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前程

阿尔贝·加缪的名著《鼠疫》出版于1947 年，刻画了一代人的迷惘心态和斗争实践。在其所描写的灾难中，人一次次地面对疾病现实并反抗自己的命运，重复着“无休无止的失败”和“暂时的胜利”。它隐喻了整个人类社会在宇宙中所具有的一种“必然”的处境，这种必然不是希腊悲剧中由神所主宰的必然命运，也不是莎士比亚笔下某种品性所导致的必然毁灭的性格悲剧，而是在自然和历史条件下人类实践所经历的不断失败又不得不反抗的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小说《鼠疫》的真正主题。

一、反诘荒诞哲学

《鼠疫》一般被视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体现，表现了世界的荒诞无理性和存在主义英雄的抗争。加缪“从自己人生哲学观点出发，寓意了那种本质而普遍的人类命运的感受 ：整个人类处境的荒谬性”［1］，但“荒诞”在《鼠疫》中的地位是须慎重考虑的，一种更具支配性的、名为“必然”的力量在引导作品中的人物去反抗。加缪也认为：“当它在社会、国家和亲昵经验的日常范围内作为必然性呈现在我们面前，惊恐就有其根据了。”［2］荒诞不是一种纯粹的感受，而是一种人与世界的关系，荒诞起源于人在异己世界的孤独，是人的呼唤与非人世界的沉默之间的对抗。萨特曾把加缪的荒诞和笛卡尔的“我思”相比较，把加缪称为“荒诞的笛卡尔”，这就将荒诞作为加缪全部思想和创作的一种普遍起点。

但小说选取历史重大事件为题材，表现了现代文明中的非正常状态。如果说荒诞只能以社会极端形式存在的话，那它就不是被透彻地表现，而是失去了形而上学的普遍性，退化成表现迷惘或无助的一般情感。小说中的荒诞不能从人与世界的角度，只能从人与人的密切联系的角度去考察。荒诞所指向的“人”，是抽象的、未取得本质的人。人对世界荒诞性的体悟蕴含着对人生庞杂性的无所适从的感知，是“一种被遗弃在异己世界的感受或体验，唤起人们对世界的陌生感和疏离感”［3］。这实际上是主观意志与客观世界的对立，加缪不肯统一两者，就将两者的关系归结于“荒诞”。萨特把存在先于本质规定为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他认为自我意识决定人的本质，然而这一原则却被拖入人的社会关系的现实中，无论是主动组建防疫队的塔鲁、从一味外逃到加入抗疫的朗贝尔，还是离开神坛走进医院的帕纳鲁神父，都表明在鼠疫期间，人的本质从单个人对世界的孤独对抗回归到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马克思主义范畴中来，一种集体主义的原则替代了存在主义，对存在主义的探讨在文本中黯淡，荒诞便无从谈起。

《鼠疫》不能仅仅看作文学化的哲学图表，而是拥有足够充实的现实经验作为创作基础，作品所体现的现实感极大地掩盖了加缪的荒诞哲学气质。《鼠疫》创作于“二战”期间，此时的加缪在孤立无助地遭受着法西斯强权，又频繁地发病。世界仿佛囚禁着他，像鼠疫囚禁着阿赫兰的人民。加缪曾说：“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但它最明显的内容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4］对经历“二战”的欧洲读者来说，《鼠疫》并不是一部荒诞人生的反抗指南，而是过去六年间纳粹铁蹄下的苦难生活的真实再现。因此，《鼠疫》的现实使命感将先验的荒诞哲学远远甩在身后，显示出这部作品在加缪作品序列中的与众不同的特性。

二、直面必然王国

“荒诞”经历了哲学上的诘难和现实性的遮蔽，理应作为惯性思维从我们对加缪作品的考察中淡化。随着荒诞的退场，“必然”作为更能代表人类共同命运的概念将纳入我们的视野，去揭示加缪的创作逻辑和《鼠疫》隐喻性的合理内核。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两种阐释角度，即自然必然性王国和历史必然性王国。马克思认为自然必然性具有永恒性的含义，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鼠疫的发生暗含着自然必然性支配下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因素。马克思论述道：“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5］人与自然间的物质交换应该处在一种有计划的、理性的平衡之中，才能找到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相反，任由生产盲目扩大并不断侵犯和掠夺自然，就可能导致自然的必然性规律以报复性的形成呈现。如同鼠疫前的阿赫兰，整个城市的春天只能从被贩卖的鲜花中看到。鳞次栉比的灰暗房屋、人满为患又脏兮兮的电车、积满污垢和蛛网的少数族裔咖啡馆，都在暗示这座城市身上布满了商业文明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赘瘤，鼠疫就是它恶化、破裂的结果。

历史必然性表现为暂时的必然性，是异己力量反过来对人实行的统治，人的自由追求被扭曲，呈现出一种现实的扭曲和颠倒。马克思认为：“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6］阿赫兰的居民完全臣服在这一必然性之下，永远心向着发财和买卖，人的自由时间被篡夺，休闲时间仅仅是异化劳动的一种弥补，还要遭受消费的霸占。生活在这样一座城市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除了现金交易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被异化的力量割断。作者提醒说：“那一切都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总之，当代人全都如此。”［7］城市鼠疫爆发前的图景，就是现代生产关系统治下，人在机械地、自发地进行异化生产和生活被消费所占据，陷入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中的人们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残暴统治。

可以说，鼠疫对战争的隐喻，反抗鼠疫对抵抗纳粹入侵的隐喻，即是以自然必然性对历史必然性的隐喻。这种隐喻之所以可能，内在逻辑就在于两种必然性具有的内部一致性：如果说鼠疫是自然必然性的极端表现的话，那么这种体现人对人进行异化统治的历史必然性的极端形式就是帝国主义间的大战和法西斯对全世界的征服野心。它们都标志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整体上遭受的苦难，这种苦难并非神秘力量所命定的，早已流窜在大街上的老鼠和重新集结在莱茵河的纳粹就是死亡的先兆，它们暂时而相对的必然性仅仅体现在一个无所作为的殖民地市府和一个执行绥靖政策的帝国主义政府身上。《鼠疫》的隐喻就是对两种必然性的自然呈现。

三、选择反抗道路

对“必然”的认识并不意味着《鼠疫》的全部主题，但它将对荒诞所代表虚无的反抗引向现实的人对必然性的反抗，因而我们可以将作品的主题重新确定为“人们对必然性的发现和抗争的过程”。对必然性的反抗与西西弗斯对荒诞的反抗有相似之处，由于自然必然性的永恒支配和历史必然性的持续统治，决定了对必然性的反抗也会像西西弗斯一样遭遇不断的失败和不断的重复。然而加缪并不相信西西弗斯需要什么虚无缥缈的理想或者想象去做内在的支撑，他的反抗源于一种名为“荒诞英雄”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视无意义的抗争为自身命运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想象一个人只需要拥抱反抗就是快乐的，而不必正视他所反抗的暂时必然性的彼岸还存在着一个自由王国。加缪的这种思想自然有为必然性、为现存的秩序和事物祝福的意味，但在《鼠疫》中，荒诞英雄和西西弗斯式的反抗随着主人公之一塔鲁的死而烟消云散了。

小说中塔鲁具有奇特的经历，在《鼠疫》中象征着西西弗斯式的反抗。塔鲁的早年经历促使他敌视他所生活的社会，认为社会的一切都建立在死刑的基础上。他将同社会和谋杀做斗争，将外在的一切视为西西弗斯的巨石。他觉得自己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失去的安宁，力图凭自己的坚强意志成为一个“健康、廉正、纯洁”的人，像西西弗斯永不停歇地推动巨石一样，每天长时间地投入防疫工作。加缪说：“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8］在面对必然的命运时，塔鲁依靠同情心所驱动的强大意志，将对外在的反抗内化为内心的安宁，如同西西弗斯从对荒诞的反抗中发现幸福一样。

塔鲁既是西西弗斯的象征，又是加缪本人的化身。面对人间的苦难，他们都反对一种中间态度和中间立场。塔鲁第一时间组织起民间的防疫工作，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的一边”［7］，为里厄提供支援，为病人提供帮助。加缪曾在《战斗报》上号召人们与惰性和缺乏战斗精神做斗争，“因为作为同情者的你们会与战斗者一样遭到杀害、遣送或折磨”［9］。加缪深知，面对纳粹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拒绝抵抗实际上等同于帮凶，最终也会葬送自己。因而对于塔鲁和加缪来说，对必然命运的反抗本身就是一种必然的逻辑。

塔鲁是加缪哲学中理想人格的形象化，但加缪却以毁灭塔鲁的形式表明他不推崇这种精神：“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7］加缪将塔鲁作为最后一个鼠疫患者，将一个西西弗斯的死亡作为城市战胜鼠疫的标志，来证明普通人在反抗必然性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全然不抱希望、仅仅靠意志驱动的，我们仍应该心系必然性彼岸的自由王国，心系一切微小却又淳朴的希望。

面对必然性的支配，除了反抗外还有其他的道路吗？或者像《局外人》中默尔索式的冷漠是可能的救赎吗？朗贝尔从一味外逃到积极加入防疫队的转变给了我们否定的答案。朗贝尔是来自巴黎一家大报社的记者，来到阿赫兰只是为了调查，在他第一次采访里厄时，与他活力洋溢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言语里充满了保留和克制。面对里厄全面谴责的要求，朗贝尔以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客观和冷静拒绝了他。面对阿赫兰这座城市面临的危机，朗贝尔最初一直保持着局外人的态度，既不发声又不救助。

在心理认同上，朗贝尔对阿赫兰有强烈的异己感。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外地人，与阿赫兰毫无关系，他来此地纯属偶然，他跟各色官吏、跟里厄等熟人总是不断地强调：“说到底我是一个外地人。”［7］朗贝尔的肉体被囚禁在阿赫兰，但他无视自己正在鼠疫现场的现状，将自己精神所在之处视为自己的存在之地，强大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便占据了他的心灵。像所有关山阻隔的情人一样，或许最开始是为了爱情而逃离，然而对于出逃方法的苦寻使他们忘记了最初为何而逃。局外人并非性格使然，而是他们的精神本就不在这个异己世界中，任何试图与他们对话的行为都是徒劳的。朗贝尔的转变，就在于他发现了自己并不在自己心之所向的地方，无论他是否愿意这都是自己事实上生活着的地方。里厄曾回答朗贝尔，自己并没有什么英雄主义，只有诚实。现在，当朗贝尔用脚立地而不是用头立地时，他会明白里厄所谓诚实的含义：从现实的必然性这一事实中发现自己，否则自己视为“反抗”的行为不过是逃避而已。

《鼠疫》隐含的理念之争也使朗贝尔置身事外。朗贝尔并非事事都冷漠，他一直都在歌颂具体可感的真挚爱情，反对自命崇高的法律、英雄主义等理性的、抽象的概念，这显然与他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失败的一方而战有着密切联系。或许是由于左翼阵营的分化导致了理念的崩塌，或许是惨烈的杀戮使他对理念丧失了信心，朗贝尔最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反对为任何抽象的理念而战。朗贝尔原本以为里厄忘我地工作是因为内心某种英雄主义的理念，而他曾经受到了这些理念的折磨，目睹了这些理念的屠杀，所以强硬地反对里厄。直到塔鲁告诉他，里厄的妻子正在相隔百里之外的地方疗养时，他才明白里厄也是生活在真切的爱之中的，自己自以为是的爱情是多么自私。最后，朗贝尔选择加入了防疫队，既是为了求得原谅和救赎，又是为了爱，但这次不仅为了远在千里外的爱情，还为了爱眼下的这座城市，为了爱身边的友谊。《鼠疫》中朗贝尔态度和行为的转变，与塔鲁永远站在受害人一边的思想都表明：面对必然的命运，冷漠是不可取的，唯有反抗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