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眼

汉娜那时候很小，我们还记得她那时的样子。她那么小……她只有一岁半，是个小宝宝。

劳拉说这话的时候捧起深蓝色马克杯，眼光移向窗外，仿佛那里有什么给她带来了回忆。窗外是半个院落。在灌木遮掩的围栏那一边，可以看见邻家的屋顶和露台。通向前院的矮木门被风吹动，吱呀吱呀地晃来晃去。院子另一边的角落里垂着一棵巨大的枫树，有一些苍黄、卷曲的枯叶缓缓地落下来，那姿态像是整个世界就要入睡了。

我起初不明白劳拉为什么和我说这些。她给我讲过一些事，她和她的先生米勒在贵州的事，还有汉娜小时候的事。在2006年前后吧，她和米勒来中国旅游，偶遇一位在中国生活将近二十年的瑞典人。那次相遇改变了劳拉和米勒的生活轨迹。在我看来，劳拉和米勒对生活有一种轻率的态度，他们对未来没有明确计划，随时理解并接受生活所赐予的改变，那是一种我不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以为那甚至是危险的，看看汉娜，你就会明白他们给自己带来了什么。第二次的中国之行，在那位瑞典朋友的引介下，他们留在贵州，作为一家公益机构的志愿者在贵阳和毕节之间往返。那年秋天，在一个孤儿院里，他们见到了一岁三个月的汉娜。

我告诉劳拉我是四川人，一直到我出国前，没有去过贵州，对那里毫无了解。但不管我怎么声明，她似乎都认为我是合适的听众。她是一个柔和的女人，有着蓬松随意的银白色短发，说话时双眼常常下垂，不像有些白人那样咄咄逼人。她的脸上始终微带着笑意，我起初以为那是一种教养，某种高于我能实行的和善。后来才意识到，她只是一个深陷美好愿望的苦主。

他们除了汉娜也没有别的孩子。原因不言自明，照顾这样一个孩子，已经耗尽了他们的金钱和精力。他们大概五十岁，而米勒的头发全白了。他们家的客厅里挂着三人的大幅合照，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米勒更放松，劳拉俏皮地歪着脑袋。汉娜坐在父母当中，她的细眼睛笑成了一条缝，黑发上侧扎着一个红色蝴蝶结。他们三人共同捧着一支点燃的粗大的蜡烛。有一次劳拉告诉我，那是汉娜十岁生日时照的。我当时想，这是个很幸福的家庭。

“艾米，‘输血中文怎么说？”汉娜半靠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这么问我。我说给她听，她就学着念。“血”字的音她总是发不准，我教她几遍她才算说得接近一些。也难怪，英语里没有汉语拼音里声母“×”的这个发音。她努力说着“血”字，连着说了好多遍，还一直看著我。我说：“很好，你说得很棒了！”她马上笑起来，把右手里的毛绒猫头鹰贴在脸上，又念了几遍，听起来像是“书舍”。在她病床的左侧，监测仪表上的数字不停闪动。深红色的血浆在输液袋里一点一点滴落，仿佛踏着欢快的步伐；载满鲜血的柔软的输液管盘绕在汉娜的左臂，在几层医用胶带的缠裹中进入她的身体。护士走过来，伸手弹弹输液袋，调整一下说：“我们让它快点，这些血都在赛跑，想要赶紧钻到汉娜身体里去。”汉娜失声笑了，伸出右臂让护士给她量血压。

那天上午我在学校图书馆写作业，一面走神盘算着母亲何时会寄来下月的房租，忽然接到劳拉的电话，说汉娜又要去医院了，但她忽然有些事走不开，问我能不能带汉娜去。可以叫一辆出租车，车钱她会付，而且也会算我的时间。我巴不得从那些讨厌的数理方程式、经济学报告中逃走片刻，立刻就答应了。

汉娜对医院里的程序驾轻就熟，护士也都是熟识的，我只是一路跟着她，看着她坐上轮椅，被带到这间病房，被安顿在病床上。我坐在汉娜对面的扶手椅上，这时候应该跟她说些什么？继续学中文吗，还是说些别的、轻松点的事？我看着这个瘦小、肤色棕黑的女孩（后来我知道那是由于长期输血造成的血色沉着），真的找不出话来。我从来就对小孩没有热情，做汉娜的中文老师纯粹是为了一小时二十块的收入。通常孩子使我感到手足无措：你不能期待他们会对你的寒暄、你刻意寻找的话题报以礼貌的回应，他们总是出乎意料，让你难以应付。

我们之间这巨大的空白使我不安，我想应该和这女孩多聊聊，像个有智慧的老师那样去了解她，她是个可怜的孩子。但我立刻发现这事的难度，我和她差距这么远——我们之间几乎毫无共同点。造成隔阂的不仅是语言，更是一种陌生的距离，那是两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女子之间隔着太平洋的距离。

“汉娜，你将来想做什么？”我看着护士走出房间，问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汉娜揉着毛绒猫头鹰，想也没想说：“我要当宇航员，我的第二愿望是医生，医生太重要了！我希望做一个能够医好我自己的医生。”我知道这些都不可能，像她这样体质的人，有时走路也会摔倒，户外活动极为受限。如果有未来的话，恐怕也只能做简单的工作，比如说文秘之类的。但我也不能打击她，既然她的父母让她拥有这种幻想，揭穿它未免残忍。

我正费力想着怎么延续这个话题，护士走进来给汉娜打开电视，把遥控器交在她的手上。汉娜津津有味地看着动画片，时不时笑出声来。我从背包里掏出经济学课的阅读材料，是离开前刚从学校图书馆里复印出来的，还微微温手。动画片喧哗的声音使我没法集中精力，我放下材料，开始刷手机。不一会儿汉娜扶着输血架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她俯身看我腿上的课本，评论道：“这么厚的书。”我说：“这才不是最厚的一本哪。”汉娜歪着身体又看看那课本，然后直起腰，一本正经地问我：“上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她隆起的前额庄严得有些发亮，下嘴唇皱起来，那神情一点不像十二岁的孩子。这倒把我问住了，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她一路走回病床去，说：“我还不确定要不要去呢。”我走过去帮她安顿下来，发现刚才饱满的深红色血浆袋已经瘪下去了。护士又进来，检查一遍后拔下针管，说：“小姑娘，一切都很好！”又给汉娜量体温、血压，然后问：“怎么样汉娜，有没有头晕、恶心、想吐的感觉？”汉娜摇摇头，脸上一丝笑意也没有，把毛绒猫头鹰抱紧在胸前，说：“拉努，我们可以回家啦。”

护士笑呵呵地伸出右手，和汉娜击掌，然后让她从一个小箱子里挑礼物，明显是一元店的廉价玩意儿。汉娜挑了一个棒棒糖，答应回到家里才吃。然后她换好衣服，五月的天她还穿着羽绒衣。我们慢慢从医院大厅走出来，我一路观察着汉娜，护士说过有什么异常要赶紧回去。

等我们到她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劳拉和米勒都还没回来。他们家的金毛拉布拉多犬亲热地围上来舔着汉娜的手，我应该走了，却还是留下来，给汉娜读了一个中文故事。那是一個小熊、狐狸和公鸡的故事，来自一本劳拉从中国带来的带注音的童话选，大概相当于国内学前班的水准。我曾想过给汉娜读《西游记》，可她一点也不喜欢和尚取经，还有什么猪和猴子。

我给劳拉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回到家里，一切都好。劳拉说她很快就到家了，请我再等待片刻。汉娜还不能自己待在家里，特别是输血以后，恐怕有什么并发症。但是汉娜不想再听中国故事了，她倒在沙发上捧起《哈利·波特》，双眼紧张地在字里行间搜索。她看了一小会儿就累了，合上书本睡过去。

那个夏天，劳拉给我讲了汉娜的事。后来在汉娜病危前，劳拉给我看过一张汉娜小时候的照片：那时她身体瘦弱，皮肤蜡黄。她长着一双分得很开的细眼睛，矮鼻梁，有着分外隆起的额头和突出的颧骨，无论怎样都算不上一个好看的宝宝。米勒抱着汉娜，正往她手中塞一个玩具。而小小的汉娜好像没什么兴趣，她看着不知什么地方，眼光茫然，我从来没有在小宝宝脸上见过那种茫然。

劳拉说：“是米勒最先发现她的。”在孤儿院的一群孩子里，米勒一眼看出汉娜不正常。除了外形与其他孩子不同之外，她反应迟滞，少有声息，因此常常被人们遗忘，有时他们甚至忘记给她喂吃的。饥饿时她也不太哭，而是发出急切的“呵，呵”声。“我们向孤儿院询问她的状况。一岁多了，她才不到九磅重，她的肚子也总是鼓鼓的。”他们征得孤儿院的同意，带着女孩去云南、广州的大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她患了地中海贫血症，开始给她输血。女孩精神状态好了许多，慢慢地胖了一些。他们与这孩子朝夕相处有了感情，于是领养了她，带她回到加拿大。

这就是米勒一家选择的命运。以前的我也听说过这类事情，对这些高尚的人充满过敬佩之情。但在我走进这个家庭之后，我看到的没有光荣，只有日复一日的疲倦和永无休止的磨难、忍受。他们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英雄。实际上，我时常揣测他们在后来的岁月中是否感到过后悔。

米勒一家是我头脑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好像上帝布置的一道必须完成、使我不得安宁的作业。那时我也在琢磨着些别的事；我初次醒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鸿沟，醒悟到一个人的思考是多么繁杂而又自成世界，一个人是如何生活在他自己所营造的，也是他的监狱的世界里。

那段时间正是我在温哥华安顿下来的第二年。这个海滨城市四季温润、风光旖旎，可我觉得我是走在风景边缘的一个纸片人。在风景里的那些人，比如米勒和劳拉一家，他们是真实的，带着重量和温度；而我的日子是多么千篇一律，却无处可逃。

贵州省黔西市金碧镇724县道的西面，满是密密麻麻的房子。有的是住户楼，虽说不那么新了，也还算整齐；更多的是歪歪扭扭、低矮的老房，像快塌了似的。县道东面一座楼也没有，一眼望去是大片的梯田。早春时节，蒙蒙小雨把梯田和空气浸得湿漉漉的。胡瑞坐在皮诚起的摩托车后座上，头盔下露出黑亮的马尾辫。她手里玩着头盔带子，看见老皮从街面的摩托店里出来，手里拿着一瓶链条油。胡瑞接过油瓶，装进挎包，又把头盔给老皮戴上，系好了。老皮跨上摩托。胡瑞双手紧抱老皮的腰。摩托很快加速起行，风声唰唰在耳边响起。胡瑞看见雨星又落下来了。

他们住在镇北端的一条小街上，离堰塘湾不远。说是街道，隔着半里地才能看见一户人家。房东钱家只剩了一个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其他人都去贵阳打工了。房子不大，他们住在后面小屋里。小屋常年没有阳光。胡瑞也懒得收拾，屋里就一张床，一个五斗橱，墙角一张小桌和一个炉灶。屋门口有个小水池。

正是晌午时候，小孩都不在家。钱老头子在房间里哼哼唧唧，也不知是身上疼，还是闲得没事自说自话。老皮把摩托车摆在院里，给车子上油。胡瑞在灶台上煮了面，下点青菜，找出辣椒油。就这一小会儿，她的左手臂就痛得难受。做好了她招呼老皮来吃饭，他还在外头摆弄摩托车的链条。胡瑞在小桌边坐下来，想起昨天还剩的一小碗过油肉，也端过来。舍不得吃，都留给老皮。

老皮一面擦着手，一面进屋来。坐下吃了一口面，皱眉头说：“啥子味道？”胡瑞说：“凉了吧，热热。”老皮推开她的手，很快把几块肉狼吞虎咽下去，稀里呼噜连汤带面也一股脑吃完了，抹了抹嘴。胡瑞看看西面墙上的钟，起身去洗碗。再回头看时，老皮倒在床上睡着了，小脑袋朝后仰在枕头上，头发打着卷儿，胡子拉碴，口水顺着嘴角滴下来，瘦身板随着呼噜声一起一伏。胡瑞把抹布扔在水池子里，噗啦溅起脏水。她生了一会儿闷气，还是把碗洗完了。

胡瑞想出个主意，穿上外衣准备出门，没想到老皮醒了。他满眼迷糊地看了看周围，当看到她时，那眼神立刻尖利起来。“你搞哪样？”他问。

胡瑞站定了，抱着一线希望，她赔笑说：“去家具店。”老皮没听明白，双手撑起来坐直了身体，哼哼道：“贼溜溜，偷人去吗？”胡瑞赶紧分辩：“我替你上班去，你只顾睡着，老张再不要你了……”老皮发了一会儿怔，伸手抹抹脸，嚷着：“滚！”抓过床上他脱下来的裤子，一股脑扔过来，那裤子连着皮带，拉拉扯扯飞起来，扑在小饭桌上。

胡瑞躲出门外，坐在门槛上，双手来回搓着脸，然后埋头在臂弯里。她想也想不明白。小院里两棵榆树间的晾衣绳上挂着老皮带窟窿的汗衫，地上两只麻雀伸着脑袋，一走一停找食吃。雨又下起来了，烦人的雨。过了一会儿她进屋里来，老皮靠着床头在抽烟。

她过去跪在床边，抬脸看他，问：“到底咋个想哩？”老皮一直把烟抽到根上，扔到地上，这才看见她似的，说：“懒婆娘，谁要你管？”“老皮，再撑一阵子。要不咋个挣钱哩？……”她忽然又问：“咱回你家去呗，你家那地多大？再怎么分，也有你一块吧。咱不嫌小，多大点儿，能种啥是啥。你不愿意种，俺来。”老皮说：“你个傻样，让人卖了还给数钱！老张个狗东西，鸡贼！我要跟他打官司哩！”胡瑞想，一定又出什么事情了。老皮打开手机，可能给家具店老张送了信儿过去。胡瑞还是问：“要得回来不？明天咱到你兄弟家去，评评理去。你家老辈上还有啥人，一股脑请过来，大家一起评个理，他总不能不认你。”

“不去。”老皮想都不想。“到底为啥啊？”胡瑞有点着急。“唠叨婆娘，就你事多。别惹老子烦。”老皮阴沉沉地说，转过眼珠来看她，看得她心里发毛，“老子有主意，你个娘们整天瞎吵吵，烦死了。”胡瑞听他说有主意，心里又安定些，还是问：“啥主意？咱在这儿待到多久？还回不回去贵阳？”老皮靠在床头发了呆，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但又不是那种真的笑，一下子又不见了。他掀开被子，拿起扔在饭桌上的裤子穿上，紧了紧皮带。胡瑞想，他又瘦了。

他们就这样又过了三天。有天晚上她半夜尿急，醒来发现老皮不见了踪影，茅厕里也没有。看钟表半夜一点，这去了哪里？胡瑞怔忡不安地等到下半夜，老皮推门回来了。她赶紧阿弥陀佛。老皮身上带着一股寒气，手上攥着个东西，吓得胡瑞一激灵，那是一把刀。她颤巍巍地问：“哎呀，你去哪儿了？为啥带着把刀啊？”老皮也不答言，胡瑞看见他的手臂还在发抖。过了一会儿老皮终于说：“狗日的皮老大。”他扔下刀，从裤兜里掏出一沓钞票，啪嗒打在饭桌上。胡瑞数了数，有三千多。她有点高兴，马上又不安起来。

老皮在矮凳上坐下来，直着脖子喘气说：“……老子今日回来了，没那么好对付！”胡瑞问：“去找你兄弟了？”她一下子又泄了气，指望着能要回来一块地，可这只有三千块钱，不值啊。看老皮那样儿，她啥也不敢说，心里就是不明白，为啥老皮不光明正大地去，赶在三更半夜，还带把刀，万一出了人命可咋办。老皮盯着她看，见她不满意，一脚踢翻了地上的脸盆。脸盆哐当当滚到门边。钱家老头在前屋里哼哼着问：“咋了——？”胡瑞不作声了。

第二天老皮出门去找老张算工钱，钱家孙子孙女在院子里玩一个旧轮胎，钱老头敲门来要房钱。胡瑞咕囔道，屋子这么小，房租太贵了。钱老头眯缝着眼，蘸着唾沫把钞票一张一张数过去。胡瑞又说：“我家老皮原先也是这村里的，村东头的，他家三个儿子。还有一块地。”老头没牙的嘴咧开来，像是冷笑了一会儿。胡瑞不自在起来：“笑啥呢？”老头说：“俺让你住，都是好心。谁还让皮混混住，要不缺钱，这张老脸也不要了。”胡瑞惊讶地伸长脖子，盯着老头。老头把钞票卷起来，揣进裤袋里，摸摸秃脑袋，口里慢悠悠说：“你不晓得吧，你男人偷了他嫂子，被皮家赶走了。”说着满脸带笑，又怕她发怒，边说边走了。胡瑞面上唰地红了，好像偷人的是她，臊得没地方钻进去。“你别胡喷！”她冲着老头说。脸上糊着泥巴的男娃跑过来拉扯老头，女娃跟在后面，裙子扣子开了，露着半个上身。两个娃都饿了，一人拉着老头的一只胳膊，硬把老头拽走了。老头笑呵呵地，远远地说：“问你男人去吧。”

胡瑞坐在床上半天回不过神来，老皮是这种人？……刚认识那会儿，她还在贵阳郊区的模具厂做工。老皮压断了左手小指，不给算工伤，去找厂方理论。胡瑞替他害怕，他倒有些办法……怨不得老皮这些年不提家乡，也从不带她回来……胡瑞转念又想，乡下人吃人不吐骨头，不能信。八成老皮是给冤枉的，不然哪有脸皮回来。她又寻思着，在外头时好像老有人指点他们，难不成是为这个？这样左思右想，心烦意乱，一个上午就过去了。老皮咋还没回来呢，她又担心起来，老皮这些年脾气越来越坏，要提起来，总归是一番大吵，不能让她揭了短去。一想起他半夜出去，手里那把刀，她就心惊肉跳，可别出岔子了。还是早点走的好。这三千块钱，能还些债了，剩下的再说吧。

她不敢跟他闹，说起过去，谁不是一屁股屎？她又有什么好嫌弃老皮的？她懵懵懂懂地把老皮偷嫂子这回事，跟她年轻时不懂事混在一起，心里倒平静了。年轻，年轻啊。她不敢怨他。她从床底下找出蛇皮旅行袋，把几件锅碗、电热毯、指甲刀、旧布娃、小广播和擦脸油都收进去。去买票，回贵阳吧。胡瑞想起贵阳像铅一般沉的日子，他们只能回去了，闭着眼睛过吧。

她没忘记把窗台上几块膏药、一把散香也装进塑料袋里。味道很冲的膏药是从街边老道士摊上买的。手臂一天比一天疼，就指着这几块膏药了；路上多半会有和尚庙、尼姑庵，这把香还派得上用场。可胡瑞越来越怀疑，老天看不上她。

汉娜对中文没什么兴趣，一切都是为了完成劳拉的心愿。这我早就看出来了。汉娜说：我是加拿大人；劳拉纠正她：你是加拿大华人。加拿大华人很多，那些第二代长着黄面孔、黑头发，可行事做派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不用开口讲英文，一眼就能看出来。汉娜十二岁了，除了勉强能说出自己的中文名“胡美華”之外，中文词汇极其有限。劳拉说，如果汉娜将来能读写中文是最好的。至少他们想让她听懂中文，可以用中文交流。为了学费打工的我，一直也没告诉他们，这要求还是太高了。

“我们去中国寻亲，发现语言太重要了，早些让汉娜学中文就好了。”劳拉这么对我说。我问她寻亲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们想找到汉娜的亲生父母。”我没好意思问为什么。“我们几乎每年都回去。”劳拉还说。

我问汉娜对中国印象怎样，她说：“还好，还好啦。”“最喜欢什么吃的？”“嗯……不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又问她都去过哪儿，回答说她去过北京、上海、贵阳，还有贵州的一个县城。我猜想就是在那个县城里，米勒和劳拉遇到了汉娜。

我开始做汉娜的中文老师的时候，是2017年。那年汉娜除了输血以外还必须注射除铁剂。除铁剂通常在晚上注射，副作用很大，肌肉痛和关节痛让她没法去上学。劳拉就在家里教她小学课程。有一两次我准备去上中文课前，劳拉来电话临时取消了课程，说汉娜刚结束了又一轮除铁，她还没恢复过来。

下一次上课之前，我跟劳拉电话确认还要不要过去，又问她是否需要加时，因为上周的两次课都取消了。劳拉说，那今天就算四小时吧。

他们家住在温哥华东区的一间老房里，前院有一棵樱花树。花期已过，细叶爬满了枝丫，草地上铺着一层粉色的花瓣。那只拉布拉多犬伏在门廊的地上，有气无力地瞅着我。它瘦得有点丑，可能很老了。劳拉来开门，她望了望外面，含笑说：“多好啊，太阳出来了。今年雨水太多。”我见她银白色的刘海在阳光下丝丝闪亮。

汉娜躺在卧室的床上，还穿着睡衣，跟平时大不一样。我用中文问好，她抬眼看看我，嘴角牵动，说你好艾米。我从窗边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中文《动物故事》，想着重读两周前读过的几个故事，但她似乎看也不想看那本注满拼音、画着花花绿绿插图的中文书。“汉娜，”我有点不高兴，“你还好吧。你要是不舒服，我们今天就不上课了。”我以为她会无所谓、笑嘻嘻地抬起头（她常有那种表情），说：“好——吧。”可她扭扭身体，把头埋进枕头和毛绒玩具里，嗡嗡地说：“不好，我不好。”我把书放回书架，正准备走，劳拉进门来，递给我一杯果汁。我没有接。劳拉盯着床上的汉娜，眼神严厉，一言不发。我想我该走了。劳拉说：“抱歉艾米，你在客厅等我一下好吗，我跟汉娜谈谈。先不要走，好吗？”

他们家的客厅有着一个很现代派的壁炉，和这座老旧的房子有些不搭调。我坐下来等待劳拉，先是端详侧面墙上的全家合影，再看壁炉上摆满的大小各异的镶框照片。正等着，米勒进门来换了鞋，显然他刚刚下班。他有着一张不动声色的脸，笔挺的高个子，穿着整整齐齐。我初次见他时以为他是教授，后来才知道他是一名学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他彬彬有礼地说：“艾米，你好。很久没见你了。”两年前我去学校服务中心询问找工作的信息，他跟我聊起来，问我是否愿意教他女儿学中文。那么多中国留学生，他找到我，我想只能是缘分。

我们听到楼上劳拉和汉娜吵起来了。米勒皱了皱眉。我说：“汉娜好像不太好。”米勒说：“上周输血时她忽然发烧，打寒战，浑身痛。医生暂停了输血，改输生理盐水，排除了溶血反应和细菌污染，想尽一切办法来降温……汉娜在医院里住了两天，体温降下来以后，第三天才重新输血。”他说话比较缓慢，似乎在斟字酌句。我迟疑着问：“她输血……经常这样吗？”米勒摊开手臂，说：“大多数时候还好，有时会出些问题。”他示意我坐，自己也在沙发上坐下，又说：“上周输血之后，检测出她的血清铁蛋白超标，必须连续输除铁剂。输除铁剂的副作用很多，她的关节痛得厉害……这个孩子，”他低头看自己的双手，然后抬头看着我，说，“她所受的痛苦超过许多成年人。”我不知如何安慰他，想了想，说：“等她好好休息一段，恢复了以后再上中文课吧。”米勒却说：“汉娜不去学校上学，比别的孩子晚一点。不过我们希望她的中文还能跟上，这很重要。”为什么？我想，这样重的病情，她还必须学中文。这有什么意义？

在一段尴尬的空白中，劳拉走下楼梯，我头一次觉得她苍老而憔悴。她坐在我身旁说：“艾米，很抱歉。今天汉娜很不舒服。”我说：“米勒跟我讲了。”劳拉说：“其实她身体恢复过来了，主要是情绪上的。”她用手指指脑袋那里，“也许是在房间里太久了。我想带她出门转转去。”她说着拍拍米勒的手臂，像是在征询他的同意。可是米勒没有说什么。

我很想立刻就走，说：“那今天就不上课了。下周再看吧。”劳拉摆摆手臂，示意我不要走，说：“我跟她讲了，她明白过来了。她有点羞愧，上次课后安排的书她没有读。我们这两周都在医院里……过一会儿她换了衣服，我让她下来，你们聊聊天就好。我会付钱的，没问题。”我倒不好意思起来，苦笑一下说：“汉娜其实不怎么喜欢中文。”劳拉马上说：“她是中国人。”米勒看着劳拉，镇定地说：“我们不想让她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病人。她要学习承担责任了。”

这样一个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医院病床上的孩子，她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我实在无法了解这些白人的看法。又何必浪费钱呢？我听说地中海贫血症的患者活不过成年。让她快快乐乐，随心所欲不好吗？

汉娜下楼来了，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衫，手里抱着拉努。她到我面前来，沉着脸，轻声说：“艾米，对不起。”我看着她瘦削无力的面容，真想知道她怎样想，有关这一切，疾病、疼痛、中文……我在她脸上寻找哭过的痕迹。她倔强地笑了一下。劳拉伸出手臂搂着她，吻了她的鬓角，说：“亲爱的，今天你跟艾米聊一会儿。”汉娜就在我身边坐下了。

劳拉和米勒离开了，汉娜玩了一会儿拉努。我说：“汉娜，你把故事书拿来好吗，我给你念几个故事。”她却突然一字一句、清晰地说：“为什么要活下去？”我吃了一惊，看她低眉垂目、捏着沙发套的皱褶问出这个问题，竟然忘记了我要做什么、说什么。我有点惊慌，赶忙笑笑。汉娜接着说：“我但愿从来没有出生，那样就好了。”她说着也笑笑，一副憧憬的模样。我的神经高度紧张起来，身体也僵硬了。劳拉和米勒怎么还不回来……汉娜继续说：“我也不喜欢中文，对不起……妈妈说我们还要去找亲生母亲，我不想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明白她，只是不能说出来。她又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白亮的牙齿。我赶紧岔开话题，问她最近有没有更新Instagram。她打开手机给我看，最近的帖子是一张照片——她的左手臂，手臂因為常年输血扎针，布满了针眼。天哪，我简直想要逃走。她却好像放松下来了，问我是否有中国的照片，说她想看看：“艾米，我想看看那些我没去过的地方，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我在手机里翻出两年前在长城和成都草堂拍的照片。原来她也去过长城，有着模糊的印象。我又给她看大熊猫，她一下子咯咯笑起来。“好可爱呦，真可爱！”她不断地说。我暗下决心，下次回国给她带个毛绒熊猫回来。这里也有，但都没有成都的好。

正说着，我的手机来电。室友杨曦灵又忘记带钥匙了，在门外等着我回家。我看着汉娜，说我还在上课。杨曦灵半带威胁半撒娇地说：“亲爱的，要下雨了，我可要感冒了呀。”窗外果然云层低沉，阳光无踪；我便借此离开了。

路上杨曦灵又打电话过来。我说我已经往回走了，她才罢休。她也在经济系读书，比我还早来一年。去年我刚来时总听她抱怨：“哪儿哪儿都是中国人，国际学生？有一大半是国内来的！”我劝她说：“至少咱作业还是英文的。总比你在济南跟假外教学英文强。”我假装不知道她的作业是找人做的。她那么看看我，两只圆眼睛满是戒备：“长着一张白脸，谁敢说人家不是真的？要说吧，他们的口音真怪，不会是东欧人吧。”说着说着她自己笑起来。

她站在公寓外面等我，脚下是大包小包，Maxwell，还有Michael Kors，果然又去血拼了。我帮她把购物袋提到房间里。她说：“今天多谢你呀，亲爱的是不是少了钟点？礼拜六我请你吃下午茶。”我说：“礼拜六我还有一大堆作业，再不做我就死定了。”她夸张地张大嘴，眼珠乱转，一会儿说：“哎，你吃饭了没？我来叫外卖，成都小馆吧，你要什么？”我点了麻辣粉，她点了小笼包和红油抄手。

我们两个坐在我的沙发上，掰开一次性木筷。杨曦灵小心翼翼地一口吃一个小笼包，避免弄脏口红。“太难吃了，越吃我越馋。”我叹气说，“逼得我要自己做。”杨曦灵幸灾乐祸地笑。吃完了她给我看新买的大衣，还要展示油管上彩妆博主的视频。

我正想赶她回去，看到洛广风发微信问：“我一会儿去你家，你在家吧？”他的头像是《海贼王》里绿头发的罗罗诺亚·索隆（真不知道为什么选那么丑的头像）。

洛广风进屋的时候抽抽鼻子，看着我们坐在被盖毯、吹风机、袜子包围的沙发上，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他瞟着杨曦灵，对我说：“要不要出去兜风？要不要买菜？”我知道他买了新车，是辆路虎。杨曦灵撇嘴说：“我懒得考驾照，不然一定买宝马。”洛广风说：“宝马有什么好，都烂大街了。有本事你买辆保时捷。”我起身收拾碗筷，盼着杨曦灵早点走。可她不会看眼色，还要跟我们一起去。

傍晚的风吹得人的脸酥酥痒痒，路边公园里有很多奔跑笑闹的孩子。我忽然想起汉娜，她蜷缩在床上的样子……杨曦灵坐在后座，像个大妈似的喋喋不休：“思洁可是成都女孩儿，洛广风，你有口福了。我跟她住这么久，只吃过一次她做的饭。哎，上次你给我做什么吃的？”我说忘了。她狡猾地说：“哎，你可不像是四川女孩呀，主要是……长得不像。”我的脸沉下来，看见洛广风给我使眼色，勉强忍住了。一路上我都想着反唇相讥，我知道她是怎么混到大三的，小抄、手机、补习班的小老师……都是她自己告诉我的。

回到家里，我们把各种食物塞进冰箱之后，杨曦灵终于回屋了。洛广风站在我的门口——我住在这套一居室的客厅，在客厅与厨房的交界处有一排充当墙壁的书架，所谓的屋门就是书架间的厚帘子。他的脸在灯光的阴影下面，笑容模模糊糊，使我蓦地紧张起来。他矜持地递给我一个纸盒，好像那是一盒国家机密。我觉得这很奇怪，但又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打开看时，里面有一条银手链，做工还算精细。我有点震惊，有点高兴，尽量装作平静地收下了。一条银手链而已，如果太当回事，会被人笑话吧。

他的脸上带着期待落空、为安慰自己而放大的笑容。然后不等我请，就进到我房间里，坐在椅子上刷抖音，我不好意思直接赶他走，我满脑子都在想我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一种狐疑，一种莫名的紧张。忍到九点半，我说：“明天微觀经济学作业要交了，我还没写完呢。”他问我可不可以留下来。我又假装平静地说：“你看看我，住着客厅。”他说：“到我那儿去呗，我的是主卧，带独立卫生间的。”我嗤笑说：“开玩笑吧。”他好像愣住了。

我送他出门时，他悄悄说：“那人依赖性太强，别让她占你便宜。”我说：“没那么严重。”杨曦灵的好处只有一个，就是房租特别低。这套公寓是她爸买给她的。照她的说法，她一点不缺钱，只是一个人寂寞，所以才找室友分租。而我正好需要这样一位房东。父亲去世一年了，家里寄来的钱越来越少。我不想直接问妈，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家里的生意出了问题。

洛广风走后，我关好门，去上厕所。我看着镜子里的人发呆，心不在焉地忘了洗手。我们是怎么回事？我看着那只装着银手链的盒子，心想也许刚才应该拒绝……我没想到这一天就这样来了，但又不确定这一天是不是就是“这一天”。不久前我还在想，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最终会恋爱，还是会孤独终老。没有人知道我多想要一个男朋友，从中学开始，没有男朋友就是一件使我很困惑也很没有面子的事。

但是，洛广风，我对他有感觉吗？是有，还是没有……我们一起组团写作业，有共同的朋友，也看了很多好玩的视频，好像我们喜欢的东西也差不多（除了他的索隆头像）。但我们至今也没怎样调情，更没有拉过手、接过吻。我忽然怀疑，他是不是也会给其他女孩送手链……而且我意识到，这不是他头一次暗示我到他家里去了。可我不需要炮友，我想我是个性冷淡的人。

回到贵阳后，皮诚起要去五金厂。胡瑞没法回鞋厂去，鞋厂加班时间特别长。别的厂子也不行，主要是她的左手臂疼痛发作，就算进了工厂，也坚持不了一两天，到时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头两个月的工资，大多数厂子都扣着不发。说起来，胡瑞身体的问题，都是十多年在玩具厂、塑料厂、模具厂做工留下的后遗症。

后来一个老乡听说老皮做过司机，给他们介绍了个承包巴士的活儿，路线是从贵阳到龙岗镇。累也是累的，但比在工厂做好多了。他们没钱买车，硬是借了高利贷把旧车买下来。老皮算计着，他开车，胡瑞卖票，夫妻生意，干上大半年就回本了。去年在工厂做工那会儿，胡瑞睡工厂宿舍，一年到头也就三五次才能单独见到老皮。猴急的老皮拉着她在借来的卡车后面搞，就算是租个小旅店也舍不得。不用在工厂做苦工，还能和老皮睡在一块儿，胡瑞对老皮的老乡感激涕零，一个劲儿让老皮好好谢谢人家。老皮磨着工具刀，斜眼过来，虎起脸说：“咋这么麻烦，想倒贴？”胡瑞也不敢提了。

头一个月忙得脚朝天，买车、办证、各种费用，花钱如流水；第二个月渐渐好起来。再后来老皮被一个神经病打得差点肋骨骨折，光看病花了好几千，没好利索就从医院跑出来，在家躺了五天，硬生生不能出车，还得赔付公交公司一笔钱。好起来之后胡瑞催着老皮多跑几趟，一个月下来，除去费用总共拿到三千多块。这就算不错了。胡瑞每天在车上喊，嗓子哑了，满身出了一种红疹子，一睡到床上就疼。

一个月连轴转，每天早晨五点出车，半夜十二点收车，两人都累得不行了，又舍不得停车。还是老皮说：“再干下去脑壳烧掉了，不能了不能了，要睡个好觉。”于是这天晚上九点就收了工，老皮在街口小店买来白酒、花生米、酱牛肉、罐头午餐肉、几个小菜。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喝得眼红心热。胡瑞感叹说：“老皮啊，跟着你跑了大半个贵州，差点跑广西去了。啥罪没受过，啥没见过？”老皮说：“自从跟上你，我就倒了霉运。干啥啥不成。”胡瑞就说：“好好，都是俺不好，拖累你，看病花了快一万还没还上，都要靠你哩。”老皮低声吼道：“别提那糙事！”胡瑞一缩脖。她打个嗝儿，发了会儿呆，又问：“咱从金碧回来，我琢磨着，那块地可不止三千块。你是老皮家儿子，地有你一份，这是法律上的事嘛，就算跟你嫂子……”直撞见老皮瞪着眼，赶紧把话咽回去，低头喝了一小口，又给老皮敬一回。老皮喝得眼红了，也不说话。胡瑞想来想去，伤心起来，说：“唉，俺命苦啊……说起来也是个高中生哪！赶上爹出事死了，妈急疯了，村里的狗东西把家偷光了。退了学到叔家去，窝屈死了……先前家境不错哩……我姐命好，嫁到四川，老公生意好得很。”老皮放下筷子，直着眼说：“头一次听说你还有个姐，你姐在哪儿，找她借钱去。”说完“呃——”地打嗝，胡瑞也打嗝，晃晃脑袋说：“别提了，攀了高枝，早把我这妹子忘了。当年她做姑娘，趁着爹妈不在掐我。她亲娘死了，心里恨哪。”老皮仰脖干了小杯里的酒，又问：“四川哪块？”胡瑞看他那样，头上是汗，满脑袋红到脖子根儿，再看一瓶贵阳大曲只剩了一小半。正想劝他别再喝，却也晚了。老皮瞪着红眼一伸脖一张口，吐在地上。

天蒙蒙亮时胡瑞醒过来，正想着“哎呀，晚了”，要赶紧起床，才意识到今天中午才出工，于是放松下来，耳听老皮在身边鼾声大作，小巷口卖烤烧饼的一声一声叫卖。她可睡不着了，对着小窗户的亮光，举起双手端详。这双手粗得很，像个五十岁的老太婆了。她正在心里叹气，老皮翻了个身，一只胳膊搭在她的肚子上，嘴里叽叽咕咕。胡瑞握住他的手，揭开汗衫，把他五个手指头贴在自己肚皮上面。阿弥陀佛，但愿偏方管用。跟着老皮有六七年了，最早老皮也是疼她的。她最愧疚的就是没给老皮生个儿子。她三十三了，老皮快四十了。没有娃可是这辈子的短处。她配不上老皮，过去的事就不提了，生不出孩子，难怪男人气大。有几次打骂得狠了，她差点告诉他，不是她怀不上——可她到底不敢。

她轻手轻脚地下了地，穿上裤子、外衣，胡乱包个头巾，到外面解了手。四月的清晨还冷冷的，她给冻出一大串鼻涕。她抹着鼻涕刚要进门，听见房东叫她，只好站住。那女人穿套粉红的棉睡衣，头上扎着带点的蝴蝶结，果然又来催租。她心里别扭，说我老公还睡着，想赶紧进门再躺会儿。那女人已把一只脚跨进门里，防她关门。她只好摸索着找到钱，递过去时心疼得很。女人点了钱，让她把缺角的、烂了的全换掉，这才一笑，把脚收回去，走了。胡瑞心里嘀咕：这女人在宾馆上夜班，做销售，也不晓得什么销售要半夜做。

老皮也醒了，先吸了一支烟才起身。胡瑞从煤炉子上端起一碗药，递给老皮。他问啥玩意儿。她没好意思说，只让他喝。“想谋杀老子？”他嘟嘟囔囔。她央求他喝下去，悄悄说（怕隔壁的人听见）：“偏方，从老中医那儿买来的。”又戳他的腰。老皮明白了。他喝是喝了，嘴里还说：“俺没病，要喝你喝去，不下蛋的母鸡！”

忽然外面有人砰砰砰砸门，嚷嚷着：“皮球、胡婆子，开门开门！”他们互看一眼，屏声静气不敢说话。外面那人双手扒在窗玻璃上，使劲透过糊着的报纸朝里看。胡瑞和老皮动也不敢动。可能是房东出来了，那人冲着楼上叫：“有个姓皮的住在这儿？”房东没理。胡瑞心里直阿弥陀佛。想这女人不像看着那样讨厌，给她的房租值了。那人跑到楼上去又下来骂骂嚷嚷半天才走。胡瑞和老皮一直躲到中午，估摸着安全了，才穿上棉袄，拿好票夹子，去车站开车。开门时只见阳光灿烂，天蓝得透彻，风还是凛凛的。地上有一张纸条，上写着：“皮诚起你个老浑蛋，再不还钱老子宰了你！”旁边歪歪扭扭画着几把菜刀。老皮把纸条撕碎了：“呸！”吐在地上。

人都走光了，老皮把車再往前开些，停到路边，走到深草丛中解手去了。胡瑞低头数今天的票子，有人敲车门，她想着老皮回来这么快。刚打开车门，冲上来三个凶神恶煞似的男人。胡瑞吓得发抖。一个男人上来捂住她的嘴，另外两个抢过她手里的票子，又扯过她身上的小背包，相互使个眼色，三人飞快地跑了。

胡瑞坐在车台阶上大哭。老皮赶回来了，问贼跑哪边去了，胡瑞指了指——除了远处小加油站昏黄的灯光，四下里是黑黢黢的夜，完全看不见人影。老皮连着几巴掌扇在胡瑞的脑壳上。胡瑞感到脑袋嗡嗡直响，又悔又气又羞惭，她也不敢哭了，一边骂自己，一边振作着疼痛眩晕的脑袋努力张望。夜风呼呼吹过来，吹到看不见边缘的树林和草丛深处。在风里，她似乎听到远处飞跑的脚步声，她恨不得杀了他们。

第二天老皮蒙着头不起床，也不想开工。胡瑞好说歹说安慰他，求他咬牙扛过去，再好好干上几个月，总会补上的。

他们最终没能还上高利贷。两个月以后他们卖了车，连要交的利息，总共亏了五千块。

作为一个纸片人，大部分时间我忙于学业，无暇顾及其他。也有那么几个夜晚，我什么也做不下去，心里躁动不安，忽而浪涛翻滚，忽而灰心丧气。我的成绩大部分在B+左右，不算好，也不算太差。可我在作业和考试上花费了太多时间，我怀疑（但愿不是真的）我比别人笨。我昏头涨脑地在图书馆里瞪着酸痛的眼睛，绞尽脑汁琢磨着该用哪些英文词扩展干枯的文章。那些流畅、丰富、优雅的英文都藏在别人的书里和报告里。我就像坐在街角的乞丐望着富人的华宴，既焦急又绝望。

这些时候杨曦灵在朋友圈里晒新包包、新鞋子，去了哪个新开的甜点店打卡，又和谁一起在海边漫步，每天至少四五个新帖……我嫉妒她和她的朋友不比我差的成绩和比我好得多的生活。有一两次我厌恶地关掉手机，但没过多久我就又不由自主地刷下去，好像那些赤裸裸的炫耀是海底的藻阵，作为一尾鱼我难以在它以外生活。

我给洛广风发微信，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聊一会儿，我反倒更泄气。很多事情不能跟他讲，我也不能冲他发脾气，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有几次他提出过来陪我，我本能地拒绝了。我想象他双臂搭在双膝上，两手交叉合拢，以一种学生会干部的模样告诉我该如何进行职业规划，如何与老师和助教搞好关系，然后问他能不能留宿……我搞不清楚为什么不喜欢他的远见卓识，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这使我对他和自己都有些恼怒。

后来洛广风直接来到我家楼下按对讲机，我只好请他上来。打开门的一瞬间，我看到他脸上闪过一秒不安，然后刷满了志得意满——他拿出一束鲜花。我顺从地配合他的得意，很快和他接吻，然后倒在床上让他抚摸一阵。一切到此为止，我不能给他更多机会。即便他用那种电影里的迷茫混乱的眼神和声音求我，使我内心慌乱，我也能坐起身，整理好衣服，离开他。他沉下脸，说：“王思洁，你是不是有问题？”或者：“王思洁，你是不是想耍我？”这时候我不敢看他，小声说：“我太累了。”然后转换话题。我看过太多女孩糊里糊涂跟谁睡在一起，不是堕胎就是搞上了妇科病，整个人都完蛋了。我不想那样，我妈辛苦赚来的钱，我自己模糊不明的未来（不管怎样，我还有这么一个未来）不能葬送在这些傻事上。

可是我也离不开洛广风，他是个怎么看都合适的男朋友：有钱、有风度，学习也不差。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我，盼着他说出“你很特别，你很清纯，你有魅力”之类的话，但他什么也不愿说，好像那条银手链和鲜花足以承担他对我的看法了。我戴上了手链，那是一种终于有了男朋友的喜悦，还有未来不可预测、我正在冒险的不安。

在我努力使自己安心的时候，劳拉告诉我暂时不必去给汉娜上课了。她发生了一次大面积的感染，同时发现脾脏肿大，医生建议切除她的脾臟，以免情况进一步恶化。

手术之后正好是学期结束的假期，我去医院看望汉娜。病房里没有别人。汉娜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她黝黑瘦小的身躯裹在白色的床被中，周身连着一些通向仪器的管子，如同一个外星人不幸坠落地球。我马上意识到：这次和以前的状况不同。她身旁的小桌上放着没吃完的病员餐盒。窗帘半拉开，外面正是下午时分慵懒的、沉沉的阳光。天空很蓝，马路上的汽车轰鸣而过。我不想吵醒她，把带来的花束放在床边，找了张椅子坐下。

一会儿劳拉来了，她推门见我在，先是笑笑——那笑容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我正要说话，她伸出手指做出“嘘”的样子，又看床上的汉娜。我跟她出了病房，我们到医院餐厅里，找了个靠窗的小桌坐下。劳拉起先仍笑着，说：“艾米，谢谢你来看汉娜。她可能没法和你讲话，手术以后她精神一直不太好。手术中……发生了大出血……”我和劳拉面对面，离得这么近，头一次注意到她额头层层的皱纹，还有嘴角边深长的法令纹。“真可怕，我们一度丧失了希望……我们……”她的双手一会儿紧紧互扣，一会儿摊开在桌面。桌上不知谁留下了一小片咖啡渍，我想她没有看到。

我该如何安慰她呢？我的英文实在不够好。劳拉的脸颊忽然抖动起来，她抽出桌上的纸巾，把脸埋在里面。我赶紧说：“没事的，没事的，都会好起来的。”她很快镇定下来，将纸巾收在手里，说：“对不起，我有点……我主要是担忧她。”然后她告诉我，医生给汉娜输血两千多毫升，他们最终切掉了汉娜的脾脏。由于汉娜身体很弱，至今恢复得比较慢。我看着劳拉脸上没擦干的一点泪痕滑到了鬓边上，重复说：“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劳拉稍稍振作起来，撩了撩刘海儿，说：“我和米勒商量了，不能总是这样下去，常年输血问题太多。我不忍心看汉娜这样一辈子，太难了。她受了太多苦。”我等着她说下去，她却停下来，出神地看着窗外的什么地方。

“你们也太不容易了。”我说。劳拉的脸上浮起一层微薄的红色，她说：“医生建议做骨髓移植。”“能治疗就好啊。”我轻快地说。劳拉转眼看我，双眼眨也不眨：“也不是那么乐观，有很大风险，百分之二十的概率会失败。”那就是说，五人里会死去一个，但她现在生不如死。“我觉得应该试试。”我说，却见劳拉眼圈又红了，她有点生硬地说：“骨髓配型很难。”

我立刻就明白了。劳拉吸吸鼻子，说：“过去十年，我差不多每年去中国贵州寻找汉娜的父母。我有她妈妈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的中文名字，胡美华。”她给我看手机里的一张照片。那字体歪歪扭扭。我看了一眼，说：“抛弃孩子的父母都很狠心。”心想这样冷血的父母怎么可能给她捐献骨髓呢？劳拉说：“也许他们有什么难处，可能他们很穷，没法给汉娜治病，把她送到民政局的门口，这是给汉娜一条生路。不然……”我不知该如何说了。她又说：“中国人很看重孩子的，虽然他们不喜欢女孩，不过听说情况在变化。”她看着我，好像等待我的肯定，“你看，现在这么多留学生来读书，好多女孩。他们的父母都很爱她们，对吧。这里的学费对国际学生来说很贵，我知道。”我想了想，以尽量平静的语气说（一提起汉娜的亲生父母，我就很愤怒）：“城里人很少重男轻女的，农村人有的很愚昧。”我问汉娜是在哪里被捡的，劳拉说：“听说她的父母把她放在民政局的门口。后来我们在福利院见到她，是在贵州省的天柱县。”

我在手机里查地图找天柱县，劳拉在一旁看着说：“对，对，就是这地方。”她又问我说：“艾米，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被美国人领养的女孩回中国寻亲，有二十多个人来找她。很多人搞错了。不过也给我希望。会不会是我们以前寻找的方法不对？”我心里冷笑，说：“这女孩在美国读大学吧？”劳拉说：“好像是吧，她二十岁了。”一定要给她泼点冷水了，我说：“那些人觉得在美国读大学，是很有面子的事，所以争着……”劳拉说：“总不会都这么想吧。他们可能没法忘掉孩子，毕竟是父母，总是有些难处吧。”我受不了她那顽固的天真，又不能离席而去，只能勉强忍住了不再说话。后来劳拉终于承认，她无法了解汉娜亲生母亲的想法，对她来说，这就算是中等程度的谴责了吧？

劳拉还说，米勒去年找我做汉娜的中文老师，是因为他觉得我长得像汉娜。这可不是对我的恭维，我越发笑不出来了。我问劳拉是不是该看看汉娜去，她打开手机，果然护士刚才打电话过来，她的手机静音，所以没听到。

汉娜非常虚弱，眼睛只张开一点点。我跟她说话，她微微点点头。我真的可怜她，她没有正常孩子的生活，不能去学校，不能跑步和运动，可能连朋友也没有。日复一日的除铁、每月一次的输血，忍受着无休止的疼痛，随时面临着感染和恶化的病情。我理解她那天对我说的话，实际上，正是从那天开始我发现我们之间相通的地方。如果我是她，我会怨恨自己的生母，为什么生出我来；说不定也会怨恨养父母，当年不如一死了之，还少受些痛苦。

此时米勒也来了，说让劳拉回家休息，他在这里陪着汉娜。劳拉开车送我回家，路上我们谈了些轻松的话题。她说年轻时他们去过很多国家，自从有了汉娜，除了中国，几乎再也没有旅行过。她还说起汉娜在这次手术前开始画丙烯画：“她很喜欢呢，我看她的色彩感很好，技巧还需要长进，我准备给她买网上的绘画课程，等她稍微好点的时候，又多了一件她喜欢做的事。”她说着嘴角轻翘，双手叩打着方向盘。节奏明快的音乐声中，车子在绿树的浓荫下穿梭。街边的路灯杆上挂着鲜艳的花篮。我们从推着婴儿车的女人身边飞速而过，又越过她手里拽着的、在树根下磨蹭不前的男孩……夏天就要过去了。

我进了房间感到有些异样。杨曦灵的屋门紧闭，但里面有动静。我出门前摆在沙发上的灰毯子现在搭在沙发背上。杨曦灵动了我的毯子吗？莫名其妙。我叫：“曦灵，你在家吗？”屋里有声音回答，却不像往常那么大声。我走到门口，说：“你把水池里的碗收了好不好？都堆了一天了。我都没法做饭。”她哼哼答应着。我叫她快点，我马上要用水池。

等我从厕所出来，大门正在快速关上，应该是杨曦灵出去了。我嘟囔说：“洗了碗再出去鬼混吧！”却听见卧室里传出更响亮的音乐声——她还在里面。这是玩哪样？……会不会是……她有了男朋友但不想让我知道。这真有可能……我嗅到房间里某种熟悉而陌生的味道……也许，我转念一想，她的男朋友太差，拿不出手，或者他们正好在屋里干什么。我眼前浮现出杨曦灵和一个男的赤身裸体抱在一起的样子，挺恶心的。其实我才不想管她那么多。我打开水龙头，又叫她洗碗。足足叫了三四遍，她总算出来了，一点儿也不乐意，靠着门框说：“用洗碗机不就行了？”我说：“那也把你的脏碗摆进去啊，难不成我给你收拾？”她扭着屁股走过来，拍拍我肩膀，说：“你干吗老那么着急！我给你说，我现在啊，没情绪洗碗。”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巧克力奶，一边喝一边觍着脸笑。后来她终于在我的怒视下慢吞吞地将脏碗从水池挪进洗碗机里，水淋淋地洒了一地。她只顾说着：“思洁，给你安利一个新剧，《知否知否》，特别好看！赵丽颖特适合古装……”我问她：“你刚才干什么呢，我进门的时候？”她看我一眼，忽然闭嘴了。然后她发现自己的绣花拖鞋淋湿了，求我帮忙打扫地面上的那摊水。我怕她踩着水到处走，弄湿了整个地板，只好拖了地。

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安稳，夜里醒来数次，连做了几个古怪的梦。有汉娜，有我妈，还有一些分辨不出面貌的人。

早上起来我接到母亲的微信电话。“洁洁，你好久不给我电话，我打过去你也不接，怎么了？”她果然一上来就抱怨。我说：“我忙着考试，半夜两点才睡，刚考完。”“那么辛苦啊，你可要注意身体，吃好点！吃好点才有精力。”我胡乱应着，问她身体怎样。她说自从做了子宫肌瘤手术以后感觉好多了，但胃溃疡还常犯，换了好几种胃药也没有起色，有时要去医院检查。“这天气，跑一趟一身汗哪！最近看了个中医，说我体虚得厉害，给我开了个方子，还没去抓药呢。”我似乎看到虚胖的她在酷热中坐上出租车，拍着座椅背，要司机开空调，还让他快点开。我没问那个人是否陪她去医院，还是她只能自己去。我们已经习惯了避免谈到那个人。其实，是我不愿谈论他，而她服从了我。

我终于说：“妈，下学期要注册了。”她停顿了一下，说：“我知道，我知道啊！月底我就把钱给你汇过去。最近加币又涨了……没问题，你哪天要？”我没提还有生活费。她说：“生活费也寄过去，你放心。你妈这点本事还有，供你出来没问题。”我就说：“这边政府有限制，我打工也赚不了多少。”她大声说：“我不是问你了，哪天要？”我说：“最迟九月初要交学费。如果不行的话……”如果不行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趁着暑假的最后几周做代购，我听说有人赚了不少，而且政府也不会知道。她说：“别的你别管，好好学习，早点毕业就行。”她还说邻居家老梁的女儿在多伦多待了四五年还没毕业，也不知道干啥，就是不回国。她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和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我回去看看你吧。”最后我说。“别回来，你不用看我，”她直截了当地说，“把飞机票省下吧。”又加了一句：“当零花钱。”

一周之后我打电话问汉娜怎样，劳拉说她回到家里，现在稳定下来了。他们一家正在严肃考虑骨髓移植这事。“我们跟汉娜谈了，把所有的风险都告诉她，她也愿意冒险试一试。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但我们必须试试。”我想象劳拉在电话那头深锁双眉却微微含笑的模样，说实话，她年轻时应该是个美人。

“我们先在加拿大找骨髓配型。”我刚想说好，她却说，“希望渺茫。我们还要再去中国，希望这次能找到希望……她不能再等了。”我感到一阵悲哀。“你们决定了？”我清清喉咙，我不可能总是那么冷酷。我说：“试一试也好……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机会就大一些。”劳拉马上问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从中国来的，你比较了解。”我使劲儿想了想，说：“尽量用社交网络，在中国，微博和微信有很多人在用。”劳拉追问：“怎么引起大家注意呢？”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好主意，我说：“发帖子出去，转的人多了就有希望。”劳拉说：“对了，中国也有脸书、推特那种，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嗯，你对中国比较了解。我们也觉得要换一种方法，也许会出现奇迹，我们每天都为这事祈祷。”

我跟杨曦灵说起这事，她特別兴奋，连连说：“这家人太难了，好人没好报，太难了。”我说：“你认识的人多，你有什么办法？”她叽里咕噜转着眼珠，一会儿说：“我朋友多，也没有贵州的呀……扔孩子的都是屌丝往下，跟我们可不是一个层次。”我也问洛广风，他说：“这事挺不容易的，我来想想办法……也不能用学生会的名义去做……这样吧，你写个帖子我发到我的微博上去。多艾特几个哥们儿请他们转发。看运气了，没准转着转着就碰到流量大咖了，哪个良心好的大咖给吆喝一声，这事就能传遍半个中国，成为现象级事件。这就是传播的力量。”

我请劳拉写了一封给汉娜亲生父母的公开信，我翻译成中文。

……她和你在一起有一年时间，后来她病得非常厉害，你可能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能理解那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汉娜现在是个快乐的女孩，她马上就要十二岁了。她每月都要输血，每天要注射除铁剂，骨髓移植可能救她。

……您能帮我们给汉娜一个健康的生活吗？

要我说，这封信太轻描淡写，完全没有描述汉娜的痛苦，让人以为她过着幸福的生活。汉娜切除了脾脏，几乎病危，将来很有可能再次感染或者器官衰竭。即便没有意外，常规输入除铁剂也已成为巨大的负担。再说，隐性的血制品问题随时可能进一步毁坏汉娜的身体。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她的寿命不会太长，而且她会生活在无休止的痛苦中。

劳拉说，她不想写得过于悲惨，不愿给汉娜的亲生父母造成压力。米勒说：“压力会把他们推得更远。只要他们愿意见面，和劳拉、汉娜见面聊聊，我相信他们会明白这对汉娜多重要。他们很可能会有疑虑，你知道，骨髓配型本身也有风险。我们只想让他们知道，没有道德判断和怨恨，只是恳求帮助。”

我平心静气地想了想，承认他说得有道理。

我把这封信发在朋友圈里，希望有人转发。洛广风也发到他的微博账号上，好几天过去了，也没有什么转载。洛广风说我们还缺个网红朋友。杨曦灵说她在一个美妆网红直播的粉丝团里，她还真的联系了那个像妖精的主播（我一点儿没夸张）。可人家说这事让粉丝们听了感觉太惨；她不想让粉丝们误会，她要传播的是美好生活的正能量。

一周以后，一位贵州的企业家转发了公开信，终于有人给劳拉写电邮了，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劳拉充满了谨慎的希望，这一次显然更有可能。不过她很快发现，写信的人主要是被劳拉和米勒感动，想感谢他们，也发些感慨。有些人希望打听到更多消息——公开信显然太简单，他们想了解更多，这样才能帮上忙；有人热情地请劳拉到贵州时住在自己家里；有人问了些奇怪的问题；也有人提供建议，比如找民政局、找当地的地头蛇，还有的说一定要上电视台。

汉娜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就在她们母女要回国的最后几天里，劳拉接到贵州天柱县一位政府官员发来的电邮，大为赞扬劳拉和米勒的爱心，说他深受感动，可以帮助他们把汉娜的照片和劳拉的信做成小布告张贴、发布出去，也会动用政府的信用，鼓励人们提供消息。他说在县城这是很管用的。劳拉大受鼓舞。那位官员保证，他会记下任何提供线索或有可能是汉娜亲生父母的人的联络方式。

这些邮件劳拉都转给我，由我给她翻译。她说愿意按时间付费，我拒绝了。怎么可能收钱呢？我愿做任何事，洗刷那冷血的亲生父母带给中国人的耻辱。

胡瑞坐在小凳上洗衣服，大塑料盆里搭着一个搓衣板。这是给建筑工洗衣服的活儿，一次洗五六件，件件又脏又烂。她舍不得打太多肥皂，这样就要拼命搓。左手臂最近好些（总算有一种膏药管用了），但还不能老使劲儿，主要靠右手搓，结果越搓越慢。

房东从二楼走廊上走过，朝底下吐了几口唾沫。胡瑞晓得房东嫌她水用多了，自言自语说：“干净是要洗干净的么。”那女人又朝她身边吐瓜子皮，扬着声调说：“洗洗洗，破衣烂衫，洗也洗不出个人样。”胡瑞仰头看看她，把盆里的脏水泼了，就着水龙头又接了一盆水，把带着泡沫的脏衣服放进去涮。房东气急败坏，大喊：“我操你妈，我的水你这样瞎用！再洗你就给我搬家！”胡瑞经不得吓，手里加劲儿搓着，马上说：“不洗了，不洗了。”说着将水淋淋的衣服拧拧，一盆水倒掉，准备进屋。房东箭步冲下来，挡在她面前，叫：“你看老娘好欺负是吧！水费涨了多去，还想浪荡我的水，没那么便宜！”女人的小眼睛好像一只乌沉沉的纽扣贴在胖脸皮上。

胡瑞知道，又碰到了房东心情不好的时候。按说这会儿太阳快到头顶了，她该睡着，这时候不睡就不是好兆头。胡瑞忍气吞声说：“不洗了还不行吗，还不让人洗衣服？”这时老皮回来了。那女人悻悻地看着老皮，又喊了几句走了，她知道老皮也不是好惹的。

两人进了屋，胡瑞把湿手擦干，问老皮今天咋样。自从开中巴的事干不下去，老皮就跟人在火车站倒票。有时候能拿回来上百块钱，有时候一天一块也没有。老皮嗡嗡地说：“五十。今天碰见警察，幸好我跑得快。”胡瑞大惊失色，问：“给抓住就完了呀，要罚好多钱吧。”老皮嘿嘿一笑，又呸了一口，说：“今天运气坏，明天转运。”胡瑞说：“可别，咱别做这个了，万一哪天……”老皮不理她，找了口蒸糕吃下肚，又给自己倒了杯水，喝完就倒在床上，和衣睡了。

胡瑞心里惴惴不安，若是老皮出了事，进了牢房，她还不如死了算了。这日子过得跟猪狗一样，哪有什么盼头？她捡起老皮脱在地上的裤子，脏得不成个样儿了。老皮只有一身衣服，等再挣点钱，先给他买件外套，再买条裤子。外面东西贵得很，不过旧衣市场去淘一淘，七八十块钱的也还有。又一想：穿成这个样子，警察不找他找谁！今天大太阳，这会儿洗洗，明天早晨就干了。她一面想着一面在衣服口袋里一一掏过去，左边口袋里是一沓火车票，从贵阳到毕节的，这都是老皮掏钱买来的。右边口袋里是他的小米手机，还有一张蓝色的纸，像是小广告。她把它打开。

寻亲：女孩原名胡美华，今年十二岁，2007年在贵州省天柱县民政局门口被发现。

……你有过一个小女孩，她喜欢吸吮手指吗？从这张照片上，你能认出她就是你的小女孩吗？……

这张纸在胡瑞的手里发出簌簌的声音，因为她的手抖起来了。纸上还有一张照片，她不敢往下看。她抬眼看看窗外，报纸没有完全糊着的角落里漏出一小片蓝天。外面嘈杂阵阵：一辆摩托车轰鸣而过，当妈的在训斥小孩，大喇叭喧嚷着卖彩票……屋里是老皮起伏的鼾声。

她定下神来想了想：这不是一回事，这个名字她不认识。不过2007年、天柱县民政局、吸吮手指……她的肚子忽然饿得咕咕叫，又感到一阵眩晕。啊，多年前她决定忘掉那件事。忘掉、忘掉。

她还是往下看那张照片，蓝纸上的照片模模糊糊。那是一个头颅鼓起、眼距很宽、细眼睛、黑皮肤的女孩，她正嘬着两个手指，定定地从那张纸上看着她；透过十一年的岁月，透过许许多多让她发疯的夜晚，透过撕心裂肺的但不出声的哭号……女孩看着她；没有问题，没有怨恨，也没有感情地看着她。

胡瑞感到泪水布满了她的脸。她听到内心深处孩子喃喃叫的声音。那时候她还不会叫妈，她高兴时发出咯咯的笑声，更多的时候她无声地笑；她呜呜呀呀地找奶嘴，她指着要巴掌大的布娃娃；她也常恼怒地尖叫、大哭。那种号叫的哭声胡瑞一辈子也忘不了。后来她想到，那时娃娃身上疼，她是个病孩子。都是你个鬼造的孽，当她忍受不了时，她就这么跟自己说。

她叫她妮儿。她一边养着妮儿，一边替人照顾老人，给人搭手做婚丧宴席，勉強挣些糊口钱。所幸的是她奶水充足，每当妮儿急饿的小嘴搭上来，胀痛的乳房立时就通透爽快了。她想她可以养好这个娃儿，可她也忧心妮儿是个没有户口的孩子。将来，将来她不敢想……

后来胡瑞发现，妮儿哪里长得和别的娃不一样。再到后来，妮儿变得蔫蔫的，布娃娃也不玩，喝奶也不起劲儿了。她咬牙给妮儿买了个电动新玩具，孩子看着它，愣愣的。胡瑞知道她病了。她带孩子去看医生，花了好多钱，做了好些检查。医生说她得了一种贫血症，必须经常输血，不然她会死。她问输一次血要多少钱。一次要几百块。即便如此，她的寿命也不会长，也就是十几年吧。医生一面写病历一面说。

她夜里咬着枕巾哭，白天还得忙活挣钱。她想过带妮儿自杀，可她怕死。妮儿越长越瘦，越来越爱哭，抽抽搭搭，哼哼唧唧。胡瑞除了恨自己，也开始怨恨她。有个算命的说，这女娃命犯天煞孤星，自己命苦，还会给家人带来厄运……

老皮翻个身，吓了她一跳。她赶紧抹干眼泪。老皮并没有醒来。胡瑞看外面天色暗下来了，她心慌得要命。世界上真的有轮回、报应这回事吗……到底要她怎么样？这是皇天上帝神佛在提醒她，别忘了自己造的孽？她造孽、该死，而且还想忘记自己的罪过，神佛看不过去，要惩罚她……不过，外国人写这纸条又是为啥？

不久之后老皮遭了殃。他没被警察逮住，却被同伙使坏坑了。旧债主找上门来，打掉他两颗牙。房租要交不起了，他们先躲着房东，后来偷偷搬出来，到一家旧工厂边上和人合住。地方更小了，但债主一时不会上门。老皮有时出去，有时不出去，家里眼看没进账了。胡瑞偷偷把手机卖了，微信里的钱换成现金，三百多块缝在棉衣衣角里，每天拿出来一点买吃的。她必须算计着花，买一袋面，去菜市场拣点便宜菜，跟卖豆腐的套套近乎，他高兴时给她一小块豆腐角……他们有半个月没吃肉了。老皮心情不好，想喝酒，逼问她钱在哪儿，她一被打就招了。老皮立时有了精神，用手扯开缝衣线。蹦蹦的纸币掉出来了，大的小的，还有一张纸片。

老皮瞪着满是血丝的眼睛把那张揉皱的纸看来看去，他早忘了这是哪儿来的。没等他追问，胡瑞放声大哭起来。她哭得像大坝崩了，所有的水决堤而下；她哭得像来了龙卷风，天昏地暗。老皮给她吓住了，呆看了一会儿；终于看烦了，冲她的后脑勺一把劈过去。她的声音立刻降下来，她实在也哭累了。

这些日子她像中了邪一样想过去的事，一件一件都想起来，那人、叔叔一家、爹妈。爹妈在时她家是村里的富户。爹妈相继去世以后，她从县高中退学回家务农，住在叔叔家。吃的穿的他们都给她，又一边满怀警惕地防备她。村上人都知道，叔叔占了她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可没人说什么，谁让她家没有男人。叔叔家有三个愣小子，没人会为她一个孤女得罪他们。

那人从县城来，是邻居的高中同学，毕业以后做化肥生意。他面皮红软，总是跟在她身后，絮絮叨叨说些以前学校里的事，她喜欢听。后来她怀了孕，跟叔叔翻了脸。叔叔给她五千块钱，以后老死不相往来。肚子里的娃儿快六个月的时候，她发现那人偷了钱，逃得无影无踪。

她痛痛快快把这些向老皮交代了。老皮一边听一边呸呸吐唾沫。最后他揪她的耳朵，她咧着嘴求饶。老皮把她甩向一边，大巴掌打过来：“跟老子玩心眼，啥都瞒着老子，贱人！”她尖叫一声。老皮不再打脸，只踹她下身。她坐到地上，“哎哟哎哟”喊疼。他终于不打了，拿了钱出去买肉吃买酒喝。

半夜时分老皮推她，问：“外国人找亲妈，咋回事？”她迷迷糊糊醒来，只唉唉地哭。老皮打开灯，举着那张纸，眯缝着眼一字一句读过去，又凑到胡瑞身边问是咋回事。胡瑞捂着脸，死活不说话，她也想不清楚。

老皮卷起舌头，在缺牙的嘴里搜索肉屑，一边望着窗户上的旧报纸，发起呆来。

秋季开学后，很快就到了期中考。我早出晚归，在环境经济学、博弈论、微观经济学的论文和课本里昏天黑地，差不多成了考试机器，而且是个不中用的破烂机器。环境经济学我考得很差，拿到成绩的那天外面下着雨，我回到家，只觉得浑身发冷，甚至有点哆嗦。我打开淋浴，希望洗澡能让自己温暖一些，平静一些。水声嗞嗞哗嘩，我的泪水藏在大片的水雾底下，它们也感到羞耻。

不到五分钟，水在浴缸里积起来，漫过了我的脚踝。这事发生过几次，每次都是杨曦灵的头发堵住了下水道。我赶快洗完澡，穿好衣服，在湿淋淋的头发外面裹上浴巾，又找出一只修眉夹，从浴缸水道下面钩出一大团头发，又黄又硬，可不是杨曦灵的？头发掏出来了，浴缸里的半缸水还那么静静地不动。我用修眉夹挑着那团头发——厕所垃圾桶不见了，我走到厨房去，那儿有个大垃圾桶。

讨厌的黄毛扔进了垃圾桶，我好像看见了熟悉的字……重庆渝中区渝中花园十单元……我的头一个念头是：她又搬家了。我爸去世三个月之后，她搬去重庆跟那人住了，当时是在沙坪坝。我立刻想起来，不记得打开过这个袋子啊。我忍住脏，把袋子拎出来查看，果然来自“胡萍”，加拿大邮政的邮戳是在一周以前——谁偷偷撕开了我妈寄给我的包裹？我忽然想到，好久没见到杨曦灵了。

正在这时，杨曦灵鬼鬼祟祟地进了门，看也不看我一眼，想悄没声地钻进卧室里去。我叫住她，把包装袋举到她面前，问是怎么回事。她冲着我嬉皮笑脸。我气急败坏地追问：“你开了我妈给我的包裹？”她说我最近没回家（我只是回家比较晚，她都睡了），有一天她实在饿了，就打开了。“你吃了我妈寄给我的东西？”我气得直嚷嚷。“没有没有，我只吃了半袋，还给你留着呢。”她从卧室里拿来剩下的一点灯影牛肉，做出还给我的样子。

我想她这么蠢，偷了我的包裹，还把包装袋扔在我能看到的地方。我咬牙切齿地说：“小偷！”“别说那么难听好吧，你不是也吃过我的东西？”她翻个白眼，又笑了，“我送你一条丝巾吧，就算扯平了。哎，我才买的。一百块，绝对高品质。行了，别生气了。”说着她举起手里的纸袋，拿出一条花里胡哨的丝巾，还让我看她新买的内衣。

我说我不要她的破丝巾，叫她赶紧找人来修下水管道，再这样下去厕所都不能冲了。她哼哼着进了卧室。我使劲敲门，说：“杨曦灵你马上去找人修，我受够了！”她在里面放开了音乐。我想着她一扭一扭对着镜子试内衣的样子，越发气得要命。

她终于出来倒水喝，见我坐在那儿瞪她，奚落我说：“王思洁，你老这样，跟什么似的……谁爱看你那副脸啊。”我双手叉腰，走到她面前：“哪副脸？你给我说说，你还有理了。”她看了看我，立时软下来，哼哼唧唧地说：“哎呀，也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回事？”我问她。她瞪着无神的圆眼睛，呆了一下，又狡猾地笑，说：“咱俩谈谈。”

这真可笑，我说：“谈什么，像你这么脏的女的，世间少有。”杨曦灵像一只猫那样缩头拱背，把脸凑过来，凑到我面前，冷笑说：“你说话注意点，小心我赶你走。”我本能地想到要忍一忍，可是又有一种东西让我不能缩回去。我也把脸凑到她面前，故意慢慢地说：“好啊，我早受够你了。你这个笨蛋。”她把指甲戳到我脸上，叫起来：“你这土鳖，丑八怪！男人会要你才怪！做梦吧！”我忽然想到了——洛广风！真的，我已经狐疑了一段时间，有一阵子他没有联络我了。

我看到杨曦灵脖子上的一条银项链。“真够不要脸的！”我咬着牙说。她像一只忽然发作的刺猬，扑上来抓我的胳膊，我们俩扭打起来。我力气比她大，一下把她推到墙边。她踹我一脚。我后退一步，她冲过来抓扯我的头发。我们在搏斗中发出气急败坏的喘息声，咬牙切齿的咒骂声——我骂她“贱女人”，她骂我“傻×”。我朝一边扭着脸，生怕她把我的脸抓破了。她那十只紫艳艳的指甲仿佛滴着血的武器。我干脆埋下腰，朝她肚子顶过去（我没想到自己学会了这种招数）。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摸着大腿号啕大哭。“穷鬼！我操你妈，穷鬼！”我气急了，扑上去双手按住她，她动弹不得。我故意把唾沫喷在她脸上，喊道：“你个贱人、笨蛋、骗子！作弊，我去学校告你！！你还敢骂我！”我恨不得抠烂她那张涂满名牌化妆品的丑脸，她偷了我的男朋友，还敢骂我，这是什么世道。

有人进来了，但我不管，继续臭骂她。她挣扎着、扭着脸哭，好像最委屈的是她。有人要拉开我，我拼命想甩掉他。可这人劲儿比我大，我马上明白了是谁。我把一腔愤怒都抛在洛广风身上，趁他不注意，狠狠推了他一下。他的长脸上五官失了形，眼看下一刻也要暴跳如雷了。“你什么东西，還有脸过来！”我骂他。

“你他妈别太过分。”他理了理领口说。此时杨曦灵从地上爬起来，又朝我扑过来，被洛广风拦腰抱住了。他让杨曦灵别动，她顺从地看着他，看那眼神，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睡过了。我这才发现嘴角凛凛地疼，真被贱人抠烂了。我气得又骂，却没力气打了，他们两个人合了伙，我也打不过。

杨曦灵哭啼啼地对洛广风说：“我看她穷，只收她一点房租，便宜得不得了，她还敢打我！”我说：“我没少给你一分钱！”我坐在沙发上，背对他们。我不想看见这两个讨厌的家伙。不知怎的，洛广风在场，有些话我骂不出来了。我说：“老娘房租交到这月底，就住到这月底。到时候就搬。这种烂地方，我住得恶心！”杨曦灵哭着说：“我不要跟她住。”洛广风皱着眉头，俯身跟我说：“思洁，对不起。这事是我对不起你。你们俩不是闺密吗，为我闹成这样……”他离我那么近。我看他那得意的样子，更想扇他一巴掌。

后来洛广风和杨曦灵也坐下来。洛广风说：“我本来不想上来，你们俩闹得整栋楼都听见了，你们别给中国人丢脸了。”杨曦灵一副花痴的模样，乖乖看着他。我给他说得泄气，硬撑着说：“你们还好意思说我？”洛广风扭过头来，冲我眨眼，又笑笑，杨曦灵应该没看到。我们都明白，他还算不上我的男友，我们从来没有睡过。

“这个月思洁还住在这儿吧。考完试再说，毕竟是我对不起你。”他说。我好像在某个无脑电视剧里听到过这台词。我看着他那张童叟无欺的脸：“洛广风，你俩蛇鼠一窝，正好。”我让他们滚出我的地盘。

后来的几天，杨曦灵特别巴结我。有一天还送我一块芒果慕斯蛋糕，她知道我最爱吃这个。也许我该把蛋糕扔了，但我犹豫了一下就吃了，真的好吃。我想她是怕我去学校告状吧。其实我哪有那精神，她高估了洛广风的魅力。

但是我知道，我必须搬家了。

后来的几天在混乱中度过，我必须去找房子，可我浑身无力，感觉自己生病了。我拿到博弈论成绩的那天，约好了下午一点去看房。我坐在学校公交站旁水池边的长椅上。天空晴朗而自如，像一块从未沾染世俗的记忆。学校校旗、加拿大国旗、卑诗省省旗在旗杆上徐徐飘动。旗杆下，大丛蓝紫色绣球开得热烈，一只毛茸茸的、活泼的小狗在花丛中兜兜转转，不远处是它的主人。我闭上眼睛，感觉微风绕耳，心里慢慢地、长长地叹着气。水池边的人造瀑布发出哗哗的水声……有人在叫我。

睁眼看时，原来是米勒——最近我几乎忘了他们一家。我想到劳拉和汉娜几周前该从中国回来了。米勒说，她们回来了，不过汉娜又出了状况，所以中文课暂时没再继续。“我记得，”我想起这事使我不解的地方，说，“她们回中国前，有人给劳拉发电邮。后来你们没再找我……你们找到别的翻译了？”米勒说：“后来你开学了，我们知道你很忙，劳拉就不想再麻烦你。她们回到中国那段时间，遇到一些热心人，帮了很多忙。再说后来电邮也少了。”他说他并没有同母女俩一起回去。省下一张机票钱，他们又补上些钱，给汉娜买了公务舱。他平静地说着，但我确实听出一些失望：“你的朋友帮我们散播消息，那封信收到很多关注，超过我们的想象。政府部门还印刷了小单张，到处去散发……有人帮助我们，可没有找到……我们想找的人。”我马上说：“我料到不会有结果。”米勒摸摸他浅花白的胡须，原本笔直的身体不自然地倾斜了。他望着水池说：“其实我们也想到了，但必须试一试。”他抽抽鼻子，小声说：“劳拉遇到过很奇怪的人。”

我说我想去看看劳拉和汉娜，米勒似乎没有听见。他若有所思地、缓缓地说：“在汉娜很小的时候，她的任务是活下来。现在她的任务还是要活下来，但是……”我在他的眼神里看出了恐惧。一种不祥的感觉在我心中升起，也许汉娜活不了多久了。我害怕那个意念，赶紧说：“我就知道会这样。”

我再也忍不住，问他：“你怨恨中国人吗？”我以为他会说一个民族不该被轻率下结论那种话——他们永远不会直接说出内心的想法。他还是看着水池，说：“我从不这么想。汉娜，她是个中国孩子。如果我们不喜欢中国人，怎么会收养她呢？”他这么说着，居然冲我眨眨眼，“我始终认为，我们接纳了汉娜，是我们而不是其他人，这是有天意的。”我相信这就是他内心的想法。但我仍旧不能放下的是，这一切又是谁的错呢？他转而对我说：“艾米，你不必为此难过。”我有点生气，马上说：“我没有。”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米勒走到角落的提姆·霍顿快餐店去买吃的。旋转门在他身后就要关闭，一群学生从店里鱼贯而出，都是黄面孔，阳光照在他们的额头、套头衫和背包上面。他们三两成队，彼此谈笑着，有的大声说话，有的含笑不语。他们的脚步轻快，影子沉沉地压在石板地上。快餐店里传出一阵悠扬的歌声：

……永远年轻，

我想要永远年轻，

你真的想要一直活着？永远，永远……

有些人像水，有些人像热

有些人是旋律，有些人是鼓点

或迟或早，所有的人都要离去……

缠绵而迷乱的歌声使我感觉到冷了。我拉好外套拉链，背上背包。那只小狗仍在花丛中欢快地玩耍。我在强烈的阳光下眯起眼睛，看见我要坐的那趟公交车开过来了。

胡瑞躺在床上昏睡。水壶里的水喝完了，她一点力气也没有，没法到外面去接水。厕所也去不了，就撒在尿壶里。老皮走了……又一个男人从她身边逃走了。他拿走了那张纸，她想再看看照片也没了。他们的缘分已尽，她早有预感。

在半梦半醒中她看见那女孩朝她说着什么，她听不懂，都是外国话。还有一次女孩没了双腿，像个乞丐一样靠近她，求她施舍。她吓得从梦里惊醒，口干舌燥，满目昏沉。那是妮儿吗？妮儿这名字，很陌生了。她是来审判自己的吧？跟外国人走了这些年了，还来找她……她没脸去，没脸去啊。“作孽，作孽……”她念念叨叨，哭一哭，翻个身，想再睡过去。她想起女孩的照片，就是妮儿啊。她不哭的时候一直吃手，把半只手都塞进嘴里去。眼睛、嘴巴长得和我一样。孩子还活着，这样我的罪孽会少些吧？妮儿还活着啊。胡瑞微笑了，但她马上又严厉地咒骂自己。

……一阵打断她记忆的响声；屋外的街灯把一个影子推进门来，像庙里的泥胎让人害怕。但她不怕，不是别人，是老皮。老皮掀开她的被子，叫：“懒婆娘！饿了，弄点吃的去。”她唉唉说：“下不去床了，头疼得快死了啊。”心里还是欢喜的。老皮买了吃的回来，她闻着那股怪味道，求他给她倒点水喝。老皮出去接水，半天才进来，在炉子上烧水。她又求他把尿壶倒了，尿满溢出来了。老皮说哪有男人给婆娘倒尿壶的。可她憋得要死，又出不去门。老皮咒骂着，最终还是出去倒了。

第二天她稍微好些，问他这两天去哪里了，他不吭气。胡瑞求他把那张纸还给她。老皮在看抖音，一边乐着，一边甩手让她一边儿去。她绕着他，左左右右地求他。老皮在身上摸了半天，掏出皱得不成样的蓝纸，扔给她，咕哝说：“铁公鸡，一毛不拔。”胡瑞小心地把那张纸抻平，难过地看到上面的字迹已不清楚了。“哪个？你说哪个？”她问。老皮关了抖音，说：“外国女人，抠。”

胡瑞心惊肉跳，忙问：“咋啦？你干吗去了？你去问外国女人要钱？”她头一次劈头盖脸地骂他：“你还要不要脸？哎呀，你还要不要脸啊？”老皮给她骂得一怔，反倒正儿八经地说：“她为啥找你？你个笨蛋不晓得？要你的骨髓！从这里抽出来——”他从脊椎骨往上比画着，“都是宝贝！”真的，这是胡瑞一直在想的问题。可她不要那么想，她问：“你真的去找人家了？你怎么干这种事？……真的不要活了，真的不如死了……你干吗去？问人要钱？”老皮把手机放在桌上，慢悠悠地说：“我打听清楚了，骨髓移植只能是亲爹亲妈。从骨头里抽出来，这么大的功德，要了老命去，还不给点钱？”胡瑞明白了，以前也听说过这些事。老皮瞪眼说：“不能白送。这么大的事，救她一条命，哪儿能白送？”胡瑞拉扯着老皮的袖子，说：“你到底说啥了呀？你跟人家说啥了？”老皮甩开她：“说是那孩儿的爹，要骨髓、脑髓可以，给五万块钱，不多。外国人的钱都值钱！为治病都花了好些钱了。她给钱，咱救她孩儿。”胡瑞吃惊地看着老皮，嗓子抖起来：“你咋胡说！”老皮眨巴眨巴眼睛：“看她到底给多少撒……商量都不商量，呸！”他说得口干舌燥，从炉台上拿起水杯，咕咚咕咚喝了水，这才缓下来；又寻思着，两眼冒了光：“你去吧，你去。不信我，不能不信你哩。”胡瑞眼珠都要爆出来了，她扑上去撕扯他，说：“我才不去，我没脸去！我早就没法，我不如死了去……”胡瑞一直哭，哭得昏天黑地。她干脆朝着墙头撞过去，老皮也惊到了，他拦住她、扯她的衣服。零零落落掉出来几张票子，老皮一张一张捡起来，又来胡瑞身上摸，一定要再找些，果然又给他搜了些过去。

老皮拿了钱，心情好些了：“你个死倔婆娘，也不想想……也不问问到底咋个事。病没好！那不是你亲闺女？她给钱，咱帮忙，你个傻婆娘！”胡瑞拼着胸腔里的一口气，冲着老皮狠狠“呸”过去：“我就是死了，也不去做这亏心事！我没脸去，没脸去！”她扶着床头，身体抖得要倒下来……

等胡瑞身体好起来，脑袋也清楚些了，她才想明白，这正是她赎罪的机会。妮儿，不管她现在叫什么，是从她肚里爬出来的娃儿啊。孩子的病是她造的孽……就是他们打她，骂她，她也忍着；就算是抽骨髓死了……反正她胡瑞已是个废人。这辈子能为可怜的娃儿做点什么，也值了……她思来想去，告诉老皮愿意去。

老皮乐开了花，马上说给她外国人住在哪儿。她喝了点酒，壮着胆子去了。谁知外国人一家已经走了。上礼拜天走的。黄毛服务员斜眼打量她，以为她是又一个想跟外国人攀亲的骗子。

接到杨曦灵的电话时，我很慌乱，想马上把电话挂了。但我没有，我也没有骂她。我曾反复练习过一套精准而恶毒的话，现在机会来了，我却说不出口。杨曦灵不停地叫我，有气无力：“思洁，思洁啊。”我被那种怪异的感觉罩住了，呆了几秒，挂了电话。她为什么找我？我从她家搬出来半年了。在学校偶尔遇見时我们装作看不见彼此，我也拉黑了她的微信。我还留着洛广风的微信，不知为什么，我对他不怎么恨得起来。

杨曦灵又打过来。第三次的时候我按了接听，却不说话。她还用那种微弱但急切的声音叫我：“思洁，思洁！”我还是不吭声。她说：“对不起，我错了——王思洁我错了。”我想她可能跟现任室友闹矛盾了，或者她有什么事求我。我憋着一直不说话，直到听见她说：“我快死了，你来帮帮我吧。求你了，思洁！”我又震惊又解恨，停了一会儿才说：“找我干吗？”

她说她快死了，真的快死了。

大门没有锁，我推门而入。客厅也就是我当时住着的地方一片狼藉。显然，我走后她没有再招房客。以前当作房间隔挡的书架现在顺墙摆放，上面散乱放着零钱包、头饰、一把口琴；沙发上、地板上堆满粗纸盒子；餐桌上扔着外卖饭盒。剩饭菜散发出臭气，塑料刀叉和蓝色、暗红色的广告单张粘在一起。厨房的水龙头没有关严，滴答滴答发出响声。

我听到卧室里发出声音，隐约觉得是杨曦灵在叫我。我在一片狼藉中找到落脚点，走到门口，听了一下，推开门，见她半靠在床上。这间卧室我进来过，里面总是乱糟糟的，扔着各种购物袋和鞋子。如今，靠墙处垒着一排粗纸盒。打开的纸盒里、地上和床上密布蓝色的小瓶，都是手掌那么长的圆柱形金属瓶子，猛一看吓人一跳。

我再看杨曦灵，被她的不修边幅惊呆了。黑油的长睫毛、粉扑的脸蛋、精致的发型，这些都不翼而飞。这个从声音可以辨认出是杨曦灵的人，完全是变异的邋遢版。头发好像一个礼拜没梳了，脸颊上有一团像是眼影的脏东西，嘴唇是蓝紫色，但不是唇膏的颜色。她把眼珠转到我身上，嘴里哼着我的名字，然后咧开嘴，既不是笑，也不算是哭。

“你叫我来干吗？”我站在那里问，感到一阵恍惚。“你——来啦。”她坐直了身体，从枕头下面摸索出一个金属瓶。想了一会儿，下了床，跪着爬到窗口，在一排纸箱子里找来找去。她终于找到开瓶器，坐在地上，打开瓶子，抱着就对嘴吸起来，发出一阵咕咕哝哝、像野兽在吃食那样的声音。她一刻不停地吸着，脸上滚过一阵阵似笑非笑的波浪。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终于狠狠地问：“洛广风呢？”她根本不回答我，一会儿从箱子里又抽出一瓶。

我想夺下杨曦灵手里的瓶子，可明显是徒劳，她可以马上拿到另外一瓶。这时有人提着塑料袋进来，是餐馆送外卖的。我这才明白她不锁门是为了方便他。她吸完了这瓶，眯着眼睛用微信付了款，起身去上厕所，回来后把一整罐珍珠奶茶喝了个精光，然后吃饭。她偶尔抬头，一句话也不说。

我冲她叫：“你叫我来干吗，怎么回事？你到底干什么？你都快变傻了！”说到最后我害怕起来，她那样儿真像个傻子，眼神不知看着什么地方，既不是我，也不是房间里的任何东西。我想把纸箱子、蓝瓶子搬出去。她拼尽了全力跟我抢，劈了的长指甲戳在我脸上，凛凛地疼。我松了手，她抱着纸箱子，像一头拼死护着食物的野兽，绝望地喘着气。我不胜其烦，问她：“你找我来干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杨曦灵打开又一只小瓶子，吸着吸着忽然呛住了，然后她就哭起来，那面容真是奇怪：脸上本来带着模糊的笑意，眼泪流经脸颊，那笑意和皮肤都抖动起来；好像泪水是一道滚烫的河流，瓦解了她的麻木。

我给洛广风打电话，才知道他们俩分手几个月了。我心中轻快起来，又无声冷笑。我们决定把杨曦灵送进医院。她都站不起来了，洛广风背她下楼。她坐进车后座时，他拍拍她的脑袋，叹了口气，好像她是个不听话的女儿，而他是她的爹。嫉妒刺痛了我，我说我不去医院了。洛广风坚持要我去，说女孩子有些不方便的地方，央求我一定和他一起去。

我们都没有去过医院急诊室，听说要等很久。还好护士很快来了，非常年轻的白人医生也来了，过一会儿又来了一个黑皮肤的中年医生，他们问了些问题，又让她做一系列的测试。最后我们被告知，杨曦灵由于过量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功能障碍，必须住院治疗。

我和洛广风从急诊室出来，我们顺着医院大楼外的弧形弯道走下来，晚风猎猎，吹得我的围巾飘起来，我一把抓住围巾，塞进外套领口。洛广风跟在后面说：“你还好吗？”我嗤地冷笑。他以为我们在演电视剧吗？我问他杨曦灵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他说他也不知道。我追问紧了，他才说，他们以前在爬梯上玩过笑气，也就是玩玩而已。“都好几个月了，我们早就分手了。我还是不适应她，我挺后悔的，你知道她有点那个……”我不搭话。他又说：“我可不知道她陷得这么深，如果我知道的话……”他马上警惕地闭嘴了。“你带她混的这口，又甩了她。”我扭过脸盯着他，有点厌恶。“她不是你闺密吗？”洛广风反唇相讥。我马上说：“我们早崩了。装什么装！奇怪，她怎么不找你呢，都睡过那么多次了，嗯？”路灯下他的眼镜片反着光，整个人明显地不自在起来。我们走到他的路虎前面，他在我身后叹气，说：“女人哪。”还无可奈何地笑了。我趁上车的工夫偷看他，他的侧面还算清秀。汽车开动前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思洁，你就是太较真了。你这个人吧，有点让人为难。”

我不想再说这个，告诉他我们要通知杨曦灵的父母。学校有她父母的资料，我们可以先通知学校。洛广风说这事由他来办。我没怎么听杨曦灵提起过她的父母，想象着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彼此对泣，耳边是洛广风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家、他的父亲、学生会……我又轻视他了。不过，他这样说个没完，会不会是因为紧张，因为和我在一起？还是担心杨曦灵出了这么大的事，她的父母会找他麻烦？

快到我的住处时，洛广风终于问起了我；还有，他问起那个寻亲的小女孩，她怎么样了，找到亲生父母了吗？我告诉他，她没希望了，可能快死了。

胡瑞坐在长板凳上等待的时候，看见卫生院的窗户有一扇快掉下来了，摇摇晃晃地半坠着。护士从她身边匆匆走过，带点嫌弃地打量她。胡瑞咬牙忍着涌上来的疼痛。终于护士推来一张床，扶着她躺上去。她松了一口气，又紧张起来。她想起很多事。据说胡萍的亲妈在生胡萍的时候难产死了，多可怕……如今胡萍杳无音信，这姐比旁人还冷淡。她胡瑞没有亲人，既没有可以报喜的人，也没有为她担心的人，甚至没有被她丢了脸的。那人也找不到……在这种时候她尽量避免想起他。护士让她留下姓名、孩子父亲的姓名。这孩子有爹，可人们会叫他野种，将来连户口也没有。早知道这样，她也许就……当初就做掉他。胡瑞难过地想。她從没看过医生，不知道是儿子还是闺女。给我个儿子，闺女命苦，将来还得受这茬罪。老天爷，不，不，我不敢要那么多，是个健康的娃就好。

越来越痛，她大叫起来。护士呵斥她几回，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如果不喊出来她怕孩子会把她撕裂。来了一个医生，摸胎位，做B超，检查说开了四指了。一阵一阵像地震一样的海潮推过来，她的头脑也快崩裂了，像一座山一样崩裂，跟着身体进入地狱……可怕的疼痛，她紧紧攥住床侧的扶手。又来了一个护士，她们围着她看了一会儿，走了。她嘴里着了火似的，真想喝口水，然而她只能看着那扇快坠下来的窗户。

在阵痛的间歇她把各个神灵求了一遍，也求小祖宗赶紧爬出来。但是他顽强地折磨着她，连护士们都不耐烦了，拍她的床说：“这个生了多久了？”另一个说：“四个多小时了吧。”这个回来又检查，说：“快了，大概八指了。看到小孩头了。”另一个说：“产道撕裂，出血了。”那个说：“怎么回事？小孩还没出来呢。”另一个说：“我去叫王大夫。”

年轻的护士喊叫：“出血了，出血了。赶紧止血啊！”医生匆匆跑来。胡瑞想她一定是要死了。她不想死，她还年轻，可是死了也好。剧痛仍旧推着她，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求求你，结束吧，结束吧！

护士叫她继续使劲，她拼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噢，天哪，救我……救我……终于，就在她丧失最后一丝力气，濒临死去的一刹那，她冲破了阻碍……巨大的疼痛……一阵眩晕……

她没听到哭声，只看到医生倒提着孩子的双脚。那孩子浑身粘满黏液和鲜血，身体黑红。她有点害怕，这娃娃不哭……“女孩！”他们说，把孩子在她面前晃晃，然后放在秤上称。很快他们抹干了孩子的身体。她显得干净些了，但仍旧很难看。

是个女孩……她看起来有点怪，会不会有问题？

……医生并没有说什么，那么可以安心吧。可她不好看，不好看……胡瑞筋疲力尽、丧气得想哭。她努力朝那边望过去，希望看清楚些，希望她是个好看的孩子。

护士们走来走去，轻松地说笑着。一个护士把孩子抱过来给她看。胡瑞终于笑了，她碰到了婴孩柔软的手指。

汉娜并没有死去，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iPad上看TikTok，还说要学着视频里的小姑娘那样跳舞。“我也有个账号，我想着……我想着……我会贴一些我在医院里的事，我一共输血二百次了，我有照片，你看！”在她的Instagram账号里有一张她笑眯眯地手持纸张的照片，上写“200”。见我不说话，她又说：“南希说这是个好主意。她说有那么多人给我献血，我的血管里留着所有人的精華。”南希应该是医院里的一个护士。

然后汉娜给我看她最近画的几幅画。一幅是剪纸、勾画和上色结合的作品：一只白色大花瓶，插满了各色的花朵，背景的窗户是暗红、蓝色和黑色的拼图。我说很漂亮。她又给我看另一幅丙烯画：灰黄的草地上一个女孩在奔跑，她的头发在脑后甩开很长很长。我问她：“这是你吗？”她抿起嘴来笑了。我说：“你的黑头发真漂亮。”这是我头一次自然地说出恭维她的话。

还有一幅，她说：“这是我和妈咪。”一个女孩子在病床上躺着输血，一大袋鲜红的血吊在头顶，一排一排拉着手、带着笑的“血宝宝”顺着夸张的粗管道跑进她的身体。女孩是笑着的，旁边站着她的妈咪，手里端着一盘水果。她也笑着。窗外有一棵树。夜晚降临了，除了树梢上的月亮，整个天空涂得很黑。我正要赞她画得好，见月亮旁边的暗影里似乎有一张脸，五官分明，那张脸看着屋内的汉娜。

这时劳拉推门进来，提醒汉娜吃药。她看着那几张画，告诉我这只是汉娜画作中的一小部分。她还是像以前那样恬淡、平稳。出门时我想问问汉娜的情况，她真的恢复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吗……后来还是算了。

温哥华的冬天阴雨连绵。那天我没带伞。在走去坐公交车的路上，小雨零零星星地落在我的脸上、手上。我想起和劳拉在医院里的那次交谈，那会儿她的脸上泛起一层微薄的、焦急的红色。只有在那次，我离她很近。现在，这感觉像是坐在行进的公交车上，看着那些正在远去的街道……它们都过去了。

我知道生活不可能完美，可有时我真的难以忍受，甚至觉得绝望——很多事情都没法改变了。

我们已经永远地跨过了那条最初的河流。

责任编辑 许阳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