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馨秋，杜茜雅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我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对世界农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著名农史学家王思明在2017 年首次提出“中国农业四大发明”的概念，即稻作栽培、大豆生产、养蚕缫丝和种茶制茶[1]。作为我国古代农业的“四大发明”之一，茶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技术内涵。我国古代有诸多茶书留存，涉及茶叶历史文化、茶叶经济、茶叶科学技术和茶法等，是研究我国茶叶生产发展的宝贵文字资料。其中不少茶书中所记载的有关茶树栽培、茶园管理技术和茶汤饮用方式等内容蕴藏着古代人民的生态实践智慧，这些生态实践，时至今日仍在实际生产中发挥积极作用。关于农业生态思想的研究较为丰富，郭文韬[2-3]探讨了《月令》和《夏小正》等历书中的农业生态哲学，开传统农业生态思想研究之先河。胡火金[4]、骆世明[5]和李平等[6]从宏观角度对中国传统农业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解读其对现代农业的启示，对茶业生态思想亦有涉及。赖功欧[7]发掘了茶文化中的生态内涵，为当今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借鉴；杨源禾[8]搜集整理了茶书中茶叶种植过程所体现出的生态智慧，总结出我国古代茶树种植传播的一套体系；叶国盛[9]聚焦区域性茶叶地理生态研究，梳理了古书中对武夷山茶叶种植环境和栽种历史的描写，并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提出促进武夷山茶业健康发展的对策方法。总体来看，已有研究重点关注生态茶园和科技茶园建设、茶叶生态旅游等偏技术试验层面，对历史时期茶业生态思想的挖掘、茶树栽培、茶叶饮用过程中生态实践的梳理以及茶业生态思想当代价值的解读并不深入。鉴于此，本文主要对我国古代茶书进行爬疏，挖掘历代茶书中涉及生态思想的部分内容，对古今的生态茶园建设进行对比总结，并以史料为支撑，解读我国古代茶业生态思想对当今茶业生态建设的现实意义。

1 中国传统茶业生态思想的形成和内涵

1.1 传统茶业生态思想形成及原因

历史上对茶业进行精耕细作式开发，是传统茶业生态化趋向的重要表现，茶业生态思想在此过程中萌芽、形成并最终趋于成熟。根据相关史料分析，中国传统茶业生态思想萌芽于史前，最迟形成于商代，于唐朝迅速发展而后渐趋成熟。早期人们对于茶叶的药用、食用和饮用，是人们认识和探索对茶叶进行利用的开端。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干预茶树生长，对茶树进行驯化，这也符合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规律，可视为茶业生态思想萌芽时期。但因早期相关记载较少，又因茶业属于农业范畴，因此我们参照农业生态思想的发展进程进行梳理。直到唐代，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问世，茶文化开始成体系化发展，有关茶树栽培生产等知识也更系统、全面。这一时期是茶业生态思想形成后迅速发展阶段。宋朝至明朝，茶业生态实践不断丰富。从现存史料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原产地茶叶保护受到重视，茶树与其他植物间作、茶园深耕除草等精耕细作技术得到发展，茶叶煮饮方式也发生转变，这表明传统茶业生态思想渐趋成熟。

茶业生态思想的形成受多重因素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茶业生态思想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关系紧密。一般茶树所生长的地方生态环境相对稳定，具有天然生态属性。许次纾在《茶疏》中提到“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10]，高山丘陵生态环境良好，多产珍贵草木，而江南的气候又适宜茶树生长，所以江南的高山丘陵是适合茶树生长之地。《茶经》中记载适宜茶树生长的土壤，“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烂石”即岩石风化土壤，一般积聚于山谷之间。明代熊明遇《罗岕茶记》中亦说“茶产平地，受土气多，故其质浊”[11]，解释生长在一般平地的茶叶品质不佳的原因。除此之外，土壤还须透水性好，罗廪《茶解》曰：“茶地斜坡为佳，聚水向阴之处，茶品遂劣。”[12]宋子安《东溪试茶录》描述了适宜茶树生长的整体环境，“会建而上，群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丛条，水多黄金，茶生其间，气味殊美。岂非山川重复，土地秀粹之气钟于是，而物得以宜欤？”[13]总体来看，茶树适宜生长在自然生态环境较好的高山丘陵地区，植茶之所便是良好生态环境的象征，自古以来就为人所知，这一茶树种植生长规律无形中影响着人们对其生态价值思考。

其次，中国传统茶业生态思想的形成以儒释道为文化内核。茶具有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道家认为饮茶可以“养生”和“延龄”，陶弘景《杂录》中便提到“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14]。茶与酒不同，茶叶具有提神的功用，饮之可以醒神益思，佛教禅宗借助茶叶坐禅修行，唐代《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15]儒家则把“礼”与“和”的中庸思想融入茶文化，因此茶除了饮用供解渴之外，更多地被赋予精神气节方面的象征，这种精神气节贯穿于茶园管理和茶叶饮用过程之中。

中国传统茶业生态思想的形成还与文人精神及园林布局审美有关。文人精神与园林布局审美和茶树适合与林木间作的属性相一致，因此文人精神和审美追求对茶树间作时的树木选择及茶园布局都有一定影响，从而对中国传统茶业生态思想的发展产生影响。《茶解》一文提到：“茶园不宜杂以恶木，惟桂、梅、辛夷、玉兰、苍松、翠竹之类，与之间植，亦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阳。其下可蒔芳兰、幽菊及诸清芬之品。”[12]恶木意为“不材之木”[16]。可见，适宜与茶树间作的树木包括桂、梅、玉兰、苍松、翠竹等“良木”以及“诸清芬之品”。这类树木一般被时人赋予高尚贞洁的品格，文人将其作为气节风骨的象征。故受文人群体影响，在茶园间作树木的选择上，偏好此类“良木”。适宜与茶树间作的林木，自唐以来历代皆有相关叙述。唐代《四时纂要》提到“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17]，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有载“惟桐木留焉”[18]，以及上文提到的梅、玉兰、松、竹之类。这类树木外形美观，枝颖挺拔，且可以与灌木型茶树形成高低错落的审美视觉体验，与茶园一道塑造出立体美、丰富美、色彩美等多重视觉审美感受。其中有些树木，如梅树和桂树，在盛花期不仅散发的芬芳与茶相益，而且花树本身便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兼具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审美体验。

1.2 传统茶业生态思想内涵

通过梳理古代茶书中的生态实践内容可以看出，我国古代传统的茶业生态思想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内核，并在茶叶生产饮用过程中产生一系列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思想，从而实现生态茶业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茶树产地与品质关系的相关阐释中，有许多内容蕴含着对茶树原始生态环境的重视与保护理念。早在唐宋时期人们便认识到环境条件对茶叶品质的重要影响，茶叶品质的高低依赖于茶树生长的原始环境，程用宾《茶录》中提到“茶无异种，视产处为优劣”[14]。不同地域，茶叶风味表现迥异，品质相去甚远。蔡襄《茶录》记载：“……唯北苑凤凰山连属诸焙所产者味佳。隔溪诸山，虽及时加意制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19]这种不同地域茶叶品质表现的差异，有利于深化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重视与保护。当然，除了自然地理环境对茶叶品质有影响外，制茶工艺和茶树品种对茶叶品质的形成也至关重要。如宋子安《东溪试茶录》提到了当时叶家所制白茶比较出名，并且由于白茶的品种原因，在斗茶中具有天然优势，“茶之名有七：一曰白叶茶，民间大重，出于近岁，园焙时有之。地不以山川远近，发不以社之先后，芽叶如纸，民间以为茶瑞，取其第一者为斗茶。……今出壑源之大窠者六（叶仲元、叶世万、叶世荣、叶勇、叶世积、叶相）……”[13]。

第二，茶树栽培、茶叶采摘和煮饮过程中体现了对传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物制宜的“三宜”思想的实践，是古代“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体现。“天人合一”即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思想，传统茶业亦遵循这一思想。如茶树的栽培讲究因地制宜，需种植在适合其生长的自然条件下，如《东溪试茶录》云：“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13]；茶叶的采摘要合乎时宜，待茶叶生长到一定程度，在恰当的天气采摘方可，如张源《茶录》中认为“采茶之候，贵及其时”[14]。在茶的饮用方面，不论是饮茶器具、煮茶用水还是煎煮或沏茶方式，都体现了因物制宜的生态思想。如饮茶器具随茶叶形制变化而发展变化，使其更适宜茶性的发挥。煮茶用水格外讲究，不同水质对茶汤品质的呈现效果迥异。明代文人崇尚清饮，对茶汤中添加其他物质的行为多有批判，“茶性淫，易于染著，无论腥秽及有气之物，不得与之近。即名香亦不宜相杂。茶内投以果核及盐椒、姜、橙等物，皆茶厄也”[12]。

第三，茶树栽培管理技术施行中贯穿着“制用天命”的生态伦理实践思想，即强调人的作用，通过施加一系列技术手段改造茶树生长的外部条件，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天人合一”，促进茶树更好生长。如北宋时期王敏尝试茶树移植的繁殖方式，将茶树移植到四川达州，且长势良好。其次，关注茶树种质资源并探索培育良种，如宋代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首次将建茶按照不同性状划分为七类。除此之外，还有于茶园中间作林木和花草改善茶园小气候、茶园深耕除草等技术手段的施加。

2 中国传统茶叶生产中的生态实践

2.1 茶园生态系统保护思想的实践

茶园生态系统保护主要体现为古代人民对茶树栽培环境的保护与重视，具体表现为对茶树原产地的重视和假茶劣茶的评判上。历代茶书对以次充好进行茶叶售卖的现象多有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茶叶品质评判体系，认为茶叶品质评判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保障茶叶品质和提高茶叶制作技艺。宋子安在《东溪试茶录》中说明了不同地理环境下茶叶品质的迥异，“北苑前枕溪流，北涉数里，茶皆气弇然，色浊，味尤薄恶，况其远者乎？亦犹橘过淮为枳也。”[13]可见茶叶产地仅相差数里，品质便相去甚远。宋代黄儒在其《品茶要录》中的“辨壑源、沙溪”一目对茶叶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现象进行了详细揭露：“壑源、沙溪，其地相背，而中隔一岭，其势无数里之远，然茶产顿殊……故壑源之茶常不足客所求。其有桀猾之园民，阴取沙溪茶黄，杂就家卷而制之……凡壑源之茶售以十，则沙溪之茶售以五，其直大率仿此。”[20]由于壑源之地茶叶常常供不应求，茶商们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偷偷用沙溪之地茶叶杂以壑源之地所产茶叶进行售卖。这种假冒原产地茶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假冒地茶叶品质远不及原产地茶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产地茶叶声誉。假茶劣茶现象的出现催促人们不断提升茶叶品质鉴别水平，以保护原产地茶叶独特地理品质特征，明时诸多茶书中便记载了当时茶叶评鉴模式方法，《茗笈》说“色味香品，衡鉴三妙”[21]，初具当代茶叶审评的要素。张源《茶录》对茶汤的香气评判标准提出“茶有真香，有兰香，有清香，有纯香。……更有含香、漏香、浮香、问香，此皆不正之气”[14]，评判标准与当今大致。

2.2 茶树栽培和饮用中“三宜”思想的实践

我国古代人民依照茶树种植、生长和口味等特性，讲究茶叶以恰当的生长、采摘和饮用条件，不违背其生产规律。

2.2.1 茶树栽培环境适宜

因地制宜主要指充分发挥不同地域的地利优势，种植适合该地区生长的作物。在茶叶上，主要体现为茶树的栽培应充分考虑地理位置优势，不同地理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茶叶，品质表现迥异。

晋代已有茶树栽种地理环境条件的相关记载。《荈赋》中对茶树生长环境和条件这样描述，“灵山惟岳”“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22]。唐代，我国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对茶树的生长环境有详细描述：“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陆羽从地质环境、光照环境和植被环境三方面阐释了时人对于宜茶之地的认识，茶树宜生长于土壤通气性较好、有机质丰富且多漫射光照射的地方，与当今科学认识比较符合，但对于野茶与人工栽培茶树品质的认识还需商榷。宋代宋子安《东溪试茶录》有云：“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13]茶树适合种植在高山有荫蔽、早上能被日光照到的地方，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高山云雾出好茶”。若茶叶种植在山的阳面，其土赤埴，则表现为“其茶香少而黄白”。赵佶在《大观茶论》“地产”一目详细阐释了阴阳相济于茶树生长的必要性，“植产之地，崖必阳，圃必阴。盖石之性寒，其叶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资阳和以发之。土之性敷，其叶疏以暴，其味强以肆，必资阴以节之。阴阳相济，则茶之滋长得其宜”[10]，强调茶树的生长要充分考虑光照和温度等条件。至明代，程用宾在《茶录》中提到“茶无异种，视产处为优劣。生于幽野，或出烂石，不俟灌培，至时自茂，此上种也。肥园沃土，锄溉以时，萌蘖丰腴，香味充足，此中种也。树底竹下，砾壤黄砂，斯所产者，其第又次之。阴谷胜滞，饮结瘕疾，则不堪掇矣”[14]，将茶叶品质依照栽培地域不同分为上种、中种和下种三个级别，更为详细地说明了地理环境对茶叶品质的影响。有关适宜茶树生长的气候条件，亦有相关表述。黄儒《品茶要录》中记载到：“尤喜薄寒气候，阴不至于冻，晴不至于暄，则谷芽含养约勒而滋长有渐，采工亦优为矣。”[20]茶树适合生长在温度适宜，不至于遭受冻害和曝晒的地方。可以看出，古代人民对茶树栽培的地理环境条件已经有了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涉及土壤、温度、湿度及光照等多个方面。

2.2.2 茶叶采摘得时

因时制宜即顺应茶树的生长发育时间，在古代多体现在人民对茶叶的采摘环节。

《茶经》“三之造”中提到“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从中可见，我国古代对采茶的时间有严格的要求，晴天无云的日子是采茶的最好时机。至明代，人们对采茶的时间和采摘标准有了更确切的认识：谷雨前后天气晴朗的日子，采摘微绿带梗茶叶为佳，屠隆《茶说》云：“须在谷雨前后，觅成梗带叶，微绿色而团且厚者为上。更须天色晴明，采之方妙。若闽广岭南，多瘴疠之气，必待日出山霁，雾障岚气收净，采之可也。”[23]《茶录》中具体说明适宜采茶的时间，“采茶之候，贵及其时。太早则味不全，迟则神散，以谷雨前五日为上，后五日次之，再五日又次之”[14]，认为谷雨前五日是茶叶采摘的最佳时期。我国古代对适宜茶叶采摘的时间多有文字记载，总的来看基本都以谷雨前为最佳。如今，由于机械化和茶叶加工技术的提高，茶叶采摘已经没有太多天气上的限制，但是受雨打湿的茶叶（即雨水青）极为考验后续加工技术，因此一般不采摘。

2.2.3 茶叶饮用要素得宜

因物制宜思想是古代人民根据日常生活及生产实践总结而来，讲求依据事物不同特性发挥其优势，使物尽其用，这一理念贯穿于茶叶煮饮过程之中，如饮茶器具、煮茶用水，以及煎煮或沏茶方式适宜茶性。

在饮茶用具的选择上，随着煎煮或沏茶方式的不同而发展变化。三国时期《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24]当时茶叶形制为饼茶，用瓷制茶器盛饮之。宋代社会盛行点茶法，配合以深色茶盏，利于观汤色，评判点茶高下。到了明代，朱元璋“废团饼，改散茶”后，开始使用适于冲泡散茶的杯或壶。饮茶器具不断随着茶叶形制改变而发展变化，以最大程度发挥不同茶叶特性。煮茶用水也颇为讲究，水是茶对外表现的载体，水的选择需与茶相合，方能表现出最佳口感。由此，出现许多对名泉和“宜茶之水”的讨论。唐代社会主流茶叶饮法为煮茶法，在煮茶时中加入葱、姜、橘皮之类调味。陆羽认为此法有损茶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以”，由此开创煎茶道，追求茶之真味。明代文人亦提倡清饮，不在茶汤中添加异物杂物，以免影响到茶叶本身的香气。如朱权《茶谱》有载：“于谷雨前，采一枪一叶者制之为末，无得膏为饼，杂以诸香，失其自然之性，夺其真味；大抵味清甘而香，久而回味，能爽神者为上。”[14]

2.3 茶树栽培管理技术对“制用天命”思想的实践

“制天命而用之”属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实践观，强调人既要顺应自然变化为生产服务，又要施展自身才能促使万物不断发展[25]。反映在茶树栽培上，古代对茶树的培育，经历了由遵循其野生自然生长至逐渐加强人为干预的转变过程，如注重茶树品种性状并培育良种，于茶园间作林木以及进行茶园深耕除草等，这对当今的茶树品种培育和茶园管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3.1 探索茶树繁殖与育种方式

茶树繁殖方面，唐宋时期一直主张“丛直播”的茶树繁殖方式，但民间也出现过对茶树进行移栽的情况，北宋王敏《紫云坪植茗灵园记》摩崖石刻就记载了其与父兄将建茶移植栽种在四川达州的事件，“前代王雅与令男王敏，得建溪绿茗，于此种植，或复一纪，仍喜灵根，转增郁茂”，“分得灵根自建溪”[26]。从“分得灵根”“郁茂”可以看出，将茶树从福建移植到四川后，茶树成功存活，并且生长茂盛。这些突破性的尝试，体现了民间对茶树认识和栽培水平的提高。

宋代斗茶盛行，白茶因其在斗茶中的优越汤色表现而受到时人的追捧，并由此促进宋代文人对茶树品种性状的关注。《东溪试茶录》系统介绍了茶树性状特征，第一次将建州茶树按照不同性状划分，“一曰白叶茶，民间大重，出于近岁，园焙时有之……次有柑叶茶，树高丈余，径头七八寸，叶厚而圆，状类柑橘之叶……三曰早茶，亦类柑叶，发常先春，民间采制为试焙者。四曰细叶茶，叶比柑叶细薄……五曰稽茶，叶细而厚密，芽晚而青黄。六曰晚茶，盖稽茶之类，发比诸茶晚，生于社后。七曰丛茶，亦曰蘖茶，丛生，高不数尺，一岁之间，发者数四，贫民取以为利。”[13]这七种茶，基本上是根据茶的树形、叶色、叶形、发芽早晚等方面划分的，这种分类方式和标准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方面反映了建州一带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茶农于茶事中敏锐的观察与劳动智慧。明清以后，茶树育种工作取得长足的进步，开始出现有意识的茶树选种工作。

2.3.2 完善茶树管理技术

茶树管理技术方面，唐之后，人们通过不断尝试，人为创造出适宜茶树生长的外部条件，促进茶叶品质的提升，如间作林木调节茶园小气候、茶园深耕除草技术等。

据现有史料记载，唐代即已存在茶园间作技术，即韩鄂在《四时纂要》所记：“二月种茶。……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四面不妨种雄麻黍稷等。”[17]宋时福建地区也推行茶园间作技术，《北苑别录》：“桐木之性与茶相宜，而又茶至冬则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而渐茂。”[18]对于种植在丘陵的灌木型茶树来说，夏季多太阳直射，桐木间作则可以有效减少直射光，使茶叶得到荫蔽。入秋以后，桐木的落叶覆盖茶园表面，又可以防护茶树减少茶树冻害。因为桐木的特性和茶树相宜，便将茶园中的桐木保留了下来。间作树木有多种选择，如罗廪《茶解》中记载的桂、梅、辛夷、玉兰、翠竹之类，还可以种植兰花、菊花等清芬之品。茶园间作形式延续至今，并有了更深层次的科学研究，成为我国当代生态茶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验积累以及科学研究发展，茶叶科学工作者不断探索多种茶园间作模式，如果树有杨梅、桃子、柑橘、板栗等；经济作物有桐树、桑树、杨树等；农作物有大豆、玉米、苜蓿等。与单作茶园相比，进行合理间作可以优化茶园土壤养分、改善茶园生态环境、调节茶园小气候以及增加茶农经济收入等。从唐宋时期延续至今的茶园间作形式，体现了茶树栽培的生物适宜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

针对茶园中杂草丛生问题，宋人提出了“开畬”这一松土除草技术。《北苑别录》中有《开畲》一目：“草木至夏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土，滋蔓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政所以导生长之气而渗雨露之泽也，此之谓开畬。”[18]开畬选在每年六月草木生长最旺盛的时候，在此时将园中杂草除去，且“杀去草根，以粪茶根”，即将草作为滋养茶树的肥料。如果是私人茶园的开畬，则夏半、初秋各一次，因此私家茶园里的茶树生长更好。这是古时人们探索改善茶园土壤条件的方式，直到现在，我国南方山区茶叶种植仍延续了“开畬”这一技术。

3 一脉相承：传统茶业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3.1 促进现代生态茶园建设

历史时期形成的传统茶园间作体系是传统茶业生态智慧的重要表现。这一间作形式保留至今，对当今生态茶园建设依然具有深远影响。当代茶园间作体系在继承古代传统的茶—林、茶—花、茶—果等模式的基础之上，探索出更多有益于茶园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物种。传统茶园间作系统集生态适宜性和园林景观审美为一体。如常与茶树间作的桐木，夏可为茶树遮阴，冬可为茶树抵御寒冷，将其与茶树栽培在一起，有利于茶树生长，提升茶叶品质。梅树、桂树之类除了具有以上特性外，在盛花期其芬芳还有益茶香，并且具有观赏审美价值。经过后世的传承与创新，在此基础上，经过现代科学人员试验研究，探索出多种适宜与茶树间作的植物，如梨树、板栗、枇杷、蚕豆、大豆、鼠尾草、圆叶决明等等。这些间作植物经过适宜栽培可以起到调节茶园小气候、减少茶树病虫害、增加茶园物种多样性、改善茶园土壤等作用。

除了茶园间作这一生态种植模式保留至今可供借鉴外，传统茶园深耕除草、覆盖焦土等土壤生态管理手段以及合理密植的种植智慧也延续至今，具有重要的生态参考价值。如今，我国正通过相关配套技术设施的运用，积极发展生态茶园、生态林园、生态花园和生态果园四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景观[28]。各地政府积极发展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相融合的模式，设立“茶叶科技小院”，推动地方生态茶园和科技茶园建设。如武夷山燕子窼生态科技茶园，通过科技特派员制度及产学研相融合的模式，深入指导武夷山茶农和茶叶工作者茶树种植、茶园绿色防控和茶叶采摘等科学技术，建设茶—林、茶—果、茶—药、茶—禽、茶—旅游/休闲等多种生态茶园模式[29]，探索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手段及根据茶园情况合理施用化肥等。武夷山生态茶园模式的建设，在保障武夷山茶叶品质和产量的基础上，促进了该地茶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从传统茶业生态思想中汲取智慧，加强生态科技茶园建设，融汇传统技术与当代科技，是当今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茶业发展的重点。

3.2 推动茶产业可持续发展

茶叶品质的稳定是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建立良好互信的茶叶市场体系，赢得消费者的信赖，才能保障茶产业持续稳定发展。对茶叶品质保障体系的建设完善是当今地方政府、市场部门和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历史时期，人们通过揭露假茶劣茶之行径和讲述真假茶叶品质评判方式等措施来规范茶叶市场，保护茶园生态经济。假冒伪劣现象是自商品经济诞生以来便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我国茶叶买卖可以追溯至西汉时期，王褒《僮约》中便有“武阳买茶”的记载。随着茶叶市场体系不断发展扩大，衍生出一系列茶叶的虚假销售行为，至明清尤盛。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茶商们将原产地茶叶和其他产地茶叶掺卖，或者直接冒充原产地茶叶进行售卖等，常饮茶或善于辨茶的人可以品出其中差异，人们对茶叶品质评判能力的一步步提升，有利于间接保障茶叶品质的稳定。如今，茶叶科学研究人员不断完善茶叶品质评鉴体系，构建茶叶风味轮并不断丰富完善其中的茶叶评判术语[30]，提升消费者对茶叶品质评鉴的认知，同时对茶叶品质的高要求也推动了茶叶种植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以此有助于推动茶产业可持续发展。

此外，传统茶业生态思想中对原产地茶叶的重视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国家对地理标志茶叶的建设是对原产地茶叶保护的重要表现。成茶品质受原产地地理环境和茶叶加工技术等因素影响，其中最为根本的因素是茶叶原生环境。我国古代文人对茶树栽培地理环境的描写甚多，较早认识到不同生态环境下茶叶品质表现的差异，因此极为重视茶树生长的原生环境。发展到今天，相关部门建立有关规章制度推动国家地理标志茶叶保护，如龙井茶、径山茶、武夷红茶等，都被列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些年各地积极举办斗茶赛、开展茶叶博览会，如杭州、厦门、武夷山和广州等地，这些与茶相关茶事活动的开展，对茶叶品质的提升、茶企间良性竞争、各地茶叶知名度的拓展以及茶器、茶服等茶周边产品的宣传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由此亦利于加强茶叶原产地认知，推动当地人民对自身茶叶品质和茶业发展的关注。

3.3 持续推动当代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

在精神文明建设层面，中国传统茶业生态思想以“天人合一”为精神内核，即“茶和天下”。茶的包容与统一，同它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俭德、礼俗、审美之品性一道，对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茶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茶，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寄寓着诸多美好的精神象征，在品性约束、礼俗传承、审美熏陶等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茶因性俭的品性深受文人推崇与喜爱，至明代尤甚。明代文人喜茶之原味，饮用品鉴不加异物杂物，以此表达忠贞简朴之品性。发展至今，这一理念仍旧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人们常以饮茶修身养性，约束自身。其次，我国自古便有诸多茶叶礼俗，如客来敬茶、以茶祭祀和婚礼茶俗等，这些茶俗寄托着中华民俗的高尚礼仪和传统美德[31]。审美层面，饮茶讲究茶器及饮茶环境与茶相适宜。茶器的挑选要符合茶性，有益茶汤。譬如，紫砂壶适合泡乌龙茶和黑茶，玻璃材质适合泡绿茶，白瓷茶具则有益汤色。饮茶环境的营造亦是如此，茶席的布置、插花的选择和茶器的样式等都影响着整体的饮茶环境和氛围。如今，茶馆经营者越来越注重茶馆装修风格与内饰的选择，常常带给人以审美的熏陶。茶文化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弘扬茶文化精神内涵、营造良好饮茶氛围，带动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饮茶、学习茶文化的热情，可以有效渗透精神文明教育，追求“茶和天下”之境界[32]。

在生态文明建设层面，我国古代茶书中所蕴含的丰富生态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给后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生态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古代人民在茶叶生产中对生态保护理念的重视给予当代一定的启发与警醒。近几年，生态科技茶园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产生的有力促进作用，引起全社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古代人民在茶叶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以“天人合一”为精神内核，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理念贯穿于我国茶业发展之中，指导着茶叶种植、生产与饮用的各个方面，并时刻提醒着我们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适合茶树生长各种条件。当今，我国生态茶业建设在这一理念之下，运用科技赋能，尽力打造绿色生态茶园，如采取绿色无污染的生物防治技术、茶园土壤施用有机肥、防控茶园水资源污染等，以人民为中心，努力朝着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茶产业的转型升级从生态、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普惠了当地百姓。新形势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古代传统茶业和农业生态实践为我们持续推行符合自身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积累了宝贵经验。因此，可以从茶业生态思想和实践中窥见传统生态历史发展，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发展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生态环境，使人民享受生态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