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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史研究述评

2023-09-04崔璐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23年8期
关键词:近代中国

崔璐

摘 要: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史作为中国图书馆史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其史料整理、发展史研究、个案研究一直被学术界关注。文章梳理了近代中国新式学堂的藏书史,提出通过系统调查与梳理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史料、全景式研究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发展史、注重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区域史研究、多维度挖掘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活动等措施,全面拓展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键词: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史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23)08-0087-03

1 背景

中国藏书史研究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并有丰硕的研究成果。19世纪末,叶昌炽发表《藏书纪事诗》,开启了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研究的热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形成体系,并日臻完善。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些有影響力的史学著作相继问世,如:许碚生的《古代藏书史话》,李希泌、张椒华的《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傅璇琮、谢灼华的《中国藏书通史》,任继愈的《中国藏书楼》,谢灼华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以及韩永进的《中国图书馆史》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学科内容。在以往文献中,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国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及寺观藏书等方面,对新式学堂藏书史研究关注得不多。

新式学堂藏书作为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时代的特殊性。新式学堂藏书勃兴原因的外部因素和内在理路、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关系,以及其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等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等诸多问题,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图书馆史至关重要,值得深入探讨。

2 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的史料整理

新式学堂藏书是近代图书馆运动的产物,有其具体历史背景:发轫于洋务运动的兴起,发展于戊戌变法时期,在清末新政时期达到鼎盛。关于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的历史资料,早在清末时期就有许多报刊资料可以考证,内容主要涉及新式学堂的藏书情况、开办公告及相关章程等。最早见报的是1880年《万国公报》刊载的《续同文馆题名录:翻译书、书阁藏书》,记载了同文馆书阁藏书种类及数量[1]。此后,1897年《集成报》刊登《南洋公学章程》,规定“公学设一图书院”[2];1902年,《北洋官报》刊登了《学务要闻: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章程》[3];1905年,《江西官报》发表《函告:洪崖学堂藏书记》[4];1914年,《申报》刊登《改设万木草堂之呈请》,记述了万木草堂被封及其藏书散失的情况[5]

至现代,李希泌、张椒华编著的《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对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史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该书收录了《同文馆书阁藏书》(清光绪十三年)的主张、《江南储才学堂购备中国各种书籍》《湖州崇实学堂广购图籍》,以及《京师大学堂》购书章程等一系列史料[6]。另外,吴晞的《从藏书楼到图书馆》、袁咏秋和曾季光的《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也对新式学堂藏书史料进行了整理和收录[7,8]

3 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发展史研究

当前,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发展史的研究尚未有专著出版,相关理论成果多散见于图书馆史著作中。例如,严文郁编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专设了“学堂图书馆之附设”章节,用以介绍湘省时务学堂藏书楼、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广雅书院藏书楼的附设情况,同时阐述了清政府颁布各类学堂章程对新式学堂附设图书馆的行政规定[9]。吴晞编著的《从藏书楼到图书馆》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回顾了中国古代藏书楼的近代化转变以及新式图书馆思想的形成和实践,同时着重阐述了最具影响力的一批学校图书馆的创设,如最早的学校图书馆同文馆书阁以及天津北洋西学学堂藏书室、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等,介绍了其藏书活动,并分析了这些新式学堂藏书的历史与现实意义[10,11]。此外,程千帆、徐有富编写的《校雠广义·典藏编(修订本)》也对近代中国学校图书馆进行了介绍,包括同文馆书阁、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南洋公学藏书楼的创设[12]。2017年,由韩永进主编的第一部真正意义的中国图书馆通史《中国图书馆史》问世,其中近代图书馆卷将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进行了更清晰的历史分期,划分为维新变法、清末新政等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阐述[13]。除了通史、断代史系列著作,另有董乃强主编的《中国高校师范图书馆史》,该书以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和优级师范学堂图书室为代表,阐述了高校师范图书馆史的萌生过程,同时提及其他各省新式学堂藏书,如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藏书楼、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藏书楼、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图书室的创设情况等[14]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嬗变主要以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为主线。近代学校图书馆运动的发展是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和西方图书馆思潮两种力量的影响下发生的,具有鲜明而独特的特点。由于近代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影响力较大,因此上述通史类图书馆史著作更偏重于近代公共图书馆运动的研究,对于近代学校图书馆仅择取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新式学堂藏书进行阐述,对整体中国近代新式学堂藏书发展史的研究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与研究。

4 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的个案研究

最早对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进行个案研究的是湖南省《文艺志》编写组,1980年该编写组撰写《湖南学堂、学会藏书楼的兴起》,介绍了湖南学堂、学会藏书楼兴起的背景、藏书来源及借阅章程[15],是目前我国唯一一项研究某区域新式学堂藏书史的学术成果。近年来,新式学堂藏书史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重视,其中尤以对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研究最为显著,学者对其研究比较集中,如:姚伯岳发表的《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记略》《京师大学堂第一座藏书楼原址小考》《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历任负责人考述》等文章多角度揭示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情况[16-19];邢慧玲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首任提调李昭炜行实考略》、何玲的《被人遗忘的关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三个章程》等也是围绕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展开的研究[20,21]

其他新式学堂藏书个案研究内容涉及藏书处名称考证、藏书类型、来源等。例如,苏全有的《万木草堂藏书考》介绍了广州万木草堂藏书来源、利用效果及流向[22];顾烨青的《通艺学堂首次使用“图书馆”之名考》考察了张元济在馆名的选择上经历了从“藏书楼”“藏书馆”到“图书馆”的变化过程[23];张根华的《清末福建教育办学中的日文藏书研究》研究了福州东文学堂与全闽师范学堂的日文藏书缘由、管理、类型、基本特征、传承历史、特色与价值等[24];胡彩云的《福州东文学堂及其藏书》介绍了福州东文学堂的藏书种类以及其与学堂开设课程的关系,并考察了其藏书的流变与传承[25]

5 后续研究思路

5.1 系统调查与梳理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史料

相关资料显示,截至1912年,中国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总数已达8万余所[26]。浩浩荡荡的新学运动直接推动了新式学堂藏书的发展,各地的新式学堂都附设了藏书处所,藏书数量相当可观。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的历史资料散见于报刊、专著、地方史志等文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亟待学术界进行全面搜集与整理。此外,学术界还可通过历史资料对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的附设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包括创设年代、藏书机构名称、藏书数量、藏书种类、藏书来源、借阅规章等,为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5.2 全景式研究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发展史

近代中国新式图书馆发轫于西方传教士的在华藏书活动,在此思潮影响下,“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接纳了西方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和管理方法,从而自主创办新式图书馆。近代新式学堂藏书是基于新式图书馆理念推动产生的时代产物,具有过渡性和特殊性特征,其肇端是洋务派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书阁,随后全国各地新式学堂藏书蔚然成风。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是在教育改革和西方图书馆思潮的碰撞与交融中发展起来的,体现了国人筚路蓝缕的图强探索。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新式学堂藏书都演变成为近现代学校图书馆,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学术界亟须对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的勃兴缘由、发展流变、历史意义等展开多维度、全面、深入的研究,系统调查与全面梳理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史料,全面勾勒其形塑过程和历史走向。

5.3 注重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区域史研究

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变革,区域史研究能够深入了解一个地区的时代背景、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等。晚清时期举国上下开展新式学堂运动,不同区域的新式学堂及藏书都有其独特的地方特点和文化属性,具有极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随着图书馆区域史研究的日渐繁荣,学术界应扩大对区域的新式学堂藏书史的研究,以促使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更加丰富和全面。

5.4 多维度挖掘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活动

近代中国人才辈出,许多新式学堂的创设者、管理者,如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身兼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出版家、藏书家等多重身份,推动了近代中国新式学堂藏书运动的发展,对近现代中国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学术界以人物为中心,结合时代背景,多维度挖掘新式学堂藏书创设者、管理者的藏书纪事活动、藏书思想与藏书贡献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续同文馆题名录[J].万国公报,1880(587):3-5.

[2] 南洋公学章程[J].集成报,1897(12):10-15.

[3] 学务要闻: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章程[J].北洋官报,1906(6):12-13.

[4] 张树芬.函告:洪崖学堂藏书记[J].江西官报,1905(19):40-42.

[5] 改设万木草堂之呈请[J].申报,1914(3):7.

[6] 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85-106.

[7][10] 吴晞.从藏书楼到图书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39-72,131-139.

[8] 袁咏秋,曾季光.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72-75.

[9]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M].台北:枫城出版社,1983:12-16.

[11] 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1550-1564.

[12]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典藏编(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20:142-144.

[13] 韩永进.中国图书馆史(近代图书馆卷)[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37-62.

[14] 董乃强.中国高等师范图书馆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36-40.

[15] 湖南省《文艺志》编写组.湖南学堂、学会藏书楼的兴起[J].湘图通讯,1980(2):42-43.

[16] 姚伯岳.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頭[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6):103-108.

[17] 姚伯岳.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记略[J].图书馆,2018(12):46-51.

[18] 姚伯岳.京师大学堂第一座藏书楼原址小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1):90-96.

[19] 姚伯岳.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历任负责人考述[J].图书馆论坛,2020(4):94-100.

[20] 邢慧玲.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首任提调李昭炜行实考略[J].图书情报研究,2015(2):88-92.

[21] 何玲.被人遗忘的关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三个章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6):106-110.

[22] 苏全有.万木草堂藏书考[J].图书馆论坛,2012(3):70-74.

[23] 顾烨青.通艺学堂首次使用“图书馆”之名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2):87-93.

[24] 张根华.清末福建教育办学中的日文藏书研究[J].三明学院学报,2016(3):80-85.

[25] 胡彩云.福州东文学堂及其藏书[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20(1):91-95.

[26] 王笛.清末近代学堂和学生数量[J].史学月刊,1986(2):109-112.

(编校:徐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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