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锦香

摘 要：清代前期，水银成为了中英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中国水银的主要产地在贵州，从山间采砂后炼制而成的水银被运输至廣州，再通过海上运输到达欧洲。因十八世纪英国国内梅毒等病毒的泛滥和工业发展的需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进口中国水银，中英水银贸易也渐渐兴盛。当时，中国汞矿因开采成本高昂等因素，致水银生产量收缩，使得中国水银价格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上涨，逐渐被其他国家的竞品所替代。到清代中期，中英之间水银贸易走向衰落，中国不仅形成原料上的贸易逆差，还成为了英国水银工艺品的倾销地。

关键词：清代前中期 中英贸易 水银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3）02-54-58

水银是在常温常压下唯一呈现液态的金属，特殊的性质使其在医药、工业和炼金术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对水银的开采和冶炼。关于水银的矿冶问题，夏湘蓉等在《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中对水银的产地和开采历史有着详细的论述1。邵晓彤在《中药水银研究简史》中对水银的药用价值及制作提炼进行了初步的探析2。虽然在水银的历史研究方面已有不少成果，但研究方向都集中于水银的开采技术和医学应用上，在水银的经济史研究上成果却不多，尤其在水银的对外贸易方面着墨甚少。本文将对清朝前中期的中英水银贸易试作探析。

一、水银的生产运输背景

水银，也称汞，在我国典籍中又名白澒、姹女、神胶和元珠等。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将水银录为药物：“水银，味辛，寒。主疥瘘痂疡。”3《史记》中也曾记载秦始皇地宫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4，可见水银在我国古代的外科医学和墓室防腐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晋代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认为“丹砂烧之成水银”5。古代所指水银分为生熟两种，生水银“出朱砂腹中……青白色，最胜”，即自然所产之水银；而熟水银“烧粗末朱砂所得，色稍白浊”6，即人工炼制丹砂所产之水银。但因为“不待烹炼者，谓之自然汞，尤不易得”1，自然界中以液态形式存在的天然水银产量稀少，难以满足需求，因此我国古代所用的水银多数是熟水银。

我国古代有涪陵、辰州、益州、洵阳、阶州、凤州和贵州七大水银矿产区，其中涪陵丹穴在秦朝时期是重要矿产地，其馀地方诸如辰州、益州、阶州和凤州等地的汞矿历代皆有开采，但产量并不算多。唯有贵州汞矿在明清时期开采极盛，贵州境内又分铜仁、万山、兴义、务川等矿带2。明朝洪武元年（1368），“惟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朱砂场局”3，随着开采量的增加，至永乐时期已在思州、思南等地增设了七处朱砂场。官方督办矿业，对贵州地区的水银矿产进行课税和巡检。永乐年间，时任贵州左布政使的蒋廷瓒曾贡水银四百三十斤4，由此可见当时贵州的水银产量已十分可观。

清代，汞矿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由于担忧矿工聚众起事，清初统治者对矿业的开采持保守态度。《清史稿》中提到：“若有碍禁山风水，民田庐墓，及聚民扰民，或岁歉谷踊，辄用封禁。”5虽然清代统治者禁止民间私自开矿，但为解决水银需求问题，普遍推行“官督民办”的办法，官府对矿区监督较严。

贵州矿带丰富，多地产水银，贵州地区的水银产量，《清朝通典》中曾提及：“贵州开州用砂厂，额征水银千二百六十九斤（过闰加一百三十三斤）。婺川县厂征水银百六十九斤。康熙元年，定贵州开州斗甫厂征水银额，每岁九十五斤（遇闰加十斤）。九年定贵州黔西州属新开黄土坎厂，征水银百斤。” 6

清代水银产量颇丰，但大部分都是用辰砂炼制而成的熟水银。水银性状特殊，呈现流动的液态，不仅易于蒸发，容易和其它金属产生反应后发生质变，而且具有毒性，因此水银的制作和保存有一定的难度。一般而言，矿工开采出朱砂矿石后以木盆进行淘洗，然后放入汞灶采取密闭的方式炼制水银，“安铁锅内，上覆乌盆一个，于肩边取孔一个，插入竹筒固济，口缝合牢固，竹筒口垂入水盆水内，锅底用火。其汞亦有在乌盆上者，扫取之。亦有自竹筒流下者。每两可取七钱”7。除了用竹筒制水银之外，还会采用陶罐进行炼制以保证水银的质量。炼制而成后以陶盎盛放水银，盎身四周有孔，便于穿绳搬运。此外，人们还会用猪水脬对水银进行包装，一袋可装二十斤，四袋为一担。8贵州所产之水银一部分供给朝廷所用，其馀则由民间商人采买。收购水银的商人多来自江西和两湖，亦有四川汞商在贵州开设行号并购水银。9

在汞矿区内，多以人力和马匹对水银进行运输，通过白杨坡、桅杆前等古驿道“日以万马载砂”10。接着再通过省内的南北盘江和红水河进行水路运输，南下珠江，到达广州。除水路外，雍正年间贵州还曾开通黔南都柳江至粤水道，“水行可舟，两省文符迅疾如驶……商贾日众”，此后贵州的水银等商品，经此水路运往广州，“南海百货亦捆载而至”11。在清代的一口通商制度下，广州成为了海上运输的贸易窗口，运至广州的水银通过十三行行商的交易被来华外商采购，之后再输往欧洲各国。在中外的水银贸易中，尤以英国对水银的需求最为旺盛，在广州水银市场中占据了大部分贸易份额。

二、清代前期中英水银贸易的发展

梅毒泛滥英国之后，以水银制作而成的氯化汞成为了“梅毒克星”，大量的重金属水银被涂到病患的皮肤上。尽管汞元素能够在初期消灭体表部分的梅毒螺旋体，对于梅毒所引发的皮肤溃烂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水银并不能根治梅毒，在长时间使用汞制剂后会造成严重的汞中毒，引起唾液横流、头痛、呕吐等症状。

能够真正治疗梅毒的青霉素到二十世纪才出现。梅毒在欧洲的肆虐，使得水银制剂越来越受欢迎，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由于英国缺乏汞矿，为了解决对水银的需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个时期大量进口中国水银。虽然其总量、总价值无法和茶叶、生丝等大宗商品相比，但水银依然在中英贸易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

清代前期的水银在出口时每百斤税白银一两二钱1，早在1700年时就已经有了中英水银贸易的记录。到1704年，英国商船来华，与广州官商连官（Linqua）订立交易合同，装载了四百担水银后从黄埔出发运往伦敦，每担水银单价四十三两白银，总价值一万七千二百两白银。同比之下，其所需求的大宗商品茶叶也才四百七十担，价值一万四千两白银，甚至略低于水银的总价。

1722年，英国“埃梅莉亚公主号”和“莱尔号”到达广州，大班从同僚处得知广州商人陈寿官（Ton Suqua）帮助上一年的商船大班打破了公行的盟约，争取到了难得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快与陈寿官签约，并购买二百担水银，单价每担四十二两白银，总价值八千四百两白银。同年来华的英国船还有“艾尔斯号”，也订购了价值四千二百两的一百担水银2。次年，英国船“沃波尔号”来华，该船的大班与行商陈官（Tonqua，陈寿官的合伙人）签约，同样以每担四十二两的单价购买了水银一百五十二担，总价六千三百八十四两白银。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在贸易季来华的英国船大班都在很短时间内和陈寿官签约，所购水银数量在二百担以上。为使清代前期中英的水银贸易状况更加清晰，本文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00年到1724年这段时间内购买中国水银的情况制成表格，详见表一。

由表一可见，广州水银的市场价格在四十二两白银到四十六两白银之间浮动，贸易数量不算很稳定，在1723年该公司还曾以一万六千八百两白银的总价购买了四百担水银。近二十多年中，水银为其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八万零六百四十八兩白银。

另外，英国人以水银治疗梅毒后普遍出现毒副作用，为缓解汞中毒带来的痛苦，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段时间还曾从中国大量进口土茯苓。欧洲人称土茯苓为“中国根”，因为其解毒除湿的功效能够促进病患体内汞毒素的排泄，所以在十八世纪初期，土茯苓成为了水银制剂的“最佳搭配”1。1722年英国船“艾尔斯号”曾装载二百五十担土茯苓，1723年的“沃波尔号”也以一千两白银的价格在广州购买了五百担土茯苓。在这一时期内，英国进口土茯苓的数量甚至达到了年均一万磅，土茯苓位跃中英之间药材贸易的前列2。

三、清代中期中英水银贸易的衰落

由于汞矿开采成本高，外加英商对水银的需求增长，水银的价格也随之上涨。一份广州的进出口货物物价单显示，在1751年时，水银的单价已经涨到了六十两白银一担。而到了1764年，水银的价格已经一路走高至七十两白银一担3。中国水银价格之高昂令外商望而却步，水银的出口数量逐渐下滑。到十八世纪中后期，来华的二十艘散商船仅合计购买了二十三担水银4，与中英水银贸易繁荣时期一艘来华商船就能购买四百担水银相比，足以证明此时的中国水银已不再成为英商的优先之选。到十八世纪中后期，水银在中英贸易中的记录逐渐稀少。

因为中国出产的水银丧失了性价比，欧洲对水银的需求转向了西班牙和美洲大陆。西班牙境内拥有伊德里亚和阿尔玛登两大汞矿区，其汞矿产量跃居世界前列，甚至可轻易满足世界市场对水银的需求量。5 除此之外，美洲大陆上的汞矿也被陆续开采，成为了英国水银市场新的供货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英之间的水银贸易更加一蹶不振。

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英国在水银的应用工艺上更加成熟，不仅将水银用于制药，还广泛用于合金、造纸等工业生产。英国制造的玻璃镜就是将锡箔贴在玻璃面上，再灌入水银溶解锡，融化后的液体能够贴在镜面上，使得反射更加清晰。清代早期，欧洲的玻璃镜还是宫廷贡物，仅有少量玻璃镜作为商品流入市场。6但到1771年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曾向广州出口玻璃镜六百五十四块，次年又出口玻璃镜五百六十二块。可见当时英国不仅不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水银作为原料，还因为工业技术的进步，能够将自身所制造的水银工艺品销售至中国，形成了水银贸易上的逆差。

1796年，清朝爆发白莲教起义，由此开始封禁汞矿的开采。嘉庆帝认为：

夫矿藏于山，非数人所能采取，亦非数月所能毕事，必且千百为群。经年累月，设立棚厂，凿砂煎炼，以谋利之事，聚游手之民，生衅滋事，势所必然。纵使官为经理，尚难约束多人。若听一二商民集众自行开采，其毙将无所不至，此在边省犹不可行。7

清廷对于汞矿的封禁，无疑使得当时的水银产量进一步下降，逐渐无法满足国内的水银需求。1806年，中国开始向美国进口水银，数量从最初的年均四十八担，在十年内逐渐攀升至三千二百四十担，到1827年，五艘来华美国船只甚至运来了八千六百六十六担水银。1可见当时中国的水银生产几乎停滞，需求愈加依赖进口。

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为充实军需和支付高额的对外赔款，开始慢慢放松对汞矿等矿产的开采，“道光二十四年（1844），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省，除现在开采外，如尚有他矿原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道光帝大开矿禁，意图重振矿业经济，然而效果并不显著。道光二十八年（1848），清廷只能再次谕令“至官办、民办、商办，应如何统辖弹压稽查之处，朝廷不为遥制”2。尽管清中后期，开始鼓励民间开矿，意图重振矿业经济，但由于长时间以来对矿产开采政令的反复，以及落后的水银工艺品制作技术等原因，清代水银贸易困境已积重难返。

到清末，水银甚至成为了英国在华掠夺的工业原料。光绪二十五年（1899），英法商人强租万山汞矿开采权，成立水银公司，并将西方的矿业设备带入中国。在工业化的开矿技术支持下，该公司在中国的十年之间仅投入约二十八万银元，就开采了超过七百吨水银返回欧洲。3

四、结语

水银独特的性质使其在各国医药和工业等方面有着广泛的运用。为满足欧洲国家治疗梅毒和发展工业的需求，水银在广州十三行行商的交易之下成为了中英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中英之间的水银贸易，兴起于清前期，一度有过快速发展的阶段，甚至带动了土茯苓的出口。但却因统治者反复的矿禁政策和其他国家竞品的出现，而导致水银贸易衰落于清中期，不仅中国国内的水银需求开始依赖进口，甚至还成为了英国水银工艺品的倾销地。至清末，水银逐渐成为被掠夺的工业原料，贸易也就无从谈起。从清代中英水银贸易的兴衰中，可以窥见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情况，也从中体现了清朝汞矿开采能力由盛转衰的过程。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ercur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You Jinxiang

Abstract：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mercury became an important commodity in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China's mercury is mainly produced in Guizhou. The mercury refined from sand mining in the mountains is transported to Guangzhou and then transported to Europe via the Maritime Silk Road. Due to the spread of syphilis in Britain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demand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imported a large amount of Chinese mercury， and the mercur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also gradually flourished. However， the cost of mercury mining in China was high and the technology was backward. The mining ban policy led to the contraction of mercury production， which made theprice of mercury in China ris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gradually replaced by competitors from other countries. By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mercur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was declining. China not only formed a trade deficit in raw materials， but also became a dumping place for British mercury handicrafts.

Key words：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Mercury

責任编辑：厐思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