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写作中的叙事与策略
——以《牛津西方音乐史》艾夫斯叙事文本为例
2023-09-05程妍惟
剧影月报 2023年2期
■程妍惟
作为“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塔拉斯金的学术研究蕴含着强烈的批判意识。作为其最厚重的学术成果,《牛津西方音乐史》2005年一经出版便引发了西方音乐学界的广泛关注,而掀起一场反思音乐史编撰的浪潮。
《牛津西方音乐史》完整涵盖了西方文明中艺术音乐历史构架的主要部分,其中亦有独具匠心的取舍和布局,大约40%的篇幅预留给了20 世纪音乐。耶鲁大学前音乐系主任丹尼尔·哈里森(Daniel Harrison)曾谈道,《牛津西方音乐史》本是一部20世纪音乐史,但塔拉斯金为了对其进行铺垫,不得已才编纂了一部完整的音乐史。不难发现,著作体现出的“厚此薄彼”实为“厚今薄古”,布局反映出的是塔拉斯金对不同音乐史断代的价值取向。据此,文章以20世纪音乐家艾夫斯为个案以观察《牛津西方音乐史》叙事特征。
一、《牛津西方音乐史》查尔斯·艾夫斯的历史叙述
《牛津西方音乐史》2010年再版后删去了索引与年表,卷压缩为五卷本。其中,第四、第五两卷均贡献给20世纪音乐,第四卷开篇直指“现代主义”,从马勒跨至1945年;第五卷由1945年起始,止于2000年。
第四卷中第四章、五章和六章可视为一个单元,三章均以哲学概念“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统筹。第五章“包罗万象”下设十个次级标题,而作曲家艾夫斯在前八节中被重点关注,其中内容视域繁杂多样,不论是作曲家、风格、作品、写作技术或音乐技法发展史、接受史,还是哲学观念及表现目的、作曲家心理和社会文化潮流等,都被有序地编织于一张精心布局的逻辑网络中,带给人一种琳琅满目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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