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贝贝,郭金玲

(1.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研室,河南 郑州 450000;2.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人民对教育、医疗、文化等需求不断提高,如何协调发展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课题。

2016年,我国正式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健康领域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有待增强”[1]。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它直接作用于人民健康水平的改善,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健康的人力保障。因此,如何找准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共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综述从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经济相关关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并对未来医疗卫生服务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方向进行探讨,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1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经济关系研究现状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经济发展作为两个复杂的系统,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于两系统间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Schultz[2]在1961年提出“健康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大于物质资本,其回报率也远远高于物质资本”。Newhouse[3]运用13个国家的横断面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人均GDP与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之间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陈洪海等[4]在需求函数的框架下,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模型来研究我国卫生总费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人均GDP与人均卫生费用之间存在着强正相关性。Behera等[5]分析印度各邦政府卫生支出行为的表现,得出GDP的增长会刺激政府卫生支出增加的结论。Cantarero等[6]研究了影响西班牙各地区医疗保健卫生支出的因素,发现在税收自主权较高的地区GDP增长对医疗保健支出增长有直接影响。Elmi等[7]基于发展中国家1900—2009年期间经济增长与医疗保健支出数据,采用协整检验验证了两者间的关系为双边因果关系。李华等[8]依据全国30省“千村”的现场调查数据,证实了政府卫生支出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Akwe[9]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尼日利亚1990—2009年公共社会支出(教育与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公共社会支出综合水平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钟晓敏等[10]研究指出,从全国水平看,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增加1倍带动经济增长12.08%,且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随地区差异呈现“倒U型”。胡小梅等[11]对湖南省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长期正向效应,但短期会出现波动,这也与钟晓敏等[10]的“倒U型”理论达成了一致。李亦兵等[12]基于2001—2014年全国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卫生均等化与国民经济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和短期来看,经济增长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提高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提升对国民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显著。单莹等[13]以公共卫生支出为例,通过分析卫生统计年鉴和财政决算报表,认为我国当前公共卫生投入整体偏低,增长缓慢,远低于GDP增长水平,并且投入结构不合理,“重医轻防”矛盾依然突出。Yang等[14]结合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证实了卫生健康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发现卫生投资占政府总支出的比率会影响经济增长。

2 协调发展理论研究

随着西方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生态问题愈演愈烈,出现环境污染、资源面临枯竭等问题,西方学者开始思考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城乡之间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英国著名学者霍华德关于城乡协调发展提成了“田园城市论”[15],他认为城与乡是一个综合体,二者可以互换活力[16]。美国规划师恩维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卫星城市”理论,详细阐述了中心城与卫星城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疏散中心城市的重要性与方法[17],该理论是对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8]。1987年“可持续发展概念”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被正式提出[19]。

我国有关协调发展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古代的协调思想,该思想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核心,形成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理念。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生态学家马世俊提出“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生态系统理论[20],该理论被认为是协调发展理论形成的里程碑[17]。随着专家学者不断的深入研究,该理论也不断趋于成熟,目前已运用到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领域。如聂承静等[21]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提出了公平、高效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章成林[22]以耦合协同为理论支撑,对2009—2021年我国城乡物流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陶克涛等[23]基于协调发展理论构造新型幸福感定义及测量方法。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24],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其中协调发展理念不仅包含了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协调,也渗透在其他理念之中,如贯彻开放发展理念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

3 协调发展评价指标相关研究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经济协调发展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等多学科领域,如何选择与构建两系统间协调发展指标既是协调发展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公认的评价指标体系。归纳总结相关文献,关于选择与构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的问题上,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评价指标应该是一个带量纲的统计指标,如地区生产总值、医疗卫生机构数等;第二种观点认为反映协调发展状况的指标应是一种系数,它不是绝对指标,而是一种无量纲的相对指标;第三种观点认为反应协调发展状况应该包含两方面,一是单纯描述协调发展水平,二是描述协调发展系统运行过程中各子系统、各部分之间协调动作、互相配合调整、保持比例发展的程度[25]。

4 协调发展评价方法相关研究

协调发展评价多采用数理统计、数学建模的方法[26]。国内学者对协调发展评价方法的研究成果颇丰,但较少文献以我国省域为背景分析两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归纳总结相关文献,关于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

4.1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最早是被运用于非常严谨的物理学中的实践研究[27],他是指2个或2个以上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耦合度反映了系统间相关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度能够全面反映两子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区别在于耦合度仅能解释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程度,无法区分其是否达到良性耦合,而耦合协调度能够体现协调状态的好坏程度[28]。

唐齐鸣等[29]综合采用耦合模型及协调度函数,利用2012年我国30个省市的医疗投入与健康收益数据,认为总体上中国的医疗投入与健康收益处于拮抗磨合阶段,大部分省市的医疗机构处于勉强协调或不协调状态。赵仁芳等[30]采用该模型分析了我国医疗投入与国民健康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两系统处于勉强协调向中级协调过渡的阶段,并且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地域差异较明显。梁锦峰等[31]利用该模型测评了我国中医药服务能力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发现不同地区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为显著。李丽清等[32]利用该模型探讨了新医改前后我国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及其变化,发现2005—2019年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整体呈逐年稳定上升态势,新医改前两系统间的协调状态为勉强协调发展,但基层医疗资源配置总量超过经济发展的需求,新医改后两系统基本保持同步高水平发展。张霖等[33]采用该模型对我国2009—2019年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度进行分析,同时测评了2019年中国各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发现我国以及各地市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趋向协调发展。2019年底有1个地区达到中级协调,2个地区达到良好协调,15个地区为初级协调,13个地区为勉强协调。龚超等[34]基于耦合协调理论,探究分析了“十三五”期间我国区域卫生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发现大部分区域的卫生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综合水平呈上升趋势,且区域间两子系统综合水平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差异仍然存在。韩欣慰等[35]利用该模型分析我国各省份医疗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之间协同发展现状,结果显示属于良好耦合协调类的地区较少,大部分地区属于中级耦合协调类或勉强耦合协调类。马迪等[36]采用该模型对山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算,发现山东省处于中度失调类和勉强协调类的地区居多;从区域内部看,山东省不同地市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具有差异性。

4.2 其他协调度模型刘巧艳等[37]以居民经济收入、卫生总费用与人均卫生费用为指标,对31省市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各地区间卫生筹资结构和居民人均收入处于失衡状态,并且发现不同地区居民享有的卫生服务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比欠发达地区的居民享受较多的医疗服务,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性。宋伟才[38]利用回归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探讨了中部六省GDP与医疗卫生支出间的协调性。刘正东[39]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混合OLS回归、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社会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社会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影响,社会卫生支出的增加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李贞等[40]利用山东省相关统计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区域经济间协调关系,发现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度很高,两者相互促进与相关协调,并建议加大对健康人力资本医疗卫生方面的投资。

5 总结与展望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研究虽取得较多成果,但也有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第一,在研究对象上学者多以国家为角度,区域研究较少。第二,从研究内容中,侧重点是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正向或负向作用,而关于二者是否协调发展、协调程度是否存在地域差异的研究还较为有限,并且对二者协调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经济协调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从定性或定量角度展示其动态变化过程,很难把握两者间的演变规律。因此,研究视角的创新是未来研究者们的努力方向。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评价方法多数是采用客观或主观赋权法,缺少主客观组合赋权法评价。最后,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经济都在不断发展,需要运用动态耦合模型来进行分析,这是未来研究方法重点改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