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

摘 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演进，城乡之间的鸿沟愈发扩大。以媒介为先导引领乡村地区文化复兴，是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精神贫困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亦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实践要求。基于此，本文围绕乡村文化，从个体认知、价值观念与系统规划三个维度进行问题分析，并提出以媒介为轴心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三维突破，从而重构乡村文化价值自信，实现文化传承以及振兴乡村的美好愿景。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文化；媒介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3）08-0112-03

一、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各大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文化迅速推演至全国，原本以乡村文化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受到冲击，在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文化日渐式微。由于城市话语权的壮大和长期以来异质文化的结构性压力，乡土文化的传承者———农民对乡土文化的信念逐渐消减，使得延续千年的乡土文化传承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需要城市与乡村同频，共同富裕需要城市与乡村合力，因此，如何更好地以媒介为轴，发挥其沟通作用，对重塑乡村文化、重建文化自信和促进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二、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沿袭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在我国经济建设向好发展的总体背景下，乡村地区原本普遍性的物质贫困已成为历史，但精神文化缺失的问题却亟待解决。

回首历史，学者吕宾认为，“乡村文化是千百年来人们深耕于农业生产生活实践形成的带有地域性、乡土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称。”[2]基于生态与主体关系、主体间关系以及主体与社会间关系三个方面所交融的乡土文明，历经岁月演变，逐渐形成了忠义、诚信、仁爱与孝悌等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时移世易，传承千年的乡村文化精髓始终未曾更改，它深埋于广袤的自然乡土之下，如今，发掘、传承优秀的乡村文化既是为中华民族寻找精神寄托，亦是使中华文化讫于四海的必由之路。着眼现实，从开发农业市场的经济角度来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为了尽早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羸弱局面，国家建设的重心向具备一定工业基础的大、中型城市偏移，农村地区的建设也因此被暂时搁浅，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大。从发展公平的公益角度来看，截至2022年末，我国农村常住人口约为4.9亿，占据人口总数的34.8%[3]，且承担着农业发展的重任。因此，乡村振兴是进一步提振经济市场与维系发展公平的双赢举措；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传承乡村文化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注入活力与动力。

三、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逆境

（一）个体迷失：文化自信的消减

工业文明的融入使得乡村社会结构由先赋型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弱化了乡村群体依赖农耕生产获取收入的生存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半农半工的多样化收入来源。城市化浪潮的席卷下，失去土地的农村群体背井离乡向城市聚集，农民在高楼林立与乡野田园之间呈现“液态”流动，改变了往昔以农业生产为内核的生产、生活样态，致使乡村社会结构的根基被瓦解。

开放型经济理念伴随着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涌入乡村，城乡文化发展存在的落差与不平衡，使农民原有价值观念受到先进科技、金融、医疗和教育等多元要素的影响，农民生活场域中的传统性要素逐渐被现代性要素取代，“流动的现代性”[4]消减了部分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自信心，“家文化”不再是农民唯一的依恋，社会集体意识也因此被削弱，乡村文化的发展失去了依托的主体，文化建设呈现出凋敝的状态。

（二）价值冲击：现代性的渗透

现代工业社会的集权特性不断挤压着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首先，文化记忆的淡化。城市文化的融入使乡村文化的静态稳定性逐渐消解，村民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全面向现代文化靠拢。游离于城市间的青年一代缺乏父辈对乡土文化与生命相连的、完整的集体记忆与生命体验，零散的幼时记忆难以使乡民在文化碎片中拼凑出乡土文化的内涵价值[5]。其次，民俗传统的流逝。“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6]，文化的持续发展自然需要对祖先文化的继承，以往作为培养乡村群体归属感和集体意识的乡村传统仪式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具备公共性特征的民俗缺乏乡民的集体参与，导致提供共同情感交流场域的记忆价值被忽略，乡村文化延续的基础被动摇。最后，“文化堕距”[7]的产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乡民由伦理化的身份向契约化的都市身份转型，乡村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失衡特征。随著物质条件的改善，功利主义不断融入乡民的精神生活领域，并以自身的认知意欲规定着周遭环境的价值，致使乡村文化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加之工具理性的推波助澜，促使乡村文化振兴陷入浅表化、功利化的涡旋。

（三）规划缺失：公共文化建设的失焦

在乡镇综合文化站、县级融媒体中心等行政力量持续推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情况下，乡村文化的发展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是，公共文化建设的失焦往往致使实际建设情况与既定方案产生偏移。

首先，基层行政部门对村镇公共文化服务规划的导向以外部供给型建设为主，乡村内生性文化资源建设未能容纳到地方治理资源谱系中，造成财政资源的浪费，难以实现能效的最大化。其次，基层媒体之间的协作机制不够明晰，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官方媒体与地方传统政务平台的合作关系、职能边界尚未明确，使得基层公共文化传播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阻碍了文化资源的传播[8]。最后，公共文化生产与实际需求脱节，农民作为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服务对象，具有主客体双重属性，不够明晰的公共文化生产定位使得农民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文化产品的产出亦遭遇瓶颈。

总而言之，乡村文化振兴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难免会受到乡土社会结构变化、乡村治理机构公共性消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四、乡村文化振兴的媒介嵌入

（一）媒介唤醒：激发主体意识

乡村群体是乡村建设的主体，亦是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从内里入手激活内生动力，首先应当通过媒介传播激发农业群体的原生文化自觉。

乡村发展的逆境关键在于发展的诉求与乡村的落后建设相矛盾。随着乡村内“熟人社会”交往模式的变革，尽管茶余饭后、共聚闲谈的岁月不复，但是媒介形式的变化却使之具备了新的条件：持续进行文化信息传播与媒介接触渠道的扩张，在村民心中种植文化符号，让文化建设的成果覆盖更多的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内生性治理力量———村民群体的作用不能被弱化，一旦主体界限不明晰，乡村文化重塑就有异化的可能。媒介技术的演進为主体意识的重铸提供了客观条件，网络社交媒体实现了离散化的村民的“共同在场”，小红书、抖音等媒介也为村民的“发声”提供了可能，这对坚守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二）纵横合力：重塑文化样态

从历史维度来研究乡村文化的延续可以发现，源于传统农业环境的乡土文化面临着新文化的冲击。但文化的交融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应通过媒介赋权来促进城乡文化融合，以时代维度来探究乡村文化的重构，以系统性手段进行文化振兴，汇集媒介与产业之间的合力。乡土社会的“媒介化”进程伴随着传媒产业的勃兴，要通过媒介的信息沟通、产业化的运营，整合乡村文化资源，形成“媒介赋权—村民传播—产业盈利—文化重组”的一体化振兴路径。

在文化样态的重塑过程中，应鼓励乡村文化和古今文明的纵向交融，以媒介为轴迸发出更多的时代性文化元素。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媒介的发展为文化重塑提供了技术支撑，可以通过对具有价值底蕴的乡村传统民俗进行数字化建设，以文本、图片和影像等多媒体形式记录传统民俗、民间工艺等农耕文化元素，实现文化资源的云端存储，并借助AR/VR/XR技术再现场景，确保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续留存[9]。

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亦需要媒介传播与产业经济的交融。因此，利用人才、“村官”与乡贤等精英群体之间的合作，发挥他们作为商业领袖的桥梁作用，引导乡村个体发挥创造力，实现村民文化记忆、媒介呈现与旅游业的协同发展。此外，还可以通过发掘传统民俗和创意文化来进行多层次、跨业态的IP形象构建，带动村民进行文化创作、产业化开发，多元主体协同发力，从而实现乡村文化经济的繁荣；或以数字产业化为引领，统筹建设乡村的文化组织、经济组织，组建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化综合体，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或创业机会，实现农业与乡村的“互联网+”，通过纵向交融的乡村与媒介、横向连接的农业与商业，汇聚合力探寻文化现代化的新型路径。

（三）传媒支撑：创新治理模式

政府应积极发挥乡村文化重塑的引导者作用：首先，引导乡村治理的主体深入基层，利用新媒体表达立场、参与讨论、传播优秀的乡村文化；其次，主动搭建县级融媒体平台，下沉至民间舆论场进行融合，构建城乡文化交流互动机制，创新送文化下乡的方式；最后，以民众自觉为根本，在现代乡村经历生态变革、观念融合、社会开放的风口上，实现上层引导与基层建设的有机结合。

智能媒介由于其本身的超时空性、广泛参与性，是政府与基层沟通的关键。作为我国乡村特有的传播工具———县级融媒体中心是近年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10]。国家通过传播这种“软”权力介入乡村治理，体现着治理方式从行政统治向传播治理的演变，传播正成为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策略[11]。以县级融媒体为中心，搭建城市与乡村、治理机构与基层民众之间的桥梁，建立信息发布平台和乡民终端互联贯通渠道，激发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拓宽二次生产空间，这既能提高对内事务的治理水平，还能唤醒在外务工人员对乡村文化的共鸣，将原本存在于远方的乡土移植到云端网络空间场域，加快“媒介管理”向“媒介治理”转变，从而促进村民共建、协商互惠的新型乡村文化治理模式得以落实，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1）.

[2] 吕宾.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J].求实，2019（2）：97-108+112.

[3]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 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2023-02-28.

[4]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8.

[5] 夏小华，雷志佳.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实践超越[J].中州学刊，2021（2）：73-79.

[6] 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王立君，白锡，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7] 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265.

[8] 吴锋，仲建琴.超越与重塑：国家治理视阈下西部县级融媒体建设的路径再造[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4（5）：130-137.

[9] 郑燕.文化记忆嵌入乡村振兴的路径与跨界实践[J].山东社会科学，2022（6）：187-192.

[10] 李，张璐璐.沟通与治理：乡村振兴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J].中国编辑，2022（2）：23-26+31.

[11] 费爱华.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J].学海，2011（5）：97-102.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