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富华，宋 然

（云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一、引 言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转化增长动力和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的重要时期，区域经济差距与发展能力不均衡等问题影响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今数字经济已成为创新发展和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推动力，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对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积极影响，在于打破了技术流动的空间限制和大幅降低了跨区域科技资源流动的成本，能实现空间上的技术高度关联，形成空间技术溢出，带来优质资源在空间上扩散与合理配置，加强了区域间经济合作水平和协同创新水平。同时，落后地区产业通过数字技术，一方面形成区域间技术融合，另一方面更高效地引进新技术，形成技术追赶，实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形成区域间互补互惠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孙志燕等，2019）［1］。

尽管数字技术弱化生产分工的地域限制，以高渗透性以及多元融合的特征引致空间上创新资源关联性增强，加强了区域间技术合作的同时形成空间扩散效应，促使落后地区通过学习效应主动追赶发达地区，成为经济落后区域实现跨越式增长新的内生动力。但是，由于数字技术本身具有自我膨胀性和边际规模报酬递增等特点，数字技术水平高的地区创新产出增长速度更快，带来经济的两极分化，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谢康等，2021）［2］。同时，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影响数字技术的利用和转化效率，落后地区数字技术运用不成熟，经济增长面临动力转化机制障碍，扩大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

区域经济环境与数字技术的不平衡共存叠加影响着区域经济差距，数字技术空间溢出带来的创新知识空间流动也呈现不均衡特征，使得数字技术对区域差距的影响具有多重性。重构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迫切需要对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新形态和空间关联新特征加以理论阐释和分析，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数字技术这一新的技术范式会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及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我国省域创新效率水平对数字技术赋能区域经济差距缩小有何影响？数字技术空间关联有何特征，数字技术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如何？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仍需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全面厘清数字技术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关系，探索数字技术如何有效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二、文献回顾

区域经济动态发展中存在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两个空间效应影响着“空间均衡”。区域间产生的扩散作用称为正溢出效应，回流作用称为负溢出效应。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和知识的积累，落后地区会通过发达地区的技术、知识扩散而受益；但由于区域竞争的存在，带来科技资源的不对称流动，知识和技能向投资回报高的区域流动，形成知识技术的回流。在集聚经济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作用下，发达地区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落后地区科技资源积累不足，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扩大了区域间经济差距（Parr，1999）［3］。对于中国来说，回流效应多发生在中国创新效率低的地区，而扩散效应多发生在创新效率高的地区（白俊红等，2015）［4］。

以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高渗透性、高流动性和高协同性的优势打破了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学术界将数字技术及其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四种效应：一是追赶效应。一方面，数字技术加速了空间创新要素的流动，带来区域间知识传播效率提高，低增长率区域能够从高增长率的区域获得技术和知识，创新要素关联互动增强过程中，落后地区通过学习效应和技术追赶使技术创新水平得到提高，促进了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协同发展（覃成林等，2013；刘秉镰等，2020）［5-6］；另一方面，经济落后地区既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使区域间通过知识和技术关联、吸收和模仿，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实现技术的增量扩展以及经济增速的提高（陆铭等，2019；王开科等，2020）［7-8］，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优势，边际产出达到动态均衡，有利于区域协同发展（Sorbe 等，2019；Galindo-Martín等，2019）［9-10］。此外，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地区技术进步边际收益下降，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下降（邵秀燕等，2020；Li 等，2020）［11-12］，经济增长放缓。二是共享效应。数字技术发展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带动信息资本和技术的高度共享，数字技术发展带动知识和信息空间流动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共享，海量信息数据衍生出的集成信息资产能以较低成本传播，加速产业的跨区域融合和协同发展，进而缩小区域经济差异（Madsen，2007；Švarc 等，2020）［13-14］。三是数字技术创新效应。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使创新过程脱离了从知识积累、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规律，创新过程逐渐融为一体，创新主体之间合作打破资源要素和生产方式的限制，形成创新协同，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跨越技术门槛，提高经济增长率，进而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魏守华等，2010）［15］。四是资源配置效应。数字技术打破了生产要素空间结构和创新资源流动的方式，一方面，数字技术提高了落后地区技术配置水平（李宗显等，2021）［16］；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实现跨区域对传统生产要素的关联和重组，提高落后地区要素配置效率，有利于要素边际产出的“空间均衡”（Tranos等，2021；许宪春等，2021）［17-18］。

尽管数字技术的诸多经济效应对缩小区域差距有着积极影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指出区域的经济环境和创新水平影响着数字技术的经济效应，使得数字技术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关系存有争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与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的融合，带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由边际产出较低的地区流向边际产出较高的地区，落后地区由于科技水平低，要素边际产出较低，优质资源不断向发达地区流动，扩大区域经济差距（Servon 等，2001）［19］。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利用效率取决于区域创新环境与数字技术的匹配程度（唐未兵等，2014；刘秉镰等，2019）［20-21］。由于数字技术与生产要素的重组中，对原来生产方式和技术结构形成破坏，落后地区由于创新体系的不完善使得技术利用效率低，不能充分享受到数字经济及其空间溢出带来创新产出增加的红利，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高技术水平区域的增长率高于低技术水平区域，数字技术的经济增长效应表现出空间非均衡特征（李雪等，2021；罗奇等，2022）［22-23］。探索数字技术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不能忽视数字技术的吸收和转化能力，区域创新效率影响数字技术的利用水平，创新效率高的地区数字技术带来的增长动力更强，而强者愈强从而造成两极分化（Amuso等，2019；白雪洁等，2023）［24-25］。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现阶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爆炸式增长导致其在不同地区和产业间扩张时产生了“数字鸿沟”，区域创新效率的差异与区域间“数字鸿沟”的扩大具有因果循环效应，使得数字技术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差距具有不确定性（Luo等，2018；Evans，2019）［26-27］。从空间溢出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影响着数字技术空间溢出方向和利用水平，具有先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区，科技知识借助5G 网络、物联网等网络连接形成更强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促进了科技知识的利用和转化，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Mitrović等，2020；许薛璐等，2020）［28-29］。由于空间的竞争效应，创新要素和生产要素流动方向的多维性使得区域经济增长呈现空间不均衡特征（Myrdal，1957）［30］，科技水平高的地区数字化产业集聚，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资源产生较强的吸引力，形成虹吸效应，限制了中西部落后地区增长率的提高，形成强者愈强的发展局势，不利于区域协调（白俊红等2022；张辉等，2022）［31-32］。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针对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进行了许多有益研究，对本文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以往研究虽然明确了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实际上数字技术在地区间知识交流、降低创新成本以及提高创新产出等方面受到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全面探索数字技术与区域经济差距的非线性特征影响不能忽视区域创新效率差距的影响；二是以往研究中较少有学者关注数字技术空间关联特征带来技术溢出空间异质性，数字技术打破地区间合作交流的空间限制，数字技术空间关联和知识溢出的强度方向影响着区域经济增长，忽视其作用会影响数字技术对区域差异的准确评估。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受创新效率门限影响，区分区域创新效率水平高低，探索数字技术赋能区域经济差距缩小的非线性关系和空间异质性，丰富数字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相关理论体系；第二，考虑区域“数字鸿沟”和数字技术的空间关联特征，探索数字技术在区域地理空间关联和数字基础设施关联下的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以及异质性，并探讨现阶段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为加快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

区域的创新效率影响着数字技术的吸收和转化，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经济效应受制于创新效率水平，创新效率低带来数字技术与科技资源和生产要素重组与配置效率下降，不能形成区域间技术共享和资源配置效应，降低生产率的同时增加了经济成本，落后地区经济增长面临动力转化机制障碍，从数字技术运用中获益受限。另外，随着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在区域间流动频繁，逐利性驱使下资源更容易在经济占据优势的区域形成集聚，提高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使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更快，不利于区域经济差距缩小。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区域创新效率水平空间不均衡的特点，本文借鉴余泳泽等［33］、Lööf 和Hesh‐mati［34］的方法，以内生技术能力假设条件和创新价值链理论分析数字技术空间溢出与区域收入的关系，引入数字技术的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如下：

其中：F表示人均总产出；A表示生产条件；I代表创新水平；k表示人均资本投入；β分别为各生产要素的弹性系数；γ为内生化后的数字技术产出弹性，反映着数字技术利用水平。

假设地区创新水平与数字技术利用水平之间具有线性关系，λ为转化系数，代表数字技术的利用水平：

其中，c(H) 为数字技术水平。区域经济增长的表现为由数字技术与生产要素融合下使得区域收入增加，用两区域的人均产出之比代表经济差距（Gap），Fh表示高人均收入，F代表低人均收入，将式（1）和式（2）代入得：

其中，γh、λh表示人均收入高区域创新水平转化和对数字技术的利用水平。

其中，i≠j，ηc(Hdigj)表示高收入地区数字技术空间溢出被低收入吸收的部分，促进了地区i的收入增长。式（3）对数字技术c(H) 求导得；

由式(4)可以得出，区域收入差距取决于数字技术以及技术溢出的利用水平γ和数字技术溢出被吸收带来的产出增加系数η。当低收入地区的数字技术利用水平高于高收入地区时，一方面，区域间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流动速度加快，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关联形成技术共享，创新效率高的地区吸收和利用数字技术提高了产出能力，使低收入地区可以有效地向高收入地区学习先进的方法和经验，从而进一步提高创新水平、提升增长速度，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吸收转化效率提高，其高流动性、高渗透性和低边际成本等优势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增强空间创新协同水平，打破了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低收入地区的创新资源流出，从而形成“马太效应”局面，为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

同时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也影响区域间收入差距，数字技术空间溢出与区域创新效率密切相关，创新效率的提高带来数字技术利用水平的提高，数字技术利用效率高的区域，数字技术的空间正向溢出越显著，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数字技术溢出对区域经济差距缩小的促进作用，由（5）式可得，当η> 0，代表数字技术空间溢出对区域收入差距缩小具有正向影响，此时∂Gapgdp∂c(Hdigi)< 0。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和假设2。

H1：创新效率使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具有门限效应，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数字技术发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

H2：在创新效率水平高的区域内，数字技术及其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具有促进作用。

四、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计量模型构建

1.动态面板门限模型

根据上文分析，创新效率影响着数字技术与区域经济差距，由于创新效率影响着数字技术的利用水平，数字技术赋能区域经济差距缩小的影响效应会在创新效率低的时候遭遇瓶颈，因而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同时，考虑模型变量间内生性关系及动态变化的特征，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纳入模型，构建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分析变量间存在的门限效应，如式（6）所示：

其中：c为具体的门槛值；I(∙)表示示性函数，选取创新效率（tec）为门槛变量；xi代表控制变量；α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ν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2.空间计量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来验证假说，相比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能更好地验证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究构建模型如式（7）所示，其中：εit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α1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μ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w为空间权重矩阵。

3.数字基础设施距离和经济距离空间矩阵的构建

数字技术的流动和关联逐渐打破了地理距离带来的屏障，数字技术空间流动的方向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技术空间关联的载体，是数字转型、知识流动和融合创新的保障，区域间数字技术融合和吸收能力匹配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持，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相近的地区其技术和信息流动渠道更为通畅，数字技术的空间关联为增长缓慢地区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和知识资源，促进多方信息流通，同时有助于区域间知识信息的吸收和整合。因此，数字基础设施的差距影响着数字技术溢出的方向和程度。在数字基础设施差距较小的区域间更容易形成技术溢出路径依赖，有利于区域间协同创新，进而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因此，有必要从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视角来构建数字距离矩阵，以揭示数字技术空间关联新形态下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

Conley（1999）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指出，可以用Euclidean 距离来表示观测值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35］。令sit表示区域i在t时刻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水平，区域i与j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距离记为Dt(i，j) = 1/‖sit-sjt‖，其 中 ‖sit-sjt‖表 示Euclidean 距离，Dt(i，j)越大则表示区域i与j之间越具有相似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因此，可定义数字空间矩阵如下：

其中，Dij,t=Dt(i，j)，并且主对角线上的元素全为0。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水平（sit）选取各省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和互联网普及率三个指标，使用熵权法测算而得。

为全面考察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用各省份地理距离的倒数构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检验数字技术空间溢出对地理邻近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区域经济差距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用i省t年人均GDP水平的自然对数与中国t年内全国平均人均GDP自然对数的离差来衡量，即其值越大，表示区域经济差距越大。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技术水平。数字技术是指改进了的信息通信技术或系统，既包括数字硬件等物理部分、网络连接等技术开发部分，还包括数字技术的应用部分。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基础开发条件不断改进，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高渗透性和技术创新性，数字技术的服务水平反映着产业数字信息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和创新水平（Nambisan，2017）［36］。综合现有文献，本文基于数字基础开发基础和服务水平两个维度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衡量数字技术水平，结合主成分分析方法最终从选取的16个指标中提取4个主成分指标，具体见表1所列。

表1 数字技术水平指标体系

3.门限变量

门限变量为创新效率，创新效率反映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创新产出水平。本文选取RD 项目数、RD 人员全时当量和RD 经费作为创新投入，专利授权数和技术市场成交金额作为创新产出，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我国省域创新效率。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控制变量如下：①市场化水平（mar)。市场化改革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有利于区域均衡发展。本文根据樊纲等（2011）［37］的研究，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构建的市场化指数反映市场化水平。②外商直接投资（fdi）。有研究认为，外资利用的水平是影响我国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我国外商投资水平区域差距较大。本文用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地区GDP 之比来衡量外资利用水平。③城镇化水平（urban）。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城镇化的推进，城镇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带来人口和资本的同时，对各区域收入水平提高的作用程度不同。本文用各省份城镇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镇化率的代理变量。④政府干预程度（gov）。政府干预程度是影响经济差距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中政府财政支出既可以促进各地区资源优化配置，也可能因支出的低效率而导致资源浪费，影响区域增长率。本文用各地区财政支出与该地区GDP 的比值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⑤产业结构高级化（ais）。产业结构高级化反映的是我国产业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依次转变的过程，区域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增长率不同。本文借鉴付凌晖（2010）［38］等学者的做法，采用夹角余弦法来构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指标，ais值越大，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14—2020 年我国30 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和EPS数据库。

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所列，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水平较大，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分析

（一）动态门槛模型回归

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存在创新效率的“边际”效应差异下的异质性影响效果，区域创新效率不同，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效果不同。本文运用动态门限模型探究不同创新效率水平下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在运用门槛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首先运用bootstrap抽样法对面板门槛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并确定门槛数量。根据表3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单一门槛F统计值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双重门槛的F统计值不显著。因而，单一门槛回归结果见表4所列。

表3 门槛效应检验

表4 门槛回归结果

当创新效率大于0.31时，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系数为负，表明在创新效率高的区域内，数字技术发展缩小了各省份的经济差距，创新效率高于门槛值的省份主要在东部地区，如上海、浙江、江苏和山东等省份，由于创新效率高，数字技术发展带来区域间协同创新能力提高，缩小了这些省份间经济差距；当创新效率小于0.31 时，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系数为正，表明在创新效率低的区域内，数字技术发展扩大了各省份的经济差距。创新效率低于门槛值的区域主要是黑龙江、辽宁、吉林和甘肃等北方省份以及云南、四川、重庆和贵州等西南省份，创新效率低下使得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吸收能力较弱，难以通过数字技术的经济效应实现区域发展均衡，由此验证了H1。具体创新效率门槛区域划分见表5所列。

表5 门限分类地区

（二）空间溢出效应

1.数字技术空间关联性机制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数字技术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表6对比了在数字基础设施空间权重和经济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全局莫兰检验，I代表全局莫兰指数。全域莫兰指数值大于0，表明空间单元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表现为空间集聚；全域莫兰指数值小于0，表示空间单元之间具有负相关性，表现为空间扩散。我国数字技术水平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都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并且数字技术在数字设施矩阵下的空间相关程度明显高于地理距离下的空间相关程度。

表6 数字技术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为了探究两种矩阵之下数字技术空间关联的区域特征，对数字技术进行局部莫兰检验。在数字基础设施矩阵下，2020 年数字技术的局部莫兰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在数字基础设施关联下表现出空间异质性特征，第一象限Z值、W值均为正值，表示不仅其自身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较高，而且区域之间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江苏，浙江、北京和上海等地区呈现高—高集聚的特征，人才、技术和资金等方面都构造了数字技术发展的巨大优势，同时这些地区是创新效率高于门槛值的地区；黑龙江、辽宁、吉林、甘肃和云南等地区明显处于低—低聚集状态，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地理距离矩阵关联的视角下，高—高聚集类型的省份减少和低—低聚集类型省份增加，区域间的数字技术在数字基础设施相近的区域间空间联系更为紧密。

2.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数字技术高—高集聚的区域主要是创新效率水平大于门槛值的区域。结合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特征和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将全国各省份以创新效率水平为门槛值划分为高水平创新效率区域和低水平创新效率区域，进行数字基础设施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下数字技术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检验。创新效率高于门槛值实证结果如表7所列，创新效率低于门槛值实证结果如表8所列。

表7 创新效率水平高于门限值的空间计量结果

表8 创新效率水平低于门限值的空间计量结果

在空间杜宾模型中，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不仅对空间关联区域发展有影响，还会通过影响关联地区的发展再折回来影响本区域，两者影响合称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反映了本地区数字技术水平对空间相关地区经济差距的平均影响，即溢出效应，总效应为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之和（Lesage J P 等，2008）［39］。从表7 可以看出：①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技术的区域经济差距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在创新效率水平高的区域内，数字技术发展会缩小这些地区经济差距。创新效率水平高的地区，在数字技术驱动下，生产要素配置效应和创新协同效应加深了区域间经济交流与合作，缩小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②在数字基础设施空间矩阵下，由间接效应可知，数字技术空间溢出带来了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相似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在创新效率高的区域内，数字基础设施相似，数字技术区域间流动速度加快，数字技术通过相关区域的技术关联和资源整合，在数字基础设施相近的区域对数字技术的转化和吸收能力水平高，数字技术空间溢出使落后地区通过技术追赶和技术融合，形成创新协同，更多释放出数字技术的创新效应，带动落后地区生产率提高，有利于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由此验证了H2。③在地理距离矩阵下，数字技术空间溢出扩大了区域经济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在创新效率都相对高的地理相邻区域内，对科技创新资源的竞争加剧，区域间更容易发生资源争夺效应，形成“虹吸效应”，导致本地区的数字技术发展吸引邻近地区人才与资本的流出，使得邻近地区增长率下降，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④从控制变量来看，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显著缩小区域差距，随着我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和科技进步加速，同时对区域间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提高了区域的协同发展能力；源于财政支出的政策具有针对性，政府支出能有效调节区域经济差距；产业结构高级化能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带来经济落后地区增长率提高程度越大，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外商投资不利于区域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其空间溢出扩大了与相关邻近地区的收入差距，可能是由于地理和制度的原因，外商投资在区位优势的区域发展迅速，带来了科技知识，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吸引区域间优质资源流入本地，使得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扩大。

从表8 可以看出：①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效率水平低的区域内数字技术对各地区经济差距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数字技术发展会扩大区域经济差距。在创新效率水平低的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投资驱动，区域的科技水平低，技术贡献的边际产出水平低，因此数字技术不利于区域均衡发展。②在数字基础设施距离矩阵下，由间接效应可知，数字技术空间溢出不利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相近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可能是由于创新效率低，数字技术的技术溢出不能被邻近地区吸收和利用，因此经济落后区域无法通过技术追赶实现增长提速，因此不利于区域经济差距缩小。③相比数字基础设施空间矩阵，数字技术空间溢出对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矩阵下强度减弱，说明区域间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空间关联下对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的虹吸效应更明显。④从控制变量来看，外商投资、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显著缩小区域差距，但对区域收入差距缩小促进力度小于创新效率水平高的区域；我国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

3.稳健性检验

本文用泰尔指数衡量区域经济差距，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上述结果是稳健可靠的。泰尔指数取值范围为0~1。取值越趋于1（0），说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越强（弱），区域经济差距越大（越小）。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gdpi代表地区i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empi代表地区i的就业人数；EMP代表全国就业人数。

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空间权重矩阵回归结果见表9所列，可以得出，在创新效率低的区域内，数字技术的发展显著扩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创新效率高的区域内，数字技术的发展能显著降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且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能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相近省份间经济差距缩小。该结果与上文研究结论相同，说明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9 基于创新效率门限值的空间计量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区分区域创新效率水平和数字技术溢出的方向性特点，探讨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随着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数字技术的发展能缩小各省份经济差距。第二，在创新效率水平高的区域，数字技术对各省份经济差距缩小发挥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相比地理相邻的地区，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对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相近地区间经济差距缩小发挥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各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持续加强科技研发投入力度，重视对研发人员的培养，提高数字技术转化和吸收能力，特别是创新效率低的省份要积极抓住数字技术的经济效应，加快数字高端人才的引进，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其次，提高创新要素的共享水平，为人力资本、科技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的自由有序流动创造条件，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协作，进一步推进协同创新网络建设，鼓励各地区创新主体的研发合作，形成区域均衡发展和创新发展的新发展格局；再次，要加强我国各省份创新合作，发挥不同省份利用数字经济提高生产要素质量的比较优势，利用好数字技术对落后地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实现区域在数字产业链上的创新协同和优势互补，同时促进区域间产业融合发展，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增速提质；最后，加快我国落后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实现数字经济与产业深度融合，进一步完善落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数字技术与经济融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