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一早冬娃来电话问起我的睡眠，说她给我炖了参汤。末了提起明天公司去山上的培训基地开班，左不过三五天，问我是去还是想在家窝着。她用那种略显尖脆的嗓音笑了一会儿，像在抑制一段预先失望的情绪。她说她近来研读医书，书中讲山中环境有益于调理身心；四月恰逢我们相识五周年，假如我同去，有个惊喜将在山中揭晓。虽说女人所谓的惊喜通常意味着惊悚，我还是应承下来。

连着加班三周，周末排满了工作，晚上还要赶场子。我有两年没有休假还是三年？我应该去寺庙上香，去第一人民医院体检，陪冬娃逛步行街，这些安排都需要见缝插针。人一生中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哪怕对于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来说，夜晚也并不轻松。我常做一些奇怪的梦。我使用一把消音手枪，把它藏在棉袄的内袋里。在那些混乱的梦境里，我把它拿进拿出，鬼鬼祟祟像抽一张信用卡。它顶住我的胸口，比我的心脏跳动得还快。我用它对付过一些人，其中有他。应该说每场都有他，他一出现其他人都不见了。情形如同雨水散落在洪流里，风声消逝在空气里。世界乱糟糟的，被挡在一块玻璃外。我站在那张红木办公桌后，用枪口瞄准他的天灵盖；他正在审阅我的辞职报告。这是我离他最近的距离，我闻到他漆黑头发里的发蜡气味。醒来后，我背后全是冷汗。

我觉得自己生病了。

梦总是做到节骨眼，我在比划枪，我的上司眉头一皱，镜头就切换了。像谁调转了枪口。梦里几乎没有流血，即使有也不是红色的。黑色的血，白色的更恐怖。最后的镜头里总是一堆虫子，从不发声只会蠕动，末了化为一泡脓水。

我们都叫他大王。他姓王，我也姓王，不巧的是我们还同名。同事们叫我小三，因为我在家排行第三。似乎给大王解气，实则为我消灾。以前他叫我王作家，俨然在表彰我为我们共同的姓氏争了光；作家比小三好不到哪里去，叫起来硬生生，倒不及小三的发音亲昵。

那些梦在逻辑上不通，人家审查辞职报告，我没理由开枪。准或不准，我都不会辞职。假设审查的是我的升职报告，就是另一回事。我更有可能自杀。说起来，我在他们那个圈子之外。不妨把这个家族式王牌企业看作两个圆，大圆圈着小圆，情形类似于地球绕着太阳转；当两圆相交于一点时，我算是那个外切点。既不在亲友团，也不在茫茫人海。这不是左右逢源，是进退两难。这个比喻当然不准确，我们自比太阳地球，外面的人会笑话，他们多半把我们划分在地底下。何况太阳和地球的行动轨迹不可能相交，太阳比地球大得多，相当于130万个地球。这是我们公司的运行图，貌似一架过时了的僵死的飞机，内部发出嘤嘤嘤的噪声。年后分公司经理一职空缺，好比一滴润滑油，让快进古墓的零部件高度运转起来。据我掌握的名单，不少于十号人对此跃跃欲试。论资排辈，我比大多数后生占一点优势；说我比他们缺少干劲，那是片面、武断的看法，我有几年不写诗了？所有的精力气血都用于打拼业务，多年来也算有点口碑；假如我今后行事大刀阔斧一些，必能胜任这个职位。假以时日等我杀进那个圈子，也就失去了刺客的立场；那是我束手就擒的日子。

我可能有点恨他，在这个阴郁的早上不妨承认这一点。他比我大十三岁，比冬娃大二十岁。他职位高过我，身材高过我，住房和血压高过我。大王在我现在的年龄已身居高位，加上去年妻子去世，尚未续弦，他包揽了世俗定义的成年男子的一切利好条件。这样的人是适合配备一名刺客的。对此冬娃发表过异议，那是我们第一次议论上司。那天她浴后新装，同我共赴一位老同事的归国聚餐，席间不免谈及单位种种人事。我们先是谈起大王的连升三级，后来话题滑向新任命的外事科长，一个妙龄女郎。大家对两人的前途形势心照不宣，并对这份默契感到满意和惆怅。这种敬意倒也不算假装，人们很少对那种有先天优势并能把握住时机的人产生不满。席间气氛融洽，散发出一种经历世事后回首特有的馨香。这些在冬娃加入谈话后改变了。她之前假装在行安座倒茶，周到地打了一圈招呼。等到她留神起男人们的话题，那种费心经营的假象也就秋叶般落地。冬娃端坐在我身侧，不顾在座女性对于话题的留白露出得体微笑，批评起老同事身在异国陋习不改，还是那一套成王败寇、笑贫不笑娼的思路，白白花了大气力漂洋过海。

菜没有上齐，谈话已被凛然的女高音沖击得七零八落。我寻思是哪一点刺激到冬娃，在座八人包括三对夫妇，他们各自拥有一套恒久相处之道；按当下流行说法，冬娃算是一名大龄剩女，而我迟迟没有向她求婚。应怪我对于她一年中总有个把月推迟、延长乃至中断的月事不够重视，不能给她彻底中断它、合法孕育王姓后代的名分；出于某种无法言明的心虚，我对她咄咄逼人、不分场合的炮轰没有尽到疏导之责。这番发作使得席间气氛低迷，直至无趣。九点散席，老鼬在路口同我作别，大力拍我后背：几时办喜酒？大家都笑，冬娃隐在树影里远远站着，看不清表情。当晚她穿一条火红吊带裙，被夜色泼了墨，像浸在酱缸里刚捞出来；头发湿漉漉地吊在两颊。这个印象有些古怪，当晚不像是下过雨。说不出从哪一天开始，冬娃常给我这样的袭击，冷不丁地，她像是从哪个水缸里，或是什么花心里冒出来。冬娃脸上身上挂着露水、雨水或汗珠，它们进一步打湿了她的头发，使得她琥珀色的眼瞳在晨光里闪烁不定。我们两人的住处之间隔着一条街，我先把冬娃送回她的一居室，并不过夜。当然，她没有邀请过我。冬娃擅长提问，尤其反问，不擅长解决问题。回途中冬娃有一阵没有讲话，下车后还久久站在单元门口。常常这样子，人前话多，到剩下我们两个她倒不吭气了。我只好停下脚步，就着一点月光看她漆黑的影子投在我的鞋面。

丧偶比离异更符合道德？中年丧夫也能看作喜事吗？

凭什么认定年轻女人更有价值，中年男人享有分配的优先权？

一个家境优渥、迷信真理的女人，一个绰号小三、隐姓埋名的男人。我的难处没跟老鼬谈过。当年老鼬移民是得到大王默许的，据说他负责财务多年从没出过纰漏。两人关系走向不是太清晰，按公司高层说法，老鼬是抱病去国。时隔五年回国，有关前因后果老鼬不多说。临别那夜他嘱我诸事看开，养好身体，不必太过为难自己。末了吟诗一首，大意让我有花堪折直须折，找机会去他国一游。我想冬娃站在树影下听到了我的允诺，最好她没听到—去爱琴海度蜜月。

我对于与冬娃一起外出公干，感到愉快。加上这是春天，办公室窗口每到傍晚，空气里传递着晚樱和紫罗兰的芳香。她向我说起早上没做完的梦，以及她对一条绿裙子的迷恋。半身纱裙，那种绿色介于薄荷绿和苹果绿之间，像早春的一个梦。细密优雅的褶皱，与蓬松有致的网格间，有雾气流动，有山泉歌唱。她买下绿裙子不是为了穿它，而是愿在黑暗里看见它。她把它挂在阳台，日日夜夜。她从它身边经过，来来去去就像穿过梦境。她絮絮叨叨地说啊说，让我的心完全放松下来。五年了，我忖度着准备什么礼物。她讲了半个时辰的绿裙子？还是说，她最需要的是婚纱？对付黑暗的只能是更大的黑暗，不是亮晶晶、轻飘飘的纱裙和雾啊梦的这些东西能够掩盖。可能是很久没听到她嗓音里那种沙沙声，像兜头一场春雨，我感到陶醉。婚戒我买得起，房子首付、公积金都在各个户头里贬值。求婚的话卡在喉头，卡了几年？我暗自掂量着我与她各自所能承受的界限，预感到培训基地之行势必打破僵局。记忆里那是冬娃跟我煲得最长的电话，过了十一点我们还没有睡意。

会程为期三天，大王也将参会，他应该就是出席一下第二天的开幕式。这一趟假公济私，不落痕迹才好。山风清凉。昨夜下过雨，暗黑的山石间拔出大片翠竹，发出私密的吟唱。我和冬娃是第一次上山，下车正好撞见了漫天朝霞。冬娃呆站在那里，断断续续说了三次，啊。天边的火光把她的发梢点燃了，把她整个轮廓染成金色。她头顶有些新发，微微拂动，像是她的气息也是金色的。金红色天幕下，冬娃像一尊古希腊雕像。有那么一瞬间，我产生了恍惚，那是一种可怕的犹豫。通常它出现在我写诗之前，是久远年代的非生理冲动；不合时宜。

在公司来电话前，我心里策划的是晚上的事。等夜幕落下，山里的黑遮住天空，月亮挂在林中，光辉布满大地，我带冬娃登上山顶。是的，我们在山顶彻夜交谈，俯瞰山下万家灯火，在猎猎山风中揭开我们关系的面纱。五年来，我欠冬娃一屁股债。此行不是坏事，当我们睡在一个被窝里，说不定我能倚靠冬娃摆脱噩梦。假如事情照此发展，我和冬娃之间将共享一个和平的夜晚及后半生。整整一天，钻戒盒子顶得我胸口发热，它像一枚春天的嫩芽，想要破土而出。

临近中午，接待处陆续有人报到。我和冬娃吃了个工作餐，张罗着各路事情，安顿参会者。公司通知我参加下午上级部门谈话，还有个会议要确定参与另一个培训的人员名单。下月培训事关升职，不料提前到这周。我找到冬娃说明情况，三言两语间，车子到了会场门口。冬娃似乎没听明白，一只手扯住我袖子。

你就是怕老王！

我有时跟着她称老王。老王在冬娃两片薄唇间吐出来，我每次听了都身上打颤。既令我感到痛快，也让我感到厌恶；我口干舌燥，心里充满绝望之情。我不清楚这是对冬娃的爱，还是恨创造她的造物主对我冷漠无情。

这是什么话，讲什么怕不怕……

如果说我有那么点怕大王，那也是像男人怕老婆一样。信用卡和枪一样，包含了这个世界上最冰冷的金属。它们掌管在他手里。我和大王像一个组合，一主一从，搭一台戏。偏偏闯出一个冬娃，她两手空空，倒要拿下整个世界似的。我嫉恨冬娃，还是大王多一些？这一点我是不会承认的，或者说下山以后我才意识到。冬娃对此一无所知。她信赖我，仅凭这点我就该死上一百次。此刻我只想结束对话，结束在老王这个称呼上自欺欺人的平等化处理。冬娃张大眼望我，眼中含着怒气；一长串问句正涌向她娇嫩的咽喉。大庭广众之下，我拍拍她两臂，把那些问号拍回她身体内部，螺旋状上升的澎湃的波浪里。我说晚些再上山来，和她一起度过揭晓惊喜的时刻—就此短促地安抚了冬娃。一路无话。四点赶到，我被安排在最后谈话，先上楼处理了两个文件。只是例行谈话，随后我被安排下月参加培训。

从公司出来，天色已晚。我在一个馆子里坐定，给冬娃打电话讲了下午的情况。冬娃气消了些，让我不要连夜上山，雨后路滑。这是我们常来的湘菜馆子，生意不算好，倒是静得好。走上两站路，拐进一条巷子。在各自回家前，我俩能坐一坐，说说话。有时喝了酒勾肩搭背，在半帘的遮挡下也算合适。我感到有点累，冬娃的话正合我意。我向冬娃解释时尽量说得又慢又长，就像我向大王汇报一样。内容极尽翔实，但也有没有交代的部分。比如大王给我打来电话，问起我跟进的某项目进展，说月底前要做个前期汇报。这桩事情办得如何，事关分公司经理人选的最后定夺。

我仰躺在椅背上，閉上眼，回想昨天下山时冬娃瞪圆的眼睛里惊疑不定的神色。冬娃的眼珠颜色有点浅，迎着阳光接近琥珀色，在雨天光线下带点儿紫。她有点美亚混血的意思，皮肤白得带光晕，不像是一个步入中年的女人该有的状态。这不是说她的外在不符合身份或不得体，我没在社交中发现她异于常人的地方。她的不合时宜恰恰表现在，她在大多数场合表达她与人群共处的善意。这同大王在各种活动中表达的亲切不是一回事，自然有人议论赞叹他作为上司的肚量气度，对于冬娃不存在这样的舞台。我看出她常常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她清楚自己不要什么。这样的见识不是每个人都能消受。对我来说它是一件奢侈品，奢侈得像一对男女之间的感情，不，像两个自然人之间的泉水一样的关系。

饭后我沿东湖走回家，路上碰见两个同事，对我微笑点头。她们是小圆圈里的人，平日消息最是灵通。晚风里有一种暖的花香，小公园里锻炼的人们身影幢幢。半空中蝙蝠发出尖叫声。一夜无梦。次日上午，我把当天工作处理完，临出门外事科长来电话，邀请我参加晚上的饭局。那天下午直到深夜，我和大王他们在一起。公司筹备一个微电影项目，让我负责剧本。连着两天在餐桌上谈，我喝了混酒，回家蒙头大睡。这种情况维持了一周，以至培训班结业当天，我居然忘了冬娃下山的事。后来因我祖父病重，当晚我回乡待了几天。紧接着去省城参加为期两周的培训，其间不批准外出。春天就这样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个春天紧锣密鼓，又这样短暂。冥冥中似有一张幕布在落下。我再没有做过噩梦，不用说，身上的病好了大半。冬娃像是没有回来一样，一直没看见她人。不久我听说了外事科长在山上大闹会场的事，他们说这是冬娃没来上班的原因。外事科长芳龄三八，上任不久就显示了突出的公关能力，和在内外事务上的强悍作风。据说作为同样善于组织语言的未婚女性，外事科长教训了冬娃一顿。有关具体的场合，有人说是电梯里，有人说是卫生间，有个归纳性判断是从电梯转战卫生间延至会场。最离谱的说法是在回程轿车上，她们幅度很大的动作使得车子一度失控，差点撞到迎面驶来的一辆奥迪。

冬娃额角一道粉红疤痕，是那个事件留下的后果之一。此外据说她的发量有所减少。我对冬娃产生一种陌生的畏惧，确切地说是敬意，是从那一道伤疤开始的。我每天观察那道微凸的疤，它消退得非常慢；这说明她的皮肤不像二十岁那样有弹性。它的曲线那么微妙，有点发亮，像一个月牙镶在她眉心之上。或者说，像一个做工精巧的微型勋章。由它的形状、色泽我总是联想到许多互不相干的事物，冬娃从生理到心理的修复需要五年，还是一瞬间？伤疤的产生和生长将把她把我带向一个什么境地？这些无从判断因而让人着迷。外事科长的指甲蓄得又长又尖，涂成血红，事发当天被大王勒令剪短磨平。我回想起那夜在红人馆谈微电影，外事科长敬我酒时，那副凶器已经消失。她的十根手指粗壮有力，紧紧攥住酒瓶。酒水注入玻璃杯中，冒起欢畅的疼痛般的水泡。有关那夜饭席间冬娃所谓的娼，我和老鼬包括在座淑女们不能接受的那个称呼，不至于传到外事科长耳朵里。那个称呼直接枪毙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存空间更加逼仄，经不起推敲。现在，冬娃额头挂彩，留下伤疤，她受到了教训。现在我们同病相怜，或者说，我们成为了真正的队友，伙伴，同路人。

我要报警，我要离开。

冬娃说那些话时，我站在她客厅里。我手心包住钻戒盒，如用绒布藏住暗器。现在正是它登场的时机，抛开我的诚意不说，它是一枚救场利器。或者说，一枚恰逢其时的奖章。

有关新上任的科长如何在公共场所碾压下属，各种传闻版本不一。这对冬娃是个打击，有损她自我设定的大众形象，为此她请了公休假。当晚我给她打电话，冬娃在电话里的声音像被什么塞住了喉咙，发出庞然大物进食时产生的杂音，那不是有良好教养的女人发出的声音。在踏进冬娃的房门时，我意识到我是恨她的。这念头让我吃惊，我无法摆脱那样一层对她的印象：在她反复发出报警这个词，带着火鸡扑腾翅膀般的快活颤音时，她是想让山上山下所有人都注意到这件事；他们没来由地爱上她，或者诋毁她，对她来说都一样。假如其中有一位贵人，他为她倾倒，他的爱也不能使她屈服—这是我恨她的原因。冬娃仿佛不清楚这一点，正是贵人的爱使得她尊贵。而从来不是我们的婚姻，不是我能给她的任何事物，包括我们从未讨论过的蜜月。她假装不知道，不承认，并摆出震惊的姿態，伴之以疟疾般急一阵缓一阵的颤抖；她单等我向她拜伏，乞求她放弃报警，以此报复我五年来不曾献上膝盖的卑劣行径。可是，没有比今晚下跪更卑劣的了。

可怜虫，冬娃合上浮肿的眼皮说。

我从两个膝盖间抬起脸。我恨大王，还是说我恨冬娃多一些？

她去了浴室。我喝光了一瓶水，感到心烦意乱。她像是在洗脸，水声响在梦里一样。这两个小时多么可怕，我不该出现在这里，我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戒指在桌上发着冷光，像搁在那里已经几个世纪。落地灯光有种荒诞意味。水声停了，门被拉开。冬娃湿答答站在客厅中央，她手握一把剪刀，眼皮上沾满碎发，肘部在滴水；她的视线直愣愣的，也在滴水。她说，……我不要再给人抓住。

冬娃的后颈白得放光，耳垂后有两道暗红的划痕，像在邀请我添上几道。我伸出食指碰了一下。冬娃侧过头，盯着地面说，动手吧。我审视着手里的剪刀，把刀口举起，虚拟地朝空气咔嚓几下。我心里升起了一股烟雾般的快感，对冬娃的怜悯完全消失了。我抓住了冬娃的乌发，一圈一圈缠在手上。她的颈被我拉成一把弓。我心里重重地响起鼓点。另一道细弱的钢丝般的旋律，发出间歇性的呻吟。我从背后箍住她，心脏挂在她突出的肩胛骨上。她一动不动，我感到她在生理心理上没有平复下来。

我带走了夹着几根短发的剪刀，连同戒指盒放在胸前口袋里。它们发出轻响，使我想到冬娃的心跳，像一架古老的钟发出咯吱声。我把冬娃留在她的一居室里，关上落地灯。我穿街过巷，先是我的脚，腿，再是脊柱，我的头，消融在整片黑暗里。我几乎感觉不到我的重量，我像一个幽灵，来到大王家楼下。那里有个篮球场，两个人在打球。我看了一会，给他们捡了几回球。大王的车正对篮板停放在不远处，他家客厅和卧室亮着灯。我在带露水的草丛间盘桓了半个钟头，闯进屋里。一屋子人，有的在拉琴，有的在喝酒，外事科长也在。她顶爱操办这类艺术沙龙，常常穿插念诗之类的节目。她当晚穿一身酒红色荷叶边百褶裙，像一个高傲的女仆，把我领进一个小房间。这个房间布置得富丽堂皇，挂着大幅酒红窗帘和水晶吊灯，大王穿着金丝绒睡袍，在火炉边闭目养神，脚下躺一只黑猫。导演和几个人围在桌边讨论剧本。门口有人高喊王师傅，给我端来一杯茶。大王动了一下眼皮，看到了我。我给大王修理了一下鬓角，他显得精神了些，也显得更胖。外面传来一阵狗吠声，房间里的人停止了交谈。十多条怒犬蹿到了脚边，有金毛，有边牧，有中华田园犬，有泰迪，曾经温顺的动物发出这样剧烈的嚎叫，让我头皮发麻。汗从后颈直线下流，落向我的尾椎骨。我掏出了枪，等等，应该是剪刀而不是枪。我看到镜子里我握着那把剪刀，对准大王的天灵盖。大王眉头一皱，血从眉心滑了下来。

我感到自己病情加重了。

下山后，冬娃对我态度平和；她面色晦暗如一朵失去春天的白兰。夜晚她抱住我，在睡梦中叹气。她意识到我在身边，就会迷迷糊糊抚摩我的脸。夜晚变得慷慨，我们相处的时间有增无减。冬娃没有向我要求更多的夜晚；这种愿望在我看来从前是迫切的，像是热腾腾汤碗上的水汽，从白墙上消失了。这种情况反而给生活增添了某种陌生的、令人振奋的东西。仿佛因为那个归还的戒指，遥遥无期的爱琴海，我们的关系前进了一步。冬娃带着锯齿形刘海、锁骨发在办公室现身，新发型既掩饰伤疤，又将那张脸烘托出摄人心魄的气场。她在山上经历的可怕之夜消失了。或者说，经历山中之夜的冬娃消失了。自从那个春夜，在意识到我终将失去她后，我的心一天天变得笃定。我清楚冬娃也对我产生了鸿沟一般的变化，这是世间男女无法用肉身填平、终生受困的无底洞。

夏天来临了。我没有感觉到这个季节的温度，每夜在修改剧本中度过。一天，我外出办事回来，发现梧桐树叶落满了湖堤。当天上午，总部发布了任命冬娃为分公司经理的公告。我沿着湖堤向下走，一直走到涨满的湖水边。我听见波浪在风中发出响动，沉闷，又快活。湖心亭里坐着一个人，夹竹桃开满了红花和白花，发出奶油的甜香。很多年以后，我还能记起那个傍晚。天将黑未黑，阴天的湖面像被蒙上一块蓝色滤镜，远处庐山和掠过的湖鸟都有些失真。天空没有夕阳，甚至没有鲜明的光线，异样得连一团云都没有。风越来越大，这预示着不会下雨，也不会有月亮。风在湖面受到了固体般的撞击，低声咆哮起来。湖水像一面旗帜在飘荡。一只瓢虫在湖面挣扎，发出细微的鸣叫。我看了一阵，等看不到它了，才发现天完全黑下来了。我伸长手臂去捞它，脚下一滑，一只鞋掉进了湖里。风把我另一只脚往下扯，从我身上自后往前碾过去，卷过来，似乎将我也当作了一面旗。我大半个身子都湿了，我犹豫着要不要松开攀住柳树的那只手。我的头，颈椎，脊柱，腿，全部融进烟雾里。有那么一刻，我什么也看不见。虫子，我的鞋，像从未存在过；或许它们在湖底找到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