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棪 李瑞琼

摘 要：甘肃是一片红色热土，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红色文化。相对而言，甘肃红色文化的影响力较弱，本文从优化红色文化传播渠道、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构建红色文化认同、提高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等方面，探讨提升甘肃红色文化影响力的措施，旨在提升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关键词：甘肃红色文化；影响力；提升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3）08-0096-04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红色故事的‘微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2021YB094）；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创新项目：“甘肃红色文化的新媒介化呈现研究”阶段性成果（2021B—287）；甘肃省人文社科专项项目：“新媒体背景下甘肃红色文化的创新研究”（22ZZ89）；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智媒时代甘肃红色文化传播影响力提升研究”阶段性成果（22—A36）。

一、甘肃红色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必要性

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过程中形成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遗存和红色精神[1]。

甘肃是一片红色热土，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红色文化。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甘边根据地后来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13块根据地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根据地，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成为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出发点，给我们留下了“南梁精神”。1935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先后在甘肃征战长达一年半的时间，足迹遍布甘肃40多个县区，行程3500余公里。数以万计的红军战士长眠在甘肃这片土地上，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长征精神”。1936年10月，西路军开始西征，向西行进了 1500多公里，穿越了整个河西走廊，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铸造了“西路军精神”。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大后方，有36万多名陇原儿女积极参军参战，接近70万人参加防护团和地方自卫组织，诠释了“抗战精神”[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石油行业和钢铁行业等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暂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为此，石油工人王进喜及所在的1205钻井队，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雄气概铸成“铁人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的“六老汉”，以自己的行动创造了荒漠变绿洲的生命奇迹，以愚公移山的毅力体现着崇高的“八步沙精神”。

历史不该忘记，而应铭记。继承、弘扬、创新甘肃红色文化，增强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的必要内容，也有助于传承和弘扬自身的历史文化。

二、甘肃红色文化影响力提升面临的问题

综上所述，尽管甘肃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但是其知名度、影响力与延安、井冈山、遵义等地区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是红色文化传播的共性问题和甘肃红色文化的个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甘肃红色文化资源整体广泛、区域分散

甘肃地域狭长辽阔、空间跨度大，红色文化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整体广泛、区域分散的特点，红色资源主要分布在兰州市、陇南市、甘南州、临夏州、天水市、庆阳市、平凉市、白银市、定西市、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酒泉市等市州，全省有72个红色革命纪念馆，720余处红色遗址遗迹。从比较典型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革命纪念馆、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来看，它们主要分布在陇东、陇中、河西地区，其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革命纪念馆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相距1000多公里。相比较于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纪念馆位于会宁县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位于高台县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革命纪念馆位于南梁镇，距离所属县城华池县还有60公里的路程，交通路况、食宿、文娱设施等基础设施更差一些，且大部分景点是静态式布局的传统参观模式，对游客來说，这种传统单一的传播模式缺少吸引力。此外，当地自然资源、民俗文化、历史文化资源没有很好地与红色旅游相结合，存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效益低等问题。种种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甘肃红色资源开发利用难度大，存在区域化、碎片化等问题。

（二）甘肃地处西北内陆，经济基础相对较弱

甘肃地处西北内陆，经济基础相对较弱，致使甘肃在诸多方面的发展都与其他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形象塑造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区域形象美誉度越高；相反，经济水平越低，区域形象美誉度越差。除此之外，经济发展水平还影响区域形象的传播力，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媒介报道力度强，在主流媒体的曝光率高、关注度高；相反，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媒介报道力度弱、关注度低”。甘肃作为西北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其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甘肃在传播力方面处于劣势。此外，受众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和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传播媒体的报道会对人们的认知、观念和态度产生议程设置作用或潜移默化的涵化作用，受众又基于媒介图像而采取行动，只有受众获得关于红色文化的知晓，才能维持并扩大甘肃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传播力弱导致甘肃红色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弱，许多域外受众对甘肃的认识除了牛肉面、敦煌莫高窟之外，更多的是自然条件较差、经济条件落后等带有负向色彩的标签，阻碍了人们对甘肃红色文化的深入了解。

三、甘肃红色文化影响力提升的措施策略

弗朗西斯·培根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3]红色文化传播不同于日常信息的传播，它除了自然传播形式之外，更主要还在于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传播。

（一）优化甘肃红色文化传播渠道

目前，甘肃省红色文化的传播形式主要采取受众到纪念馆和景区参观，红色纪念馆工作人员到学校、机关、社区进行宣讲，以及现场转播特定节日举行的文化传播活动等，且在利用媒介传播红色文化时，主要侧重于书籍和大型纪录片。由此可见，甘肃省红色文化传播不够多元。传播的“仪式觀”将传播看作是双向的文化共享过程，传播行为是人们共同参与、共同体验、共同建构的“仪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红色文化偏重于以刚性为主的强势单向传播，过于注重政治性、理论性的“布道式”说教和强调严谨的叙事和逻辑，而忽略了参与式传播。在前期对甘肃红色文化传播效果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受众主要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大学生、从事红色文化的工作者以及研究红色文化的学者等，而没有深入到普通用户，致使基数庞大的普通用户认为红色文化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有近50%的受众认为，尽管甘肃近几年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较大，但是并不到位；有60%的受众认为，甘肃红色文化传播渠道较为单一、创新性不强，在传播过程中无法与大众进行良好互动。

通过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路径选择公式”可以看出，“受众总是选择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同时接受起来不太费力的东西，费力的程度主要是指受众所花时间成本或者经济成本，还应该包含一个脑力成本，也就是说当受众看到某一个内容信息时，是否会认为它们需要深度思考和透彻理解。换言之，人们更能接受轻松愉悦的传播形式”[4]。因此，如何用轻松愉悦的形式传播好红色文化，才是对传播者的真正考验。同时，在“泛媒体”环境下，媒介的形式与传播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甘肃红色文化的传播者应综合考虑不同媒介的传播特长，精选易于表达红色文化的媒介，刚柔并济，制作出短视频、微纪录片、H5等共享式、互动化的融媒体作品，从而实现甘肃红色文化最佳的传播效果。比如，手绘H5作品《一生的守望》讲述了符泽攀与他的海螺号的故事；《南梁纪事》以每集8分钟的微纪录片形态，分10集讲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南梁地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坎坷历程，这些作品对甘肃红色文化的传播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挖掘甘肃红色文化资源

传播本身由内容和形式组成的，传播内容是传播过程的核心，在强调拓宽媒介形式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内容为王”。在甘肃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过于渲染革命时代的激情和热情、把建设红色文化当成“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问题，而忽视了深入挖掘有情感事实、例证等人性中最本真、最平实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往往是最能打动人心的。相反，过度渲染革命激情和热情，过分强调英雄主义、伟人效应，不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文化作品，不仅难以获得受众情感上的认同，甚至还会使受众出现逆反心理，无法真正触及受众的灵魂深处。因此，制作出有内涵、有深度的红色文化产品，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具有代表性和辨识度的“王牌”内容，是传播甘肃红色文化的必然之路。比如，纪录片《河西走廊》《金城兰州》都是甘肃以文化为突破口，以历史绵延来梳理变迁历程，享有很好的口碑。历史已成过往，对甘肃红色文化内容的挖掘只能借助载体，因此，应从甘肃红色历史书籍、人物传记、红色文艺、文物遗存等档案资料以及人物口述资料中，搜集甘肃红色文化材料，制作出精良的纪录片，讲好甘肃红色故事。比如，2020年，由南梁红色故事编委会编著的《南梁红色故事》，有意识地从微观角度切入，讲述了“陇原第一枪”“活跃的南梁集市”“南梁的山丹丹花”等46个故事，可读性强，将“史”的严谨性与“事”的通俗性结合起来，是一次很好的探索，但是受书籍这种媒介形态的限制，其传播范围有限。

（三）构建甘肃红色文化认同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它对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5]。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某一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理论，由于它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运动，在另一历史时期或者境遇中会变得不同，其说服力也可能会增强或减弱”[6]。红色文化认同是指社会群体认可与接受红色文化所蕴涵的价值，并将它们内化为一种思想理念和行为约束的内在力量[7]。由于红色文化的历史时空比较久远，在表达内容难以承载人们的现实需要时，现实说服力就会减弱，传播过程中就存在现实认同危机，具体表现为不自觉性、被动性、功利性等特点。因此，甘肃红色文化传播者应整合甘肃丰富的红色文化叙事资源和叙事元素，精选红色文化传播渠道进行创新性传播，使社会群体认可与接受甘肃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并将它们内化为一种思想理念和行为约束的内在力量。红色文化只有获得受众心理和思想上的认同，才能被接纳、传播和延续，由此可见，文化认同是甘肃红色文化走出困局的前提。

（四）提高甘肃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效果

按地域来说，传媒场域可以分为本地传播和对外传播。良好的、适宜的传播对内能够增强人们的自豪感、归属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能够提高甘肃红色文化乃至地域形象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前期研究发现，甘肃红色文化研究成果大量以内部出版物刊发，传播者多关注“自塑”而忽视“他塑”。甘肃红色文化传播不应局限在本地区域范围内，而应通过内外联动，扩大基于文化认同的外部版图，与外界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输出。针对红色文化表达中各地区存在的同质化现象、个性模糊等问题，甘肃红色文化传播者应选取有代表性的甘肃红色文化符号，通过多种有效传播途径，提升甘肃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和对外传播效果。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尽管甘肃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但是却受时空跨度、地理条件、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导致其传播影响力较弱，因此，还需要政府、媒介机构、科技公司、用户等共同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联动聚合传播。

参考文献：

[1] 沈成飞，连文妹.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J].教学与研究，2018（1）：97-104.

[2] 孙瑛.甘肃红色资源的价值探究[N].甘肃日报，2016-02-05（14）.

[3] F·培根.新工具[M].商务印书馆，1984.

[4] 荆立群，薛耀文.融媒体视域下红色文化的传播[J].编辑之友，2020（3）：72-77.

[5] 塞缪尔·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7-10.

[6] 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M].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400-432.

[7] 刘波亚.红色文化认同的政治逻辑[J].甘肃社会科学，2016（4）：168-172.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