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少欢

前记

大学时代不知从何处得到一本发黄的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这本书于2000 年出版后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冲着李敖这个桀骜不驯的名字，那时候的我带着虚荣心态一知半解把它读完，看后那种震惊的阅读感觉无法形容。《北京法源寺》写了维新变法的一段历史——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清末维新志士中最出色的人物，他们对新中国的构想和对中国革命付出的努力。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精神世界。

有一天，在家重看许知远主持的节目《十三邀》，那一期是《寻找谭嗣同》。许知远在不断追问嘉宾关于生命的意义时，受访青年嘉宾说了一句“爱死谭嗣同了”，让我再次想起这本书和那些已经远去的革命先驱们。于是，我在书柜里找出《北京法源寺》重新阅读。可能我需要一些跳出庸常生活的勇气。李敖从未去过法源寺，却在狱中以坚忍的姿态构思并写出了这本小说，实在勇气可嘉。看完后，那些鲜活的仁人志士身影不断再向我涌来，可能就是这种激进革命的伟大、欣然就义的从容和高贵，让我一再感动，想要做些读书感悟并一吐为快。

北京法源寺的坐标意蕴

在很多历史小说中，将故事发生地作为标题，有着它的特殊坐标意义，《北京法源寺》也不例外。法源寺的前身是唐太宗兴建的悯忠寺。645 年，唐太宗率队亲征高丽无功而返，回到幽州（今北京）后，追思战死沙场的十几万将士，在北京西南角选址修建了寺庙，供奉为国捐躯的死难者牌位，这是中国比较早期的忠烈祠。唐太宗决定，这座庙叫作“悯忠寺”。寺里面还盖了“悯忠阁”，悯忠阁盖得极高，有谚语云：“悯忠高阁，去天一握。” 数百年之后，亡国的宋钦宗曾被关押在这里，度过凄凉的囚犯岁月。朝代变迁，1731 年，清朝的第三位皇帝雍正想起了这座忠烈祠，把它改名为“法源寺”。49 年后，乾隆皇帝亲自题写了“法海真源”四个大字，刻成匾，挂在庙里。又100 多年过去，时间来到了19 世纪末，法源寺附近多了人烟，也多了义地和荒墓。法源寺变成了人们生死线上的一个过渡。

小说开始铺垫的这一切关于法源寺的悲怆沉重气氛，都是为了迎接维新变法的仁人志士出场。作者开场写了一个楔子，《神秘的棺材》用了大段精彩笔墨对北京节事丧俗进行介绍，写了一个武侠小说式的黑衣人行动，描述了明朝冤死的忠臣名将袁崇焕偷偷收尸入殓的场景，引出了“悯忠寺”，让故事一开始就笼罩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第二、三章，戊戌变法主人公之一的康有为初次与佘法师、普净在法源寺相遇，并展开关于“善和伪善”的争论，倾谈报国之志。第七章《回响》又有谭嗣同与梁启超相遇法源寺，彼此探讨佛教出世入世精神，后有大刀王五与佘法师重逢法源寺，康有为与已经成为革命志士的普净（李十力）重逢法源寺。尾声《掘坟》，作者再次围绕法源寺直抒胸臆，表达历史兴亡慨叹之情。

维新变法，本身就是一件很炽热赤诚的事情。依托在由悯忠寺改名而来的法源寺作为地标所产生的英雄故事，就更加有血性色彩。北京法源寺，如一条“草蛇灰线”，把所有热血人物和事件、故事背景串联起来，这座带着悲怆色彩的唐代寺庙，始终贯穿全文，带动维新变法的发展与维新人物的命运，承载着戊戌变法沧桑的历史情感。

人物：从容赴死者，僵化保守者，世俗成功者，革命新生者

《北京法源寺》刻画的是众多阳刚而忠烈的人物。它的后记里这样写道：“《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

对于戊戌变法通识性的历史知识，作者没有过多费笔墨，而是着重描写了人物在行动中的心理活动以及人物之间的思想冲突。《北京法源寺》描述了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历史人物的行迹思想，描绘了晚清历史画卷中的几个片段，史实与虚构交织，人物形象却与历史书中不尽相同。这不仅是小说与现实的差距，也不纯粹是李敖想象中的历史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李敖借历史人物在阐述自己的价值观。在文本叙事中，一个个鲜活的戊戌变法者形象呈现出来，气宇轩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几位维新核心人物，分别代表戊戌变法中几种力量和姿态，而次要人物普净代表革命的新生力量，作者在故事尾声中留了一束革命的曙光。

谭嗣同无疑是全书中最闪亮的人物。从第七章《回响》到第十二章《从监牢到法场》，这是描绘戊戌变法对谭嗣同着墨最多的几章。从容赴死还是逃亡图存，对于谭嗣同，这不是一个问题。在小说中，谭嗣同曾与梁启超在法源寺谈论佛法的时候说过：古今仁人志士，在出世以后，无不现身五浊恶世，这正是佛所谓乘本愿而出，孔子所谓求仁得仁。最后，发为众生流血的大愿，以无我相却救众生而引刀一快，而杀身破家，也是很好的归宿，这才是真正的所谓舍身。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出自清代梁启超《谭嗣同传》）。梁启超不遗余力地夸谭嗣同，用了程婴、杵臼、月照、西乡等典故来赞美谭嗣同的死亡。谭嗣同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留下来继续救国的人，固然承担更沉重的责任，然而从容赴死，的确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在菜市口的喊声回荡。为什么要赴死？为了报答光绪帝的赏识之恩？为了证明维新之路不通？为了警醒世人？李敖在《北京法源寺》没有给我们说清楚答案。但书中刻画的谭嗣同对这个决定做得很坚决。与壮怀激烈岳飞式的殉难相比，他是平静从容殉难。他对佛学研究甚深，可能他知道，在这段历史中，自己需要扮演一个殉道者的角色。死亡并不可怕，从容面对死亡更是可贵。“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留下的诗篇。以前看不太懂，再读后不由得惊叹他的才情，更钦佩他的赴死从容。可以选择离开，但选择正襟危坐地在浏阳会馆等待被捕，想象一下这是一种怎样的“酷”。

康有为是全书变化层次最丰富的人物，也是贯穿故事始终的核心人物。在过往的历史文本中，一再写了康有为的保守、妥协、脱离群众以及依靠“托古改制”来寻求变法成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不彻底性。《北京法源寺》不再陈述这些固化抽象的定论，而是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了他的思想世界和行动，通过与佘法师、翁同龢、李十力等人物的思想问答，写了康有为的梦想、梦碎与梦醒。先有康有为拜袁崇焕碑文后开启了自己风云变幻的一生，再有大展宏图却半路梦碎的悲催，后有老年感喟在前朝与新朝的夹缝之中而不为两朝所喜，他的人生轨迹与袁崇焕几乎是跨越了时空重叠在一起。这样的小说描写，有点残忍但却真实地再现了康有为由一个清醒勇敢、为救国于动荡之中而奔走呼告的激进者退守为一个顽固僵化的保守者的思想历程。从书里看，康有为很有远见卓识，只是最终仍免不了与先烈、挚友、死敌、后辈一同深埋地下。从提倡维新到坚守忠君，他始终和时代错步，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李敖笔下，故事尾声，身为革命党的普净看着康有为的身影说，“他还是走在我前面的”。

如果硬要找一个略微圆满的人物，梁启超勉强算是。他一直和时代节奏相合，不断探索适用的变革，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活力。他做事懂得入世又出世，更留有余地，不像老师偏执，也不像谭嗣同终凝固在一地的热血里。然而，正因如此，他在本书中的人物形象没有那么鲜明，太“正气”了些。后半部另一条线在普净，在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20 年后，普净已经成为革命党李十力，早期经受磨难，又历师父启智熏陶，最后加入共产党。

交谈性言语的艺术感染力

看到有评论认为《北京法源寺》过于说教色彩，如：“人物性格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形象单调，欠缺层次感。主要人物几乎都可以看作李敖的化身，他们只是替李敖现身说法，是李敖的传声筒。小说太过于自我表现，喧宾夺主， 损害了艺术感染力。”（《〈北京法源寺〉得失谈》/李斌）作者批评了书籍中的人物性格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小说太过于自我表现， 喧宾夺主， 损害了艺术感染力。

我不是很认同上述的批评意见。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过，“言辞是行动的影子”，可能放在这本小说里再合适不过。整部小说可能结构有瑕疵，语言长篇说教，但这恰恰是一种特色，论辩语言充溢一种昂扬的情绪。恰恰把这种长篇的论辩语言，就不算是“说教”，而是辩理。读者接受了全书开头的悲怆氛围情绪，接受了开头的人物设定，主角们是充满救国情怀的侠义之士，便能随之倾听、点头称是。

对于历史小说来说，人物之间的交谈性言语，在书中能够担当叙事功能，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积极手段，也是拓展故事背景内涵的有效方式。《北京法源寺》文本中人物的论辩、矛盾冲突不用情节展开，用人物对话展开思想论争，凸显文本语言的魅力。如第二章与第三章，康有为与佘法师在法源寺正院见面与饭厅共进午饭这简短的情节，通过交谈性言语构成叙事场景为下文康有为进宫寻求变法埋下铺垫。如第七章《回响》，谭嗣同与梁启超第一次在法源寺见面的对话，谈论佛法舍身之道；如第九章《戊戌政变》，谭嗣同和梁启超在去与留、死君还是死事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如第八章《大刀王五》，谭嗣同与大刀王五见面，谭嗣同对他讲述自己的救国抱负以及对满汉民族观念的思考；再如第十章《抢救》，谭嗣同和日本人一再谈自己为何必须赴死的对话，在尖锐的语言矛盾冲突中，展现了大人物的思想、行动，也塑造了众多仁人志士心可昭日月、身可立天地的英雄形象。小说虽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使读者与文本产生一定的距离，但交谈性言语又拉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

另外，《北京法源寺》的很多前后章节之间巧妙用了顶真的修辞手法，把看似琐碎的内容在形式上有所衔接。每一章节的结尾留下一些字眼，与下一章节的开头或者标题相关联。如第一章结尾，作者写道：“在寂寞余花的时候，开始了本书的故事。”第二章的标题即为“寂寞余花”。章节尾声，康有为和佘法师谈论国事以洁身自好的丁香自比，康有为指出，丁香要做成中药，得粉身碎骨煮成汤才有用，第三章的标题即为“休怀粉身念”。第八章的尾句是：“谭嗣同转身退去，大家望着他的背景，消失在黑暗里。”第九章的开头为：“黑暗在北京城处处皆有，即使在皇宫也一样。”第十三章尾句是：“时间愈久，时代愈变，往事就愈淹没了，但是，两昆仑的谜团，到底指谁呢？”第十四章开头是：“到底指谁呢？——同一个问题，在八指头陀死在法源寺后两年，1915 年，‘中华民国’四年，又被提起了。”等等。顶真的修辞手法运用在多元化的故事描述中，环环相扣，让小说的结构不至于太松散，呈现出统一和谐的叙事节奏美感。

结语

看多了现实生活的家长里短、琐碎庸俗，再看看《北京法源寺》的英雄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总会觉得胸襟广阔很多。《北京法源寺》并不算是历史书，所以没必要严苛地对照史实。这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没有十分精彩的情节与故事。读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思考，在于体会书中的小哲理与大智慧。在李敖写实又似写空的笔端，悲壮的戊戌变法英雄穿过漆黑的时间长河站在读者眼前。他们在寂静的古寺里谈论着佛法、死生之事、经济之策，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寻找一条新的路。惨烈，慷慨，从容，“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大概就是读书时的感觉。

梁启超晚年作《清代学术概论》盛赞谭嗣同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而《北京法源寺》中的维新志士们，我愿称他们是掠过清末夜空的彗星。虽然注定短暂，但他们毕竟奋力燃烧过，点亮过黑暗，日出总会来临。冯友兰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生存，即吃饱穿暖；功利境界，即成就事业功名；道德境界，就是以出世的心态来做入世之善事。其中天地境界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有这种觉解，个体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就可以为宇宙的利益而自觉做各种事。回到《北京法源寺》中，至少志士们已经到达道德境界。作为故事的起点和终点，法源寺的肃穆正适合承载仁人志士的开始与结束。

《北京法源寺》出版后，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曾引起一时轰动。有网友评论小说为“法源寺内听梵音，悯忠台前问生死”。从悯忠寺到法源寺，数度更名，但不变的是一种庄严高贵的精神气质。当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忠魂化为尘土烟消云散于历史的浩渺之中时，他们却在同一个空间里聚集，凝聚成一种力量，甚至是一种隐性的传承，这是法源寺的魅力。

身不由己，死亡的取舍却可以自己抉择。人间虽然众生百相，但每个人只能选择做一种人，同时还得拒绝不做其他许多种的人。重读《北京法源寺》所带给我的是：大于感动、大于思考，而是一种对自己内心的深入和整理，重新思考关于“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