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奕

［摘 要］本文基于经济学理论视角，对唐宋科举制下人才吸收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解读分析。结论表明，科举制的人才吸收效果呈现“S”形曲线式的动态变化；科举取士过程，本质上是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被政府部门吸纳的过程，有利于引领封建王朝走上城市化和近代化转型的道路。

［关键词］唐宋科举制；人才吸收；人力资本；近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志码：A

科举制是由朝廷举办、面向士人开放、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的一种封建王朝的选官制度，前后沿袭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创立于隋，在唐宋时期达到完备成熟，为两代封建帝国遴选出一批社会精英，对强化皇权下渗、巩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研究意义

科举制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沿袭时间最长、选材效果最显著的选官制度，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企业、学校的人才选拔准则。当今的高考与科举联系紧密，二者同为国家举办的竞争性的选拔考试，都采取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方式，都有严密的考试程序，都为中国社会选拔出各种综合性人才和特殊性人才，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的重大判断，作出全方位培养、引进、使用人才的重大部署，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2021年9月2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关于“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讲话，强调全面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发挥重大人才工程牵引作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队伍的快速壮大，人才效能的持续增强。人才资源比较优势的逐渐凸显，离不开高考这项人才选拔制度。通过高考选拔出来的社会精英，不仅是服务创新驱动的领头羊和主力军，更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

当前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渴求高质量人才，这对我国高考制度的人才选拔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基于经济学理论视角探讨科举制的人才吸收绩效，可以为我国当今的高考改革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更好发挥高考服务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作用。

2 唐宋两代科举制度简介

2.1 唐朝科举制度概况

唐朝科举考生主要有两种来源：由隶属于门下省的“六学”和隶属于东宫的“二馆”选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称为“生徒”，多为贵族官宦子弟；由个人向州县报名，通过州县考试后由州县选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称为“乡贡”，多为庶人子弟，报名无需家族门第支持。

唐朝科考分为定期举行的“常举”和根据政治时事的需要或皇帝个人兴趣而不定期举行的“制举”。常举考试科目多样，既选拔精通多个领域的综合性精英，也招纳专攻某一技术性学科的专门人才。考生可以自主选择科目报名，最受欢迎的科目是明经科和进士科，前者偏重对儒学典籍的识记，后者主要考查诗赋和政论。各科目的考核方式也很多样，考生需要经过帖试、口试、策问等层层筛选，最终脱颖而出，入朝为官。制举考核方式相对简单，只需要通过由天子亲自监考的试策环节即可。武则天在位期间还创立了武举制，补齐了科考重文轻武的短板，遴选出了一批优秀的将领。

2.2 宋朝科举制度概况

宋朝科举制大体沿袭唐制，但宋朝科考面向全体士人，大幅度扩充了科举取士名额。宋朝科举与学校教育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学校教学评价制度也直接与科举制挂钩，对教师的考核标准也是以培养学生的科举及第率为主。宋朝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教育的风气，中央官学和地方私学从兴起逐渐走向完备成熟，统治者还多次亲临国子监等官学旁听。

为满足“天下至广，借群材共治之”的政治目标，宋朝科举制度还实行了一系列创举，如确立殿试、皇帝钦点知举官等措施，将取士权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对于巩固社会统治基础、稳定社会统治秩序、强化皇权下渗和中央集权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科举取士还与宋朝“崇文抑武”的国策相互配合，科举取士名额不受家族地位的限制，一旦考取功名即可释褐授官，享受各种期集和恩荣，同时对于考试落榜的士人“特赐第”，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读书人倍感皇恩浩荡，激励无数寒门学子涌入官僚集团，文官政治由此建立，士大夫阶层崛起。

3 从“传染模型”看科举制下人才吸收的扩散效应

任何一项制度，并不是在诞生伊始就能迅速发挥作用的，都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其有效性。当这种有效性被证实的时候，该制度就能逐步扩散开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科举制问世之初也是如此。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里，脱离农业生产、通过科举读书入仕对收入水平不高的小农来说，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小农由于自身固有的风险厌恶的特性，在面对新事物时倾向表现出保守乃至排斥的态度，因此一开始科举制在农村地区的推行难免受阻。小农阶级中最先敢于走上科举入仕道路的先行者往往是少数独具胆识魄力的有识之士。随着这批先行者通过科举成功实现“鲤鱼跃龙门”，在经济人属性的驱动下，小农阶级中的学习和模仿者便会逐步增多，科举制下人才吸收的扩散速度加快。当广大农村的潜在人才被吸收完毕，人才资源的供给接近饱和时，科举制吸收人才的扩散速度就会明显放缓，并趋于终止。现在应用“传染模型”对此加以验证和说明。

假设L（t）是截至时间t走上科举入仕道路的小农累计数量占所有小农总量的比例，那么科举制人才吸收的扩散速度为。由于扩散速度与脱离生产、读书入仕的小农比例L（t）和不愿入仕、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比例1-L（t）成比例，因此：

其中，β是一个比例常数。对上式解微分方程得到：

由此得到科举制下人才吸收的扩散曲线，如图1所示。

这是一条“S”形曲线。由图1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入仕的小农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其增速先上升后下降，最终趋于平缓。模型的结果正好与前面所分析的事实逻辑相符。这表明，科举制的人才引进效果并非一直显著，而是呈现曲线式的动态变化。在科举制推行初期，不需要其他政策的支撑与激励，在充分竞争、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下，科举制自会吸引源源不断的寒门士人入仕报国。但科举制实行后期，社会上的人才资源趋于饱和，要想继续挖掘社会中潜在的精英分子，光靠科举制本身的吸引力尚不足够，政府需要出台其他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与科举制加以配合，如税收减免、实物奖励、人才补贴等［4］。

4 从刘易斯模型的视角看科举取士与近代化转型的关联

在刘易斯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传统与现代两个部门。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当一国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现代部门时，该国就完成了近代化转型［5］。按此逻辑，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存在政府与农业两个主要部门。科举取士的过程，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被政府部门吸纳的过程。

农业部门生产效率低，存在大量冗余劳动力，因此收入水平低下，农民普遍贫困。在这些冗余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空有才华却不得做官、只能被迫参与农业劳动的寒门子弟。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的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原因有三：首先，古人讲究“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的观念深入人心，若非足够大的收入水平差距，很难吸引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从农业部门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其次，城市生活费用高于农村；最后，来自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要更高收入弥补初到城市的不适应感。可以认为，农业部门收入水平决定了政府部门工资水平的下限。

若只考虑农业税收收入和官员工资支出，则政府部门的财政净收入为：

其中，π是财政净收入；t是政府征收农业税的税率，假设为固定常数；Q是农业部门产量；L为农业部门劳动力总量；l为通过科举取士实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的劳动力数量；N是土地面积；一般认为农业主要使用劳动力、土地两大要素进行生产，因此Q是L-l和N的函数；Wm是官员俸禄，假设为外生常数；L'为科举制实行前政府部门固有的官员人数。

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即根据各家各户农业部门的实际劳动力人数将土地分给小农耕种。假设政府授予的土地面积与该期农业部门实际投入劳动的劳动力人数成正比，则N=k（L-l），其中k为常数且k>0。因此可将式3简化为：

与现代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根本追求不同，一般认为封建政府行政、决策的出发点是追求自身利益即财政净收入最大化。从上式来看，政府部门财政净收入似乎会随着科举取士人数l的增加而递减，这明显与唐宋两朝求贤若渴、通过扩大科举取士名额来网罗更多豪杰英才的行为相悖。再次观察上式，会分析出一个纰漏：就产出和增长来看，以投入的人头数量来计算农业部门劳动要素量是不精确的，必须把技术这一要素引入我们的分析框架。可以假设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为A，投入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人数与A的乘积即为有效劳动，有效劳动的数量相比劳动力人数更能反映劳动力要素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小农阶级的受教育水平和科技文化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先进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主要源于官僚阶层中的知识分子，而科举制恰巧为封建官僚集团遴选了一批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因此本文假设农业技术水平A是l的增函数，从而可将式3改写为：

从上式来看，π不再是l的单调递减函数。而且从经验事实来看，在l达到一个阈值之前，正是因为π在此区间内是l的单调递增函数，历代政府才会愿意不断扩张科举取士名额，实现财政净收入最大化。l超过此临界值就会导致冗官局面的发生，进而使财政净收入递减。现基于式5对l求一阶偏导数：

通过令=0，得到

由此得到政府应选择的科举取士名额为

政府财政净收入的最大值为

上一期财政净收入流入国库，政府就可以有足够的财力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社会生产，从而影响下一期的农业人口L，于是政府在下一期需要调整科举取士名额，以实现下一期的财政净收入的最大化，而下一期财政净收入的变化又会影响新一期农业人口的数量，进而导致新一期科举取士人数的调整和财政净收入的变化。这样的循环往复会让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纳进入政府部门。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政府部门完全吸收为止，这时封建经济将出现一个转折，农业部门不再存在隐蔽失业，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随之上升。而农业部门收入水平决定了政府部门工资水平的下限，因此政府此时若还想从农业部门进一步吸收劳动力，只有不断提高官员俸禄。这个转折点可以类比“刘易斯拐点”［6］。从此，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将逐步瓦解，从而实现近代化转型。

5 研究结论

唐宋科举制将高质量人力资本纳入官僚集团，为文官政治、精英化治理提供了厚实的人才储备，为封建王朝统治的巩固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构筑了两代封建帝国的人才要素禀赋优势。唐宋两代不断采取措施完善科举考试，为人力资本要素市场营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有利于人才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

科举制的人才引进效果并非一直显著，而是呈现曲线式的动态变化。在科举制实行后期，全社会人才资源供给趋于饱和时，政府需要出台人才引进配套政策，辅助科举制更好发挥作用，以进一步挖掘潜在的社会精英。

科举取士的过程可以看成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被政府部门吸纳的过程。当农业部门隐蔽失业者吸收殆尽之时，政府若还想从农业部门进一步吸收劳动力，只有不断提高官员俸禄。跨越了这个经济转折点后，中国封建王朝就走上了城市化和近代化转型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闫斌，刘凤霞. 科举与高考的思考［J］. 社會科学论坛，2006（8）：165-167.

［2］周彬，彭文立，孔燕. 习近平关于人才论述的三个维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J］. 理论建设，2023，39（1）：52-57.

［3］尹艳梅. 新时代高校组织育人功能提升研究［D］. 衡阳：南华大学，2022.

［4］高波. 发展经济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208-209.

［5］朱洁萍，李瑶祯. 对刘易斯拐点框架的再认识——基于对刘易斯模型的评析［J］. 商，2012（7）：52-53.

［6］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M］. 施炜，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