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彬彬，贾建刚，邓锐强，何 江，高江璐，张燕茹，李 帅，韩建欣

（1.山西省畜禽育种有限公司，山西太原 030027；2.山西省生物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太原 030006）

肉牛生产性能测定是对家畜个体具有特定经济价值的某一性状的表型值进行评定的一种措施，是实施种牛选择的基础，是进行遗传评估的先决条件，是我国肉牛育种的最薄弱环节，是肉牛育种的必要步骤。当前我国开展肉牛生产性测定的依据是 《肉牛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范》（NY/T2660-2014），主要内容包括生长发育性状（初生、6 月龄或断奶、12 月龄、18 月龄、24 月龄、36 月龄等月龄段的体重及体尺性状）、肥育性状（育肥始重、育肥终重、育肥期日增重、饲料转化率）、胴体性状(宰前重、胴体重、胴体等级、屠宰率、净肉率、骨肉比、眼肌面积、背腰厚）、肉质性状（肉色、脂肪颜色、大理石花纹、剪切力值、肌肉脂肪含量、pH、滴水损失）。性能测定是后裔测定的重要部分。后裔测定是指根据公牛后裔的生产性能记录、体型外貌评分以及繁殖、健康等功能性状相关数据，对公牛各性状育种值进行估计，以此评定公牛种用价值。性能测定数据的规模、质量直接制约着育种目标的精准性和效率。这是国内外肉牛育种实践历史得来的结论。张颖[1]在 “浅谈我国肉牛主要育种方法”中写到我国生产性能和谱系记录系统不完善，繁育体系不健全等是制约我肉牛育种的主要屏障。

1 不同国家肉牛选育进程

1.1 欧美国家

欧美的肉用牛海福特牛、安格斯牛的选育是从19 世纪中期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开始。19 世纪中后期到20 世纪20 年代，英国对通过系谱信息认定的良种种公牛开展了体尺、体重测定。20 世纪50 年代对育种群的母牛和断奶前的公牛的生长发育性状进行测定，根据测定结果进行选择。对后备公牛开展繁殖性能和生长发育性状测定。之后逐步开展了公牛后裔及同胞的屠宰、胴体及肉质性状等的测定，并应用于遗传评估和选择。从此生产性能测定广泛应用于海福特和安格斯牛的遗传评估和群体经济性状遗传参数估计。20 世纪后期，应用超声波活体测定背膘厚、眼肌面积、大理石花纹和肌内脂肪含量，有效提高了种公牛早期选择效率，对海福特牛、安格斯牛的早熟性、饲料利用率和肉品质性能选育发挥了重要作用[2]。

1.2 日本

日本和牛的选育也是从生产性能测定开始，坚持对生长、繁殖、育肥等性状进行严格双测检验，同时注重胴体质量性状的选育。用于和牛遗传能力和育种值评估的动物模型BLUP 法也是基于和牛完整的性能测定生产性能测定数据和系谱信息。基因组育种值（Genomic estimated breeding value，GEBV）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是基于资源群体和验证群体的生产性能测定数据的规模和准确性。日本于1887 年从欧洲引进肉牛品种与当地牛持续杂交，1920 年开始闭群选育，1944 年确定了3 个和牛品种。1950 年成立了“日本和牛测定协会” 负责牛只生产、外貌特征系统测定并记入史册。1968 年公牛生长性能测定和公牛后裔测定的双测试验在日本正式推行，要求种公牛必须经过双测检验。选育期间，坚持持续生产性能测定，提高了和牛的产肉能力和肉品质。根据生产性能测定数据选留优秀公、母牛自繁，对后代进行选择，提高一致性。2013 年开展了黑毛和牛的全基因组选择工作，利用6181 头去势育肥牛样本和6 个肉用性状的表型数据记录，获得了6个目标性状的GEBV 和育种值之间的相关系数，胴体重、眼肌面积、腹部肉厚、脂肪厚、估计产量和脂肪沉积等级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0.78、0.71、0.69、0.85 和0.93，相关性较高。2015 年为提高GEBV 的准确性，日本和牛生产性能测定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联合性能测定，收集性状表型值[2]。

1.3 中国

中国培育品种的选育也是以生产性能测定工作为基础。我国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从国外引进西门塔尔牛、短角牛、瑞士褐牛、荷斯坦牛等品种，与我国地方牛杂交，经长期生产性能测定、选种选配、横交固定，先后育成了三河牛、新疆褐牛、中国草原红牛、中国西门塔尔牛和蜀宜花牛等5 个兼用牛品种，夏南牛、延黄牛、辽育白牛和云岭牛等4 个肉牛专用品种。从1959年西门塔尔引入中国至2002 年育成中国西门塔尔牛的历程，充分体现出生产性能测定对肉牛育种的重要性。1984—1987 年后裔测定结果表明，经后裔生产性能测定证实双亲育种值高的种牛能在遗传上比上一世代产奶量进展100kg 左右[2]。2010 年农业部颁布了肉用种公牛生产性能测定方案和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明确了了个体牛肉产量和牛肉品质的主攻方向，强化了种公牛生产性测定工作的重要性。2021 年、2022 年山西省就收到农业部划拨的肉牛生产性能测定专项资金，项目分别是于2021 年和2022 年开始实施。

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在我国开展进度非常缓慢，且不顺利。我国于1981 年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联合后裔会议，但在2010 年才成立国家肉牛遗传评估中心，颁布了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实施方案。2015 年12 月成立了肉牛生产性能测定联合组织 “金博肉用牛后裔测定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

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肉牛后裔测定进入“快车道”。由于很多成员是奶牛联合后裔联盟的成员，有奶牛联合后测的实践经验，这个组织很快就制定了如 《金博肉用牛后裔测定联合会章程》 《肉用牛后裔测定技术规程》 《金博肉用牛后裔测定场现场技术服务规程》 等规章制度，开展了 “生产性能测定”、体型外貌鉴定、后裔测定数据填报等培训和交叉数据核查，开发了 “肉用公牛后裔测定数据管理” 平台。

2015 至2021 年7 月联合会共开展的五批次后裔测定工作，累计参测种公牛102 头，冻精发放率96.36%，冻精使用率56.12%，收集妊娠记录3166 条，冻精数与妊娠数比6.9∶1，产活犊632 头，冻精数与产活犊数比34.8∶1（历时12个月）。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冻精发放率、冻精使用率、产犊率还是比较高，说明联合会成员即生产性能测定单位在后测场选择、激励和跟踪上总体还是比较尽力。这部分原因是得益于联合会冻精交换执行 “对等原则”，即每次交换中，各测定单位提供多少冻精，则接收多少冻精，这种比较公平的原则有利用调动各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屠宰比例很低，说明生产性能测定工作确实非常困难，而这个困难的克服不是生产性能测定单位即种公牛站一方能主宰克服的。生产性能测定工作是一个系统工作，涉及的环节和主体很多，测定单位只是其中的一方，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工作无法完成。

2 我国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存在的问题

2.1 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面临诸多困难

要完成肉牛生产性能测定任务，需要从肉牛配种开始跟踪，中间要收集配种、定胎、产犊记录，从出生开始到屠宰（18 月龄以后），每隔6个月左右进行一次体尺体重测定，育肥阶段还需收集饲料用量数据，这在肉牛养殖产业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

一是选择合作场难。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场一般要求基础母牛50 头以上，饲养管理规范，牛配有耳标，有较完整的繁殖记录，具备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必要的设施设备，有专人从事后裔测定工作。事实上，肉牛养殖规模化程度很低，规模场比较少，据业务数据，2022 年山西省肉牛年出栏达50 头以上的养殖场户数仅占总户数5.85%，规模场出栏仅占总出栏45.06%。尤其是做肉牛繁育的场更少，绝大部分是散户，规模场大部分是育肥场。即使规模场，大部分都是粗放管理，没有耳标，没有系谱和繁育记录，不会记录饲养信息，更不会配套生产性能测定设施和专业技术人员，很多配种员是临时找人，单次结算。

二是人工授精困难。肉牛繁育至今都没有实现全部人工授精，本交的比例还比较高。肉牛养殖是低利润行业，出栏一头牛利润一般在5000元以内，大部分时候是2000～3000 元。利润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本能降多少。而决定成本高低的最大的因素是饲草成本，即是采用天然放牧还是圈养吃加工草。为减少成本，很多都选择放牧。放牧也就常常伴随着本交，因放牧的牛比较野，不好固定，实现人工授精比较困难。

三是牛转场频繁。当前测定的主要是公牛后代。这些公牛从出生到屠宰，有几个时段容易转场，如断奶、6 月龄、12 月龄、出栏，即最多可能出现4 次左右的售卖转场，这都是市场行为。为保证测定数据的连续性，得通过补偿差价来影响养殖场的售卖选择。每一次交易环节每头牛的差价为500～1500 元，所以从出生到屠宰仅为影响交易选择，补偿差价可能要花1000～4000 元。四是测定操作困难。肉牛养殖场只有进出才可能称重，尤其出栏称重是整车进行。所以通常不会配置称重测定装备。所以每个合作场得专项配置引流通道和测定称重架。粗放的饲养管理模式决定了肉牛通常比较野，没有规律的活动习惯，仅赶向分流通道和保定这两个环节就非常困难，横冲直撞特别容易伤到人。每次测定体尺体重需要额外增加3～5 名人员来辅助完成，一天只能测定20 头左右，大部分情况一个场的牛年龄比较分散，测定效率比较低。还有育肥环节，大部分养殖场户都是看剩料情况加料，而且是整群给料，牛采食点不固定，牛进出比较频繁，不是整齐的全进全出，很难采集计算饲料用量，更难计算饲料转化率。

2.2 肉牛生产性能测定政策支持不足

肉牛生产性能测定确切地说是一种育种手段，不会直接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所以肉牛养殖场不会主动做，没有足够的利益补偿不愿意配合。对育种企业来说虽然有用，但短期不容易见效，投入产出远不成比例，远不如直接引进有较完备后测数据的牛合算。再加上育种企业一家力量无力应付多次转场引发的难题，即使做，效率也很低。

效率的提升依赖国家政策激励。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只需要采个体奶样进行测定，经过成熟的软件分析，结果能直接反映养殖场的饲养管理问题，通过报告解读帮助养殖场解决问题。山西省从2008 年开始到现在每年都有部级的专项经费支持，省里有项目配套政策约束，测定量才得以逐步增加。而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相关配套经费还远远不够，也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鼓励肉牛养殖场参与生产性能测定。

2.3 生产性能测定单位人员不稳定制约工作推进

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不仅是一项技术活，还是一项危险工作，需要专业对口，人员稳定，测定人员能吃苦，有久久为功的精神。事实上，大部分单位这块工作人员变动频繁，工作推动缓慢，数据量少、质量不高，数据利用率低，没有充分用于推动销售和育种工作。

3 相关建议

3.1 各级政府从资金政策各方面加强引导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种业工作，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下决定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在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到，要开展种源“卡脖子” 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早日实现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为此各级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 《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 《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计划（2019—2022）》 《种业振兴行动计划》。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强调要扎实推进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和畜禽遗传改良计划。

我国自主育种迫在眉睫，而生产性能测定数据是决定肉牛育种进度的核心要素，所以各级政府应从破解生产性能测定工作问题入手来促进肉牛育种工作取得新突破。肉牛生产性能测定经费不足和肉牛养殖场缺乏积极性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为此关于政府怎么操作方面，笔者认为一是可以参照DHI 测定设立专项经费，用于购置测定所需的设施设备，补贴参与育种工作和肉牛生产性能测定的企业和养殖场，保障工作正常开展。二是将是否参测作为一些项目申报的基本条件。三是将育种取得成效和生产性能测定工作支持措施纳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绩效工作考核内容。四是由政府遴选确定几个屠宰场，保证对测定到屠宰环节的牛应收尽收。

3.2 强化研发投入，开发精准化数据采集设施设备

当前通过驱赶牛进入保定架的测定方式，耗时、费力，数据的准确性差，对牛造成的应激大，牛场的配合度低。建议加强肉牛种业投入，拓宽资金渠道发挥政府主导，利用好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中央财政资金科技计划改革的契机，加大各类科技计划向肉牛种业科技的倾斜力度[4]。开发一套设施设备，当牛经过指定通道时，能自动采集牛的体尺体重信息，能自动饲喂全价饲料，能自动采集计算每头牛的日采食量，能自动计算分析每头牛的饲料转化率，这样测定的效率会大幅提升，继而推动种业创新和攻关。

3.3 强化数据分析应用，提高生产性能测定数据的价值水平

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推动吃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种公牛站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生产性能测定数据对种公牛价值评价的支撑作用。当前市场上对牛的评价，尤其是西门塔尔牛很大程度上还是受花片等外观主宰，要想打破这种观点，还需要一定数量的后裔测定数据支撑。当我们能为某一头牛提供20 头或更多的准确的较高的生产性能测定数据，这些数据的来源场、联系人、联系方式等信息能经得起求证，唯 “花片论” 观点自然无立足之地。所以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单位比如种公牛站和核心育种场应认真做好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定期做对比分析，及时淘汰低品质牛，通过超数排卵、胚胎移植等技术扩大优质牛的利用率。同时将分析结果应用于公牛宣传中，比如在做图册，媒体宣传时加入具体数字分析结果，相信效果会更好。

3.4 强化基因组测定可靠性宣传，提高冻精使用率

在发放冻精前应向养殖场做好全基因组测定的宣传工作，促进养殖场认可做过全基因组检测的青年公牛冻精，进而提高冻精的应用率。比如要向其讲明青年公牛冻精都是经过全基因组选择的，全基因组选择就是根据个体基因组信息，通过参考群体所得的标记效应值，估计个体的基因组育种值，进而根据基因组育种值进行选择。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先进、最科学的选种方法，其优点一是可以实现早期选择，因为个体一旦形成，基因终生不变，可以说在胚胎时期就可以选择；二是选择的准确性较高，可以达到70%以上，完全可以在生产群中使用，甚至可以在育种群中使用。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等国家已在使用基因组选择的青年公牛，而且使用量逐渐增加。如2007 年，美国使用基因组青年种公牛配种的数量为28%，到2012 年已超过51%。基因组青年种公牛的冻精价格也不菲，如美国一头青年公牛（2011 年出生）基因组选择指数是+2598，其冻精售价达到1000 美元/支，并且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3.5 及时将肉牛生产性能测定数据引入遗传评估中，强化测定工作的重要性

对于遗传评估模块，需要引入肉牛生产性能测定结果，在指数公式设定中，要体现出有生产性能测定数据的优越性。肉牛生产性能测定也是提高我国基因组选择准确性的有效手段。奶牛育种实践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国的奶牛基因组选择技术体系的准确性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需进一步强化奶牛育种体系的基础工作，例如DHI、后裔测定等常规育种技术等，积累数据，进一步提高奶牛基因组选择技术体系的准确性[6]。

4 小结

总之，推动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育种公司和养殖场共同发力，尤其近几十年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至关重要。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宏观协调，提供有效保障。应协调国家科技、农业、相关部门，明确分工、通力合作、做好跨部门联动与统筹协调，共同做好协同创新。育种企业要强化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育种体系建设，做强做大，提高国际竞争力[4]。养殖场要积极参与促进企业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增强盈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