功看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才若有所思地说：“小成啊，我们的那个孩子要是活着的话刚好和你同龄，你以后就做我们的儿子吧。”她又接着说，小成啊，今后我们这个家就由你来管好吗？

邓颖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自从成元功调到周恩来身边后，周恩来夫妻的津贴费、工资，全部由成元功去领，钱也由他去使用。也就是说，周恩来、邓颖超两人从不摸一下自己的钱。因为这夫妻俩把成元功当作自己的孩子。

据成元功生前对笔者说，由于总理和大姐都这样对待他，有时还有点使他无所适从，并最终导致他被调出了西花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新中国成立初的1950年底，周尔鎏在部队通过自学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英语系。放寒假时，周尔鎏到北京向伯伯、伯母汇报他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对于侄儿的到来，周恩来夫妻很高兴。周恩来对尔鎏说：“你是周家晚辈中第一个自学考进大学的，我们为你高兴。”然后又留他在西花厅住了两天，临走时还送了他一些生活必需品和两套周恩来穿过的衣服。其中一套还是一年前开国大典那天周恩来登上天安门城楼时穿的中山装，是周恩来极为有纪念意义的一套衣服。

周尔鎏离开后，邓颖超叫来成元功说，尔鎏临走时向我们要一块手表，以便他在学校学习时掌握时间。我和恩来同意给他找一块表，要他下次来时给他。不过现在我们手头上没有别的手表，只有一块多余的女用坤表。尔鎏是个男的，又是个大学生，他戴坤表不合适，别人看了也会取笑他。所以，我想把你的欧米茄表换给他，你看好不好？因为自从成元功调到周恩来身边后，邓颖超就一直把他当作儿子一样看待，成元功哪会不同意呢？于是，他就接过邓颖超的坤表，并把自己的欧米茄怀表掏给邓颖超。

1955年秋天，周恩来的一个在河南焦作工作的侄儿周荣庆，向周恩来讨要手表；1957年秋天，周恩来在长征时期的警卫长范金标（时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也向周恩来讨要手表。周恩来夫妇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如果把自己的金表给他们怕影响不好，就用两块金表换成元功和他妻子焦纪壬的低档表，然后把低档表给了周荣庆和范金标。

这三次换表都体现了周恩来夫妇确实是把成元功当一家人看待的。因为当时在西花厅工作的人包括秘书、警卫、司机、厨师、服务员等共有几十人，而每次换手表都只找成元功一人。不料这三次换表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产生了怀疑：和总理换手表怎么都是成元功占便宜？于是，有人就向上级做了反映。有关方面找成元功谈话就问了这些事，把成元功气得直拍桌子。但是，组织上以提拔、重用成元功为由，于1965年将成元功由周恩来的身边调到中办警卫处，后来又调到公安部八局任副局长。不过他的主要工作仍是负责警卫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安全。

邓颖超把成元功当儿子看待是因为成元功和她打掉的那个孩子同龄，那是她母爱的瞬间流露，但在往后的几十年内，他们夫妻俩却一直坚持着这样做。据周恩来的副卫士长张树迎生前告诉笔者：总理去世时，他生前的一部分衣物由大姐（指邓颖超） 做主，分给一些和总理生前有来往的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作纪念。大姐特意让我通知成元功来西花厅，给了他好几件总理生前遗物：访问印度时买的海绵枕头、埃及总统纳赛尔送给总理的9英寸黑白电视机，等等。“成元功是唯一一位已经调出西花厅而被大姐叫到西花厅领到总理遗物的人。”

邓颖超为什么要写给侄儿周保章50封信

与周恩来同一“恩”字辈的兄弟一共是12人。周恩来没有子女，但他的诸多兄弟生的侄儿、侄女共有33个。其中，嫡亲侄儿、侄女7人。嫡堂侄儿1人。堂侄儿、侄女24人，远堂侄儿1人。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六伯父、前清举人、首批中央文史馆馆员周嵩尧进京在西花厅见到周恩来的嫡亲侄女周秉宜时，曾对周恩来说：“这孩子长得挺像她奶奶（周恩来生母万氏）。”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夫妇听了立即心领神会，向哥哥提出可以把小咪（秉宜小名）过继给他们做女儿。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语重心长地对周恩寿说：“如果我要了小咪做女儿，其他几个侄儿侄女会说我这个伯伯偏心。现在我对他们几个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培养，那不是更好吗？”也就是说，在周恩来的心中，他应该平等地对待他的每一个侄儿侄女，甚至可以说，他对全国青少年都怀有一颗长辈的爱心，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然而，也有例外，生活和工作在青岛的周恩来堂侄儿周保章却收到过邓颖超写给他的50封信（2014年，他把这批信件全部捐给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有时，邓颖超一天内就向周保章写两封亲笔信。这批信件已于2014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写并由人民出版社和青岛出版社联合出版，书名叫《亲情的记录》。据笔者所知，这是周恩来33位侄儿、侄女辈中唯一收到邓颖超这么多信的一位。那么，邓颖超为什么要给周保章写这么多信呢？

1938年，周恩来来到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武汉。他既是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又是中共长江局负责人。为了打开局面，他很快和天津觉悟社社友赵光宸联系上。赵光宸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和周恩来、邓颖超是当年在天津组织觉悟社的首批成员，他们本来就很熟，自然成了我党统战的对象。不久，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岳母杨振德也先后来到武汉与他们团聚。这样，他们也和当时在京汉铁路财务处工作的堂弟周恩彦联系上了。

1938年， 周保章、 周保庄兄妹出嗣过继给周恩来、 邓颖超仪式结束后拍下的纪念照片。 前右起： 周保章、 邓颖超、 周保庄、 周保芳、 周保常； 赵忠绩（后站立者）、 赵忠绮（着白衣者）

赵光宸的妻子桑春兰是大家闺秀，她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后遭到了有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婆婆的冷落甚至虐待，导致桑春兰没有再怀孕。邓颖超的妈妈是位中医，经她用汤药调理后，桑春兰又怀孕了。这使赵家人十分高兴。桑春兰格外感激杨振德老太太。可是，当她得知邓颖超已不能怀孕生孩子后，就非常为他们可惜。他们这几家人经常在一起走动时，桑春兰见到周恩彦当时共有6个小孩，于是就动了恻隐之心：能不能把周恩彦家的小孩过继给周恩来邓颖超做嗣子女？这样，桑春兰就先找周恩彦妻子葛少文谈这事，然后又和邓颖超讲了，没想到她们双方竟都同意了。

桑春兰说干就干。她挑选了一个“双日”，在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二楼阳台上举行了周恩彦的儿子周保章（时年6岁）、女儿周保庄（时年4岁）出嗣过继仪式。邓颖超高兴地搂抱着周保章、周保庄兄妹，让照相师拍下了一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对于这件事，究竟周恩来、周恩彦兄弟和赵光宸这三个人知不知道现在已无法调查考证。但笔者不仅听到了周保章、周保庄兄妹的讲述，还有他们的两个哥哥周保昌、周保常写给笔者的信证实。20世纪90年代，笔者还采访过赵光宸的长女，那天也在现场参与拍照片的赵忠绮。她告诉笔者说：“那天，姑姑（指邓颖超）特别高兴，但姑父（指周恩来）没有出来和我们一起照相，他当时正在里屋和我爸爸（指赵光宸）谈话。我走到他们近前时还被我爸赶走了。”

邓颖超不光那天高兴，她还把那张照片一直收藏在身边。新中国成立后，又翻拍了多张赠送给保章、保庄兄妹。1961年，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意，周保章到西花厅团聚过春节时，邓颖超还对周保章说：“保章呀，我们是同志加亲戚的关系呀！”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夫妇并没有给保章兄妹以嗣子女的身份，但是，邓颖超给周保章的50封信是不是和上边这件事有关，这是明眼人一看心里就能有数的。■

封面图片说明： 1944年， 八路军解放白洋淀东侧的鄚州镇， 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