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均

近几年，多家出版社竞相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的著作。宫崎读《论语》，读《史记》，读《水浒》，讲科举，评隋炀，说雍正，无一不是中国读者感兴趣的话题，所以宫崎的作品很有读者市场，以至于不同的出版社还撞选题了。同时，宫崎还提出了“朴素主义”“都市国家”“宋代文艺复兴”“景气史观”等一系列的概念来阐释中国历史，所以他也一直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我一直期待一部全面系统地梳理宫崎的学术渊源、学术语境的专著。现在，吕超这部《世界史图景中的中国形象：宫崎市定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的出版正逢其时。

吕超此书是其就读于日本关西大学的博士论文的翻译、修订。我指出这一背景，是要说明本书的长处之一，即在于掌握了日本学界对宫崎研究的最新成果。据最新的材料和研究，吕超指出，宫崎将成于众手的《大东亚史概说》以个人名义出版《亚洲史概说正编》时，删去了《大东亚史概说》中企图正当化日本侵略行为的内容，“原稿中的（每章）第五节之内容全文被删，而原稿中每章的第五节乃是论述日本在历史上与亚洲各国之‘联系的内容，在他们的构想中，这种‘历史联系无疑成为日本统治亚洲全域的‘依据”。

可以说，吕超的《世界史图景中的中国形象：宫崎市定研究》注意到宫崎中国观的内外背景，不仅在日本学术文化思潮的跌宕中考察宫崎学术主张及其背后的思想意图，也留意到这一代中国学学者治学路径的西学背景。

十九世纪末，在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诞生了所谓“东洋史”的历史教育和研究领域，“东洋史学”中的“东洋”意涵与汉语所指殊异。据说，那珂通世在甲午一役后不久提出设立“东洋史”，以在教育领域改变亚洲各国皆为西洋附属的世界史话语体系。这一范式的建立，不仅可以将“东洋史”与西洋史塑成“天下两分”的对立之势，同时也能够为日本学者提供更大的地域空间单位将中国相对化，突破中国史一国史的论述框架。“东洋史学”的论述体系虽仍以中国史为要，背后却存在“弱中心强周边”的动机和意图。

由此，日本史学在教育和研究领域形成了“东洋史”、西洋史和日本史鼎足而立的学科建制。这倒是能直接反映出近代以来日本的心态，即处处以西方近代为榜样奋力追而逐之，又将自身从东洋中抽离出来，塑造出野蛮落后的亚洲邻国形象，在确证自身近代文化身份的同时，建构自任“亚洲盟主”的合理性。日本学者旗田巍有一个观察，认为战前、战时的日本亚洲研究随着其对外侵略扩张而范围得以不断扩大。也就是说，日本的亚洲研究往往配合其侵略行为，并对日本殖民亚洲作理论上的合理化论证。吕超便是在这个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脉络中梳理宫崎市定的学术特色和思想实质的。

宫崎市定是京都“东洋史学派”的第二代代表性人物，他出生于“东洋史学”产生不久的1901年，在走过近一个世纪生涯后于1995年去世。少年时的宫崎经历了日本参加“一战”一跃加入“列强”的国力跃升，青年期的宫崎又亲眼见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在对外侵略扩张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皇国迷梦”在战败后彻底破灭的整个历程。当时，“皇国史观”“东亚协同体论”“大东亚共荣圈”这些建立在“日本文化优越论”“东西方对决论”等逻輯基础上的论调，宣扬以日本为“亚洲代表”打倒“鬼畜英美”以解救亚洲。在这种帝国文化狂热的氛围中，“世界史的立场”“近代的超克”这些言论的理念成为当时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们共享的殖民话语逻辑。吕超指出，在研究日本“二战”中成长起来的亚洲学者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与学术的互动缠绕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面向，若只从文本出发作学术面向的了解，恐难以窥知其中的“真意”。

罗志田和葛小佳两位学者曾就蒙文通先生主张的“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之论旨进行发挥，指出“论者若不从上下左右去读书，而仅执立说者或诠释者的一面之词，便很难明了这中间空曲交会之际的隐微。故所谓钩深致隐，还要去了解立说者（或诠释者）所处语境对其人的无意识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倾向性”。吕著在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脉络中，注重爬梳史料还原宫崎当时目击的日本国际、国内的历史现场作为讨论宫崎学术和思想的背景和“场域”，在“上下左右”逢源、东西内外兼顾的语境中着力勾勒宫崎有关世界、亚洲、中国的知识生产过程，并用力挖掘宫崎学术观点背后的思想指向。应当指出的是，宫崎学术思想的形成受益于日本“东洋史”学者的部分自是颇多，但西方学界的学说也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有关这一点作者在该著中也作了相应的阐发。如，宫崎所谓东西交涉史视野的形成极可能既有来自日本学界西亚研究热潮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受桑原骘藏、羽田亨等人的影响。作者不仅指出宫崎对日本学者学说的继承和发挥，更考察了宫崎由海外学术汲取的营养，如其所谓“二元对立论”的学术框架来自伊本·赫勒敦，晚年所谓“景气史观”的主要来自法国“年鉴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