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传》是我国先秦散文著作的代表，也是我国最早叙事较为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其中记载着诸多外交辞令，透过这些外交辞令可以让我们看到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活动，更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内涵。本文首先对于春秋时期的外交活动以及《左传》外交辞令的发展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之后系统地分析了《左传》外交辞令的语言风格，最后结合实例，探讨《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活动的启示和影响。

【关键词】《左传》；外交辞令；语言风格；外交活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8-003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8.010

《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重要的历史典籍，其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间242年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自从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开始，周天子的地位衰落，同时各诸侯国迅速崛起，在“礼崩乐坏”的历史环境下，诸侯国之间展开了争霸活动，因而外交活动也空前频繁。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在外交活动中都对于辞令十分讲究，他们运用的外交辞令或委婉含蓄，或绵里藏针，在维护国家国格的同时也维护了个人的尊严，为春秋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春秋外交活动及《左传》外交辞令发展的背景

（一）外交人才文化素養的提升

春秋时期的外交人才文化素养较高，是当时外交辞令发展的重要条件。《左传》所记录的春秋时期虽然在孔子的描述中是“礼崩乐坏”，但是在一些庄重的场合，“礼”依然在道德和法律层面上有着强大的规范作用，这也自然要求外交人才需要具备知礼懂礼的素质。例如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当中，子大叔对“礼”的理解就是上天的规范、大地的准则以及人们的行为依据，说明在春秋时期，人们认为“礼”就是一种自觉的社会规范。受此影响，《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也有礼有节。

其次，“文”也是当时外交人才的必要素质。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文、行、忠、信”的“四教”，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文”，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中，人们也认为“文”是社会大才必备的条件，更是对人才进行考察和衡量的重要尺度。《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众卿随重耳出奔，子犯就曾经说“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因而不难发现，人们不仅认为“文”是一种外在的才能，更体现着内在品格和教化。所以春秋时期外交人才也注重对自己文采的修炼和养成，通过丰富的知识来彰显自己的风度。

再次，自从西周开始，学习文化的权利和官职都已经被贵族所垄断，外交人才也是如此，都是由贵族子弟担任的，职务也大多为世袭。他们从小就学习各种典籍，但是受到时代的限制，古人习惯于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当中提取经验，指导实践，因而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也让他们侧重于学习古籍经典。正是由于外交人才积极地学习古籍经典，在外交辞令当中积极运用，才能让《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婉约温雅，富有鲜明的特色。

（二）春秋时期外交实践的需要

广义外交在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了雏形，不同原始社会部落之间产生的人员交流、互通有无活动，以及部落之间的交涉和谈判活动都是早期的外交活动。而严格意义上的外交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国家的出现；第二，国家拥有主权；第三，形成众多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

夏王朝和商王朝是一统天下的权威，与周边国家为藩属关系，西周时期只有周朝是主权国家，所以外交权掌握在周天子手中。自从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因而无力控制诸侯国，自己空有宗主国之名，但是各个诸侯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主权，这些诸侯国不仅有着平等的地位，甚至其与周王室也是平等的，所以完全意义上的外交活动也是由此时开始产生的。西周时期建立的聘、朝、会、盟制度已经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成了大型诸侯国的争霸工具。

在春秋时期，聘、朝、会、盟活动非常频繁，达到四百五十次以上，因而无论是客观需求还是实践活动的开展，都促进了外交人才的成长，甚至很多国家正是被外交活动和外交人才左右了命运。在《左传》中，外交活动是一项重要技术内容，与外交活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外交辞令，这些外交辞令在《左传》中也占据了巨大的篇幅。全书十八万字当中，外交辞令就占据了两万五千字，约合八分之一。左丘明作为一名出色的史学家，对于外交活动当中辞令的作用也是十分清楚的，并且在文中借他人之口来强调这个观点，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就有“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①所以总而言之，外交辞令在当时也受到各国执政者的广泛重视，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外交辞令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二、《左传》外交辞令语言风格分析

（一）刚柔兼济，绵里藏针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一方面体现出了春秋时期的社会风气，同时也向读者揭露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暗流涌动的外交活动。

《秦晋崤之战》中有弦高犒师这一情节，此时商人弦高知道了秦国要偷袭自己的国家，为了阻止秦军的行进，便展开了行动，以自己的私人财物作为礼物来慰劳秦军。他对秦军将领说，“寡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 ②意即，我国国军听说你们的大军要经过我国，所以派我来慰劳归国军队，虽然郑国并不富裕，但也会在此期间为贵军承担粮草补给，并为你们提供保护。弦高显然已经知道秦军此行的目的正是偷袭郑国，但他却没有点明事实，而是轻描淡写地用“寡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一笔带过。虽然他从表面上来看是说明郑国已经为秦军的到来准备好了粮草，并且将在秦军通过郑国期间提供保护，但实际上就是在暗示，郑国已经为秦军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从而达到了震慑秦军的目标。弦高的外交辞令一方面没有用过于强烈的言辞激怒秦军，另一方面又很好地起到了警示作用，阻止了秦军的继续前进。再进一步分析又可以发现，弦高虽然说的每一句话都毕恭毕敬、十分客气，为对话环境营造了一个和睦的氛围，但是另一方面却柔中带刚、不卑不亢，言辞当中不乏自信和威严，彼时虽然郑国国力衰微，但弦高的表现依然让强大的秦国不敢强硬。

表面上彬彬有礼，而内在却包藏锋芒，即便是在交战之时，也要保持大方的风度，从《秦晋崤之战》当中的这处外交辞令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左传》外交辞令的这一显著特点。

（二）婉转含蓄，语言得体

楚国是春秋时期的南方大国，虽然一直被中原和北方的其他诸侯国视为蛮夷，但自从楚国强大以来也产生了争霸的野心，并且屡次攻打中原的郑国。为了遏制楚国的势头，鲁僖公四年时齐桓公亲自率领联军伐楚，最终于召陵之地于楚国订立盟约。在得知齐桓公气势汹汹地南下后，楚国并没有直接武力对抗，而是先派出使者与联军接触，希望运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这次争端。楚使屈完的外交辞令体现出了自己对齐桓公率军伐楚的不解，“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通过这样的辞令来委婉地表达了对齐桓公做法的批评和谴责，但是并没有出现“伐”“战”之类的用词，而是用“涉”这个词来轻描淡写地说明联军的进犯。

屈完的话看似平淡，但实际上是非常精妙的，尤其是“不虞”二字，就是说想不到，这里就是在强调齐桓公的做法不仅不合理，也不合情，同时这也是在暗示对方楚国原本并未得罪齐国，并且对齐国也完全没有防备。虽然齐国和楚国都是大国，但是两国之间相隔千里，彼此之间也并没有利益瓜葛，并且楚国又未曾得罪齐国，所以齐桓公率领联军侵犯楚国的行为是非常荒谬的。所以“不虞”这样的用词是屈完外交辞令委婉风格的体现。这种看似平淡的诘问和激烈的怒斥相比起来更加能够引人深思，此时齐楚二国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作为楚国的外交官而言，屈完如果稍有造次则很可能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三）败不言馁，有礼有节

败军之将，不可与言勇。但是这句古训只能说明一部分情況，《左传》当中作者认为，将领即便军败，但如果拥有爱国思想，依然可以用外交辞令来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

宣公十二年发生了晋楚邲之战，此战当中晋国战败，将领知罂被楚军俘虏，而晋国在战争中射死了连尹襄老，并将其尸首带回晋国，同时俘虏了谷臣。鲁成公三年时，晋国为了让楚国归还知罂，便决定用连尹襄老的尸体和谷臣作为交换，楚王同意了。在临行之前，楚王和知罂之间的一段对话则体现出了知罂忠君爱国的品格，即便自己身为阶下之囚，也不卑不亢。在面对楚王的询问“子其怨我乎”时，知罂回答说：“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就是说他自己只会怨恨自己的无能。而楚王又询问“然则德我乎？”知罂的回答则更为明确，“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纍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 ③两句结合起来，知罂表达了对楚王没有怨恨，也不会感激。此时虽然知罂是楚国的俘虏，但是他也没有任何谄媚、讨好的语言，而是以不卑不亢的姿态回应楚王的询问。

楚王见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于是继续询问，“子归何以报我？”知罂回答说自己没有理由怨恨他人，楚王也没有理由被他人感激，所以不知道如何回答，而在楚王的再三逼问之下，知罂回答：“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知罂虽然成了俘虏，但是却没有选择示弱以求怜悯，反而不断在言辞中体现出忠于职守、忠于祖国的态度，而楚王在得到了这样的答案之后也发出了由衷的感慨，“晋未于可争。”

三、《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一）表达立场维护主权

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复杂，中国的外交工作也需要积极吸收前人的成果，总结经验和教训。外交官在谈判磋商的过程中，其立场必须鲜明，不仅要让对方对表层意思清楚明白，也要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手段让对方认识到深层的含义。举例来说，2012年黄岩岛发生了中国渔政船和菲律宾军舰对峙的事件，对此，我国外交官直截了当地表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2019年1月29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孟晚舟的指控，对此，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的耿爽则明确地提出，“我们强烈敦促美方停止对包括华为在内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客观公正地对待中国企业。同时，敦促加方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并切实保障她的合法、正当权益，不要为美火中取栗。”从上述两则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固有”“正当”等用词，不仅是外交官的态度，更是中方坚定的立场。

（二）积极合作寻求共赢

在外交会晤的过程中，语言往往是平和而有力的，在语言风格上要注意使用令双方都能满意的措辞，才能达到合作的效果和目标。例如在2018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乐玉成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提出，“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需求很大。中国不可能一家包办，需要大家一起干。我希望各方提出积极的、有利于促进地区发展的建设倡议，达到相互补台、好戏连台的效果。”这样的发言诚恳地表达了中方的合作意愿，所以对于外交活动而言，需要灵活运用各种语言艺术，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有利成果，或刚柔并济、或委婉含蓄、或机智风趣，《左传》外交辞令的语言风格和艺术都对于当代外交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提供了巨大的指导价值。

四、结语

《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的史学巨著，其不仅为我们再现春秋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同时也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其在魏晋时期就有郑玄、杜预为其作解，后来又称为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典籍，历代学者都对于这部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外交辞令在历史发展当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左传》的外交辞令有着高超的语言技巧，为先秦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是在对等外交，还是敌强我弱乃至于身为俘虏之时，这些先秦时期的外交人才都能让自己的语言入情入理，起到保卫国家利益、消除战端的作用，其对于如今我国外交工作的开展也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956页。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23页。

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697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2]马卫东. 《左传》叙事成就与中国古典史学的诞生[J].社会科学战线，2020，（08）：91-103+282.

[3]吕丽，张倩倩，张敬.浅议《左传》外交辞令的特色[J].名作欣赏，2013，（17）：108-109.

[4]董芬芬.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04）：95-100.

[5]王立.先秦外交辞令之“外交”解读[J].语文学刊，

2011，（12）：3-4+34.

[6]董芬芬.试论春秋外交辞令的文学地位[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140-148.

作者简介：

刘雅婷，女，汉族，辽宁盘锦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