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娜

对于传记的价值，田本相曾说道：“如果一部传记，能够尽可能地提供一些原始的材料，为他人或后人写出更好的《曹禺传》做些准备，我也就心满意足了。”[1]事实上，田本相《曹禺传》不但为此后的曹禺传写作打下了基础，而且也为曹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可以从后来的曹禺传记和曹禺研究征引《曹禺传》的数据来说明。更重要的还在于，学界也普遍认识到了这部传记远远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已成为曹禺研究的集大成者。例如，邹红认为，《曹禺传》是建立在田本相曹禺研究基础上的重要成果，在曹禺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打算研究曹禺戏剧创作的人或许可以不看《曹禺剧作论》，但绝不能不看《曹禺传》；而一个看过《曹禺剧作论》或其他同类著作的人，更会自发地对《曹禺传》产生兴趣。”[2]应该说，这是基于对田本相《曹禺传》学术影响的客观评价。

田本相对《曹禺传》所产生的影响，也曾有过这样的自我评价：“从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到邹红《“家”的梦魇》等，《曹禺传》中所提示的资料，为他们的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契机，为此我感到欣慰。”[3]笔者梳理统计，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直接引用田本相《曹禺传》的材料有七十余条，至少可以说《曹禺传》丰富了钱理群曹禺研究的史料基础，使其立论更加坚实；邹红《“家”的梦魇》从心理和家庭婚姻视角分析曹禺剧作中“家”的意象，也有《曹禺传》中关于曹禺童年及其家庭、婚姻情况叙事带来的触发。客观地说，钱理群、邹红等学者的曹禺研究成果首先是建立在他们自身多年的学术积累上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田本相《曹禺传》的出版，尤其是访谈录所形成的第一手资料，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言说的空间。时至今日，作为田本相曹禺研究的集大成者，《曹禺传》仍然具有很强的学术增长力，显示出和曹禺研究在史料拓展和观点延伸上的不断对话。

征引田本相《曹禺传》的学术期刊论文数据分析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田本相《曹禺传》1988年出版后到2019年的三十多年间，全国学术期刊征引田本相《曹禺传》的学术论文高达659篇[4]。征引论文数量的多少，折射出《曹禺传》参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为了展现二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系，笔者对659 篇征引《曹禺传》的论文的观点和所征引内容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统计来看，659 篇征引《曹禺传》的论文中，除去重复发表的7 篇、专门研究《曹禺传》的论文8 篇，以及田本相本人的论文1 篇，实际征引篇目为643 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将田本相《曹禺传》中的叙述、材料等作为史料加以引用，表明征引者认同田本相传记中的史实叙述和观点，显示出戏剧家传记作为史料信源的价值。这类引用将《曹禺传》作为史料，所引内容和论文整体观点间并不存在推动关系，只是单纯引用和镶嵌史实，在行文中验证某一细节或者小观点。此处以《〈雷雨〉的风化、通俗和现实——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不同接受群体的“众声喧哗”》[5]为例，这篇论文主要是对《雷雨》在发表后至20世纪40年代的接受研究，所引用《曹禺传》中的叙述“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不独思想上背乎时代精神，而情节上尤有碍于社会风化。此种悲剧，自非我抗战时期所需要，即应暂禁上演”[6]，也即主要为了凸显国民政府对于《雷雨》演出的限制。而这一点并不能够说是《曹禺传》的主要观点，仅仅是一条叙述史实。这种引用并没有构成该文主要观点上的互动和叙述空间的进一步开拓，因此笔者认为它和《曹禺传》之间就是简单的史料征引关系。这类征引的篇目很多，约占五分之四。之所以只是个概数，是因为有的征引并不能单纯地划归为史料或者观点，史料本身也是观点的一种，二者彼此之间有交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对于征引的是史料还是观点的区分，也只是一种统计方法上的权宜做法。

另一种对《曹禺传》的引用是在其基础上“接着说”，从而形成进一步阐发或者新的学术空间，这一类文章大约有百余篇，涉及比较广泛。而要厘清这一点，有必要再对田本相《曹禺传》的贡献和特点进行回顾。概括来说，田本相《曹禺传》的价值形成的共识集中为：一是忠实地记录了“一个在明暗相交的人间不断渴望创作的巨大生命”[7]，也即田本相对曹禺“苦闷的灵魂”的揭示，这一点既包含曹禺的内在精神梳理，又涵盖因前后期创作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曹禺现象”；二是通过对曹禺的童年叙事，不但揭示了曹禺的苦闷来源，也呈现出了他的女性意识和恋母情结。《曹禺传》用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对其童年经历的充分描写，为曹禺研究从心理分析和女性意识视角阐释曹禺剧作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三是对曹禺家庭、情感的书写所提供的从家庭、情感视角分析曹禺剧作的可能；四是对曹禺剧作诗意和诗化现实主义的揭示，对曹禺话剧代表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的判断；五是对张彭春与曹禺关系的发现，即“没有张彭春，就没有曹禺”，等等。这些论断有大有小，并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囿于评论者（包括本文）视角的局限，也并不一定全面，但对田本相《曹禺传》的价值和意义提供方向性的判断是大体无虞的。

本文将曹禺研究和《曹禺传》对照来看，发现这些征引该传的文献呈现出来的对应主题主要有如下几个：一是探讨前后期曹禺创作断崖式下滑以及晚年创作枯竭的原因，也即对“曹禺现象”的思考（13篇）；二是关于曹禺的女性意识的分析（9 篇）；三是运用心理分析来解读曹禺、曹禺剧作及其人物（11 篇）；四是重说曹禺的“苦闷”形象（6 篇）；五是论述田本相剧作的诗意或者诗化现实主义风格（4 篇）[8]；六是论述曹禺与张彭春的关系（2 篇），等等。此外，还有很多细微的方面，如对《曹禺传》首次发现的《今宵酒醒何处》的研究（1 篇）；也有从更宏大的宗教文化视角展开阐释的研究（24 篇），等等，不一而足。

和单纯的史料征引不同，这一类研究和田本相《曹禺传》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对话和碰撞，从侧面显示出《曹禺传》以史料的形态和观点的互动充分渗透进了现代文学研究。尽管各主题的篇目数量不同，但综合考虑这些学术话题的影响，笔者选择了两个个案对《曹禺传》和曹禺研究之间的互动进行考察，以期呈现曹禺研究如何在《曹禺传》的基础上“接着说”，呈现了什么样的思想路径，在哪些方面产生了推动、促进和启发。尽管史料和观点同等重要，但史料的作用较为明确和一目了然，对田本相《曹禺传》和1978年以来的曹禺研究的关系进行阐释，则更能呈现《曹禺传》对曹禺研究在思想和观点上的开放性。

当然，力图在《曹禺传》和曹禺研究之间发现一种互动关系还需时刻保持警惕，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很多不确定的模糊地带。比如，田本相认为《曹禺传》对钱理群的《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提供了至少是“深入的契机”，然而钱理群所列的感谢名单中偏偏不见这本书。这并不是说钱理群对此进行了有意回避，而是恰恰想阐明，由鲁迅、周作人而转向曹禺戏剧研究是钱理群自身的内在学术诉求，也即他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探寻，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不能确定就是田本相《曹禺传》对其的触动和促发。只能说，如果没有田本相《曹禺传》，钱理群的《大小舞台之间》也许在史料上没那么丰富。从剧作抵达戏剧家的心灵是文本分析的重要路径，这和戏剧家传记从生平外部史实呈现戏剧家的精神同等重要。

因此，同样考虑到从宗教文化视角阐释曹禺其实并不是田本相《曹禺传》的重点，这一主题的讨论背后的因素更为复杂多元，该传只是在基本事实上有所陈述，并不能归于传记的作用，本文也就没有选择将其作为对象展开论述，而是选取了曹禺前后期作品差距的被称为“曹禺现象”的话题，以及《雷雨》发表过程中巴金和靳以起了什么作用的争论作为案例，从而发现《曹禺传》和曹禺研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对话与观点碰撞，以及怎样的史料推演和互证关系。

碰撞与对话：关于“曹禺现象”或曹禺“第六部名剧”的互动

曹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思想转型、创作危机以及晚年创作枯竭的话题，后来被称为“曹禺现象”在学界引发讨论。考察来看，对于曹禺前后期创作差异以及后期缘何没有传世作品问世的探讨，这一话题和《曹禺传》发生关联的学术论文有13 篇[9]。其中，如贺仲明《转型的艰难与心灵的归化:“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认同》[10]等文，曹禺仅仅为其中一个案例，论述展开并不充分。有鉴于此，本文仅从中选择代表性较强的4 篇：杨景辉《论曹禺的“局限”与戏剧创造》[11]、张志平《曹禺的“第六部名剧”》[12]、王卫平《曹禺写不出“第六部名剧”原因再探》[13]、章涛和陈国恩《在迈向“人民文艺”的途中——“曹禺现象”新论》[14]进行管窥。通过这4篇文献和田本相《曹禺传》以及《焦虑·苦闷·残废——对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寻》[15]进行对读，以期切实发现传记和现代文学研究之间不断碰撞、不断对话的关系。

田本相认为，他对“曹禺现象”的关注在《曹禺传》中已经有所体现。该传除了呈现曹禺1949年后思想变化所导致的开明版修改原作事件，遵命创作《明朗的天》《王昭君》，而1978年后又表现出对这些作品并不满意的心理，田本相认为自己在该传中借助黄永玉的信，呼吁曹禺“把你心中的宝贝交出来”——如果换个角度来考察，这种期待也可以认为是对曹禺没有“第六部名剧”问世的反思。所以田本相有这种说法：“我写《曹禺传》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在力图回答这个问题了。我之所以诚恳地征求曹禺先生的意见，将黄永玉给他的信写到传记之中，也是想引起大家的思考。”[16]后来证明，田本相对曹禺1949年后思想的波动和晚年无法摆脱的苦闷的呈现，已经成为曹禺研究的前文本，曹禺研究基本上已经认同这一事实。

杨景辉《论曹禺的“局限”与戏剧创造》在田本相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基础上试图接着说，认为造成“曹禺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外部的导向和压力，也即“左”的文艺政策和思潮对曹禺的冲击；二是曹禺自身的问题，也即胆小怕事的性格弱点，导致了创作“失误”和精神的逐渐“残废”。杨景辉的观点代表着一段时间以来对曹禺现象的认识，也即“政治决定论”说。其实，早在杨景辉之前，钱理群在批判极左思潮对曹禺的外在束缚时，认为社会时代的外在限制已成了曹禺的潜意识，造成了他内在的自我限制，“曹禺的自我生命创造力与戏剧生命创造”[17]没有彻底解放出来，这是曹禺的悲剧。这种说法尽管表现出了要超越时代局限的努力，但究其根本，从曹禺胆小的性格特点和外在环境对其创作力的束缚等来深挖这一悲剧，仍旧是流于表象，并不能解释曹禺缘何从1942年就出现这一变化，以及创作观和现实融入之间的矛盾和裂隙。

这一话题在张志平《曹禺的“第六部名剧”》（以下简称“张文”）中得到继续探讨。张文提出曹禺在1942年改编完《家》以后，就已“才思枯竭”，这才是导致他写不出“第六部名剧”的根源，不是时代原因，更不是“怀才不遇”。张文正是沿着田本相于2008年提出的曹禺创作的三个危机展开论述；所不同的是，张文将曹禺“才思枯竭”的时间点提前至1942年，并不认同田本相《曹禺传》透露出来的“精神残废”的说法。此外，张文所说的“第六部名剧”一方面实指曹禺缘何没有写出有形的“第六部名剧”；另一方面又用此来喻指曹禺后半生复杂的心理状态，认为曹禺的后半生本身就构成了一部戏——无形的“第六部名剧”。

对于张文的这一认识，王卫平《曹禺写不出“第六部名剧”原因再探》（以下简称《再探》）进行了回应，认为曹禺的“枯竭”不是“才思枯竭”，而是艺术感知、体验和创作主体的内在自由出了问题，是生活、题材、体验、储备的枯竭。《再探》认为，曹禺写“五大名剧”时所体验的宇宙的残忍和冷酷，人的悲剧命运、精神挣扎、焦灼、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阴森和神秘，在新的时代面前已不合时宜，而新的创作体验和心理尚未建立。曹禺主观上的“感知、体验、积累的不足，创作着力点的不善于转换、迁移能力不强、创作主体的心理障碍以及性格、人格的缺陷等”和客观的时代环境共同作用，才是曹禺没有创作出“第六部名剧”的原因。《再探》引用《曹禺传》中的多段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每个作家都有他的一个‘生活库存’，鲁迅的‘库存’就是他的鲁镇，老舍的‘库存’就是他的北京四合院的市民，而曹禺的‘库存’就是他熟悉的自己的‘家’，以及和他的‘家’同类的资产阶级家庭、没落的封建家庭。他转而去试探历史剧，是不是透露了这‘库存’告罄的消息呢?不是他没有才华，他的才华依旧。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8]在某种程度上和田本相的观点形成了呼应。

章涛、陈国恩《在迈向“人民文艺”的途中——“曹禺现象”新论》[19]（以下简称《新论》）指出，曹禺在1949年后除了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个人不能真正掌握“人民文艺”的精神内涵，在主客体适应过程中文艺观呈现出矛盾状态，只能不断压抑“旧我”来满足写作的需要，使得他与主流话语的联系被切断，“新我”失去了主体能动性。这才是曹禺后来创造力退化的原因。《新论》将曹禺置于“十七年”时期的大环境中考察其身份及创作转型，并探讨这一过程中曹禺的心理焦虑，具有同主题文献的典型性。《新论》连引四条来自《曹禺传》的论点论据：一是引用该传对曹禺创作理念的表述“一个戏要和一个戏不一样”[20]来说明曹禺戏剧创作对于创新的自觉追求，又追溯曹禺早期在上海的民营电影公司时“要完全以工农为对象”,“必须从思想上生活上都要重新学习一下才成”[21]的思想认识，旨在说明曹禺创作转型理念上的认识起点，而又引用该传中曹禺的自述，1950年至1955年曹禺频繁表达“还不曾写出一个字来”,“深深感到愧痛”[22]来展示曹禺的心理焦虑和转型阵痛，并进而引用田本相对于曹禺此时创作的《明朗的天》“没有达到作者以前所达到的成就”[23]这一认识，在这一判断呈现出来的曹禺前后思想的差异的立论基础上深入下去，探讨曹禺在“十七年”时期中身份转型的矛盾和创作中的心理焦虑。

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其实是可以展示出《新论》所引用的《曹禺传》在观点上的支撑和启发作用。然而，从《新论》开篇立论的基础来看，是将田本相作为秉持“政治决定论”观点的学人之一进行批判的。笔者却以为，《新论》的这种认识恰恰可能是没有注意到田本相后期对“曹禺现象”的考察。如果说田本相《曹禺传》对曹禺创作历程从盛到衰的解读还不充分的话，那么，田本相《焦虑·苦闷·残废——对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寻》[24]（以下简称《探寻》）一文对1949年后曹禺心理变化的揭示，已经是向“主观内向面”寻找答案了。《新论》对田本相在曹禺现象上秉持“政治决定论”的批判，应该考虑到田本相后来在《曹禺传》基础上的深化。

按照田本相在《探寻》中的认识，曹禺一生经历了三次创作危机：第一次是1942年写完《家》以后，面临“大家庭”题材枯竭的危机；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转型所产生的危机；第三次是新时期后，面对着众人的期待和自我的要求，陷入创作的痛苦中，精神不断衰竭[25]。而更重要的是，田本相同样认为，不能把曹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笼统地归结于外部因素，他同样不赞成那种“带有政治情绪的简单判断”。田本相还以苏联作家的情况对比，以鲁迅所处的时代对比，“假如说，这个问题只是‘左倾’政治的记过，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当时苏联的一些作家，在那样一个情势下，写出一些好的作品来”[26]，反映出田本相从知识分子作家内在精神视角剖析曹禺创作危机的思考。在田本相看来，曹禺晚年的悲剧性在于批判精神的丧失，“曹禺的残废过程就是这种批判精神的消弱衰退的过程，所谓‘胆子越来越小’就是这样的批判精神锐减的表征”[27]。这一观点，说明田本相已经超越了单纯将“曹禺现象”归因于社会时代的简单认识，而是从知识分子的精神内部来考察其批判精神的委顿、锐减和丧失。基于这一点，《新论》认为田本相秉持“政治决定论”的观点，其立论基础并不严谨，应该需要重新考察和进一步对话。

通过梳理《曹禺传》和曹禺研究对“曹禺现象”的讨论，可以发现，《曹禺传》已经成为研究“曹禺现象”无法回避的文献，甚至是当前研究这一现象的叙述原点。这不仅是因为《曹禺传》呈现了1949年后曹禺的心理焦虑和认知错位，还在于《曹禺传》塑造出了曹禺晚年要创作大作品而不能的痛苦，这种精神上自我折磨的苦闷形象深入人心。曹禺研究已经接受了传记呈现出来的“事实”，这已经构成了曹禺研究的前文本。此外，《曹禺传》借助黄永玉的信发出呼吁所留下的思考，也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可以认为，关于“曹禺现象”的讨论，《曹禺传》提出了思考，引发了讨论的空间，而曹禺研究不断超越“政治决定论”“才思枯竭说”“精神残废说”等，引发对知识分子缺失批判精神的思考，对知识分子文艺观的矛盾和考察，也在对话与碰撞中走向深入。

推演与互证：“巴金发现《雷雨》说”的史料辨析

一方面，曹禺研究不断从《曹禺传》中生发出话题进行对话碰撞；另一方面，新文学史料也不断对《曹禺传》中的部分史实进行补充和辨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学术界对《雷雨》首演时间和地点的发现。过去一般认为，曹禺剧作《雷雨》的首演时间是1935年4月27日至29日，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的公演。学者刘克蔚经过考证，于1993年提出《雷雨》首次公演是1934年12月1日至2日在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此后，学者刘家思经过查询当年报纸刊登的演出新闻，并通过当年春晖学校的毕业生名单采访仍健在的当事人，证实《雷雨》首次公演的确是在1934年12月的浙江上虞春晖中学。这一史料的发现，改写了《雷雨》的演出史和接受史。然而可惜的是，这一史料并没有引起曹禺研究的重视，关于曹禺的几部主要传记迄今仍沿用旧说。如果说田本相1988年版《曹禺传》持原有说法是因为史料限制，而2009年再版却也忽略了这一史料，则笔者以为有可能是《曹禺传》没有注意到这一史料，因为这一史料“人证”“物证”俱在，已成事实，不存在争议，所不同的，无非是其影响力和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的公演相差较远。再如，刘艳的《曹禺》（评传）出版于新世纪之初，但也并没有更新此条史料，而且还认为《雷雨》在异域率先被接受[28]——因为史料和史实的不正确，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阐释则需要改写和重新斟酌。

如果说传记作者没注意到上述《雷雨》首演事实属于史料盲点，受视野所限，那么田本相再版《曹禺传》时对“巴金发现《雷雨》”维持原说，则明显是坚持己见的维护。具体说来，“巴金发现《雷雨》说”尽管不是源于田本相，但田本相《曹禺传》由于影响力之大，则常常被归责于是这一观点的“推波助澜”者。正反两方面都是从《曹禺传》中的这段判断性叙述来引发：“正是巴金把《雷雨》发现了，他以他无私的真诚之心，发现了曹禺的才能。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当然是破格的。巴金细心地作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这种对文学新人的热情，确像一个园丁。巴金发现《雷雨》，发现曹禺这个天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29]《曹禺传》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前有曹禺《简谈〈雷雨〉》中的确切回忆作材料：“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接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30]后有萧乾以文坛“老带新”的传统作为辅证，“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是《文学季刊》编委之一的巴金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的”[31]。从《曹禺传》所引用的材料看，这个结论的逻辑是自洽的。

对于“巴金发现《雷雨》说”的争议主要出现在世纪之交。田本相《曹禺传》出版后近十年，并没有学者就此提出疑问。1996年曹禺去世后，万方接续着田本相《曹禺传》中的说法，从自身的视角对这一叙述又作了补充和发挥[32]，致使“巴金发现《雷雨》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而率先质疑的是韩石山，他认为“巴金发现《雷雨》说”的神话是萧乾制造出来的，但田本相也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巴金修改《雷雨》校样一事进行了“移花接木”，使这一说法“发扬光大”[33]。此后，靳以后人南南（章洁思）、章小东分别发文[34]，为其父靳以正名，澄清“《雷雨》问世”的“误传”，认为靳以没有耽误或者阻碍《雷雨》的发表。

而对照前述所发现的征引田本相《曹禺传》的论文来看，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和辨析的有刘艳《为什么是巴金发现〈雷雨〉》[35]《〈雷雨〉公案与作家人品》[36]，以及石健《真情遮蔽下的深层隔膜: 靳以与曹禺剧作渊源探析》[37]等。刘艳在《曹禺》中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专辟章节进行辨析，与其两篇论文构成了一个整体，同样持论“巴金发现《雷雨》说”，从而进一步对田本相《曹禺传》在这一说法上的论述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然而，刘艳用巴金“我是第一个喜欢《雷雨》的人”来推论“靳以并没有喜欢上《雷雨》”，用靳以对巴金说法的沉默来推论这是靳以对“巴金发现《雷雨》说”的默认，并认为靳以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对自己未能慧眼识珠的惭愧”[38]，恐有违相关史实。此外，刘艳《为什么是巴金发现〈雷雨〉》从巴金和曹禺的精神特征和作品审美入手，论证巴金之所以发现《雷雨》是缘于二人的精神契合性，石健从靳以和曹禺二人创作上的隔膜和异趣来推论靳以缘何没有被感动并推荐《雷雨》，这实际上构成了同一事件的正反两面。而笔者以为，如果不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上，推论则有可能成为悖论。

对于《雷雨》发表一事，除了巴金1936年率先所说的“我是第一个喜欢《雷雨》的人”[39]，还有李健吾在1939年《时当二三月》中对此事来龙去脉的说明：“戏是有一出的，就是早已压在靳以手边的《雷雨》……不过，家宝没决心发表，打算先给大家看看，再作道理。同时，靳以和巴金都说，他们被感动了，有些小毛病，然而被感动了，像被杰作感动一样。靳以说：‘你先拿去看看。’我说：‘不，不登出来我不看。’”[40]后来，《雷雨》刊出时排到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之后，李健吾认为，这是因为“他和家宝的交情更深，自然表示也就要更淡，做一个好编辑最怕有人说他徇私”[41]。

这两篇文章由于距离《雷雨》发表时间不长，且当事人都健在，应该说是更接近实情的。从李健吾的说明来看，靳以曾向其推荐《雷雨》，并且被感动，表明靳以没有刻意压《雷雨》稿件。靳以和巴金都向李健吾推荐，因为彼时李健吾已经在剧坛小有闻名，但李健吾拒绝看《雷雨》手稿，其实是在表明不推荐的态度。而且这一说法和巴金自己的说法两相验证，更会发现靳以并没有压《雷雨》稿件。巴金曾对萧乾强调自己在《雷雨》发表中的作用表示不满：“关于《雷雨》，希望你不要用‘开脱’和‘积压’的字眼，这事情不能怪靳以。他的确对我说过，他把稿子给另一位朋友看过，那位朋友说：‘写得乱。’他就不敢用了。……你写文章表扬我，却把靳以扫了一下，这样……我死了，也难闭上眼睛，因为这不是我的交友之道。”[42]巴金用“死了也难闭上眼睛”这种比较严重的说法表达意见，说明其对相关历史事实和靳以的维护。据看过巴金原信的论者说，说《雷雨》“写得乱”的“一个朋友”在原信中是“郑振铎”，不是李健吾。“只有郑振铎认为《雷雨》‘写得乱’，才使靳以不敢用，怕有为好朋友‘开后门’的嫌疑，所以才请出巴金来为曹禺说话。”[43]至此，关于“巴金发现《雷雨》说”在新史料的多次论证中越来越明朗。笔者以为，应该是靳以并没有刻意压制《雷雨》发表，因为郑振铎的不同意见而发表遇阻，巴金被《雷雨》感动而奋力推荐，这才使得《雷雨》在《文学季刊》1934年第1 卷第3 期刊发出来。作为一个文坛新人的剧作，这个时间应该也是合理的，并不存在靳以刻意压稿的说法；而巴金对《雷雨》的发表确实有力荐之功。

对于学界沸沸扬扬的争论，并没有发现田本相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应。笔者在此冒昧揣测，田本相对相关争论应该是知情的——相比于肯定，人们可能对批判的声音更敏感，更何况还有论者直接把矛头指向《曹禺传》，这种声音不谓不强烈。然而，2009年《曹禺传》再版时，田本相对“巴金发现《雷雨》说”依旧未作任何调整，保持原说，这似乎也表明了田本相无声的回应和对所叙观点的坚持。

而这一史实的处理在几部曹禺传记中却不尽相同。胡叔和《曹禺评传》持论靳以因避嫌而压稿子、巴金发现《雷雨》[44]，但胡叔和传记出现较早，关于此条史料的辨析还没提到日程上来。张耀杰尽管避免直接叙述巴金发现《雷雨》一事，但对此事却笼统表述为“曹禺把《雷雨》的完成稿交到靳以和巴金的手中”，实际上混淆了曹禺把《雷雨》先交给靳以的事实，和史实有一定出入，也并没有辨析出二者的关系。对这一事件作出回应的是刘艳的《曹禺》和万方的《你和我》，不过这两部传记的处理意见却截然相反。刘艳《曹禺》以一定的篇幅对“巴金发现《雷雨》说”进行了捍卫，梳理了翔实的史料来验证巴金发现《雷雨》一事，并用两篇论文分别从作家人品、巴金和曹禺的精神契合来论证原因，坚持这一观点。尽管如前所述刘艳所叙存在推论上的瑕疵，但显示出以传记方式对曹禺研究动态的关注和互动。万方《你和我》则引用多方材料，从靳以的人品和曹、靳二人的友谊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和辨析，认为“靳以叔叔从来没有为自己解释过。……这就是他们，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尊重彼此的人格，互相善待，绝不想伤害任何一方，否则将也是对自己的伤害。”[45]从而达到这一问题的外部“和解”，消弭此前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所产生的误会。尽管没有过多评论，但万方在《雷雨》问世这一问题上为靳以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算是澄清相关史实，表明了对靳以的立场和态度。

“巴金发现《雷雨》说”看似只是一条史料真伪的辨析，实际上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史料范围，既涉及《文学季刊》内部人员编辑思想异同及话语权大小问题，更涉及当事人曹禺、萧乾等回忆历史细节的具体语境和叙述目的。对《雷雨》发表时的诸种争议和相关史实的辨析和厘清，有助于进一步考察《雷雨》接受的史前史，并进而在曹禺传记中呈现相对真实的历史现场。这类问题由于牵涉众多，不适合避而不谈，也不适合大而化之，还需谨慎对待。笔者以为，应该尊重巴金的说法，不应借此事苛责靳以。在《雷雨》问世的史实上，“扬巴抑靳”并不可取。《雷雨》的发表，靳以肯定是积极推荐了，这点应该给予补充说明。实际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不排除传记写作中所隐含的文坛传统的“老带新”的佳话心理和对传主生平的传奇性期待，而后继传记作者依照前说，对史料的辨析不够深入，难免会导致传记叙述辑录偏差和失误。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史料的发现都可以及时入传、入史。有学者曾针对史料难以入史的现象进行过批判，“材料的短缺和难以辨析，使得很多研究都难以推进。更加可惜的是，有些问题即便是已经挖掘出了史料，纠正了问题，也不容易被社会甚至是学界重视”[46]。比如上述《雷雨》首次公演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的说法均已有实证，田本相的2009年版《曹禺传》和刘艳2003年版《曹禺》，也都没有就这一史料的发现改写传记中的相关叙述。没有及时更新和改写相关叙述的事实，也反映出传记作者对新史料和曹禺研究前沿的关注度还不够深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史料盲点。

注释：

[1]田本相：《曹禺传·后记》，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 页。

[2]邹红：《田本相和新时期曹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 期。

[3]田本相：《砚田笔耕记：田本相回忆录》，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39 页。

[4]此外，董健《田汉传》初版于1996年，迄今为止征引董健《田汉传》的论文有177 篇；陈坚《夏衍传》初版于1998年，近20年来征引陈坚《夏衍传》的论文达99 篇。这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知网分别以“田本相《曹禺传》”“董健 《田汉传》”“陈坚 《夏衍传》”为关键词对收录论文中征引文献的检索，是一种不完全统计。考虑到知网收录论文的有限性，实际征引文献应该比这个数量还要多一些。

[5]参见刘方政、徐颖：《〈雷雨〉的风化、通俗和现实——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不同接受群体的“众声喧哗”》，《东岳论丛》2019年第5 期。

[6][18][20][21][22][23][29]田本相:《曹禺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 页，第325—326 页，第207 页，第361 页，第378 页，第79 页，第171—172 页。

[7]姚锡佩：《〈曹禺传〉的社会效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4 期。

[8]曹禺剧作的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说法，第一次出现是在田本相《曹禺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中。本文第二章对此有详细论述。

[9]章涛、陈国恩：《在迈向“人民文艺”的途中——“曹禺现象”新论》，《江汉论坛》2018年第7 期；王卫平：《曹禺写不出“第六部名剧”原因再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9 期；徐颖：《曹禺晚年零剧作现象探因——从中期创作转型谈起》，《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 期；张志平：《曹禺的“第六部名剧”》，《文学评论》2013年第5 期；杨景辉：《论曹禺的“局限”与戏剧创造》，《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1年第1 期；曹迪：《曹禺前后期戏剧转变之探析》，西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贺仲明：《新民族国家与“十七年文学”的身份认同》，《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4 期；曹迪：《建国后曹禺戏剧创作困惑之解读》，《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 期；田本相：《焦虑·苦闷·残废——对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 期；王建斌：《十七年时期作家主体精神初论》，兰州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林婷：《“蛮性”退化与艺术的改道——论曹禺后期戏剧创作》，《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 期；童姗、童伟民：《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的消长——论曹禺的创作道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 期；郑国友：《政治激情与艺术追求的融合——从创作现象透析“十七年”作家的精神气象》，《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4 期。

[10]贺仲明：《转型的艰难与心灵的归化:“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 期。

[11]杨景辉：《论曹禺的“局限”与戏剧创造》，《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1年第1 期。

[12]张志平：《曹禺的“第六部名剧”》，《文学评论》2013年第5 期。

[13]王卫平：《曹禺写不出“第六部名剧”原因再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9 期。

[14][19]章涛、陈国恩：《在迈向“人民文艺”的途中——“曹禺现象”新论》，《江汉论坛》2018年第7 期。

[15]田本相：《焦虑·苦闷·残废——对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 期。

[16]田本相：《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知》，《曹禺探知录》，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131 页。

[17]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1 页。

[24]本文是田本相200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讲座，发表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2 期。后以《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知》收入《曹禺探知录》，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25][26][27]田本相：《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知》，《曹禺探知录》，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132—137 页，第141 页，第141 页。

[28][38]刘艳：《曹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 页，第141—146 页。

[30]曹禺：《简谈〈雷雨〉》，原载《收获》1979年第2 期，见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5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7 页。

[31]萧乾：《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 期。

[32]万方在《灵魂的石头——纪念我的爸爸曹禺》中叙述道：“靳以叔叔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大约因为我爸爸和他的关系太近了，反而觉得不好讲话。我曾问过我爸爸：你为什么不问问呢?他说：‘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一年后，巴金伯伯看到了《雷雨》，读过后立刻决定在《文学季刊》上发表。”见《收获》1997年第3 期。

[33]韩石山：《这是巴金发现的吗？》，原载《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3 期，转引自刘勇、李春雨编：《曹禺评说七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141 页。

[34]南南：《〈雷雨〉是被靳以耽误的吗？——澄清关于〈雷雨〉问世的一个误传》，《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27日。

[35]刘艳：《为什么是巴金发现〈雷雨〉》,《南大戏剧论丛》2015年第2 期。

[36]刘艳：《〈雷雨〉公案与作家人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0年第2 期。

[37]石健：《真情遮蔽下的深层隔膜:靳以与曹禺剧作渊源探析》，《四川戏剧》2015年第4 期。

[39]巴金：《雄壮的景象》，天津《大公报》1937年1月1日。

[40][41]李健吾：《时当二三月》，《文汇报》副刊“世纪风”1939年3月22日。

[42]巴金1981年11月12日致萧乾信，《巴金全集》（书信）第2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43]艾春（陈思和）：《巴金与〈雷雨〉：往事重提说源头》中说：“我曾读过巴金先生这封信的原件，就是写了郑振铎的名字，大约是公开出版时才改成‘另一个朋友’。”见《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1月24日；又见陈思和：《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 页。

[44]参见胡叔和：《曹禺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第37 页。

[45]万方：《你和我》，《收获》2019年第4 期。

[46]刘勇、张悦：《从史料到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瓶颈与突破》，《社会科学辑刊》 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