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超，刘雨欣，王文姣

（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会计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四川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一、引 言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禀赋。我国自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对劳动力资源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2022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中，强调了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重点聚焦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探索。劳动力及其蕴含的人力资本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有效的劳动投资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价值的根本保证，故关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探讨愈显关键。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营商环境是企业重要的外部制度环境，涵盖了企业整个生命周期各种环境的总和，在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3-5］。在营商环境测评中，劳动力市场监管是一项重要的指标。现有文献对劳动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内部治理［6-8］、信息质量［9-10］、外部监督［11-13］等方面，鲜有作者从制度环境视角探讨其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因此，营商环境作为重要的外部制度环境，其优劣表现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以2008—2020 年沪深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营商环境如何影响企业整体的劳动投资效率，并验证营商环境在产业结构分类和公司治理方面表现的治理效果差异。进一步地，本文从经营环境、法制监管以及资源投入角度探究营商环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作用路径。此外，在拓展性检验部分，还探讨了营商环境优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治理效应是否会改变企业对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策略。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①已有文献仅关注营商环境对创新活动、经营活力等方面的影响，本文侧重于考察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关系，有助于评价优化营商环境的经济后果；②已有文献从环境不确定性方面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尚未有文献关注营商环境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本文基于营商环境组成要素的视角，探讨其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拓展了劳动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范围；③本文基于劳动密集程度、内部控制水平两个角度，对营商环境影响劳动投资效率的效果进行差异性分析，有助于更有效地发挥营商环境的治理效应，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营商环境是地区制度环境的重要体现，涵盖政府、金融、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其优劣会影响微观主体的投资活动［14］。本文基于营商环境要素视角，从信息、法治、政务三个方面探讨宏观层面营商环境对微观层面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

首先，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微观企业化解环境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保障。依据信息资源理论和管理者决策理论，外部环境因素是管理层进行投资决策行为的基础。卜君和孙光国（2020）［15］发现，管理者更容易在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情境下产生劳动投资非效率的行为。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能降低投资所需信息的成本［16］，降低环境不确定风险，抑制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其依据信息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其次，良好的营商环境会提高司法服务水平及执行效率。法治既是劳动力市场的内在要求，也是其良性运行的根本保障。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会影响地区使用法律解决纠纷的概率，使得诉讼风险这种不确定性因素被企业重视［17］。为避免潜在诉讼风险，企业在进行劳动投资决策时会更加谨慎，减少招聘裁员的随意性，从而提高劳动投资效率。最后，良好营商环境所建立的“亲清”型政商关系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方面，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越糟糕，其进行非生产性活动的动机就越强烈，对劳动者和生产性活动的依赖也会降低［18］。便利、廉洁的政务环境意味着行政审批、政府监管效率的提升，将有效约束政府的“有形之手”。另一方面，依据资源基础观理论，当企业不需要将大量精力用来与政府经营“关系”时，其会专注于生产活动，真正激发企业发展活力［19］。

综上，本文认为，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改善企业所处的信息、法治、政务环境，以此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

（二）营商环境优化、劳动密集度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营商环境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或因企业劳动密集度不同而有所差异。首先，劳动密集度低的企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相对较小，表现出劳动力调整成本较低、成本黏性弱等特点，对外部信息环境变化的敏感性更高，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较高时更易出现劳动投资非效率问题。良好的营商环境，能提供透明稳定的信息环境来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对效率的损害。其次，相较于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劳动密集度低的企业对劳动生产要素的依赖性较弱。相比其他生产要素，劳动力要素有较强的流动性和可逆性［9，20］，加剧了非劳动密集型企业招聘裁员的随意性，在“劳弱资强”的背景下更易产生不和谐的劳动关系，引发劳动纠纷风险。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高了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的重视程度，有助于提高其劳动投资效率。最后，宏观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度较低的企业，基于关系网络产生的非生产性活动投入能够为企业获得便利的行政审批等政策性资源［21］。这种投机行为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损害劳动投资效率［22］，而“亲清”型政商关系提供了便利、廉洁的政务环境，能减少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投机行为。本文预期，相较于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企业，营商环境优化进而改善劳动投资效率的效应在劳动密集度较低的企业更为明显。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相较于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在劳动密集度较低的企业中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关系更显著。

（三）营商环境优化、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制度，是形成相互制衡的控制环境的基础。《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3号——人力资源》明确了内部控制对企业劳动投资决策的重要作用。首先，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缺乏良好的控制环境，导致其抵御环境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较弱，容易滋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6，8］。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减轻代理问题。其次，经营合法合规是内部控制的基本目标。相较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差的企业内控制度尚未完善，难以有效控制因劳动合同纠纷引发的诉讼风险［23］。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有助于促进企业合规经营［24］，重视劳动投资效率。最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缺乏对管理层有效监管，更容易滋生腐败、寻租等非生产性行为，挤占生产性活动时间，造成企业资源配置扭曲，损害降低劳动投资效率。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下，政府会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促进市场形成竞争有序的状态［25］，推动企业积极完善自身内控制度，改变企业家活动配置偏好，通过增加生产性活动来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因此，本文预期，营商环境优化而改善劳动投资效率的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相较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中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关系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20 年沪深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1），参照已有文献（孔东民等，2017；李小荣等，2021）［26，6］，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金融类样本；②剔除ST 或*ST 以及当年新上市、已退市或被暂停退市的样本；③剔除员工人数不足30 人、企业总资产为0、流动负债及长期负债为负、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1 的样本；④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为避免极端值干扰，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14 023 个样本观测值。参考于文超和梁平汉（2019）［21］、周泽将等（2020）［4］的做法，本文营商环境数据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和王小鲁等（2019）［27］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获取；内部控制质量数据来自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DIB）；员工学历信息等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Wind）和同花顺数据库（iFinD）；业务招待费和差旅费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其他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变量定义及模型设计

1.解释变量：营商环境（BUSEN）

在营商环境概念提出之前，学者们大多使用各省份市场化指数作为代理变量，还有些学者考虑各省份内部不同城市间的营商环境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将营商环境的代理变量测度着眼于具体的城市层面，有助于更精准地刻画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本文参照于文超和梁平汉（2019）［21］、周泽 将 等（2020）［4］的 做 法，城 市 层 面 营 商 环 境（BUSEN1）用“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衡量，省份层面营商环境（BUSEN2）用“分省份市场化进程指数”衡量。

2.被解释变量：劳动投资效率（Abresid）

劳动投资效率表现为企业在劳动力投资上与最优水平的偏离度。本文参考已有文献（Jung 等，2014；孔东民等，2017；褚剑和方军雄，2020）［9，26，12］的做法，以企业雇佣员工数量的变动率来衡量净雇佣量（Pinnuck 和Lillis，2007）［28］，并构建模型（1）进行分年度分行业的多元回归，得到的残差绝对值为劳动投资效率（Abresid）的测度指标（即实际员工雇佣数量变化与最优员工雇佣数量变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值），该指标为反向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劳动投资效率越低。Mresid 为模型（1）的正残差，数值越大表明劳动投资冗余程度越高；Lresid 为模型（1）的负残差绝对值，数值越大表明劳动投资不足程度越高。

其中：Salesgrowth 为销售收入增长率；ROA 为资产回报率，即净利润与年初总资产的比值；ΔROA 为资产回报率的变化值；Return 为考虑现金红利的股票回报率；Size_R为年个股总市值的百分比排位；ΔQuick 为速动比率的变化值；Lev 为长期负债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lossbinX的取值方法为：根据ROA 的值以区间长度0.005 将−0.025~0平均划分为五个区间，若ROA 值的区间范围在［−0.005，0］时，lossbin1=1，否则为0；如ROA值的区间范围在［−0.010，−0.005］时，lossbin2=1，否则为0；以此类推。

3.模型设计

为了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优化治理效应，本文建立回归模型（2）：

根据现有文献（陈婧等，2018；李小荣等，2021）［11，6］的做法，本文在模型（2）中加入公司特征、财务指标以及与公司治理层面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长期负债比率（Lever‐age）、固定资产比率（FA）、资产息税前利润率（EBIT）、市值账面比（MB）、劳动人数比例（La‐bor）、劳动雇佣波动率（Std_net_hire）、现金流波动率（Std_cfo）、销售收入波动率（Std_sales）、财务报告质量（AQ）、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S）。为剔除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本文将资本投资非效率（|ABINV|）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的固定效应。

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所列。

表1 变量定义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平均数为0.255，标准差为0.326，与现有文献（孔东民等，2017；褚剑和方军雄，2020）［26，12］的统计值基本一致。根据Mresid 和Lresid 的样本数占比可得，36.09%的样本属于劳动投资过度，而63.91%的样本属于劳动投资不足。城市层面营商环境（BUSEN1）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046，且大部分样本所在城市的营商环境系数低于均值，这与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营商环境发展尚不完善、不均衡的现状相符；省份层面营商环境（BUSEN2）的最大值为11.310，最小值为3.450，标准差为1.949，表明不同省份的营商环境水平差异较大；省份层面营商环境（BUSEN2）和城市层面营商环境（BUSEN1）的分布情况有些许差异，说明虽然不同评价体系在指标量纲上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对样本结果所含信息影响不大。其余变量结果与现有文献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二）基本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3 为营商环境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2）为营商环境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整体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相关变量后，BUSEN1和BUSEN2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有治理效应，即当所处地区的营商环境越好，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越高，H1得到验证。

表3 营商环境与劳动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

此外，相较于劳动投资最优水平，还会存在高于或低于最优水平的可能，呈现劳动雇佣冗余和雇佣不足两种情况。本文依据企业异常雇佣数量变动率的正负符号将样本分为劳动雇佣冗余和雇佣不足两组，分别使用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列（3）至列（6）。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列（3）和列（4）解释变量（BUSEN1、BUSEN2）的回归系 数 为 负，但不 显 著，列（5）BUSEN1和列（6）BUSEN2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营商环境优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治理效应更多地表现为缓解了企业劳动投资不足。

（三）基于劳动密集度和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

本文借鉴陈婧等（2018）［11］的做法，采用员工人数与固定资产之比衡量企业劳动密集度，将样本按中位数划分为劳动密集度高和低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 所列。可以看出，列（1）BUSEN1和列（3）BUSEN2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列（2）BUSEN1和列（4）BUSEN2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进一步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方法，检验组间BUSEN1和BUSEN2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抽样1 000 次 获 取 经 验P值，得 到BUSEN1为0.020 和BUSEN2为0.249，BUSEN2的经验P值显示两组系数差异并不显著，但BUSEN2在劳动密集度低组的系数约为劳动密集度高组的两倍。以上结果表明，相较于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在劳动密集度较低的企业中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效应更显著，由此，H2得到验证。

表4 基于劳动密集度的调节效应

本文参照李小荣等（2021）［6］的做法，采用深圳迪博公司每年发布的内控指数来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将样本按年度行业内部控制指数中位数划分为内控水平高和低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所列。可以看出，列（1）BUSEN1和列（3）BUSEN2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列（2）BUSEN1和列（4）BUSEN2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进一步测算分组回归系数差异的经验P值，得到结果为0.027（BUSEN1）和0.093（BUSEN2），说明两组系数差异显著。以上结果表明，相较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中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关系更显著，H3 得到验证。

表5 基于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

（四）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检验。

1.替换劳动投资效率的衡量指标

本文参照陈婧等（2018）［11］、褚剑和方军雄（2020）［12］的做法，采用企业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与总资产之比（Net_wage）来衡量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进行多元回归，结果见表6 所列。可以看出，BUSEN1和BUSEN2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随着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也得到了改善，即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表6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2.替换营商环境的衡量指标

本文借鉴周泽将等（2020）［4］的做法，重新定义营商环境的测度方式，依次使用王小鲁等（2019）［27］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BUSEN3）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BUSEN4）两个分项指数来表示营商环境的不同侧面。此外，参照李志军［14］（2022）总结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将张三保和张志学（2022）［31］编制的“营商环境指数”作为营商环境的又一替换衡量指标BUSEN5（2）。按照上述定义营商环境的度量方式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 表7 所 列。可 以 看出，BUSEN3、BUSEN4和BUSEN5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4、-0.001、-0.001，且在5%、1%和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营商环境优化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因此在替换营商环境的衡量指标后，结论与前文仍保持一致。

表7 替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3.倾向得分匹配法

本文将营商环境（BUSEN）低于中位数的样本作为控制组，高于中位数的样本作为对照组，将模型（2）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计算倾向得分并对样本有放回地进行1∶1最近邻匹配，再将匹配后的样本进行Logit 回归，结果见表8 所列。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说明在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后，结论仍具有稳健性。

表8 倾向匹配得分法稳健性检验结果

4.滞后变量模型检验

营商环境作为衡量企业外部环境的宏观变量，对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影响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时滞性，故本文将营商环境变量滞后一期记为L_BUSEN1和L_BUSEN2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9所列。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与主回归保持一致，说明在考虑了营商环境发挥作用的滞后性后结果依然稳健。

表9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进一步研究

（一）营商环境影响劳动投资效率的机制

上文的实证分析表明，营商环境优化有助于改善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主要表现为缓解了企业劳动投资不足。那么，营商环境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呢？本文进一步从经营环境、法制监管以及资源投入角度来探究营商环境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作用路径。随着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宏观层面的信息环境、法治环境和政务环境将会得到改善，从而产生积极的劳动力治理效应，具体到微观层面表现为降低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劳动纠纷风险以及减少非生产性投入，从而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其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营商环境影响劳动投资效率机制

1.基于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机制

外部环境因素是管理层进行投资决策行为的基础。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高时，信息不对称程度会加深，这将加剧管理层在劳动决策中的代理问题，导致管理层机会主义难以被外部监督识别，此时环境不确定性成为掩护管理层进行非效率投资的理由。此外，依据信息资源理论和管理者决策理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了管理层基于环境信息进行市场评估的难度，削弱其作出有效决策的能力，导致劳动投资缺乏效率［15］。

营商环境优化有助于降低企业因环境波动面临的不确定风险，弱化管理层在劳动投资决策中的代理问题，降低其机会主义动机，以此提高其根据信息作出有效决策的能力，促进企业提高劳动投资效率［15］。为验证环境不确定性在营商环境优化治理效应中发挥的机制作用，本文参考江艇（2022）［32］提出的建议，通过构建模型（3）来考察营商环境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其中，环境不确定性（EU）借鉴申慧慧等（2012）［33］的做法，利用模型回归后的残差并剔除相关影响因素后作为其衡量指标，其余变量定义与主回归保持一致。

营商环境对环境不确定性（EU）的回归结果见表10 所列，可以看出，BUSEN 系数在1%的水平下负相关，说明营商环境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风险，从而提升劳动投资效率。由此，存在“营商环境优化—环境不确定性降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改善”的影响机制。

表10 基于环境不确定性（EU）的机制检验结果

2.基于劳动纠纷风险的影响机制

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其中，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改善该地区劳动力维权环境［34，24］。所处地区的维权环境越好，企业员工越倾向于运用法律条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此会增加企业面临的劳动纠纷风险。依据信号传递理论，当企业面临的劳动纠纷较多时，将向外界传递出企业劳动关系较差的信号，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点监管。因此，企业在进行劳动投资决策时会更加谨慎，减少招聘裁员的随意性，从而改善了劳动投资效率。

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完善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增强人们利用法律维权的意识，促使企业在进行劳动投资决策时更加谨慎，引导企业的劳动力水平向最优数量趋近，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为检验劳动纠纷风险的机制作用，本文参考江艇（2022）［32］的做法，构建模型（4）考察营商环境对劳动纠纷风险的影响。此外，本文借鉴蔡伟贤等（2021）［35］的做法，使用省级层面的每万人劳动纠纷案件立案数作为衡量劳动纠纷风险的代理变量，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其余变量与主回归保持一致。

营商环境对劳动纠纷风险（Risk）的回归结果见表11 所列，可以看出，BUSEN 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营商环境的优化增强了员工的维权意识，增加了企业在进行劳动投资时所面临的劳动纠纷风险，使管理者更加谨慎地对待劳动投资决策，改善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由此，故存在“营商环境优化—劳动纠纷风险增加—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改善”的影响机制。

表11 基于劳动纠纷风险（Risk）的机制检验

3.基于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机制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营商环境息息相关，而政府过度干预会导致越位和错位的状况，已有研究表明，营商环境的相对缺失是诱导企业和市场不良表现的关键（夏后学等，2019）［19］。依据资源基础观理论，非生产性活动会挤占企业有限资源、扭曲企业家时间配置，无疑会对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造成损害。此外，从寻租角度出发，非生产性支出作为一种交易成本于社会而言是种“无谓损失”。因此，企业减少非生产性支出投入能够提高其劳动投资效率。

“亲清”型政商关系极大地减少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有助于约束政府的“有形之手”，使企业家将精力更多地投入生产性活动中［3］，从而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为检验非生产性支出的机制作用，本文通过构建模型（5）来考察营商环境对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其中，非生产性支出（NPE）借鉴Cai 等（2011）［36］的做法，以业务招待费与差旅费之和占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比作为衡量指标。

营商环境对非生产性支出（NPE）的回归结果见表12 所列，可以看出，BUSEN 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营商环境的优化减少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提高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由此，存在“营商环境优化—非生产性支出减少—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改善”的影响机制。

表12 基于非生产性支出（NPE）的机制检验

（二）营商环境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

前文实证结果验证了随着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也随之得到改善。进一步地，本文关注营商环境对劳动力投资效率的改善是否会因员工学历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康金红和戴翔（2022）［37］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吸引和集聚人才具有积极意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并从现有机会中获益而产生一系列正向外溢效应。基于此，本文将劳动力结构按学历划分为研究生及以上（MAS）、本科生（BAC）、专科生（COL）三个层次，得出不同学历员工的净雇佣量，基于模型（1）测算劳动投资效率，检验营商环境对不同学历员工投资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3 所列。可以看出，随着员工学历由高到低，BUSEN的系数绝对值逐渐减小，显著性也随之降低，说明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企业调整人力资本结构，提高高学历员工劳动投资效率。

表13 基于学历分组的回归检验结果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营商环境是贯穿企业整个生命周期外部环境的总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劳动力作为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对其进行有效投资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价值的重要保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优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有治理效应；在将劳动非效率投资区分为劳动雇佣冗余和雇佣不足两种情况后，发现治理效应主要表现为缓解企业劳动投资不足；当企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较低、内部控制水平较差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降低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劳动纠纷风险、减少非生产性支出是营商环境发挥治理效应的内在机制；拓展性检验结果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改善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结构，提高其高学历人才的投资效率。

（二）政策启示

以上述研究结论为依据，本文就如何发挥营商环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治理效应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强化为市场主体服务的意识。“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加大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力度，有利于构建公平合理、顺畅有序的劳动力要素流动格局，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氛围，改善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应做到因势施策，及时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出台相应政策，建立完善的政策缓冲机制以化解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损害。同时，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有助于增强企业信心，激励企业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入生产性活动之中，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政府应通过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来营造“亲清”型政商关系，实现政企之间良性的沟通交流。此外，高效、完善的法治体系有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效解决劳动纠纷争议等问题，引导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劳动投资决策。在现有劳动纠纷发生频繁的状况下，需遵循“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主线，构建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决模式，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以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最后，重视企业性质和内部治理在营商环境与劳动投资效率关系上所体现的异质性，将监管重点放在劳动密集程度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更好地发挥营商环境优化在劳动投资效率上的治理效应。从企业管理角度出发，企业不仅要关注外部营商环境的变化，还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同时，企业还应及时调整自身劳动力结构，激发高学历人才所产生的正向外溢效应，提升企业竞争力。只有“内外兼修”“双管齐下”，才能形成宏观环境规范引导与微观企业良性运作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注 释：

（1）鉴于2007 年新会计准则较之前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因此，本文选择2008 年作为样本的起始年份能保证企业财务数据确认、计量的一致性。

（2）囿于该评价指标公布数据始于2017 年，故进入回归样本年份为2017—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