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颖欣，蒙杨茵，莫安运

（广西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4）

一、地域性与多重可能性：藤县牛歌戏的缘起与形成

藤县牛歌戏是一种流布于百越地区的民间小戏，具有独特的地域性与民族性。

藤县牛歌戏艺人一致认为，藤县牛歌戏源于“舞春牛”。“舞春牛”是一种盛行于桂东南地区的民间娱乐形式，其进行时间大多在春扦之前，通过动作表现人与牛共同劳作的过程，并配有唱曲，以锣鼓伴奏助兴，用当地白话演唱，具有简单的情节，带有浓烈的农业生产语境下的色彩，如“牛呀牛，一到春天你忧愁，既要耕田撒谷种，又要犁坡种芋头……①”当地人将这种歌曲称为“牛歌调”。

据同庆堂第二代艺人马仕贤叙述：1900 年，藤县岭景乡篁村马顺和去北流县请人来教舞春牛以及传授演唱采茶戏技艺，并于同年成立“同庆堂”。①这便是藤县“舞春牛”的缘起。但是，民俗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根植于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为满足当地民众的精神生活需求，马顺和主动从北流县引进了“舞春牛”，并立足于本土深厚的歌舞文化底蕴进行创新。在动作程式上，将采茶戏与舞春牛相融合；在唱腔唱词上，以牛歌调为基础，融合闹元宵时的传统民间小调；在表演内容上，增加自编的情节。

藤县牛歌戏的缘起可追溯至秦汉时期。据唐海兰《广西牛歌戏起源传说研究》，藤县牛歌戏的起源传说可分为“偶歌说”与“山歌说”两类。“偶歌说”将起源地具体到了藤县象棋镇窦家寨（今道家村），起源时间具体至东汉建武十六年。时值交趾郡侧征、侧贰起兵反叛，马援奉命平叛。军队到达窦家寨时，山洪暴发，军队无法行进，只能暂时驻扎在山洞之中。扎营期间，兵闲无事，遣二人歌赋作舞，配二胡锣鼓为乐，又邀俚人山歌助兴，曰“偶歌”（“偶”“牛”土语同音）。②“偶歌说”体现了民众历史情感的积淀。“山歌说”认为藤县牛歌戏起源于秦汉时期，并未像“偶歌说”一样提出具体的起源年份。秦统一六国后，“垦卒”被征发到古藤县（史称百越），他们带来的中原语言与古百越语言相互吸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语言——藤县白话，当时人们就用藤县白话唱山歌。山歌的歌词由驱牛人自编自唱，这是最早的牛歌。②到了清朝，有人将这部分歌曲进行编纂，初步形成了唱歌风格以及春节期间唱春牛的习俗，后逐渐发展为今日的牛歌戏。

“偶歌说”与“山歌说”相比，前者具有史诗传说色彩，后者则更具有唯物主义色彩，其认为藤县牛歌戏诞生于人民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尽管二者说法有所出入，但毋庸置疑的是藤县牛歌戏最早源于秦汉时期，且与人口迁徙密切相关。

以文化生态视角探究牛歌戏的缘起，不难发现其诞生受多种因素影响。

首先是政治因素。“偶歌说”的外来人口是平叛的军队，“山歌说”则是秦朝垦卒，这两种人口互动方式都与政治政策密切相关。此外，藤县牛歌戏演唱使用的是当地白话方言，民俗与语言的产生发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且从时间上看，“偶歌说”的出现位于“山歌说”之后，因此笔者认为“山歌”应为牛歌戏的最初起源，“偶歌说”则更多体现了民众的历史情感寄托。秦朝垦卒与当地百越居民共同生活生产劳作，彼此血脉交融，垦卒带来的中原语言同当地古百越语相互碰撞，在漫长的生产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了藤县古白话。

其次，在看到促使古白话诞生的最直接的政治因素的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其中的经济因素。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文化均发迹于特有的经济土壤。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都是从“经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③回望历史，秦朝的垦卒不仅带来了中原地区的语言，还带来了中原地区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秦朝垦卒的到来也意味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涌入，其与先进的生产技术相结合，使当地的土地开垦效率进一步加快，进而使当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民俗产生于生产实践活动之中，当地民众在劳动时用古白话唱山歌以“自娱”，为藤县牛歌戏的萌发埋下了种子。

最后，“文化的本质内涵就是自然的人化，文化的形成机制离不开自然环境，或地理环境。”④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民间歌曲会呈现出不同的体裁形式。藤县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平原和盆地所占比例较小。因此，藤县的民间歌曲主要呈现为山歌形式，由放牛人自编自唱，表现出悠长、自由、奔放的题材特征，为后来牛歌调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二、发展研究：藤县牛歌戏的历史传承

戏剧文化生态学总结了戏剧文化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互作用下的发展规律，⑤其既关注对戏剧艺术本身生存能力的培育，又强调为戏剧文化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⑥

《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牛歌戏志》显示，“牛歌戏”形成于清光绪年间，藤县金鸡、象棋、岭景、新庆、天平五个乡建立的民间牛歌戏队当时主要在藤县南部活跃①；1945 年，李发德的积极演出使其传播区域由一县四乡扩展到四县四乡，揭开了牛歌戏演出跨越藤县地域的历史序章；1956 年，藤县各城镇已组建了150 个采茶队和牛歌戏队①，并在党和政府的指导帮助下发展壮大，无论是剧调剧目的改造还是牛歌戏队的组建和演出，都表现出一定的自发性。

相关档案显示，在1966 年底至1977 年的“文革”期间，受全国政治形势和批判“封、资、修”的大潮影响，牛歌戏被视为宣扬封建文化行为，相关演出被禁止，其发展也几乎瘫痪。⑦“文革”结束后，牛歌戏又得以发展。

“改革开放”实行后，社会文化生活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VCD 音像制品进入普通百姓生活，影像化传播方式补足了牛歌戏文化在时间、空间和人员方面的限制，凭借VCD 这一技术的快舟，牛歌戏发展空前繁荣。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的四年间，民间牛歌戏队规模日渐庞大，演出也更加活跃，且为满足市场需求，传承人员积极开发新故事、演出新曲目，为牛歌戏的发展增添活力。20 世纪80 年代，牛歌戏根据粤剧的艺术特点进行重要改革，逐步吸纳了京剧、粤剧的一些表演程式和服装道具、舞美设施，演出水平得到提升。⑦

20 世纪90 年代后，民间牛歌戏团数量迅速减少。但到了21 世纪初期，藤县地方政府与民间资本相结合，共同组建藤县牛歌戏队，并成立广西文化音像制作基地和发展公司。在市场作用下，影像公司积极制作牛歌戏作品进行销售。同时，牛歌戏通过外出务工人员等各种流动人口形成的人文扩张，与粤剧进一步融会贯通。此时期，传播媒介的革新和市场的刺激成为牛歌戏发展的外部助推器，演艺工作者的创新创作以及与粤剧交融的契机则是牛歌戏传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改革开放”除了给牛歌戏带来了技术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挑战。牛歌戏的主要发展地区为广西，但当地青年大多选择外出务工，久而久之导致演员断层，牛歌戏队数量日趋减少，观众的数量也逐年减少且呈现老龄化趋势，发展境况不容乐观。

通过对牛歌戏发展过程的梳理，不难发现其间存在一定波动，既有低谷也有高峰，总体上呈现高低交替的波状发展趋势。

三、鲜明的地域文化生态：藤县牛歌戏的基本特征

在地域生态文化的影响下，牛歌戏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剧本唱词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多样性。藤县牛歌戏的剧本中保留了许多广西民间口口相传的山歌和民谣，这些大都被融合进牛歌戏剧本的念白和唱词中。⑦牛歌戏艺术手法十分多样，最显著的特征是基本采用当地土白话表演。唱词中常采用比喻、借代、比拟、夸张、双关、排比等修辞手法，趣味性较强，备受当地人喜爱。如剧目《仙女救夫》中的唱词：“贱名王二是我身，听人呼唤做下人。忽闻堂前一声叫，对脚好似安有轮。”⑧通过比喻、夸张的手法，将一个下人的卑微展现给观众，又好笑又心酸，音节押韵，朗朗上口，在展示当地语言魅力的同时也增强观赏性。此外，牛歌戏唱词一般同诗句一样采用对偶的形式，上下句字数相等，结构基本对称。

牛歌戏的舞台表演程式角色分明，动作丰富，有生、旦、净、丑四大行当，设置、分工与其他剧种基本相同。表演程式具体表现为无论什么行当的演员，在上台之前都要走圆场，开场时在舞台站定，作揖行礼，说完一段台词后要配合音乐绕场一周作为过门。各行当都有自己的规范动作，如生角的八字步、提襟手，旦角的慢碎步、摇手花等，丑角则一般由演员自由发挥，强化喜剧效果。同时，演员的入场方式也体现了等级观念，如皇帝登殿等从右入，差役上堂等则从左入，坐台时一般左男右女，左文右武。

牛歌戏的音乐具有地域性和两段式的特点，其主要来源于舞春牛等传统艺术形式，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创新，具有不同的地域特点。其结构一般只分为上下两个乐句，每两句之间会加入锣鼓间奏作为衔接，如此循环反复。调式特征为开始——终止——新调性——再开始——再终止，循环往复。⑨以宫、徵、羽三调为主，商较为少见。牛歌戏不采用弦乐器，只用锣、鼓、镲、梆子等打击乐器，并且在形式上只是作为过门使用。由于牛歌戏的结构是上下乐句与中间的乐器过门独自成段，所以牛歌戏在曲式上会出现两段体、多段体和回旋曲式，其唱词形式多为三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八字句和九字句，带有衬词和韵调以确保节奏稳定。

四、藤县牛歌戏现状调查与研究

如今的牛歌戏市场已经大不如前，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市场，它仍然是当地中老年群体的主要娱乐活动，也仍然是和当地生活文化联系得最紧密的娱乐活动。尽管牛歌戏于2007 年顺利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目前还是面临着无人问津、市场畏缩的外部危机以及运作僵化、人员短缺的内部危机。

一方面是观众的缩减。如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娱乐方式逐渐多样化与快餐化，人们越来越难以接受牛歌戏这一慢节奏的娱乐活动，牛歌戏的受众群体日渐老龄化，传播区域也只剩下了农村。显然，如今的农村已经不能够支撑起牛歌戏的发展了，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失去了主要消费主体，导致既没有足够的消费者，也没有足够的观众，以往的盛况如今很难复现。另一方面是演出市场的缩减。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牛歌戏表演团体不断减少，相关设备经久失修，剧场也名存实亡，实际上现存的牛歌戏表演团体仅靠流动演出来维持生计。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牛歌戏表演活动更是遭到了大幅度缩减，许多宣传、公益性质的演出无法进行，导致本就市场萎缩的牛歌戏再度受到冲击。

不仅是市场急剧萎缩，人才传承也遭遇危机。如今大家对待牛歌戏的态度和以往大相径庭，原因就在于人们的价值观被重塑，思想上对其嗤之以鼻，认为牛歌戏是夕阳产业，难以为继，所以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当下不仅传承人处于紧缺的状态，编剧、导演、舞美等更是少之又少。正如我们采访的传承人所说：“一些专业人才我们是没有的，都是靠演员来完成。”虽然这些牛歌戏传承人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终究缺少一些理论指导，难以将实践转化为理论，也就难以传承给后人。

牛歌戏还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资金的紧缺。其收入一部分来源于观众自发筹钱，但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部分观众主要就是村民，因此最终得到的钱款并不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来自政府。由于商业活动天然受到利益和欲望的驱动，在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从人们的自然需求层面不断获得动力，并且不需要任何提倡鼓励。只有那些非主流的价值，那些为公众所忽视的价值，才需要一些冷静的旁观者为社会做出必要的补正。⑩牛歌戏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商品对象，而是当地百姓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并且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因而需要政府做出一些补正。但是政府的补贴远远不够，只足够维持演员的生活开销，没有额外的资金来帮助戏团实现更新换代。

五、藤县牛歌戏前景探索与展望

许多老艺人在创造牛歌戏的时候，不自觉地受到藤县习俗的影响，并将其融入作品当中，使其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文化。传承人在各镇各村演出，运用当地民众所熟悉的语言进行表演，将生活事件编写成戏曲剧本进行或歌颂或反讽。例如，多年前在象棋镇上演的剧目《多情妹仔》就帮助很多农村青年树立了正确的择偶观。

通过对牛歌戏的深入调查研究，笔者认为这种边缘化现象的产生与宣传工作的缺位关系密切。因此，对于牛歌戏的未来发展，笔者希望藤县当地的融媒体记者可以利用手中的笔杆子，肩负起讲好藤县故事的责任。牛歌戏作为当地的特色文化，媒体从业者可以依托两微一端、短视频等全媒体渠道对牛歌戏进行典型宣传，让牛歌戏在当地的公众号、网页、短视频等平台上“活”起来，重新构建年轻群体对藤县牛歌戏的认知。同时，还可以依托自身的设备、技术等优势，为牛歌戏制作形式多样的宣传片，并投放到市级媒体，在“火出圈”后依托现有流量基础顺势推向全广西甚至全国。最后，还要强化评论生态，使牛歌戏文化传播者具有较专业的戏曲理论水平和戏曲批评水平，并鼓励戏迷积极参与戏曲评论，营造宽松自由的戏曲文化生态。

藤县牛歌戏想要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重中之重是“解锁”自身的局限性。对于牛歌戏而言，首先要和谐内部生态，建构审美制度，保护藤县牛歌戏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包括语言、民俗、礼仪、节庆等传统元素。其次，要优化文化生态，发挥市场作用，要把戏曲表演团体转化为文化娱乐产业的一部分，让藤县牛歌戏变得“有趣”“好玩”，破除“听不懂，看不明白”的传统刻板印象。最后，抢救、整理、传承传统地方戏曲流派唱腔的同时，加大对于优秀创新剧目的奖励力度。

如何营造良好的戏曲文化外部环境，笔者有如下几点建议：一是强化生存生态，在创新中发展。政府要作为戏曲生态性发展不可动摇的强大后盾。二是构建公益性质的地方戏曲社会考级体系，推动群众参与。由藤县县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委员会牵头，联合梧州市内各戏曲学校（院），邀请教育专家、地方戏曲表演艺术家组织编写《地方戏曲考级教材》。三是优化藤县的戏曲教育资源，保证藤县戏曲后继有人、代代相传。可以从完善专业戏曲院校建设入手，建立正规的戏曲教育启蒙机构。整合当地戏曲类艺校资源，推动藤县牛歌戏进校园等建设性活动，普及藤县牛歌戏文化教育，从而促进牛歌戏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藤县牛歌戏志编辑组.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牛歌戏志(送审稿)[M].藤县.1986.5+6+7.

②唐海兰.广西牛歌戏起源传说研究[D].玉林师范学院,2014.

③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④吕思勉.中国文化史[M].商务印书馆,2014.19.

⑤杨宝春.戏剧文化生态研究述评[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2,29(04):77-86.

⑥刘红娟.地域文化与民间生态——论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的活态思维[J].中州学刊,2011,(05):204-206.

⑦何锦奋.藤县牛歌戏文献的调查、收集与整理[M].藤县图书馆藏(内部资料).

⑧藤县图书馆地方文献室.牛歌戏专柜.

⑨苏向.牛歌戏音乐特点之研究[J].歌海,2010, (04):29-32.

⑩傅谨.戏班[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