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志坚

（玉林师范学院 广西 玉林 537000）

近年来，伴随“文化热”“非遗热”的持续升温，地方戏及其传承发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学者们从文学、语言学、艺术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对地方戏的概念、形态特征、价值功能及发展对策等内容进行了广泛讨论，为地方戏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步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的快车道。拓宽对外宣传途径，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塑造更大区域范围内以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重要发展方向。分析地方戏传承发展的社会文化机制，研究文化传播交流与社会发展的联系，能为破解文化“走出去”的瓶颈，为“一带一路，文化先行”“文化链接中国与世界”等战略提供文化视角。

一、“一带一路”视域下地方戏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地方戏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更大区域内的跨文化戏剧比较研究及文化艺术交流等逐渐成为热点。在戏剧艺术史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印戏剧艺术对东南亚国家的戏剧艺术产生重要影响，但以往的戏剧艺术专业教育培养中却较少涉及邻邦的戏剧艺术了解与比较。不可否认的是，东南亚种类繁多的戏剧表演艺术能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与周边国家在教育层面的文化艺术类学术交流提供极大的便利。[1]在地方戏的跨区域传播与发展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需要寻找合适传播模式，致力文化交融；建立长效机制，依托海外华人和经济活动，进行文化交互；利用“营销”手段，实施分众传播、立体传播，打造中华品牌等。[2]也有学者提出，地方文化的发展需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的举措重点在培养专业传播人员、翻译文本及相关资料、培养海外受众、建立外语网络平台以及资金支持等方面，具体可从重视高等院校教育平台建设，培养地方戏传播人才；加强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建立官方文化交流平台；依托地方政府相关项目，制定交流合作专项计划；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发挥地方戏丝路传播的整体效应等方面展开。[3]综上所述，目前地方戏的跨文化比较及传播研究仍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在“一带一路”文化外交大势下，戏曲文艺的跨文化比较及其传播路径研究十分必要。因此，从戏剧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等层面考察地方戏的传承创新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戏的发展轨迹及革新举措

中国地方戏历史久远，剧种丰富，包括越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粤剧、秦腔、川剧、晋剧、河北梆子等，多达360 余种，剧目数以万计。并且，传统戏剧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轨迹趋势：从早期的初具规模（大致集中在清代），经历了几十年发展后的渐趋成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 年间的快速繁荣以及20 世纪末的逐渐衰落，直至近年来的传承困境和发展危机，加上新时期革新转型的不断探索。目前，地方戏文化的发展受限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普遍出现了剧目匮乏、技艺失传、演出萧条、缺乏场所、民间活动减少、人才断档、特色消淡、资料散失等问题。

近年来，针对发展困境，各地的地方戏采取了一系列的革新举措，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地方戏资料资源的收集与保护、剧团等体制改革、精品剧目创作、惠民演出、社区传承与学校传承以及戏曲人才培养等方面。有一部分影响力相对显著的地方戏还抓住“一带一路”的建设契机，拓展戏剧的跨文化交流合作，承接对外文化交流演出任务，承办文化展示推介活动，与国内外剧团合作演出等。[4]有学者提出从华人戏剧现象[5]出发，在地缘临近、文化互动等背景下，寻找跨文化戏剧中的共同特质（如源于民间生活、取材于民间故事、关照现实等民间性特质）及中国元素，形成民族戏剧的交流与共生，为地方戏的传播传承提供和谐共生的文化生态与新的生长空间。[6]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重视挖掘当地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化心理认同基础；加强相关文化对比研究，积极寻找文化创新点；采取产业化、品牌化等发展策略，[7]对地方戏的跨文化传播与发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整体而言，地方戏的跨文化传播仍处于初步尝试的阶段，需要构建更为成熟的传播机制。

三、地方戏跨文化传播的困境分析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传统戏剧的跨文化传播应该对造成传播困境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进行合理评估与清晰定位，对不利因素进行深刻剖析，找到相对有效的途径和机制。目前，主要的不利因素与传播误区集中在以下方面。

其一，文化差异、政治差异背景下，戏剧艺术之间存在的原生性差异及语言障碍。中国传统戏剧多用方言演唱，曲调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民族性；在舞蹈、服装、动作等表达形式方面各有严格的规范要求，各种细节元素往往不易为“他者”所关注和理解；剧目内容多取材于地方的民间故事。如果缺乏足够的文化浸润，就难以欣赏与领略其美之所在。更为关键的是，戏剧作为一种声音艺术形式，在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高质量的翻译表达是其艺术表现需求与演出效果的重要保障，而目前这方面的人才严重缺失，剧本的翻译不符合受众地区的语言表达习惯，戏曲文化的传播能力也就不足。其二，从受众与文化传播效果等层面看，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国外的中国戏曲受众以华侨和留学生为主，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外国受众观看中国戏曲演出还存在猎奇心理，对传播效果而言不具有积极意义。其三，文化外交能力不足，过分依赖官方为主的资助与组织，传播主体与路径相对单一，单向输出多，双向交流与反馈较少，且文化输出色彩过于浓厚，容易引起排斥。其四，传统戏剧文化资源开发能力不足，表演机制缺乏足够的稳定性。传统戏剧的文化资源开发、对外传播的内容选择与相关资源开发未能形成体系，而且尽管中国戏曲的对外传播活动逐渐增多，但实质上还没能形成规范稳定的常态表演机制，零散、临时的表演较为常见。其五，各国戏剧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戏剧文化交流存在不对等现象，进而影响中国地方戏的文化输出。以中国-东盟戏剧周中东盟国家的戏剧参演情况为例，各国的戏剧体系发展不够完整和独立，传统戏剧先后受到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波斯文化及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的多重影响，但每一种文化都未能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直接导致传统戏剧的发展得不到必要的重视和关注，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民族戏剧体系。东盟各国的现代戏剧主要受西方戏剧艺术观念的影响，因政治、经济的曲折发展，也没有形成具有独特民族性的戏剧艺术。[8]因此，东盟各国参加戏剧周活动及戏剧交流的热情不高，对其重视度也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剧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此外，不可忽视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影视作品在全球文化市场上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对于中国地方戏的对外传播是一个难以在短期内被消解的阻力。

四、地方戏跨文化传播的策略探讨

亨廷顿在对全球局势的分析中特别强调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差异，而消除冲突的重要方式是不同文化之间跨越界限的尊重和承认，最终形成竞争性共处的局面。要想实现跨越界限的尊重和承认，可以通过找到文化间的相似之处来促进彼此的信任与合作，从而消除或削弱隔阂。因此，如何在文化多样性的差异格局下寻找相似点以实现跨文化传播，也是地方戏传承发展可以借鉴的重要视角。针对前文的困境分析，笔者对地方戏的对外传播与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加强跨文化戏剧的比较研究，增进文化认同。不同地域、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始终存在，不同戏剧形式的跨文化传播应该从受众的角度针对异质文化进行适当结合和修改。其二，甄选精品剧目进行“二次”创作与翻译，提升地方戏的文化表现力。从全球视野来看，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对外传播首先要在内容选择与资源开发方面形成相对稳定的考核标准，提升文化资源的开发能力。中国地方戏的剧种剧目浩繁，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应该甄选一批最具文化积淀与历史影响力并与西方经典戏剧主题相契合的经典剧目，进行“精品化”再创作与翻译，在地方戏作品的包装和呈现等方面提升其文化表现力、影响力及竞争力。名剧的创作、改编、翻译必须具有“走出去”的品牌意识，进而显现出超越时空间隔的普世价值。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主题相近、剧情相仿，如何通过不同的演绎方式将中国文化中的男女爱情、家族关系、权力与纷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呈现出来，传递不同时代语境与文化背景下的精神价值以供受众解读与取用并引发共鸣。其三，整合边疆地区地方戏的跨文化传播优势，打造地方戏文化共同体。中国的陆疆省区数量较多，当地地方戏的发展可以有效利用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等优势，在剧目选择、演出形式与语言选用等方面寻找共同的文化因子，打造地方戏文化共同体，利用跨境族群、华人华侨等在政治、经济、宗教、民俗等方面的互动完成文化传播。以广西为例，作为联结东南亚的重要门户，拥有多样的跨境民族文化，其中传统戏剧与曲艺有13 项，在民族文化认同、文化传承与睦邻友好等方面有着天然优势。[9]政府、高校、文化教育机构等可结合跨境民族文化旅游，对地方戏开展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在演出剧目创作、演出机制构建及戏剧传播传承等方面重点发力，构建双方戏剧文化协同发展的合作机制。其四，构建多元化与常态化的演出交流机制。地方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社会的文化责任，官方的资助与组织在现阶段确实不可或缺，但更需要激发不同领域、不同地方的合作意识与内部动力，需要采取多种方式相结合，政府作为隐性的主导力量应促进“展、会、节、演、赛”等活动的常态化。同样以广西为例，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广西充分重视戏剧文化走进来，从2013 年开始，每年举办中国-东盟戏剧周，邀请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艺术团体，演出30 多场戏剧，与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中国-东盟音乐周、南宁国际民歌节、文化走亲东盟行等特色活动一起，戏剧展演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积极打造常态化的交流机制，通过文化共同体氛围的营造，增进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以文化沟通来消解偏见和障碍。但是，戏剧文化走出去的机制构建还存在不足，需要尽快从加强民间戏剧团体的交流演出、华人戏剧社团的帮扶发展、青少年群体间的戏剧交流、戏剧人才培养的合作交流、戏剧理论的对话交流等方面予以完善。

五、结语

不可否认，地方戏的跨文化传播会遇到不同程度的文化排斥和冲突，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其传播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便利性与必要性。只有对其现有优势与不足进行客观评估，并提出有针对性的系统构想，才能抓住机遇，拓展发展空间。戏剧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链接中国与世界”的过程中广泛开展民间戏剧的交流活动，是展示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也是增进民族感情的重要方式。政府搭台，文化唱戏，通过搭建良好的戏剧交流平台，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艺术特点，通过跨境演出、代表性剧目的二次创作及翻译转化、演出交流机制的多元化与常态化构建、现代传媒技术的合理利用等途径，挖掘传播潜能，扩大传播范围，强化传播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