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笳”类琴曲源流考

2023-08-21魏嘉硕

大众文艺 2023年9期

魏嘉硕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院,江苏南京 210000）

胡笳类琴曲通常指琴乐作品《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它们皆因“文姬归汉”的典故与独特的异域风格而备受青睐。现存最早的胡笳类琴曲见于明代朱权所辑《神奇秘谱》，之后有三十七部琴谱收录有关此类琴曲，共四十一个版本。目前对于胡笳类琴曲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着重对琴曲本体进行分析，解读其结构、指法特点及艺术特色等，如王建欣《“胡笳”类琴曲研究》、吴婧硕士学位论文《古琴“胡笳曲”研究》等；第二类则侧重对琴曲历史源流进行考证，如王小盾《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新考》、沈冬《唐代琴曲〈胡笳〉研究》等。就研究现状而言，缺乏琴曲在唐代以前的琴曲发展脉络，更加完整、清晰地梳理此类琴曲的历史脉络与相互关系则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追溯“胡笳”琴曲的历史源流，通过着重挖掘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对琴曲的背景、标题、相关人物等进行全面考证，以期重新揭示胡笳类琴曲的发展脉络。

一、“胡笳”早期的发展

胡笳，本是外域胡人乐器，《太平御览》载：“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笳”①，“卷芦叶吹之”的“胡笳”应是乐器最初的形态。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笳类乐器通常出现在鼓吹乐中，《乐府诗集》卷二十一载：“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由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②说明在汉代，由乐器“箫”“笳”构成的鼓吹乐已用于朝会等多种场合；到了东汉时期，以“笳”为主要乐器的鼓吹乐的地位大大提升，据《隋书·音乐志》所载：“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焉……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其中的“短箫铙歌”是以短箫和铙、角、笳为主要乐器的汉代鼓吹的一个类型，说明鼓吹乐到了汉明帝时期，地位得到明显提升，成为四“品”之一，主要用于军中，而“笳”类乐器相应地运用更加广泛、频繁。

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已经出现名为“胡笳”的乐曲。沈约《宋书》中记载有“《胡笳》，汉旧《筝笛录》有其曲”③，《筝笛录》今已不存，但从书题目《筝笛录》来看，推测其演奏形式有两种可能：一是名为“胡笳”的以筝、笛等乐器为主要乐器的器乐合奏曲；二是以“胡笳”为主要乐器的乐器独奏曲，笔者认为第一种的可能性较大，《通志》中记载有署名蔡文姬集（即“收集”）《胡笳录》一卷，并且列入“右管弦”④，“管弦”即管类乐器与弦类乐器组成的器乐合奏曲；无独有偶，一直到明代文献《国史经籍志》中也将《胡笳录》注“蔡文姬”，同样并列入“右管弦”⑤，说明文姬收集有器乐合奏曲形式的《胡笳录》历来为人认同，《胡笳录》与《筝笛录》中所存《胡笳》乐曲曲名相似，年代相仿，所以《筝笛录》中《胡笳》有可能也存于蔡文姬收集的《胡笳录》中，同样为器乐合奏曲。通过上述材料说明，在汉代，已经出现了用非笳类乐器演绎“胡笳声”的艺术实践，促进了各种乐器对“胡笳”音色的模仿。

到了汉魏时期，出现了以“琴”为主要乐器演绎胡笳声的艺术实践。张永录云：“未歌之前，有一部弦，又在弄后，又有但曲七曲：《广陵散》《黄老弹飞引》《大胡笳鸣》《小胡笳鸣》……并琴、筝、笙、筑之曲”⑥这里的《大胡笳鸣》《小胡笳鸣》为“但曲”，“但曲”指可以合舞之器乐曲，常用于相和大曲中，此时的《大胡笳鸣》《小胡笳鸣》为器乐合奏曲，且从题目上来看，《大胡笳鸣》《小胡笳鸣》中的“大胡笳”“小胡笳”为两种乐器，皆附一“鸣”字，应该是模仿乐器大、小胡笳的音色特点而作，此两曲与后世琴曲独奏《大胡笳》《小胡笳》并无关联，但由于“但曲”中有琴参与，必定需要用琴同其他乐器对“胡笳”乐器音色特点进行模仿，推动了琴这一乐器从中脱离出来。

二、早期“胡笳”琴曲作者考辨

“文姬归汉”的历史典故发生在汉魏时期，诸多历史典籍都将现世所存琴曲《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的创作权归于蔡文姬，如《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并蔡琰作。”⑦笔者对此观点存疑，从题目上来说，要看“十八拍”的“拍”这一概念是否能在此时期形成，王骥德《曲律》云：“古无拍，魏晋之代有宋纤者，善击节始制为拍”⑧，说明“拍”的概念可能自魏晋开始，且文学家刘大杰论证“曲以拍名，起于唐代。”⑨所以至少在蔡文姬所在的汉魏时期，即使有琴曲，也不可能以“十八拍”命名。从段落结构上看，琴曲大曲化需要过程。王小盾文《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新考》中得出结论“真正的琴大曲现象都是属于隋唐时代，以及唐以后的现象。”⑩所以无论是从题目上还是结构上，都难以在汉魏时期形成十八段且以《十八拍》命名的琴乐大曲，但是不排除以其他曲名流传下来的可能。

署名蔡琰创作的琴曲在当时可能以《胡笳调》等题目存世，据《通志》载：“胡笳調一卷，蔡文姬。”(11)《通志》中将《胡笳调》列入“右管弦”，应为器乐合奏曲，但关于器乐合奏《胡笳调》的叙述除《通志》署名蔡文姬外，已找不到其他关于作者的记载，而《胡笳调》为名的琴曲却一直流传到了唐代，武后时期所辑《碣石调·幽兰》卷第五中载有琴曲《胡笳调》，《碣石调·幽兰》卷首小序注明是六朝的旧曲，说明在六朝时期以《胡笳调》为名的琴曲已发展成熟，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从《通典》中的器乐合奏曲《胡笳调》分离出来的，一方面，现存诸多琴曲本就是从器乐合奏中分离出来，如《广陵散》本但曲，后来发展成为器乐独奏曲，另一方面，唐代对于蔡文姬制胡笳琴曲深信不疑，唐《琴史》称：“世传《胡笳》乃文姬所作也。”(12)李欣诗云：“蔡女昔造胡笳声，”等，皆说明在盛唐，“胡笳”琴曲是蔡文姬所作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事实上，蔡文姬本就精于古琴演奏，“刘商《胡笳曲序》曰：‘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13)，且其在胡中十二年的经历也使她深入了解了胡笳声调，写出了“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这样优秀的诗篇；她收集有《胡笳录》一卷，深刻地感受了胡笳乐器，因此，存在蔡文姬创作以《胡笳调》《胡笳》等为题琴曲的可能。

三、沈、祝家声完成琴曲《胡笳》的大曲化

在盛唐天宝年间，《胡笳》琴曲已经发展为十八段的大曲。李欣诗《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中称：“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14)且这个时期的琴曲已经发展为两个版本，《琴史》中称“薛易简以琴待诏翰林，盖在天宝中也……十七岁弹胡笳两本。”(15)说明在盛唐天宝年间，琴曲《胡笳》已经发展为十八段且有两个版本，而促成了琴曲的大曲化的是——“沈家声”“祝家声”。

《乐书》称：“沈辽集《大胡笳》十八拍，世号为‘沈家声’《小胡笳》十九拍，末拍为契声，世号为‘祝家声’”，《乐书》将琴曲《胡笳》分为两曲《大胡笳》《小胡笳》，造成后世多认为沈家、祝家所集《胡笳》为截然不同的两部《胡笳》琴曲，笔者对此观点存疑，《琴史》中称：“唐世琴工复各以声名家，曰：‘马氏、沈氏、祝氏，又有裴、来、翟、柳、胡、冯诸家声’，师既异门，学亦随判，至今曲同而声异者多矣”(16)的记载可以解释此问题，其中的“至今曲同而声异者多矣”说明《胡笳》两本可能是指同一部母本，只是因“师既异门，学亦随判”的师承关系，而形成不同的版本，至于十八段和十九段的差别，是因为“契声”，这里参考清商大曲结构，清商大曲结束部分是几段器乐演奏，称几部“弦”，有时也用“契”代替，如《明君》结尾就用“契”。所以“契声”一般代表结尾部分，也就是琴曲中的“尾声”，应该是祝家传谱的特色段落，去掉“契声一段”，《大胡笳》《小胡笳》皆为十八段，这两部琴曲题目、段落的高相似度也证明了其源于同一母本。

既然基于同一母本，琴曲大曲化的关键人物自然与“沈、祝家声”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乐府诗集》称：“‘祝家声’祝氏，不详何代人也。”(17)关于“祝家声”的记载大都持此观点，所以只能从零星对“沈家声”的记载入手，历代文献关于“沈家声”与琴曲《胡笳》的记载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崇文总目》中对于《小胡笳十九拍》一卷下记“伪唐蔡翼撰……琴曲有大、小胡笳。《大胡笳》十八拍，沈辽撰，世名《沈家声》”(18)；第二种说法是《乐府诗集》中称“《琴集》曰……按蔡翼《琴曲》有《大胡笳》十八拍，沈辽集，世名沈家声’”(19)，两说说法的关键在于十八拍的《大胡笳》是沈辽“集”还是“撰”，下文展开分析。

朱金波《唐代琴学文献辑考》一文中对沈辽及沈氏所在年代、身份等做了考证：沈辽来自江南沈氏，乃南朝高门沈约之后，当为隋末唐初之人。沈氏著有《沈氏琴书》一卷，撰者“失名”。(20)还有《崇文总目》载《沈氏琴书》一卷下题：“沈氏撰，不著名……有《悲风》《三峡》《流泉》《渌水》《昭君》《下舞》《间弦》并《胡笳四弄》，题盛通师撰”(21)这里的《胡笳四弄》的“胡笳”应为“胡笳调”四弄，两文皆说明沈氏家族精通“胡笳”类琴曲，且沈氏自南朝沈约始，就是精通音律的世家，所以沈氏家族很可能收集到文姬所作《胡笳曲》，以此为母本，由沈辽增至十八段，并且在一代代琴乐传承下，到盛唐“以声名家”，这样就可以解释为：沈辽“撰”是指撰十八段《胡笳曲》，而“集”是指家族所集蔡琰所作“胡笳”音调。

而“祝家声”的《胡笳》十九拍则是基于“沈家声”的《胡笳》谱所作。《直斋书录解题》中《大胡笳》十九拍一卷下题：“题陇西董庭兰撰……又云祝家声沈家谱不可晓”(22)这里的“祝家声沈家谱不可晓”可以断句为：“祝家声、沈家谱，（皆）不可晓”，但问题在于上文中提到《崇文总目》载《沈氏琴书》一卷，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出版晚于《崇文总目》，且《崇文总目》为宋官修书目，所以陈振孙应该读过《崇文总目》，不应说“沈家谱不可晓”，所以断句应该是：“祝家声（的）沈家谱，不可晓”，说明祝家声以声闻名的《胡笳》是基于“沈家琴谱”，上文中也提到，沈家自南朝沈约始，就是精通音律的世家，而“唐代琴工以声名家”，所以祝家声可能发展较晚，至少晚于沈家，在沈家沈辽十八段《胡笳》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最有名的是加“契声”（尾声）一拍，成“十九拍”，在唐代发展成为同沈家同等地位的“祝家声”。

四、琴曲《胡笳》在盛唐基本定型

现存《大胡笳》《小胡笳》曲谱最早出现在明代朱权所辑《神奇秘谱》中，段落为：《大胡笳》十八段，《小胡笳》六段，其结构最早成型于盛唐琴家董庭兰。《琴史》曰：“天后时凤州参军陈怀古善沈、祝二家声调，以《胡笳》擅名，怀古传于庭兰，为之谱。”(23)说明陈怀古学得沈、祝二家声调，陈怀古又将此艺传于董庭兰，而董庭兰“正大、小胡笳”（《五知斋琴谱》历代圣贤名录载），其中的“正”是指正《大胡笳》《小胡笳》的背景、结构。

李欣诗《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中：“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等句丰满的故事情节皆说明琴曲背景已基本完成，而《乐府诗集》所载：“刘商《胡笳曲序》曰：‘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说明“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的背景到“以琴写《胡笳声》”的创作是由董庭兰来完成的，《神奇秘谱》中琴曲《大胡笳》的解题也说：“后唐董庭兰以琴写胡笳声，为大、小胡笳是也。”说明琴曲《大胡笳》《小胡笳》以“蔡琰经历”为琴曲背景的确定仍是由董庭兰完成的。

关于《神奇秘谱》所载《大胡笳》的十八个小标题是唐代诗人刘商据董庭兰所正《大胡笳》所作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古人写诗，常会在诗后加一个小序，据马勤勤论文《不能终结的〈胡笳十八拍〉真伪之争》中，将现存敦煌史料中所载三个刘商《胡笳十八拍》写本进行校对，认为小序为“魏武帝与邕有旧，以金帛赎之，归国，因为琴曲，遂写幽怨之词。”(24)其中的“因为琴曲，遂写幽怨之词”就能说明刘商是据琴曲写的词，刘商是据董庭兰所作琴曲，而非蔡文姬的琴曲，因刘商与董庭兰本就是同时代人，且《乐府诗集》所载：“《胡笳曲序》曰……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25)证明了刘商是据董庭兰的“胡笳弄”而写的“幽怨之词”，不仅如此，《直斋书录解题》载“《大胡笳》十九拍一卷”下注：“题陇西董庭兰撰，连刘商辞”(26)也印证了此观点。

目前普遍能看到的《神奇秘谱》中《小胡笳》六段的结构是经董庭兰定型的。《小胡笳》曲谱载于《神奇秘谱》中的“太古神品”，其所载十六曲多是唐、宋间遗留下来的原写曲谱，《小胡笳》解题云：“臞仙曰，是曲者，唐董庭兰所作也。”(27)此观点从元稹诗《小胡笳引》中“哀笳慢指董家本”可见一斑，说明元稹听到的琴曲《小胡笳引》为“董家”董庭兰版本，《神奇秘谱》所载应该就是元稹诗中的《小胡笳引》。从内容上看，六段分为：正文四段加“前序”“后叙”，应该是截取《小胡笳》十九拍而成，其中的“契声”相当于《小胡笳引》的“后叙”。当时因为有十九段的《小胡笳》，从而命名为《小胡笳引》。

古琴独奏及琴歌《胡笳十八拍》晚于《大胡笳》《小胡笳》，也参考了《大胡笳》《小胡笳》的琴乐实践，生长为独具一格的“胡笳”类琴乐作品，以不同的角度出发，丰富了“胡笳”类琴曲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