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花蕾

摘 要：清代福建本“外聚珍”书的刊印、修补、校勘过程极为复杂，共产生了五个主要版本。其中道光八年、十年、二十七年递修本留存了大量校修标记，光绪本收录了六篇序跋。两本相互佐证，可用于稽考其时福建本“外聚珍”书百馀年间的沿革，了解清代福建学者对历代文献的编修情况，道光十年、同治十年及光绪十四至十八年的三次重修活动亦藉此得以显现。

关键词：《四库全书》 福建本“外聚珍” 吴荣光 宋炳垣 谭钟麟

中图分类号：G2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3）02-8-21

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负责《四库全书》刊刻事务的金简建议用木活字摆印《四库全书》，他以《史记》为证，说明木活字套版印刷具有省时、省力、省钱的优势，且可反复使用。三十九年（1774）四月，由武英殿印刷的活字版《四库全书》被正式命名为“武英殿聚珍版”。武英殿聚珍版书的特征有二：之一是每种书的目录页右下方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之二是卷首列乾隆所题《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后世将符合这两项特征的活字版书称为“内聚珍”，又称“殿本”。“内聚珍”书版本考究，校对详慎，印刷精良，“购买者甚多，所印之本尚不敷给”1。为使武英殿聚珍版书流传，乾隆四十二年（1777）九月，董诰等奏请将武英殿已摆印各书发给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各一份，“如有情愿刊者，听其翻版通行，并请嗣后于每次进呈后陆续颁发照办”2，由此启动了“内聚珍”书的翻刻活动。学界将五省翻刻的武英殿聚珍版书统称为“外聚珍”。“外聚珍”书为雕版印刷，版式与“内聚珍”基本吻合。

福建本“外聚珍”书主要由福建布政使署负责刊印，据统计，“自乾隆末至光绪间，福建曾有七任布政使先后参与翻刻和补刻”3，共产生了五个主要版本：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嘉庆间翻刻一百二十二种；道光八年（1828）吴荣光4重印一百三十五种；道光二十七年（1847）陈庆偕5重印一百二十二种；同治七年（1868）邓廷枏6重印一百三十二种；光绪十八年（1892）至二十一年（1895）重印一百四十九种。

学界对这五个版本的书目已有专述，如马月华《略论福建本“外聚珍”》1、吴瑞秀《福建官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承传》2等。经过数次翻印后，闽本版心留下了“道光十年修”“道光二十七年修”“光绪十九年补刊”“宋炳垣校”“宋培初、刘永昭同校”等字样，“不仅标明了这些书历年来修补、增刻的实际情况，同时也给鉴定工作增加了明显的标志”3。光绪本收录了六篇序跋，记录了福建本“外聚珍”书的沿革。

一、日本京都大學藏闽刻《武英殿聚珍版全书》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藏闽刻《武英殿聚珍版全书》一百二十二种，六百九十七册，目录卷头下部有“武英殿聚珍版”字样，四周双边，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该本是福建本“外聚珍”之一，系道光八年（1828）吴荣光重修、道光十年（1830）宋炳垣校、道光二十七年（1847）陈庆偕补修本。同马月华统计的闽本首次翻刻书目4相比，京都大学藏本缺二种：《苏沈良方》《小儿药证直诀》；合录四种作二种：《孙子算经》《海岛算经》作一种（第二百六十一册），《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作一种（第二百六十二册）；分录《易纬》作三种：《易纬乾坤凿度》《易纬乾凿度》（第二十四册），《易纬稽览图》（第二十五册），《易纬辨终备》《易纬通卦验》《易纬乾元序制记》《易纬是类谋》《易纬坤灵图》（第二十六册）。

依据京都大学图书馆的著录，该本有大量道光八年（1828）、十年（1830）、二十七年（1847）的校修标记，详见下表：

二、厦门图书馆藏光绪本闽刻《武英殿聚珍版书》序跋

厦门图书馆藏光绪二十一年（1895）闽刻《武英殿聚珍版书》一百四十八种（存一百四十七种）1，首卷收序跋六篇：光绪二十年（1894）谭钟麟2跋、张国正3跋，光绪二十一年（1895）黄毓恩4跋，道光二十七年（1847）陈庆偕跋，同治七年（1868）邓廷枏跋，同治十年（1871）潘霨5跋。笔者按照时间顺序附录于下：

陈庆偕旧跋

乾隆三十八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及散见《永乐大典》而世罕传本者，汇为《四库全书》，择其尤雅刊布宇内，以嘉惠艺林。时金大司徒以活字版请，得旨俞允，所辑一百二十三种，计四万三千六百馀叶，锡名曰“武英殿聚珍版”，系以御制，洵云汉之宏章，士林之盛典也。惟是掌以兰台，藏诸广内，天上玉堂，人间不到。幸是书甫颁到闽，经前方伯重加刊刻，复增入《五经》《琉球国志》等书，贮版司库，而历年久远，不无散佚。庆偕莅任之初，福州府赵守、拣发府王守等惜秘书之就湮也，请于余，愿任校正之役。爰嘱补其缺佚，正其部居，其本无而增入者悉从裁汰，一遵钦定原目，敬录圣序弁诸卷首，共补七百馀叶，阅六月而功毕。余嘉其事之成也，因为志其颠末，俾海峤士儒咸得争先快睹，或于圣主右文之治不无小补云。

时道光二十七年孟冬月上澣，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陈庆偕谨识

邓廷枏旧跋附《凡例》

乾隆三十八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阁秘书，择其关政治、裨来学者，汇入《四库全书》。四十一年冬摆印完竣，计百二十二种，锡名曰“武英殿聚珍版”，冠以圣序，颁发各省。一时文教之隆，振古未有。前方伯躬逢其盛，欲为是书图久大之规，将原本重付剞劂，又增入宋版《五经》等书，共为百三十五种，存版藩垣，流传益广。道光二十七年，陈方伯庆偕重加修整，一遵钦颁目录，而增入之书未列原目，迄今又有历年，霉蛀尘封，渐多残阙。延枏莅任次载，署同安宋令、光泽刘令请于余，愿任校雠之役。余思殿廷秘笈实希世奇珍，故府所藏宜随时护惜，及今不修，后将有欲修而无善本者。爰属厘其先后，考其部居，正其缺佚，其散失过半无凭缮完者，仍存其书目，以俟将来。今所修者一百三十种，朽者易之，损者补之，约有千版，三阅月而功毕，并恭录宸藻以弁其首。虽未尽复旧观，而所以资考镜者，亦略备矣。固为识其颠末，俾海邦人士得所观摩，以仰副圣朝稽古右文之治，而于是书之始刻增修亦能悉其原委焉。

一、是书原颁百二十二种，今尚藏百一十九种，其霉蛀过半，不堪修补，亦无善本校对者，则吕夏卿之《唐书直笔》四卷、周行己之《浮沚集》九卷、高斯得之《耻堂存稿》八卷也，计三种。

一、续增十三种，今尚藏《三经》《续通鉴纲目》，宋版《礼记》《春秋》《诗经》《易经》《书经》，《经典释文》《清汉对音》《闽政领要》《琉球国志略》，计十一种。其霉蛀过半，不堪修补，亦无善本校对者，则《钦定三礼》《康熙字典》二种。

一、《三经》一书原缺十三页，盖当前人修补时已无善本校刊也，其诸书中亦间有仍缺原缺之页者，命书工夹入空白，以志其阙，而目录仍载不缺页数，以存其旧。

一、《经典释文》一书原缺六页，屡修而仍缺此六页，后于《通志堂全书》检出是书，校对补完。

一、凡原板模糊五六十字及百多字者，即刊新页以补之，其模糊十多字者，概仍其旧。

一、是书目录旧分经史子集，今已不存，现存目录杂列书名而无次第，今约按经史子集而次之，并于书目之下注明某人所撰，以便查阅。

一、是书除未修五种外，实存一百三十种，今以《钦定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凡三经分列之，则为一百三十二种，计五万七百四十七页。旧装订计七百六十本，今匀其厚薄而分合之，计八百本。其某种多少页数并计书名之下，以志其实。

同治七年孟冬月，福建布政使邓廷枏谨志

潘霨旧跋

闽省旧藏武英殿聚珍版书，原颁百二十二种，续增十三种，共百三十五种。经史子集分类辑编，所以广流传而惠后学者，实非浅鲜。是书刊自乾隆间，修于道光二十七年，版存藩署，迄今又二十馀稔，霉蛀尘封，渐多残阙。同治戊辰，中丞卞公、方伯邓公先后涖闽，因署同安宋倅、光泽刘令之请，筹款重修，釐其次序，条其节目，补苴拾掇，详为校雠，功至钜也。其次年，霨自山左陈臬来闽，明年授藩篆，与邓公相先后。适宋倅又购得吕夏卿《唐书直笔》四卷、周行己《浮沚集》九卷、高斯得《耻堂存稿》八卷，爰付剞劂，以补阙佚。事后乞志一言，因思王充云“鸿文在国，圣世之瑞”，闽省自有宋以来，贤哲代兴，承我朝沐浴之化，文物声名溢于海内，束带之士彬彬然有邹鲁风，将读是书者，居今稽古，竟委穷源，所以明全体而达大用，要不仅资博洽，广见闻而已，是霨之属望于后来者更无穷也。

同治辛未孟夏之月，福建布政使潘霨谨记

谭钟麟跋

乾隆间，《四库全书》告成，又搜访所得遗籍，用活字印一百数十种，名曰“武英殿聚珍版”，颁发各省锓刻通行。一时传刻者若浙、若苏、若赣，卷帙多寡不一，要以福刻百二十馀种为最富。迨东南兵事起，扬州文汇、镇江文宗、杭州文澜三阁皆毁，诸书茫然无存，不但聚珍版也。余庚辰抚浙，重修文澜阁，网罗散佚，曾购《图书集成》全部，庋置阁中，其馀缺者借本钞补以完之，因得见福刻聚珍本数种，未睹其全也。壬辰来闽，适张笏臣廉访修校是书，余谓此版屡修而讹脱益甚，当求完善本补之。闻丰顺丁氏藏有当时原本，借之来闽，确是武英殿初印，且较福刻多十馀种，遂据以勘补增刻，其有别本可据者，复缀拾以弥其阙，校雠厘订，视前数次所修加慎焉。阅时几三载，始获蒇事，而余又有巴蜀之役矣。尝谓文字菁华寿诸梨枣，往往不毁于兵火，即饱于蟫蠹之腹，必有以护持之，乃历久而不敝。以闽之有是刻也，岿然灵光，幸不堕于浩劫。今复精校旧，益廓其新，以臻美备，得与文澜阁诸书长垂天壤，实我国家诞敷文德之化，有以绵引于无穷也，岂惟海滨邹鲁之乡，藉以沐《诗》《书》之泽云尔乎！书既成，谨缀数语于简末。

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腊月，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闽浙总督兼管船政、福建巡抚事兼署福州将军闽海关印务、調补四川总督茶陵谭钟麟谨识

张国正跋

谨案：乾隆甲午五月……一时承命开雕者，浙江刊袖珍本三十九种，江南所刊板式同浙，共计若干，未睹其全。江西亦仅见近刻五十四种，惟福建旧刻一百二十三种为最夥，即此本也。当时内府排字成书，其字旋即改排他印，所印行者自亦无多，故百馀年来，零种偶有流传，全帙早所希觏，江浙两椠又毁于兵燹。幸闽刻具存，且卷帙繁富，即较近日南昌局刻多犹过半，则合诸刻以计之，洵推为硕果仅存之巨帙矣。惟板片庋储布政司廨，闽地卑湿，历年稍多，渐就断烂，故先后官闽藩者如吴中丞荣光、陈中丞庆偕、邓方伯廷枏、潘中丞霨均不惜巨帑相继修补，距今皆甫阅数十年，而残字脱简又复更仆难数。前制府卞公惜是书之缺而不完也，屡以监修事相属国正，既辱诿諈，且曾三摄承宣，则勉踵前规，责无旁贷。于是检理版片，集款鸠工，设局会垣，檄傅太守以礼总司其事，并派员分任校对收掌之役。先就闽中搜罗旧椠，或访诸绅耆，或购诸坊肆，并参证以别本。初校将竣，会今制府宫保谭公持节南来，听政之暇，询及是书，以为雠勘之事不厌详审。矧此刻自同治间修校草率，匪特金根白芨触处纷然，甚至有版无字者亦且不一而足，若非整理完善，奚以昭先朝嘉惠艺林，垂示无穷之盛轨？爰命广求善本，添设局员，通体覆勘。访知丰顺丁氏藏有当年排印原书，专员航海赴粤，往返至再，始获全假以来。得此依据，补正益多，且较闽刻溢出十馀种，丁本之外，又稽诸各家书目称为聚珍本，而尚有他刻可据者，似亦不应概付阙如。适黄方伯毓恩涖任闽藩，力任筹资，福州府唐太守宝鉴复移借公使钱以赞成之，遂得一律补镌。计修校旧刻外，新增者两次，凡二十种，其各本中有篇章缺佚，由傅太守寓书浙江藏书家，如杭州丁氏、湖州陆氏，互相商榷，或录副以来，或刻成寄校，若诸种中访有宋椠元钞尚存者，亦经辗转物色，据以更易旧刻。否则甄采裒集，自十馀卷以至一二篇，附为拾遗。惟卷帙既繁，校手不一，落叶之喻在所难免。况其间有灼知其误，以无所依据而不敢辄改，互考其异同，别作校勘记，各缀跋尾以识崖略。孙鹾尹又成《例言》十则，并将新旧刻诸书，谨遵《四库全书总目》，按经史子集序列，其有《总目》未载各种，亦依类纂入，重定目录，弁诸简端。凡本非聚珍版之书，前此修版误入者，则析出别行，另列一目焉。经始于壬辰二月，至甲午季冬蒇事，虽不敢谓聚珍版之书已尽于此，第念在昔排印此书，其全数几何未见记载，今于传刻最多之闽本又复一再增益，即耳目有所未及，安知他日不有谙悉掌故者博搜而踵增之？则此次之校修增补，亦不过前马之导而已。

光绪甲午嘉平上澣，福建按察使、前署福建布政使、世袭子爵张国正谨识

黄毓恩跋

洪维我朝……《四库》未及著录之本百七十四种，赐名《宛委别藏》，以补全书所阙。仰见金匮石渠，蔚然美备，固非宋之崇文、明之文渊所可同年而语已。溯夫四库馆之初开也，以前明《永乐大典》足资采摭，简派儒臣裒集汇订，暨世所罕觏秘帙，命由武英殿用聚珍版排印，颁发东南五省，同时遵敕重雕者，惟闽中一百二十三种为最夥。惜历年已久，屡经修葺，而校勘觕疏，编次凌乱，几于不可卒读。故前督部卞、谭二公先后督修，遴傅太守以礼为总纂，孙鹾尹星华等分任编校。凡书中残断及衍夺之处，于正文修补外，复间据他本辑为拾遗或校勘记附后，并广所未备，增刻廿五种。前岁癸巳，毓恩领藩是邦，值书局经费支绌，勉筹巨资，久之乃获蒇事。适今制府边公蒞任，聿观厥成，因咨送翰林院国子监及各行省书院，用广流布。诚以文治光昭，陈编尽出，且幸际我皇上缵绪弥殷，亲政以来，特命繙译世祖章皇帝御纂《劝善要言》赏给臣工，并转饬重刊。其有储藏家呈请代进书籍，无不上邀垂奖，即各直省局刻之书，亦蒙随时征取。矧此聚珍本诸种，乃高宗纯皇帝嘉惠艺林，欲使天下万世家弦户诵者，伏读乾隆五十五年谕旨。以此各书排印无多，恐有未能全行购觅，曾廑圣念，则今日闽中之重校增刻永厥流传，无非仰体先朝启牖来学有加无已之至意，并藉以益扩我皇上继述隆规于万一云尔。

光绪二十有一年岁在乙未孟夏之月，头品顶戴、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钟祥黄毓恩谨识

依据京都大学藏本和厦门图书馆藏本的校修标记、序跋，以下将道光八年（1828）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福建本“外聚珍”分作五类进行分析：吴荣光与道光八年本，宋炳垣与道光十年（1830）本，陈庆偕与道光二十七年（1847）本，宋培初与同治七年（1868）、十年（1871）递修本，谭钟麟与光绪本。

三、吴荣光与道光八年本

吴荣光曾三度在福建任职：第一次是道光元年至二年（1821—1822），任福建盐法道、按察使；第二次于道光六年（1826）十月抵达，任福建布政使，道光八年（1828）五月十七日，因丁父忧离闽归里；第三次是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年（1837—1840），任福建布政使。在闽期间，吴荣光修建书院、刊刻图书，在福建学者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建凤池书院

自宋代开始，书院即是闽学的重要传播基地。凤池书院的前身是圣功书院，始建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因膏火未就，规模较小。道光元年（1821）四月，吴荣光以盐法道身份抵闽，随即募集经费扩建圣功书院，事成后易名为“凤池书院”，并筹资捐置六十部图书，“以为士林讲习讨论”1，其中武英殿聚珍版书占五十六部，这五十六部书应该就是福建官府翻刻的“外聚珍”书。道光六年（1826），吴荣光以布政使身份第二次赴闽，在凤池书院增建致道堂、揽辉楼等处所，并“增拓学舍若干楹，捐置书籍二千馀卷”2。自此，凤池书院与鳌峰书院、正谊书院、致用书院并立，成为其时福州的文化标识。

（二）修贡院、续省志

道光七年（1827），吴荣光“劝捐修建贡院，费银一十四万三千馀两，计廓充及增建号舍，共用银一十万四千馀两，以其馀资续修省志”3。林鸿年4《重纂福建通志序》：“道光八年戊子，贡院工成。九年（1829），以馀赀开志局，其陈恭甫师主讲鳌峰，兼志局总纂。”5陈恭甫即陈寿祺6，是其时福建学界之大儒。吴荣光与陈寿祺同年，又于嘉庆六年（1801）同时加授编修。吴荣光《石云山人集》有《陈恭甫赠诗和答四首》《送陈恭甫编修寿祺归省后游粤二首》《题陈恭甫〈恋云图〉》等诗；故宫博物院藏万承纪以吴荣光登临泰山为主题的肖像画《松盘揽胜图》，有宋湘、翁方纲、阮元、陈寿祺等九家题诗，足证二人相善。

道光八年（1828），陈壽祺代作《檄闽省郡邑采访通志事实》，正式将重纂通志一事提上日程。道光九年（1829），陈寿祺任总纂，率高澍然、冯登府等有识之士开编通志。该志历时六年，于道光十四年（1834）编成，陈寿祺于完稿前夕病逝。随后，梁章钜1等人对志稿的体例提出异议，在福建学界引发了一场修史的体例之争。这场争论导致道光《重纂福建通志》被搁置，直至同治十年（1871）才得以印行。值得一提的是，吴荣光与梁章钜亦相善，《云石山人集》有《和梁芷林礼部章钜永平道中》《寄题梁芷林方伯重葺沧浪亭》《跋梁芷林章钜中丞所藏宋拓〈圣教序〉》等诗文。通志开编之日，吴荣光已离闽，故没有卷入这场体例之争，但是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他“以贡院馀资续省志”之举，为编撰提供了资金保障，从而使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得以完成。

（三）重修“外聚珍”书

日本京都大学藏本标识“道光八年五月福建布政使南海吴荣光重修”的共十处。吴荣光第二次在闽时间不足两年，离闽时，由他重修的“外聚珍”书可能刚刚完工。吴荣光在自订《年谱》中未提及此事，光绪印本《例言》称：“道光八年，前方伯吴中丞荣光初修此版，其如何编目及有无题记亦不可考。”2此次重修距首次翻刻时间已相隔五十馀年，其首刻的书板可能已经损坏，故这次重修主要是针对书板而非内容。重修之细节虽已不可考，但书板藉此得以修缮和流传是不争的事实。

修板之馀，吴荣光还进行了增刻。陈庆偕跋称，颁到福建的内聚珍原书是一百二十三种，“经前方伯重加刊刻，复增入五经、《琉球国志》等书，贮版司库”。邓廷枏跋称原书一百二十二种，“前方伯将原本重付剞劂，又增入宋版五经等书，共为百三十五种”，所列续增目录中也包含《琉球国志略》。马月华认为，《琉球国志略》属乾隆时颁发的原目，“同治本《凡例》将其列为‘续增之书是不对的，所以这次实际‘续增之书应为十二种”3。

“外聚珍”书并非一蹴而就，武英殿发往五省翻印的“内聚珍”书是随刊随发的。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浙江巡抚奏称接到首批三十九种书；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福建巡抚奏称首批聚珍板各书翻刻完竣，续发十五种书正在刊刻中。武英殿的颁书行为一直持续至嘉庆年间，最终究竟颁发了多少种“内聚珍”书，学界尚存在争议。目前主要有一百三十八、一百二十六、一百三十一、一百二十九种四种说法，其中以陶湘主张的有一百三十八种之说法占主流。就现存其时五省“外聚珍”书目来看，此五省可以从颁发原目中自行拣选，“江南凡八种，江西凡五十四种，福建凡一百二十三种，浙江凡三十九种，卷帙多寡不一，以福建为最富，以浙江为最精”4。

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嘉庆间，福建省一共翻刻了一百二十二种还是一百二十三种聚珍版书？争议点主要在《琉球国志略》翻刻上。陈跋、邓跋同称《琉球国志略》为前方伯增入，说明至少在吴荣光重刊时，未见该书板。吴荣光一共增刻了十三种书：“三经”（《钦定周易述义》《钦定诗义折中》《钦定春秋直解》）、《续通鉴纲目》，宋版《礼记》《春秋》《诗经》《易经》《书经》，《经典释文》《清汉对音》《闽政领要》《琉球国志略》《钦定三礼》《康熙字典》，其中只有《琉球国志略》为“内聚珍”书。这十三种书极有可能是作教材之用。吴荣光一直热心于文教，除上述建书院之事外，第三次在闽期间，他还“考课鳌峰、凤池两书院，制义试帖外，课‘十三经经义、古诗文，命之曰《七闽经义》”1，这些讲义后来与湖南湘水校经堂课卷并曰《闽湘经义》。

经吴荣光重修、增刻后，福建本共一百三十五种，符合“外聚珍”书特征的为一百二十三种。

四、宋炳垣与道光十年本

宋炳垣字月樵，一字薇卿，乌程（今浙江湖州）人。道光元年（1821）辛巳科举人，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进士。道光九年秋至道光十九年（1829—1839），任古田、明溪、建阳知县，约咸丰四年（1854）前后卒于湖州。作《困学蒙证》六卷，有道光间刊本存世，卷首有道光十年（1830）陈寿祺序、道光十五年（1835）吴孝铭序。有子培初，字鹤访，一字鹤舫，咸丰十年至十一年（1860—1861）任马巷通判。有《闻妙香斋诗草》一卷存世，民国十二年（1923）鉛印本。

道光九年（1829），宋炳垣参与重纂《福建通志》，任“监局”。道光十年（1830），宋炳垣主持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针对福建“外聚珍”书的校书活动。日本京都大学藏本版心带“道光十年修”字样的书有三十四种，版心下部带“宋炳垣校”字样的书有七种，二者在同一页出现的书有四种。实际上，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的著录并非全部，如《麟台故事》版心有“道光十年修”“宋炳垣校”字样2；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春秋考》卷二第十三、十四页，卷七第二十三页，卷八第三十三页，卷十第十九、二十页，卷十一第一至四页，版心“道光十年修”“宋炳垣校”同时出现；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藏《元和郡县志》，编号CH B11.8/（L）4045，卷二、三、八、十一、二十六、三十一、三十六等版心有“宋炳垣校”字样，《目录》版心有“道光十年修”“宋炳垣校”3。笔者进一步核对《四库全书考证》等书，发现两种字样同时出现时，“道光十年修”均居版心右侧中部，“宋炳垣校”均居版心左侧下部。

吴荣光于道光八年（1828）五月离闽，宋炳垣大约于次年秋天入闽。一年后，即针对同一书板展开大规模的校勘，且冠以醒目的时间、人名，此显然不是吴荣光重修活动的延续，而是一次单独的重修。福建本“外聚珍”书卷帙浩繁，校刊量巨大，恐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正如光绪本张国正《跋》所云，“检理版片，集款鸠工，设局会垣……派员分任校对收掌之役……卷帙既繁，校手不一”，道光十年（1830）的校勘应该是在福建布政司官员主持下集体完成的。然除宋炳垣外，该本暂未见其他校刊者留题，宋炳垣极有可能担任这次重修的总校。其时，福建布政使为魏元烺4（十年正月任，十一年正月改任福建巡抚）。《福建通志》道光九年（1829）重纂职名显示，魏元烺与闽浙总督孙尔准、福建巡抚韩元均、提督福建学政陈用光共同担任总裁。道光十年（1830），魏元烺或主持校勘福建本“外聚珍”书，俟考。

吴荣光本增加的十三种书包含《经典释文》。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经典释文》三十卷，半叶十一行，行十七字，版本著录为“清道光十年通志堂刻本”，版心有“通志堂”“道光十年修”“宋炳垣校”等字样5；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胡忠多媒体图书馆藏《经典释文》，版本著录为“道光十年宋炳垣校刻《通志堂经解》本”1，二者盖同一种。该版系道光十年（1830）福建翻印，非通志堂原刻。邓廷枏《跋》附《凡例》云：“《经典释文》一书原缺失六页，屡修而仍缺此六页，后于《通志堂全书》检出是书，校对补完。”笔者据此作出如下推测：第一，吴荣光增刻《经典释文》采用通志堂本做底本。第二，福建道光十年（1830）本“外聚珍”书的书目与吴荣光本一致，共一百三十五种。

五、陈庆偕与道光二十七年本

道光二十七年（1847），陈庆偕主持重修福建本“外聚珍”书。根据陈庆偕《跋》，可知其重修之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修书板，补缺佚；二是正部居，调整经、史、子、集分类；三是裁汰吴荣光增入的十三种书，恢复原定原目，录《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弁诸卷首（根据陈庆偕的描述，此前版本似无御制序）。经陈庆偕重修后，福建本“外聚珍”书还原至一百二十二种，部分书籍的版心留下了“道光二十七年修”的标识。遗憾的是，陈庆偕把吴荣光增入的聚珍版书《琉球国志略》也一并剔除。

协助陈庆偕重修的有“福州府赵守、拣发府王守等”。考福州府赵守即赵镛（1792—1855），字少愚，号筱鸥、笙南，江西南丰县人。为道光六年（1826）丙戌科进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任福建漳州府知府，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任福州府知府。

六、宋培初与同治七年、十年递修本

同治间，宋培初在福建开始编书等活动，其所务之事与其父宋炳垣极为一致。

同治七年（1868）核刊《福建通志》时，宋培初担任“监刊”。同年，宋培初提议重修福建本“外聚珍”书。邓廷枏《跋》云：“署同安宋令、光泽刘令请于余，愿任校雠之役……今所修者一百三十种，朽者易之，损者补之，约有千版，三阅月而功毕。”潘霨《跋》云：“同治戊辰（七年），中丞卞公、方伯邓公先后莅闽，因署同安宋倅、光泽刘令之请，筹款重修。釐其次序，条其节目，补苴拾掇，详为校雠，功至钜也。”卞公、邓公即卞宝第2、邓廷枏，宋令、宋倅即宋培初，刘令即刘永昭。考刘永昭，山东即墨人，咸丰元年（1851）恩科举人。同治四年至十二年（1865—1873），任福建布政司经历、屏南县知县、光泽县知县3。刘永昭与宋培初共同发起重修活动并领衔校刊，今多家图书馆藏有同治年间刻本，可佐证其事：安徽博物院馆藏《福省重刻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同治七年（1868）刻本，邓廷枏《序跋》后题“同校：宋培初、刘永昭”；蚌埠市图书馆藏《耻堂存稿》八卷，卷八卷末题“同治八年重刊，宋培初、刘永昭同校”；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浮沚集》九卷，作者著录为“周行己、宋培初、刘永昭”，版本著录为“清同治八年”。

同治七年至十年（1868—1871）的递修由邓廷枏、潘霨主持，宋培初、刘永昭校勘，历时四年，合计重修一百三十五种书。同治七年（1868）拟修一百三十七种书，实修一百三十二种书，所阙五种：《钦定三礼》《康熙字典》因不能修补未刊，《唐书直笔》《浮沚集》《耻堂存稿》三种因不能修补，亦无善本校对，未刊。重新增入吴荣光本十三种书，其中《钦定三礼》《康熙字典》未刊，将“三经”分列作《钦定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三种，总数仍为十三。至同治十年（1871），“适宋倅又购得吕夏卿《唐书直笔》四卷、周行己《浮沚集》九卷、高斯得《耻堂存稿》八卷，爰付剞劂，以补阙佚”（潘霨《跋》）。

同治本“外聚珍”书部分带“宋培初”“刘永昭”标识。东海大学图书馆所藏《元和郡县志》，《序》之版心鱼尾间题“道光二十七年修”；《目录》之版心鱼尾间题“道光十年修”，版心下方题“宋炳垣校”；卷四、五、六、十九、二十九、三十三之版心下方题“道光二十七年修”；卷三十七题“宋培初、刘永昭续校”，卷三十八、三十九题“宋炳垣校”“宋培初、刘永昭续校”，卷四十题“宋炳垣校”。陈惠美、谢莺兴依据这些信息，将版本著录为“清道光十年宋炳垣校，宋培初、刘永昭续校，清乾隆间武英殿聚珍版，道光十年、二十七年递修板”1。事实上，该本是同治七年（1868）重修的“外聚珍”本，版本应该著录为“清道光十年宋炳垣校，宋培初、刘永昭续校，清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道光十年、二十七年、同治七年递修板”。

七、谭钟麟与光绪本

（一）谭钟麟与文澜阁《四库全书》

谭钟麟与福建本“外聚珍”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光绪五年（1879）。是年冬，谭钟麟任浙江巡抚，与丁丙2商议重建文澜阁。重建工程于光绪六年（1880）十月开始，至次年九月完竣3。光绪七年至十四年（1881—1888），丁丙主持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当时文澜阁四库仅存原帙四分之一，需从各方借阅四库底本，据王同《文澜阁补书记》记载，借书来源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藏书大家，“凡他人插架之书，一一按索”4。谭钟麟也提及文澜阁广罗图书一事，云：“余庚辰（光绪六年，1880）抚浙，重修文澜阁，网罗散佚……其馀缺者借本钞补以完之，因得见福刻聚珍本数种，未睹其全也。”（谭钟麟《跋》）由此可知现存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部分底本来自福建本“外聚珍”。

（二）卞宝第与光绪本

光绪十八年（1892），谭钟麟以闽浙总督至福建，“适张笏臣廉访修校是书，余谓此版屡修而讹脱益甚，当求完善本补之”（谭钟麟《跋》）。张笏臣即张国正，张国正之所以修校福建本“外聚珍”，是因为卞宝第。

同治五年至九年（1866—1870），卞宝第任福建巡抚，期间响应宋培初、刘永昭的倡议，筹款重修“外聚珍”书。但是，卞宝第对同治本并不满意，认为“是书缺而不完”（张国正《跋》）。光绪十四年至十八年（1888—1892），卞宝第任闽浙总督、福州将军，期间敦促再次重修福建本“外聚珍”。卞宝第详细筹划了重修事宜，除了请张国正任监修外，还请傅以礼5为总纂，孙星华6任编校，“先就闽中搜罗旧椠，或访诸绅耆，或购诸坊肆，并参证以别本”（张国正《跋》）。

傅以礼、孙星华的加入，为光绪本提供了质量保证。傅以礼勤于治学，在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南明史等领域造诣颇深，有《明史续编》《明谥考》《华延年室题跋》等书传世，经傅以礼辑校的书籍则有数十种之多1。在编纂福建本“外聚珍”的过程中，傅以礼校勘《四库全书考证》《唐史论断》等书，辑《文定集》《攻媿集》等书拾遗。孙星华校勘《郑志》《春秋释例》《舆地广记》《唐语林》等书，辑《麟台故事》《意林》《景文集》《浮溪集》等书拾遗，录《茶山集》《文恭集》等书拾遗，续辑《公是集》拾遗，增订《文忠集》。二人还重辑了《傅子》五卷并进行雠校2。傅以礼对部分“外聚珍”书进行了详细考证，如《四库全书考证》卷末所附傅以礼题跋，即指出了《四库全书考证》的分类、署名等错误，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资料。

（三）光绪本的特征

谭钟麟抵闽时，张国正负责的“外聚珍”校本已初具雏形。谭钟麟曾参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认为雠勘之事应不厌详审，他为福建本“外聚珍”制订了更高的标准，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广求善本，添设局员，通体覆勘”（张国正《跋》）。在底本方面，搜罗了诸家书目中称为“聚珍本”者，以为参考，如丰顺丁氏3持静斋、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湖州陆氏4皕宋楼等。持静斋所藏为武英殿初印原本，“较福刻多十馀种，遂据以勘补增刻”（谭钟麟《跋》）；在校勘方面，与诸藏家“互相商榷，或录副以来，或刻成寄校。若诸种中访有宋椠元钞尚存者，亦经辗转物色，据以更易旧刻”（张国正《跋》）；在资金方面，得到福建布政使黄毓恩、福州候补知府唐宝鉴等人筹资相助。

此次重修从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开始，至光绪二十年（1894）冬完竣。部分书在版心留下“光绪十九年补刊”“光绪二十年补刊”字样。光绪重修后的福建本共收书一百六十一种，除析出别行的十二种书，总数为一百四十九种，其中聚珍书共一百三十八种。同旧本相比，光绪本主要有如下改动：

1．增入二十六种书，其中非聚珍书十一种：《春秋集传纂例》十卷附《校勘记》一卷，《新唐书纠谬》二十卷附《校勘记》二卷，《河朔访古记》三卷，《畿輔安澜志》五十六卷，《幸鲁盛典》四十卷，《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首四卷，《唐史论断》三卷附《校勘记》一卷，《傅子》五卷，《白虎通义》四卷《附录》一卷《校勘记》四卷，《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小畜集》三十卷《外集》十三卷《拾遗》一卷；聚珍书十五种：《春秋繁露》十七卷《附录》一卷《校勘记》二卷，《御制诗文十全集》五十四卷，《鹖冠子》三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附《校勘记》五卷，《蛮书》十卷，《牧庵集》三十六卷，《农书》三十六卷，《钦定诗经乐谱》三十卷附《乐律正俗》一卷，《淳化阁帖释文》十卷，《尚书详解》二十六卷，《诗伦》二卷，《唐会要》一百卷，《万寿衢歌乐章》六卷，《西汉会要》七十卷，《三国志辨误》三卷。

2．将吴荣光误增的十二种非聚珍版书析出别行，另列一目。

3．按照《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史、子、集序列，将新旧诸书重新排序归类。

4．重定《目录》。

光绪二十一年（1895），谭钟麟向文澜阁邮送福建“外聚珍”书全帙，由丁丙具领，庋藏于文澜阁。丁丙抄补文澜阁《四库全书》时曾从持静斋、皕宋楼借书，并借鉴过福建本“外聚珍”；谭钟麟重修福建“外聚珍”时也从持静斋、皕宋楼借书，并借鉴过丁丙的八千卷楼藏书，故福建光绪本“外聚珍”书与文澜阁《四库全书》之间必然有诸多关联，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

八、结语

与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四省相比，福建本“外聚珍”书呈现如下特点：

（一）翻刻持续时间长。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年（1777—1894），达一百一十七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五个时期。书板一直贮存在福建布政使司库，至光绪重印后，“版片贮鳌峰书院，辛亥革命间毁”1。

（二）版本呈递修关系。道光后，以乾嘉间首次翻刻本为基础重刊四次，每一次重刊都在前一次的基础之上修补书板、拣择书目、校勘内容。

（三）福建布政使司官员参与较多。福建“外聚珍”书的历次刊印都由福建布政使司官员主持，百馀年间，参与的布政使司官员主要有富纲、黄检、吴荣光、宋炳垣、陈庆偕、潘霨、邓廷枏、宋培初、刘永昭、卞宝第、谭钟麟、张国正、孙星华、傅以礼、黄毓恩、唐宝鉴等，充分反映了福建官方对“外聚珍”书的重视，也反映了福建勉学重教的文化生态。

（四）流通最广。经过反复刊印、修补、校勘、增刻之后，福建本“外聚珍”成为收书最全、流通最广的“外聚珍”版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雅书局据福建本进行翻印，进一步扩大了福建本的流通。最终，福建本成为最常见的“外聚珍”书，实现了表章典籍、嘉惠士林的目的。

A Study on the Fujian Edition of "Wai Ju Zhen"

Li Hualei

Abstract：The printing， repairing， and collation process of the Fujian edition of Wai Ju Zhe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as extremely complicated， resulting in five main versions. Among them， the editions from the 8th， 10th， and 27th years of the Daoguang reign have preserved a large number of collation marks， while the Guangxu edition includes six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hese two editions mutually corroborate each other and they can be used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the Fujian edition of Wai Ju Zhen ove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understanding the compilation efforts of Fujian scholars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three successive repair activities in the 10th year of Daoguang， the 10th year of Tongzhi， and the 14th to 18th years of Guangxu were also highlighted through this study.

Key words：Siku Quanshu；Fujian edition of Wai Ju Zhen；Wu Rongguang；Song Bingyuan；Tan Zhonglin

責任编辑：李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