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林

摘 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8年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健康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居民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同时，也会改善其健康状况，且健康在教育影响居民主观幸福中的中介作用显著存在。分群来看，提高教育水平能够显著强化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幸福体验，但对教育程度较低群体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更好的健康状况会有助于两类群体幸福感的同时提升；就中介效应而言，无论高低教育程度群体，健康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存在，不过，对教育程度较低群体来说，健康发挥着正向中介作用，但对教育程度较高群体来讲，健康却起着负向中介作用。

关键词：教育水平；主观幸福感；健康；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3.17.038

0 引言

获取幸福是人们努力奋斗的核心目标，教育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工具，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影响居民幸福。直接影响表现为：教育不仅会使居民对幸福的涵义和方法有更为系统地理解，从而助益其内心世界重塑；而且也能够培育个人应对生活挫折和工作压力的良好心态；此外，教育也有助于增强个体掌控社会生活的能力。这些积极作用均会强化居民主观幸福体验。间接影响体现在教育可以通过一些中介渠道影响居民幸福。现实中，接受教育能够使居民同时获得物质与非物质回报，且两种回报都会影响居民幸福。然而，学术界对教育与居民幸福关系的探讨大多基于教育的物质回报，尚未对非物质回报引起足够重视。事实上，在如今物質生活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教育的非物质回报尤其是健康对居民幸福的影响越发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提出“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的论断，这表明健康对居民幸福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8年数据，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健康在教育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以为系统深入理解如何通过教育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提供可靠证据。

1 文献回顾

1.1 教育与健康

长期以来，教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备受学界广泛关注。已有大多实证文献发现，教育对健康具有积极影响。例如，Grossman（1972）通过构建健康需求的人力资本模型研究表明教育对健康有正向影响；此外，无论是Veenstra（2002）针对加拿大人群，还是Marmot等（1984）采用英国样本，抑或是李珍珍和封进（2006）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其结果均指向教育会改善居民健康水平。那么，教育提升居民健康的机制是什么呢？理论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接受过更高教育的个体通常会将自身拥有的丰富健康知识和科学健康观念落实到日常的健康行为中，例如，主动建立良好的工作、饮食与作息习惯，定时去医院体检等，而这些健康行为有助于个体获得更好的健康水平。

第二，教育水平更高的个体往往会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而高收入有利于增强其在医疗、食品等方面的投资能力，从而降低健康风险，提升健康状况。

第三，个体教育水平越高，其控制生活与工作事务的能力也越强，从而一定程度能够从容应对自身遭遇的各类难题，进而健康状况会相对更好（程令国等，2014）。

1.2 健康与幸福

健康不仅能够反映个体生活质量，而且也是个人幸福的核心要素之一，更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对大多数居民而言，当自身健康状况良好时，才会有更多心思关注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积极发展自身兴趣爱好，并在工作中努力实现自我提升和突破，以及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进而提升自身幸福感。与此相反，倘若个体健康状况不佳时，身体痛苦和心理压力的双重折磨会使自身降低乃至丧失对外界一切事物的兴趣，从而使其幸福感大幅下降（史继红等，2014）。综上所述，健康是居民获得幸福体验的基本要素，只有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才有可能真正幸福。事实上，王旭等（2021）实证结果也证实了健康水平越高的个体幸福感也会越强的结论。

2 模型与数据

2.1 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主要考察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健康在教育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因而实证研究主要采用适用于因变量是排序数据的有序Probit模型，以及专门捕捉中介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具体模型设定为：

Happinessi=α0+α1Educationi+∑λ·Xi+μi（1）

Healthi=γ0+γ1Educationi+∑ρ·Xi+νi（2）

Happinessi=β0+β1Educationi+β2Healthi+∑φ·Xi+εi（3）

其中，Happinessi代表第i个居民的主观幸福感，Educationi表示居民i的教育水平，Healthi为居民i的健康水平；Xi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及其平方、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户口、政治身份、收入、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公平感受以及养老保险参与状况。α0、γ0、β0是式（1）-（3）相应常数项，α1、γ1、β1是式（1）-（3）中变量Educationi的待估参数，β2是变量Healthi的待估系数，λ、ρ、φ为式（1）-（3）中控制变量的参数向量，μi、νi、εi为式（1）-（3）相应的随机干扰项。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学术机构共同执行，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式，系统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面的数据，是目前学术研究广泛使用的权威数据。CGSS（2018）原始样本量有12787份，本文研究时去掉异常和缺失数据后，最终获得9822份有效样本。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1汇报的是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与（2）是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1）仅包括核心解释变量教育水平，其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2）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教育水平的系数估计值尽管有所大幅减小，但依然显著为正，这表明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也说明未加入控制变量将会严重高估教育对居民幸福的积极影响。另外，为表明结论稳健性，本文也采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分别对应模型（3）与（4）以及模型（5）与（6）。观察该结果中教育水平变量会发现，无论是其系数符号，还是显著性，抑或是系数估计值的变化特征，均与模型（1）和（2）保持高度一致，這证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3.2 健康的中介效应分析

遵循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检验健康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列于表2。由表2模型（1）可以看出，教育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教育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存在。模型（2）中教育水平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强居民的健康状况；与此同时，模型（3）中健康水平的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说明健康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中的中介作用显著存在，中介效应值为0.0015（0.0087×0.2060）。此外，由模型（3）可以观察到，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影响的直接效应也显著存在，效应值为0.0087。从相对效应来看，直接效应占总效应比例约为85.29%（0.0087/（0.0087+0.0015）），间接效应占比仅为14.71%，这表明，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的积极影响目前依然以直接效应为主，健康的中介作用还相对有限。

3.3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的影响可能因教育程度不同存在一定差异，因而本文也检验了教育水平对教育程度高低群体（以高中为界划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健康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列于表3。

表3中模型（1）和（2）教育水平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教育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显著增加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而且也会改善其健康状况；进一步，结合模型（3）中健康水平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对教育程度较低群体来说，健康的正向中介作用显著存在。另外，模型（3）中教育水平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教育能够直接提升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主观幸福感。

对教育程度较高群体而言，模型（5）的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其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原因是：教育程度较高群体通常不仅会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而且也倾向于将自身与周围人进行比较，倘若自己在比较中处于弱势地位，内心受到的挫败感会更强，健康状况也会更差。模型（6）中健康水平系数显著为正，一方面说明健康状况越好，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幸福感会越高；另一方面，结合模型（5）结果意味着健康在教育水平影响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幸福感中起着负向中介作用；另外，模型（6）中教育水平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教育水平提升并不会直接明显增强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主观幸福。综合来看，由于教育致幸福的直接效应并不明显，以及健康的负向中介作用显著存在，因而教育水平的提升最终反而会降低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模型（4）中教育水平系数为负）。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教育和健康对居民幸福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有关教育与居民幸福的研究目前尚未对教育的健康回报这一关键因素引起足够重视。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8年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健康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如下表明：

（1）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居民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同时，也会改善其健康状况，且健康在教育影响居民主观幸福中的中介作用显著存在。

（2）分群来看，提高教育水平能够显著强化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幸福体验，但对教育程度较低群体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更好的健康状况会有助于两类群体幸福感的同时提升；就中介效应而言，无论高低教育程度群体，健康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存在，不过，对教育程度较低群体来说，健康发挥着正向中介作用，但对教育程度较高群体来讲，健康却起着负向中介作用。

本文的政策含义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府部门未来应继续努力为公众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并显著降低其教育成本，从而使自愿接受教育的人都有能力获得相对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第二，需要重视健康在教育影响居民幸福中发挥的作用。

为此，一方面，应在社会上广泛宣传教育的健康、幸福等非物质性功效，让居民清楚教育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应持续加大医疗健康设施设备投资力度，并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只有这些行动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提升整个社会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进而实现全体居民幸福感的增加。

参考文献

［1］Grossman，M.On the concept of health capital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2，80（2）：22355.

[2]Veenstra，G.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Plus Wealth，Income Inequality and Regional Health Governance）[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2，54（6）：849868.

[3]Marmot，M.The social pattern of health and disease[J].Health and social organization，1984，（20）：4270.

[4]李珍珍，封进.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基于上海家庭调查数据的研究[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3（04）：3042.

[5]程令国，张晔，沈可，等.教育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来自中国老年人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5，14（01）：30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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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旭，张勇，李张玉，等.体育锻炼、自感身心健康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21，37（01）：6471.

[8]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05）：731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