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水游

曾在大型国企工作过十多年，对晚清以来的实业界多有关注，记得购买了张之洞、张謇、穆藕初、卢作孚等人的文集，未能搜到范旭东的，而耿耿于怀。近日重读《卢作孚集》，关于现代教育的认知，“惟吾亦留心教育之一人，且始终认为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以谓国家于法治，而缘实业致富，军备致强，民智民德，顾乃卑下。民意民力，尤复薄弱，不有教育以扶持长养之，徒云法治犹无物也，富强之效，亦如捕风”。教育乃千秋大计，此言敦厚。而1933年《答刘同仕半日读书之请求》：“作孚亦穷光蛋，读书之兴趣尤深。原为事业所迫，晨起工作，直至深夜；于是学问不能在读书中，而只在做事中。当此全部事业万分紧张以求前进之日，吾辈何忍以最少半日以上读书？最好办法，工作时间仍自工作，需要参考图书则尽量参考图书，工作以外，苟有时间，不拘多少，皆以读书……工作系经验，读书所以整理经验。”好汉要靠书打底，但究其根本，实践出真知，读书有助于“整理经验”，促进成长。

鲁迅在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下，对于青年尤寄予厚望。读刘超的新著《时间中的裂隙：鲁迅的精神自觉》一书，“别求新声于异邦”，在“新声”与“旧声”之间，在“回心”与“转向”之间，鲁迅“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他认为从西方舶来的各种主义招牌，“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林毓生以为：“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