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强

内容摘要：《故事新编》是鲁迅最后的创新之作，开拓了现代小说创作的题材和内容，蕴含着鲁迅最后十年的深邃思考。首先是对传统的历史文化进行了解构和批判，延续了鲁迅一贯的国民性批判的写作思路，其次，通过对先驱者形象的塑造和对其命运的探索颂扬了传统文化中的实干精神，第三，作者借对传统题材抒发了对古与今强烈而敏锐的个人感受。

关键词：《故事新编》 传统文化 个人风格

《故事新编》大多为鲁迅后期所做，同前期的力作《呐喊》、《彷徨》相比，《故事新编》体现了对历史小说在内容和题材上的开拓创新。在写法上不拘一格，将严肃、崇高、滑稽、讽刺甚至是黑色幽默融合在一起，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习惯加在古代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身上，从而将戏谑与深刻、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为历史小说写作开拓了一条新路，也延续作者一贯的批判国民性的主题，表达了对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深刻思考。

一.表达对传统社会与文化的质疑思考

《故事新编》作为取材自“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的小说，必然会涉及传统文化和历史，鲁迅对这一部分的处理可谓独具特色，他在历史人物日常生活化的表现中，在对他们“俗人俗语”举止的轻松描写下，表达了对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深邃批判和思考，是对《呐喊》、《彷徨》创作主题的延续。

《故事新编》虽然只有八篇小说，却已经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基本方面，如《补天》中的创世神话和文明起源，《采薇》对古代著名的伯夷叔齐代表的士人气节的描写，《出关》、《起死》、《非攻》涉及作者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认识，《理水》虽取材于大禹治水的神话，展现的却是延续千年的阶级社会的基本面貌，《铸剑》集悲凉与荒诞于一身，表达了对复仇和虚无的思考，具有强烈的鲁迅个人特色，意蕴丰厚。在二三十年年代，新文学中的历史题材创作方兴未艾，作家习惯于将新的思想观念代入历史人物和情节之中，即“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式。例如施蛰存的《将军底头》等系列作品、茅盾的《大泽乡》、《石碣》和《豹子头林冲》等。这类作品往往使得历史题材成为新观念的传声筒，缺少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深度观照。而鲁迅的《故事新编》在思想意蕴的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这类历史小说，将古与今相联系，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深度反思和批判，在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

《故事新编》作为产生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用现代白话文写就的历史小说，传统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的纲常就不再是小说宣教的主旨，而是解构甚至是戏谑的对象，显示了作者对传统文化与社会的弊病的认识和剖析。

例如在《补天》中，作者选择了新颖的视角来观照历来为儒家颂扬的上古文化，从人类始祖女娲的视角进行俯视人类的可笑。在自然朴素且力行实干的女娲的视角下，人类虽然具备衣冠文明，却难掩文明外衣下的虚伪、自私。五帝之一的颛顼与共工的战争，绝不是“王师伐无道”，而是无意义且制造灾难的自相残杀，小说中人类对造物主女娲所说的话，体现的是文言文堆积起来的古代文化话语，无论是拜奉女娲，还是从纲常出发的指责，在造物主女娲看来不知所云，只觉得滑稽可笑。在儒家厚古薄今的思想中，三皇五帝、三代之治，是他们歌颂和神圣化的对象，但在鲁迅的笔下，“古人并不纯厚”，与造物主的无私伟大相比，圣君、圣人之语的光环被淡化，嚴肃的意义被消解，显示出狭隘、僵化、利己的一面，体现了鲁迅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采薇》中的故事原型，本身是在古代备受褒奖的“义不食周粟”的气节故事，但在小说中，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而伯夷叔齐在时代变动面前却显得不合时宜。朝代更替，社会变革，他们“先王之道”的观念显得苍白无力，只能躲让逃避，以“不食周粟”自证气节，这于社会无补，在其他人看来也不过是可笑轶事，小说反复提及叔齐的“悌”、伯夷的迂，这更让他们的坚持和死守的“先王之道”显得迂腐可笑。

在《出关》、《起死》中，作者塑造了道家两大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的人物形象，但他们并不从容悟道、逍遥自得。老子对外界变幻消极以待，出关以示躲避，此外，老子讲学关上的呆板木讷与听众的市侩无聊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他们的悲欢并不相通，小说通篇读来，老子的躲避显得无奈且无意义，也反映了作者的复杂心态。在《起死》中，庄子的哲学思想在汉子简单的实用思想面前显得荒唐可笑，作者表达的文化批判意义可以说很明确了。

《理水》与前述几篇小说侧重于文化批判不同，这篇小说视野更为开阔，描写了古代社会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平民百姓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围绕洪水滔天的严峻形势，他们的表现虽然滑稽，却饱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信息。“文化山”的学者有着稳定的粮食供给，他们自矜身份，蔑视底层民众，进行的“学术研究”脱离民众也脱离社会，他们对“禹”的考证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鲁迅对“文化山”的描写，既体现了对封建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是对与作者同时代某些学者的嘲讽，融历史和现实批判为一体。住在文化山周围的民众，他们受尽洪水饥寒之苦却麻木不仁，不觉得自己处在被漠视甚至无视的境地。特别是百姓代表与官员谈话以及制作呈给上面的叶子、青苔之类的一段，百姓的愚昧麻木，官员的傲岸冷漠，形神毕现。而官员学者们的作为也颇具讽刺意味，在洪水泛滥、百姓食不果腹的形势下，这些上层人物以赏鉴百姓所食野草为乐、附庸风雅，虚伪做作，毫不以实务为虑。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理水》描绘的是一个没落是社会图景，这个社会图景中民众愚昧且饥寒交迫，官员昏庸而无所作为，学者脱离实际，不同阶层界限分明，这显然不是一个时期的社会景象，而是没落的老中国的图景。可以说《理水》的描写延续了鲁迅一贯的国民性批判的思路，但题材由现实转向历史，描写上也更加轻松诙谐，但读者如能会意，读到百姓愚昧不自知，官员士大夫的昏庸自大虚伪，就会明白《故事新编》虽然并非取材现实，但依旧延续了鲁迅一贯的国民性批判和现实主义的写作思路。

二.对先驱者的敬意和命运探索

在《呐喊》、《彷徨》中，先驱者始终是处于鲁迅观照视野下的一个人物形象系列。鲁迅身处觉醒年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笔下的先驱者形象包含着他的生命体验和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状的观察思索。在他的笔下，先驱者多为社会所不容，是孤独者，而最后往往以悲剧命运告终。相比之下，《故事新编》更渲染先驱者形象“中国的脊梁”的正面色彩，表现了鲁迅于儒家正统话语之外，重新认知和构建中国文化的愿望。例如《补天》中的女娲、《非攻》中的墨子、《理水》中的大禹，都是作者推崇的先驱者，他们崇尚实干，不为荣华富贵或狭隘偏见蒙蔽，不眠不休地为国家安危和民众疾苦奔走，是体现作者“立人”观念的理想人物。

在《补天》中，女娲为造人和补天不眠不休，耗尽了心神体力，是一个伟大的远古始母形象。在《非攻》中，墨子衣衫褴褛，生活简陋，却心忧天下，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兼爱非攻的主张，奔波于楚宋两国之间，用勇气和智慧化解了两国之间的战争。他虽然是一大学派的创始人，但生活朴素，毫无架子。对义的坚持和行动派的实干精神是他的主要特点。《理水》中的大禹面对罕见的洪水灾祸，他和部下不避辛劳，深入基层考察灾情。在大禹出场的情节中，大禹和他的部下憔悴的面容、粗陋的穿搭和与其他在宴会上庸俗享乐、虚伪做作的官僚学者形成了鲜明对比，表达了作者对像大禹这样的实干家和奋斗者的赞扬，在他们身上，作者寄寓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

除了表达对先驱者的敬意，《故事新编》像《呐喊》《彷徨》一样揭示了先驱者命运的落寞。虽然他们曾为社会和民众流血牺牲、劳碌奔走。但他们或与民众隔膜，或为亲友背叛，或为统治阶级利用和捧杀，他们奉献牺牲的悲壮崇高在看客的围观中被消解，这就是《故事新编》中先驱者形象系列的命运，这种写法延续了鲁迅一贯的国民性批判的写作思路。

《奔月》写出了英雄垂暮的落寞和悲凉，不仅为社会和民众所隔膜，而且为亲人所背弃，生命活力在“没有爱憎，没有哀乐，没有颜色和声音”的无物之阵中耗尽。故事发生在后羿创下英雄事迹的很多年后，由于天上地下的飞禽走兽已被他射尽，他的高超射艺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每天用乌鸦炸酱面换妻子不满抱怨。他的功绩为民众遗忘，弟子逢蒙将他的功劳据为己有，甚至暗算谋害。最可悲的是，他心爱的妻子嫦娥不耐平淡乏味的生活，偷偷服灵药飞升。当得知被妻子背叛的时候，他愤怒地取来射日弓，想把月亮射下来，但当他拉弓搭满箭，摆出当年射日的雄姿时，却无法再做出当年的壮举，月亮毫发无损，后羿愤怒而无奈。一个曾经做出辉煌壮举的英雄人物晚景落寞，由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众叛亲离，面对这一切，后羿无能为力，生命活力在无物之阵中慢慢消耗，其中的悲凉意味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在《非攻》中，墨子为宋国安危来回奔走，拯救宋国和无数黎民百姓于水火之间。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救民于水火之间的英雄，却遭遇了啼笑皆非的尴尬处境，在回宋国后，竟为自己所拯救的国家的子民所盘剥和漠视。其中讽刺和悲凉意味不言自明。

在《故事新编》中，先驱者成为看客所围观、娱乐的对象，消解了先驱者奉献牺牲的意义。在《理水》中，大禹一直处在各类看客的围观之中。在大禹成名前，没有人关注他是如何身体力行地奔赴在治水一线，“文化山”上的学者附会了很多禹的传说和经历，以示对他的轻蔑和嘲笑。在他成名后，“禹爷”的知名度进一步上升，流传于街头巷议之间，成为百姓传颂的圣人。在众口相传之间，大禹的形象一步步被神圣化。每当他到来，就会出现万头攒动，争相围堵的场面，成为了被观看、鉴赏乃至娱乐的对象。

除此以外，像《补天》中的女娲，《铸剑》中的复仇者，也都处在看客所组成的庞大无物之阵的包围中。他们的悲壮和崇高在看客的注视下显得虚无和荒诞。对看客來说，他们鉴赏着别人的表演，也陶醉于自己忘情的表演，直至舞台的谢幕。

三.强烈的个人色彩

《故事新编》渗透了作者强烈的个人风格，鲁迅在行文中将古与今联系起来，借历史和传说的题材抒发了自己的独到感受，或嬉笑怒骂，或议论讽刺，或者在文章抒发里强烈的感情色彩。这是在之前历史小说创作中很少见到的，作者将他的思想、爱憎和抱负深深浸透在由故纸堆寻觅出的题材中，使一个个历史传说人物以古与今结合的方式活了起来。

阅读《故事新编》的文本，很容易给读者留下印象的是作者在《序言》中自嘲的“油滑”，这种“油滑”，不仅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行文的手段。正是通过这种诙谐幽默的写法，才使得小说中的古与今、现实与历史、严肃与滑稽联系在一起，巧妙传递了深刻的讽刺意图，形成亦庄亦谐的效果。

《采薇》中伯夷叔齐是真正遵奉“先王之道”的忠实信徒，小说写到了他们在打着“先王之道”旗号但实际上各行私利的人面前的种种碰壁，既写出了伯夷叔齐兄弟的迂阔，也是对利用儒家正统话语来维护自身利益的统治者、卫道士的讽刺。如果说伯夷叔齐冲撞打着“敬老”、“恭行天罚”旗号的周王只显示出兄弟二人的狼狈和迂腐的话，那么遭遇强盗搜身时，“恭行天搜”的强盗话语和武王伐纣的“恭行天罚”的封建正统话语就成了一个讽刺的对立，“先王之道”真正信奉者在假借其名目进行搜刮抢劫的强盗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反而因为是“天下之大老”要留下点“纪念品”，这样的情节，风趣之余也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起死》的创作同《故事新编》中的其他篇目一样，带有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的意图，但不同之处在于，在《起死》中，作者对“油滑”的运用达到了极致，以庄子与汉子几乎无休止的嬉笑怒骂、戏谑讽刺将荒诞滑稽之感展示的淋漓尽致。在《起死》中，鲁迅将庄子形象漫画化以表达对道家文化中消极退让、无是非一面的批判。庄子外形不伦不类，毫无道家的仙气，情绪焦躁烦闷，对着骷髅神经质地念着咒语，竟然复活了几百年前的死人。等把骷髅唤醒后又因复活的汉子向他索要衣物陷入了争论。围绕衣物的有无，双方的讨论涉及到了生死、大小、有无等哲学命题，而庄子的谈古说今竟然说不过一个汉子的实用主义，只能向巡警求救。巡警听说这是大名鼎鼎的“漆园庄周”后，便让庄子离开，随后和汉子陷入纠缠，小说就在巡警和汉子的纠缠中落下帷幕。整个故事采用了古今杂糅、时空交错的手法，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常规，以不合逻辑的环境、情节和人物呈现了荒诞性，隐喻了作者对社会和人性的批判和讽刺。

类似的运用在《故事新编》各篇中均可找到“油滑”的使用，这可以说是《故事新编》的一大特色。

《铸剑》在《故事新编》中可以说是最具鲁迅个人风格的一篇，鲁迅本身有强烈的“复仇”情结，他对“复仇”这个话题有一份特别的关注。古代志怪小说中眉间尺替父报仇故事中所体现的凛然血性、快意恩仇和反抗精神与鲁迅的主观思想获得高度共鸣。故而，在鲁迅的笔下，《铸剑》的叙述描写无不浸透了作者强烈的个人情绪和生命体验。

小说中关于铸剑的描写以及眉间尺父亲遇害经过的描写，悲壮压抑，在眉间尺遇见黑衣人并自刎的一段中，对黑衣人和眉间尺自杀的描写注重渲染其诡异的气氛，不全是悲壮，也不乏阴冷诡异的氛围甚至是黑色幽默，带有一种热中夹着冷的激烈感情。小说中刺客反复吟咏神秘而怪异的楚歌，也渲染出一个神秘深沉，决绝镇定的刺客形象，给复仇渲染了一层神秘悲壮的气氛。当复仇完成后，作者没有将悲壮激烈的气氛继续延续下去，而是安排了统治集团内部“辩头”的滑稽的讨论和万民观瞻的场面，将崇高和荒诞、悲壮和喜剧、严肃和荒唐融合在一起，使小说基调呈现出混响性的特点，这是对围观者的批判、激忿和轻蔑，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人性和复仇等论题的复杂感受和认知。

而《奔月》则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历史感受的独特之处，作者選择了后羿功成名就后的平庸生活作为切入点，虽然后羿当年是个威风凛凛、造福百姓的英雄人物，但时过境迁，他为了妻子脸色更好一点而每天忙碌，百姓早已遗忘他的功绩，昔日的弟子不仅抹杀自己的功勋，还暗施冷箭，最终心爱的妻子仍然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她。作者选择了英雄落幕而非功成之际作为切入视角，是社会历史独特观察，也是自身经历的切身感受。

总的来说，鲁迅的《故事新编》体现了一种新类型的历史小说创作，这种小说以鲁迅的现代性的思想和批判为统领，将古与今深刻又诙谐地联系并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又体现了强烈的作者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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