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娟娟

（燕山大学,河北秦皇岛 066000）

一、缘起：神话再创造的契机

“神话重述”是英国的坎农格特出版社于2005年牵头发起的一场全球性文学创作活动，以重新发掘本国的经典神话为旨归，苏童创作的《碧奴》是这场文化盛宴在东方结缔的果实之一。[1]神话的魅力源自人最初认知世界的复杂情感与思绪，人从迷蒙、混沌中走出，原始而贫瘠的生产资料限制其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探索，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下，面对难以征服的自然，人在精神上阐发了遐思：探寻自己的发源、解答灾难的度过，在此之上最终谱成了人可以征服自然的变奏。相比于严肃文学，神话在想象力上“用力过猛”、神性压倒人性。这就在根本生成了“重述神话的难度”，既需要本真地还原人类孱弱之时面对苦难与恶劣环境的乐观与积极，又需要挣脱现代的枷锁，展现神性世界中人的踪迹。《碧奴》脱胎于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神话，在流传中演变出多个版本，从最初对“以礼处事”的歌赞，到对苛政的哀怨，无论原版还是流变之版，其核心皆指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和平稳定与安宁的向往。

“神话重述”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在古老朴素的愿望表达上得出现代人对自然、人际社会多方面的综合应对公式，一言以蔽之，人们希冀借鸿蒙时期先祖征服自然的勇气来破解现代的迷茫孤助。在中国，对于神话重述的力量派生又多出些许展望——以“重述”完成“重塑”。神话是民族的神话，在故事的积淀之下蕴藏着民族的史诗，展现民族风貌、挖掘神话的精气神、能在西方主流话语之下重塑中国形象……这些期盼要求重述必须在涅槃的基础上，烙印上民族色彩的同时生成众望所归的神性。[2]在这样的期望下，苏童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神话完全颠覆。名字的选择上，苏童更是将传统的命名习惯颠覆，在根本上定下了全文苍凉凄婉的基调以及女性主义高昂发声草蛇灰线。

孟姜女神话在中国已然被符号化，成为文化的象征字符，忠贞与反抗深入人心，面对神话重述对于主题地全新阐释与突破，苏童将隐喻作为方式、以重构作为武器，最终完成了对孟姜女哭长城神话的重述。

二、缘生：《碧奴》的隐喻艺术

《碧奴》全文都包围在隐喻之中，为了完成故事的新貌，苏童一直都在有意消解历史感，拉宽人与神话原貌的距离，在崭新背景下讲述碧奴的故事。

碧奴生在一个背负使命的村庄，因为先祖为被国王放逐山村的信桃君的死亡落泪，而遭到戕害，后辈便警惕地提防眼泪的进攻，学会用身体各个器官进行哭泣，不止于桃村所在的北山，连带整个青云郡甚至各个城镇，皆闻泪丧胆、望泪惊呼。对背景与身份的隐喻是苏童展开全新历史的策略，在隐喻之下“哭”本身也就成为一个能指，苏童用大量的描写去绘声绘色地讲述“哭”在全文之中存在的重要性，他甚至表示不知道“哭”与碧奴到底谁才是真正主角。大段的赘述反而抽空了哭的本意内涵，融入了许多附身的意味，各种含义在特定的时空延异、变形，不同的人在读取之后总能阐发新思。有人认为“哭”是苏童想象力的泄洪口，想象力的飞翔只能假借“哭”作为燃料填充。[3]苏童是利用哭与泪来营造压抑的局象，这种局象更像是对于原始恶劣环境的现代化书写，人们无法控制自我的情绪，在强烈的压迫下上下求索，找到释放的路径，正如同远古时期人们面对难以左右的自然，运用自己的智慧化解难题。在这层隐喻之上，苏童一次建构了全新的历史大观，孟姜女存在的历史被置换成碧奴存在的时空，在全新的困境之下，人们需要超越认知中的不可能、需要对教条发起挑战。在这种人类的自我找寻中，神性的基调被奠定，即人能成为自我的神，神性就此向人性过度。[4]

除了用隐喻消解神话天然附带的历史感之外，苏童还用隐喻彰显了封建阶级，碧奴来到百春台后拥有了新的身份：“泪人”，人们误以为碧奴是为投奔横明君做其门客而来，眼泪是她赖以生存的表演道具，碧奴在桃村的自由变异成侍奉，人的枷锁倏然形成，而在百春台还有着“马人”“鹿人”等群体，他们是在马荒的情况下甘愿成为满足君王骑射之乐的马和鹿，人为了生存放弃了本身固有的尊严和权利，这种对封建阶级冷血而残酷的隐喻，呼应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苛政背景，然而在奇妙的隐喻之下，瑰丽的想象力又不时迸出，拉开与历史的距离。[5]

为了讲好只属于碧奴的故事，苏童又用隐喻增设新的对立组，让碧奴的神话沾染上现代的审思。在历代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神话中，每一个元素的增添都与时代息息相关，伊始版本从简单的哭悼到哭得长城崩塌，是添加了西汉时盛行的天人感应学说；从单纯的为夫哭丧到千里送寒衣，是融注了乐府时送寒衣的习俗，而到了碧奴的版本，苏童则增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悖论。

在北山，人们的来源都与天空、大地密切相关。父亲在孩子降世之时，向东疾走三十三步，所见之物便是孩子的化身，男孩是日月星辰、飞鸟游云所化，女孩是大地上的万物所化。在《碧奴》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难以割舍的，人从自然中走来，最终也将归于自然，碧奴在送寒衣之前执意回到桃村去将一个葫芦埋葬，只因其是“葫芦”所化，埋葬的葫芦也就将自己葬身家乡，从而不必为此在半路死亡变成葫芦却漂泊他处而担忧。[6]到了百春台，碧奴被鹿人虐杀之时，对于自己的死亡之处也分外在意，要求回归大地、埋于土中。她凝重地将自己“葫芦”的身份挂在嘴边，对于条件的苛求，实际是原始的自然回归，这样的隐喻凝结于现代人与自然反转的关系之上，不同于神话时代，人类拥有的生产资料丰盈至已经能将人武装到制衡自然，在这种逆变之下，人与自然的距离被经济拉大、疏离。然而人又不能完全脱离自然，一方面人需求借自然的原始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在于现代人无处排解的情思往往寄于自然，《碧奴》中隐喻的人与自然之关系，正是现代所现的企盼。然而这种美好的期待却被打破，人们一方面对于自然亲近敬畏，另一方面又有着莫名的恐惧与担忧：碧奴寻夫之路有一只青蛙做伴，这是寻子的妇人所化，这只青蛙得到了碧奴的珍视与理解，却遭到青云郡中他人的冷眼、异化的马人之间相互猜忌，“青蛙的儿子”更是成了一句屈辱的话语，北山对于自然的尊崇被城郡消解，如同现代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将女性与大地挂钩，并不是简单地将男权树立，更是隐喻强调着母性，因为人类的根本就脱生于大地，碧奴身上的母性在鹿人之处得到彰显，鹿人将碧奴拉到鹿王坟守灵陪葬，碧奴难以接受这种死法，用眼泪和呼喊进行抗议，在这种场景之下鹿人们竟陷入恐慌之中，那种呼喊的声音让他们回想起自己生病时母亲上山喊魂的声音、回想起家乡。

三、缘深：《碧奴》中的重构

关于《碧奴》的主题再探，许多研究言指女性主义，诚然，孟姜女的妻子形象是其首要身份，在女性主义的批评视野下，她是被男性利用的女性形象。苏童对碧奴的“成长叙述”则让女性主义批评家倍感兴奋，称赞这是女性主义的温暖再现，是对女性成长的关怀，然而相比于对男性和女性这种二元对立消解的关注，在女性成长之外的其他性别重构被忽视。

在孟姜女的多版神话中，聚焦的目光皆是放在了孟姜女的行迹和思想表达之上，男性的存在微乎其微。而在《碧奴》之中，碧奴送寒衣是缘由爱情，这也是孟姜女哭长城的核心之一，然而万岂梁的存在是缺失的，作为情感渲染的一个有力切口，苏童并没有将这条暗线挑出，而是增设了另一个主角：刺客少器，文本中少器的身份是信桃君的后代，他的出场验证了眼泪被封禁那段历史的真实性，也补充了神话中所缺失的男性形象。

少器为复仇而来，从因为美貌被女子围观失败到最后的暗器藏鞋里被小孩偷走，他三次刺杀国王的行动皆以荒诞的失败告终。然而他又十分虔诚地进行复仇行动，甚至不惜断腿做活条去投靠衡明君，复仇的戏剧性失败与诚恳的复仇决心使他成为一个悲剧式的英雄，在少器的形象色板中，男性的刚强与坚韧确有体现，然而其中失败的沮丧与困顿成为形式上的无力感更让人印象深刻，这与碧奴眼泪所带来的力量调和，达成对女性成长关怀后男性与女性之间错位的和谐补充——女性也有力量，男性也存在脆弱的一面，不需要刻板地去界定其中的性别差异，男女终将达成一致的和谐，这种描述女性力量以柔克刚的新手段，成了《碧奴》重构的核心点。

四、神话的“突围”

大片的隐喻和主题的重构达到了重述的基准，即在坚持神话的原有发生逻辑之下去改造神话，将原始意象进行现代化的书写，却与神话重述的实质目的渐行渐远。在消解历史感之后，人性的冰山被不断放大，碧奴的泪直接展示了女性的柔弱，阶级的反叛、人的回归与男女性的和谐最终都依靠泪的完成，不得不说有些单薄。[7]苏童这种对于民间的关注仅仅是让“哭”成为民间话语的传话筒，碧奴在多重使命之下，应该被塑造成一个英雄形象，去为民间发声，可更多时候，碧奴与民间是疏远的，她从桃村走出之时便是独立的个体，与民间交互仅是让鹿人们有了片刻的失神、以泪与少器和小满对话，而对于桃村思夫的妇女、北郡受压迫而变异成半动物半人的群体、五谷城愚昧封建的民众，碧奴的发声难以传递，她的力量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体现，无法向更广阔的外部辐射发力。

苏童赋予了碧奴太多任务，她要消解人心的墙、让民众回归并敬畏自然、让大众坦然面对和认知苦难，然而碧奴的最大武器似乎却只有眼泪，连篇累牍对于“哭”的书写已经让人们感到疲惫，从用身体器官去“哭”到“哭”成为一种外力能让事物发生变化，神话那种具有传奇力量、不着逻辑与理性的神性虽说是在一步一步渐入人心，但到最后积蓄下来的力量没有得以爆发，如同鼓胀的气球在逐步放气，到最后只剩下干瘪——对于流泪的无师自通是碧奴神性的体现，从母亲去世之后，碧奴只会用歪歪乱乱的发髻去哭、后面用身体哭时让人感到惊慌，最后泪从眼里留下便有了实质的力量，大片的隐喻让人陷入泪水的迷宫，等到长城被眼泪击垮，大家已经不觉惊奇了，“哭”似乎就应该具备这种力量，这也是神性退位于人性的重要原因。[8]

毫无疑问，“神话重述”这场文学活动带来了强大的商业价值，“《碧奴》无疑是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图书之一……在6月的新疆书市上，《碧奴》新书预告遭到各地代理商的哄抢，订货量远超过10万册。”[9]这种消费市场下的火热是许多声音诟病《碧奴》的原因，认为它过度现代化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迎合受众，而没把孟姜女神话思维真正整合。[10]原始神话对于象化思维规律有着狂热的尊崇，然而这种思维方式纳入现代，人们或许能够理解内里的精神流动，却无法准确知晓当中的故事发生机制，现代人与文本塑造的神始终存在现实的距离，难以将精神性的力量显化，这就导致了传播的受阻，人们无法从原始神话里获取激励自我的刺激点。

神话重述的作者天然就被戴上了镣铐，不止于简单的商业预谋，这幅镣铐主要是现代与原始思维的不同、而现代又亟须从远古之中找到慰藉的矛盾招致。苏童或许一开始就未曾想把《碧奴》写成神话的意思，他对于孟姜女命运的认知是来自苦难与生存，想借重述来体现民间的阶级哲学，将这种智慧传递下去，就此而言，受众的多寡确实是重述应该在乎的事情，囿于这层考虑，人性便必不可能退居于神性，它需要一种普世的认知去传达民间智慧，而不是重现原始那种非理性与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11]神性的价值在于人可以去进行对自己的模仿，发现自己本身潜藏的力量；而人性在于让人明白自身的脆弱，进而寻找各种方式去解决生存与生活问题，目的指示让神话变异变成了在所难免的事情。然而就文本打量《碧奴》的价值所在，在重述的起步路上，创作者面对人性与神性的取舍没有多余的参考范本，苏童借用一系列隐喻和重构策略为人们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孟姜女不在而碧奴长存，她对于冷漠而变异的人际、冰冷而封建的阶级等苦难的突破成为这场重述的增值。

总结

重述神话这一文化活动从最初诞生就天然具备了巨大的价值，它提供了全新的文学创作出路，人们可以从原有的故事内核中找寻现代的表达方式。这种创作活动具有莫大的风险，一方面需要创作者在重述时警惕与历史的距离，去萌生新的故事，将神话的表达公式现代化，另一方面又需要发掘神话本体可以运用到现实的内涵，焕发古老的文化标本，窥探其中民族的精神色泽，将民族的伟岸形象展示出来。苏童创作的《碧奴》以隐喻与重构的手段抵达重述的彼岸，还原了社会的阶级与人心冷漠的问题，借碧奴打破了压抑、再现女性的成长，然而对于哭与泪的过分关注却让人性逼退神性，神话的本质在重述之中迷失，神是缺位的，泪的力量无法弥补神性的传奇与宏伟。尽管有着致命的缺陷，也不得不承认《碧奴》却是在神话重述中迈出了重要一步，苏童对于重述的策略打开了一扇新窗，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仍在路上。[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