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献军

（湖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南岭民族走廊摩崖石刻以其数量多、艺术性高而引起了众多研究者注意。学者围绕着石刻艺术群展开了系统研究，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摩崖石刻文献的整理成就突出。这些成果有以摩崖石刻艺术群为研究对象的，如熊传薪等编著的《浯溪碑林》、胡国铤主编的《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桂多荪著的《浯溪志》、廖国一等编著的《独秀峰摩崖石刻》、张京华等主编的《道州月岩摩崖石刻》等；有以地域石刻为整理对象的，如曹腾騑等主编的《广东摩崖石刻》、中国书法院编写的《永州石刻》、杜海军主编的《桂林石刻总集辑校》、唐粉玉主编的《东安石刻荟萃》、王春法主编的《摩崖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等。这些研究对于学者了解南岭地区摩崖石刻文本及艺术价值提供了一定帮助。二是摩崖石刻与文学关系研究比较深入。这方面研究成果有李炳海的《浯溪胜境与湖湘文学的中兴话题》、户崎哲彦的《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何婵娟的《桂北石刻文学研究》、杜海军的《石刻文献与文学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南岭摩崖石刻，特别是桂林地区摩崖石刻与文学的关系，指出了摩崖石刻的文学研究价值。可见，学者对于南岭局域摩崖石刻艺术群在文献整理和文学研究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南岭地区摩崖石刻分布十分广泛，赣南、湘南、粤北、桂北都有大量分布，为什么会在如此蛮荒之所产生大量石刻，这些石刻在文学上有何共同特征，与南岭贬谪文学有何关系。南岭摩崖石刻是怎样传播的，他们对南岭本土文学的发展有何影响，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怎样，学界对于这些问题缺乏一个整体认识。本文正是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南岭民族走廊摩崖石刻的文学性作整体观照来探讨南岭摩崖文学生发原因、作者思想、作品内容及文学特征，并进而探讨南岭摩崖文学的价值及在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以试图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

一、地域交通与南岭摩崖文学的发展

南岭从地理空间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南岭包括武夷山以东、横断山脉以西，赣南、湘南及粤、桂、黔全部地区；狭义的南岭是指横亘在湘、桂、粤、赣交界处的山脉，主要包括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故又称为五岭。本文研究地域范围主要是狭义上的南岭，在论及摩崖文学的影响时会涉及广义的南岭。南岭虽整体上自东向西走向，然各岭却大致呈南北分列。五岭最高峰都在1500 米以上，山势险峻，难于翻越，但在各岭之间，有狭长的通道，各通道南北均与水道相连，形成了“走廊”。南岭地区分布着瑶、苗、壮、彝、侗、土家等多个少数民族，故南岭走廊又习惯上被称为南岭民族走廊。南岭不仅是一条地理分界线，同时也是一条文化分界线。它是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南越文化的分界线。南岭民族走廊在很早就已经形成，《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1]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出入岭南的交通路线有五条：“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2]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南下岭南路线有五条，至《岭外代答》创作时（1178）也有五条，近1300年时间里四条几乎完全重合。仅《汉书·武帝纪》第五条和《岭外代答》第一条不同，且此两条与狭义南岭无关。除去此两条，四条路线均为夹在五岭之间的狭窄通道，可见南下岭南的通道最迟在汉代已基本形成。

然秦始皇开通灵渠，沟通湘漓，其本意在于征服南越，统一全国。西汉元鼎五年，汉武帝通过五道出军岭南，目的在于平定南越王相吕嘉的反叛。东汉建武十八年（42），光武帝派遣中郎将副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蛮夷征侧等的反叛，“获其帅征贰，斩首千余级，降者二万余人”[3]781。自魏晋至南北朝，虽然政治重心大部分时间南移，但主要移至东南一带，南岭地区仍时有反叛发生，故统治者多派武将统治。隋唐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人才结构有了很大改变，不少文人开始进入仕途。另外，由于本阶段边患主要在西北方，南岭地区虽有反叛但影响不大，这使得自隋唐开始对待南岭地区的政策发生了改变——从武力镇蛮到文武兼施，甚至以德化蛮的转变。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朝廷对南岭地区控制力也大为增强。南岭地区在唐代相对于中原地区仍为蛮荒僻远之所，主动愿意前往该地做官的文人不多见，但由于贬谪制度的强力推行，不少文人被贬谪至该地区为官。如，吕温曾贬谪为道州刺史；韩愈曾贬谪为阳山令。除贬谪的文人外，另有不少士人因仕宦、科举、游幕、朝贡等原因而出入南岭。于是在逼仄的通道里涌入大量的文人，因交通因素而创作摩崖作品成为了南岭文学突出的现象。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其进士录取人数十倍于唐，文人数量大增，冗官现象极为严重，文人出入南岭地区十分普遍，故南岭摩崖石刻中，宋人留下的作品最多。周敦颐、黄庭坚、苏轼、米芾等人在南岭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摩崖石刻，至宋时南岭地区摩崖石刻艺术群已基本形成，但石刻艺术群的创作者却以客籍文人为主，本地文人很少参与其中。元代文人地位较低，进士较唐代少，石刻数也较唐代少。明清时期进士人数为唐代三至四倍，但存留摩崖作品数比之却十倍有余，因为南岭地区不仅有大量客籍文人涌入，而且本土文人开始大量出现，他们也留下了不少石刻。特别是嘉、道年间，中国发生了剧烈动荡，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经世之学盛行于湖湘大地，文坛上形成了湘系经世派，何绍基为其代表。何绍基（1799—1874），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在浯溪碑林留下了《同治壬戌正月廿三日於桐轩大令陪游浯溪》等碑刻，另在朝阳岩、玉琯岩等地也留下不少摩崖作品。

南岭地区摩崖文学的发展还与唐代文人元结的到来有一定关系。元结，字次山，唐代古文运动先驱人物，南岭走廊摩崖文学的开创者，擅长于铭文特别是山水铭文的创作。元结自广德二年（764）至大历二年（767）两任道州刺史；大历二年至三年（768）代摄连州刺史；大历三年至大历四年（769）为容州刺史充本管经略守捉使；大历四年至大历六年（771）因母亲去世，守孝祁阳。元结在南岭地区时间长达八年。据统计，在元结铭文中以铭命名的有27篇，另有诗1篇、记2篇、颂3篇、题名与题字2篇也刻于石壁之上，合计为35篇。35篇作品中27篇作于南岭地区，作于今天永州的有25篇，梧州1篇，连州1篇。其中分布于湘漓水道上的有9篇，潇贺古道上的有17篇，郴连古道上的有1篇。如果分析南岭地区八千余篇摩崖作品的创作时间，会发现作于元结之前的不足20篇，仅唐圣历二年陈集原的《龙龛道场铭并序》及开元十五年李邕的《端州石室记》具有一定文学性，前者为宗教类作品，后者也具有一定宗教色彩，非纯粹的文学作品。其余大多为岩画、题名、题字、造像等，题名、题字多数只具有文学史料性而不具有文学性。元结是南岭地区第一个把摩崖石刻的宗教功能导向文学功能的作家，他的作品在山川景物的描写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在南岭地区留下的27篇摩崖作品，有22篇描写了该地区特别是永州、道州的山川景物。自此之后，对自然山川景物的描写便成了南岭走廊摩崖石刻的最主要内容。从文体上而言，元结的摩崖作品包括铭、颂、诗、记、题名、题字等，这几类文体，也是元结之后南岭地区摩崖石刻的主要文体。如前所述，文人南下岭南时有四条狭窄通道，但自江西南安过大庾岭而至南雄的文人相对而言较少，毕竟取此道入长安比取其他三道入长安路程要远约千里，故走此道者多为江东人士。文人自湘入桂林至梧州，自潇水入贺州，自郴州入连州至英德，无疑会受到元结摩崖石刻的影响，故在南岭地区“次山未到”成为了文人常有的遗憾。另外，即使是大庾岭路线，也会间接受到元结摩崖石刻的影响，因文人自郴入连之后沿湟水南下到英德，这使得英德摩崖石刻也十分丰富，而自英德北上南雄过大庾岭至江西的文人也自然把摩崖之风带至赣南地区，所以赣南地区摩崖作品创作时间相对较湘南粤北时间要晚一些。如赣州通天岩最早的一方摩崖作品（造像除外）为北宋熙宁年间《陈进之题名》。可见，整个南岭地区摩崖石刻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元结摩崖石刻的影响，并且在文体、内容、风格上与其作品具有高度一致性。

二、留名后世思想影响下的南岭摩崖文学

地域交通等因素影响了南岭摩崖文学的分布和发展，摩崖作品的内容却与文人摩崖时心理状态相关。考察南岭摩崖文学还需与南岭贬谪文学区分开来。学者习惯上在讨论南岭文学时把南岭文学与贬谪文学等同。文人在跨越衡山进入南岭地区时，心理状态会发生很大变化。贬谪前春风得意和贬谪后凄凉孤苦的鲜明对比，会给文人带来巨大的心灵触动。这种用血和泪写成的诗文便成了天地间至文，故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少文学大家一生中创作的最优秀作品就产生于南岭地区。如，柳宗元在永贞元年（805）贬谪为永州司马，在贬谪永州十年之后，又于元和十年（815）迁往更远的柳州任刺史，他一生中主要文学成就也产生于此两地。除柳宗元外，自隋唐以来贬谪南岭地区的文人还有韩愈、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他们的作品也大多充满悲戚之情。然而，研究南岭摩崖作品会发现摩崖文学作品与文人平日所作诗文有着极大不同。文人以纸为载体创作诗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抒发个人情志，但人物的内心情感具有私密性，文人通过诗文表达出来或者为了自娱自乐，或者为了把个人情感传递给特定人物，以满足自身情感需要，如，期望得到对方提拔、赏识、谅解等。南岭摩崖作品不同，因为刻于交通要道之上，没有哪位文人愿意把具有私密性的个人情感展示在世人面前。文人摩崖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特别是早期的摩崖更是如此。当时南岭地区摩崖之风并未兴起，甚至有可能连石匠都难以寻觅，李邕在肇庆七星岩石刻、郑叔齐在桂林独秀峰石刻可能就是自带石匠刻成。南岭走廊摩崖石刻发展起来后，虽然出现了不少打碑人，但相比起纸质书写而言，无疑昂贵得多。如果文人想自己的作品能引起更多南来北往的行人注意，还得延请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书写，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些大字石刻，如桂林独秀峰的“南天一柱”、永州玉琯岩的“九疑山”、永州浯溪的“圣寿万年”等耗资更大。文人之所以耗费如此多钱财和精力把作品刻于石壁之上，有其特殊原因，那就是追求个人功名、事业、文章的万世不朽。

相对于纸质材料而言，把作品刻于石壁之上虽然昂贵，但却能够更为长久地保存。对于中小诗人而言更是如此，他们辛苦写下的作品，可能随着个人的身而死泯灭。但如果把作品刻于石壁之上，情形就可能完全不同了。石刻作品少则可以流传数百年，多则可以流传上千年，故虽然花费了不少财力和精力，但所获也与之成正比。这种追求人生不朽的目的，在南岭摩崖石刻形成之初就已出现。南岭摩崖文学的开创者元结就有强烈的留名后世的思想。《礼记·祭统》所载：“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4]但元结显然不是为了称颂祖先的美德而让后人记住，而是想通过把作品刻于石上而让后人记住他。元结在不少摩崖作品中直接表达了这种思想，他在《大唐中兴颂》写道：“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5]106在甚为庄重的颂文中，插入一段自我夸耀的言语，很显然是想强调自己的文学才华，并试图通过该《颂》让后人记住他。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评价：“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为，惟恐不异于人，所以自传于后世者，亦惟恐不奇而无以动人之耳目也。视其辞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诚耻于无闻，然不如是之汲汲也。”[6]由此可见元结想通过摩崖作品而留名后世的思想有多么强烈。

也正是出于此种目的，贬谪文人在怎样对待摩崖的问题上出现了分化：一是内心抑郁型文人。他们即使面对自然美景也难以消解痛苦心情，柳宗元就是这类人。他在永州也探寻到了许多美景，并且写下《永州八记》《游黄溪记》等优美散文，但他始终难以从悲愤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作品中有着浓浓的忧愁味。这样的作品很好地抒发了自我心情，但显然不适合刻于石壁之上，故柳宗元在永州几乎没有留下摩崖作品。今天朝阳岩留下的几首柳宗元诗作，都是后人为纪念他而刻上去的。一是性格刚直或旷达型文人。他们贬谪于南岭地区也会感觉到政治上的失落，甚至还未到南岭地区就对该地充满恐惧感，但当他们到达南岭地区之后，面对鬼斧神工的大自然秀美景色时，还是会发出内心的赞叹之情。此时的文人，虽或感觉自己政治上的失落与无望，但仍对“立言”充满自信与期待，韩愈就属于此类型文人。贞元十九年（803），他因为上《论天旱人饥状》而遭京兆尹李实的谗毁，被贬谪为阳山令；贞元二十年（804）抵达阳山，在阳山县贤令山刻下了《千岩表》：“万石之中，巍然雄尊。与岁寒君，心契无言。”[7]30摩崖之中不见丝毫凄苦之感，通过刻石表达了个人品质的坚贞。相对而言，这类贬谪文人比前类贬谪文人留下的摩崖作品要多，苏轼、黄庭坚等在贬谪南岭地区时就留下了不少作品。

南岭地区特殊的气候条件成就了特殊地质，该地区多为喀斯特地形，形成了不少天然溶洞，这种天然溶洞能够为摩崖石刻提供庇护，以免其受风雨侵蚀。文人为了让自己作品流传更长久，往往把作品刻于洞口或洞中。据笔者统计，南岭地区有近85%的摩崖作品与岩洞相关。洞窟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天然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如巴蜀地区广元千佛崖、大足石刻等，中原地区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南岭地区人工开凿的石窟很少，大多是天然溶洞。佛教有大量摩崖造像分布于该地，如，桂林伏波山、独秀峰、普陀山，赣南通天岩均有大量摩崖造像；道家崇尚自然，故溶洞也成为了道教圣地。道教有“三十六洞天”之说，其中南岭地区属于“三十六洞天”的有都峤山、白石山洞、勾漏上洞、九疑山洞。这些佛教、道教圣地同时也是摩崖石刻的集中分布地。道家崇尚隐逸，佛教喜谈性空，而文人在政治失意或前途无望的情况下也容易产生隐逸求仙的思想。宗教中的神仙意象、文人的隐逸思想、岩洞的幽奇之景便结合在了一起，这类作品在南岭摩崖文学中特别多。如，宋人陈永《留题九龙岩》就表达了这种思想：“里俗相传有九龙，昔年栖隐此岩中。烟霄天陆红尘隔，石户双开旧径通。月影日光东北近，泉声山色古今同。何当便脱卑凡累，来伴僧闲论苦空。”[8]在九龙岩石刻中,还有沈日崇、阮之武、胡增俸、王浴、钱怀哲、胡用敬、汪秉乾等十数人的作品皆表达了这种思想。在南岭摩崖石刻中，这种描绘自然美景、抒发隐逸之思的作品比比皆是，成为南岭摩崖石刻中最主要的题材。

南岭摩崖文学作者更多的是仕宦文人，部分文人担任的官职还具有一定实权，如，刺史、知州、县令等。这批文人在抵达南岭地区后，大多期望能在所任职上干出一定成就，得到百姓及上级的认可，这样能够重新回归朝廷或者得到升迁。摩崖石刻也成为他们表达惠民、化民、与民同乐的最佳场所。摩崖石刻所处之溶洞夏季清凉，对于蒸炎之地的南岭民众而言，这里成了纳凉的好地方，南来北往的行人也常常停驻休憩。当政者惠民、与民同乐的思想刻于岩壁之上，自然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道州刺史元结就曾大量创作这样的诗文。他在《寒泉铭》中写道：“于戏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时当大暑，江流若汤。寒泉一掬，能清心肠。谁谓仁惠，不在兹水？舟楫尚存，为利未已。”[5]159《冰泉铭序》中也写道：“苍梧郡城东二三里有泉焉。出在郭中，清而甘，寒若冰。在盛暑之候，苍梧之人得救渴。”[5]157韩愈刻于阳山县贤令山的《远览》诗也云：“所乐非吾独，人人共此情。往来三伏里，试酌一泓清。”[7]31这些作品表达了惠民及与民同乐的思想。纪德是南岭摩崖文学重要的内容。

南岭摩崖文学另有部分纪功作品。在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南岭地区毕竟是蛮荒之所，这里聚集着众多的蛮族，如道州蛮、零陵蛮等，其中尤以西原蛮影响最大。《旧唐书·王翃传》：“岭南溪洞夷獠乘此相恐为乱，其首领梁崇牵自号‘平南十道大都统’，及其党覃问等，诱西原贼张侯、夏永攻陷城邑，据容州。前后经略使陈仁琇、李抗、侯令仪、耿慎惑、元结、长孙全绪等，虽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9]面对众蛮夷的反叛，仕宦文人也会利用摩崖石刻化蛮，元结就曾创作《七泉铭》，他在《序》中写道：“于戏，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终不惑也。故命五泉，其一曰潓泉，次曰泉，次曰涍泉、汸泉、淔泉，铭之泉上，欲来者饮漱其流，而有所感发者矣。”[5]147-148他希望通过石刻劝告人们守住忠孝方直，他还把《大唐中兴颂》刻于浯溪崖壁之上，以示蛮族要有爱国之心，不要做反叛之事，否则必然走向失败。然而当以德化蛮难以安抚蛮夷之人，反叛仍旧发生时，以武镇蛮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摩崖作品也真实反映了以武镇蛮的现实，如，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余靖撰写《大宋平蛮颂》刻于桂林镇南峰，元至正十年（1350）杨廷璧撰写《平僚纪实》刻于肇庆七星岩石室洞，明万历六年（1578）庄国祯撰写《右江北三平寇记》刻于桂林龙隐岩等，都记载了平蛮之功。在化蛮和镇蛮之间尤其以韩云卿最为典型，他于唐大历十二年（777）撰写了《平蛮颂并序》刻于桂林镇南峰；又于建中元年（780）撰写了《舜庙碑并序》刻于桂林虞山，通过武力以镇蛮和通过舜德以化蛮在韩云卿石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三、南岭摩崖文学的三大特征

南岭摩崖文学因其载体及文人创作时心态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与一般文学不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高度集群性与关联性的统一。南岭摩崖石刻85%的作品都刻于溶洞附近，洞奇、景秀的自然环境吸引着大量的文人，即使有少量作品未摩于溶洞附近，也一定是交通便利、景色秀美的崖壁之上。故南岭地区摩崖作品很少以单独形式存在，每一摩崖区少则数方、多则数百方石刻。如，湖南浯溪碑林摩崖石刻共计505 方，朝阳岩150 方；桂林独秀峰摩崖石刻163 方，龙隐岩205 方，叠彩山230 方，普陀山285方，伏波山100余方；肇庆七星岩摩崖石刻397方；英德碧落洞摩崖石刻102方；赣州通天岩摩崖石刻128 方。这种集群性不仅只是众多的文学作品被刻在同一有限的空间内，而且往往具有类似主题，有时甚至以某个人物、某篇作品为中心展开讨论，各作品之间具有一定内在联系。如，永州道县月岩摩崖石刻就是如此。相传月岩是周敦颐年轻时读书、悟道的地方，而周敦颐最为人称道的是《太极图说》，故月岩摩崖石刻多讨论太极、阴阳之理，如明代周冕的《题月岩》、徐爱的《月岩》、陈士恩的《月岩》《濂溪》等皆是这样的作品。在南岭摩崖石刻艺术群中，每一艺术群在主题、内容及艺术上都有各自的特色，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呈现出集群性特征。

但南岭摩崖石刻艺术群绝不是以个体形式单独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整体。人们在欣赏每一石刻艺术品时，总能找到相似的感觉。不仅仅只是有相似的地貌，各石刻艺术群的作者还具有流动性。虽然多数文人是以城市为目的地，但当他们进入南岭地区，经历众多幽奇岩洞及前人题刻时，便会驻足下来创作自己的作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把作品刻于岩壁之上。南岭走廊路途漫长，幽奇的岩洞数量众多，不少文人也便沿途留下了他们的作品。如，宋代文人范成大在经历浯溪时，创作了《书浯溪中兴碑后》，至桂林时又创作了《复水月洞铭并序》《七星岩题记》《龙隐岩题记》《桂林鹿鸣燕诗并记》《碧虚铭并序》《酌别碧虚记》《屏风崖题记》《壶天观铭并序》《招隐山》等。在南岭走廊摩崖石刻中，文人为了扩大自身影响，会尽可能在不同岩洞留下自己的作品。像范成大一样在南岭走廊留下大量摩崖作品的文人还有元结、黄庭坚、元晦、周敦颐、曾布、吕愿忠、张孝祥、方信孺、李曾伯、米芾、柳应辰、周进隆、张本中、何绍基等。由于地理、交通等原因，使得南岭走廊摩崖石刻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强烈复古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南岭摩崖文学呈现出强烈的复古性。从文体上看，南岭摩崖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某种不一致性。摩崖作品在文体上偏向于古体，形成于唐宋之前的文体在摩崖石刻中出现得比较多，如，铭、颂、记、五言诗在摩崖石刻中出现频次最高，即使篇幅比较长的赋体文，在摩崖石刻中也有出现。但宋元之后流行的词、曲等在摩崖石刻中却极为少见。从宋代词人张孝祥在南岭地区留下的摩崖石刻看，他留下了《穿云岩题记》《刘仙岩题记》《桂林刘真人赞并跋》《朝阳亭记》《屏风山诗》《青秀山题记》《朝阳亭诗三首》《登七星山唱和诗二首》《曾公岩题记》《水月洞唱和诗》等，在作品中没有留下一首词作。文人还喜欢在作品中用生字、僻字，甚至是自造字。吴师道在《<汪氏浯村记>跋》写道：“尝见次山名零陵七泉，皆于字旁加‘水’，浯溪之‘浯’，亦此类。至峿台之加‘山’亭之加‘广’，可见其皆以意为之也。”[10]不仅元结喜欢用僻字、自造字，不少南岭走廊摩崖石刻者都有这种倾向。如唐代陈集原的《龙龛道场铭并序》、清代黄矞《石冢铭并序》等就是这样。这种复古思想还体现在作品的书写上，唐宋之后比较流行的字体是楷书、行书、草书等，这些字体仍然出现在摩崖石刻中，但一些唐宋时期不常用的字体如篆书、隶书、籀文等，也大量出现在摩崖石刻中。如，元结所撰、瞿令问所书的《阳华岩铭》序用隶书书写，而铭文用大篆、小篆、隶书书写，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所以欣赏南岭摩崖作品，不仅能欣赏作品的文学艺术，同时也能欣赏数千年的中国书法史。

然而，摩崖石刻并不是纯粹复古，复古只是形式，作品仍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从南岭摩崖作品中仍可发现某些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及文人关心现实的情怀。以宋代文人为例，他们的诗歌仍体现了宋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征，他们对于元结的《大唐中兴颂》从各个方面对其主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歌功颂德说”“歌功而不颂德说”“讽刺之词说”等，后来元明清时期虽然还对《大唐中兴颂》的主题有所讨论，但观点大多不出宋代文人讨论范畴。宋代文人把参政议政的风气带入文学之中，从而使得摩崖作品也带有了宋代文学的特征。另外，在南岭摩崖作品之中，有大量宋代文人唱和诗，甚至出现隔代唱和现象。如，章岘《题留伏波岩》，崔静有唱和；陈倩作《曾公岩诗》，曾布、苗时中、刘宗杰、彭次云、齐谌、刘谊等人有和作。这些文人以同题形式把作品刻在一起，无疑会激起文人争强好胜、炫弄才学的心理，文人在创作过程中“以才学为诗”的特征也表现得十分明显。除此外，在南岭摩崖石刻中，也还有一些作品关注现实民生，如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李曾伯作《劝耕诗并记》刻于南溪山玄岩洞：“老龙昔未蜕，尝蛰此山中。霖雨春畴足，风云夜壑空。两崖高下倚，一径往来通。不愿千金剂，惟祈百谷丰。”[11]346就表现出诗人心系百姓的情怀。

第三，鲜明地域性与文学性的统一。虽然南岭摩崖文学作者群体来源于各个地区，他们创作水平也有高下之分，但由于描写对象的一致性——南岭地区民情风俗与自然风物，故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南岭地区为喀斯特地形，山、水、岩、洞具有共生性，岩洞周围，树木葱茏，松竹丛生，道士幽居于此，僧侣往来其间，于是神话、传说也就与之伴生。浯溪碑林有吕仙斩妖的传说，象鼻山有大象耕耘的传说，七星岩有帝觞百神的传说等。甚至一些民情风俗也在南岭摩崖作品中有体现。从标题看，摩崖文学与普通文学相比，在标题中含有地域性名词的比例要高许多。唐代文人元晦游桂林时，创作了《叠彩山记》《于越山记》《四望山记》等就直接在标题中点明了地理名称。他在《叠彩山记》中写道：“按《图经》，山以石文横布，彩翠相间，若叠彩然，故以为名。东亘二里许，枕压桂水。其西岩有石门，中有石像，故曰福庭。又门阴构齐云亭，迥在西北，旷视天表，想望归途，北人游此，多轸乡思。”[11]20对叠彩山的环境、建筑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性。除了元晦的这些作品，自唐代以来不少文人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特性，如，元结的《朝阳岩铭》、谭粹的《游碧落洞诗》、俞大遒的《咏七星岩诗》、徐琪的《龙宫滩题记》等，这些作品都对地域自然风物有详尽描绘。鲜明的地域性是南岭摩崖石刻的一个重要特征。

南岭摩崖石刻的地域性与文学性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文学性较强的纪游诗、游记在摩崖文学中所占比例高于一般文学。以道州月岩摩崖石刻为例，月岩摩崖石刻共计63 方①据张京华、陈微主编的《道州月岩摩崖石刻》统计，该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直接在标题中标明“游月岩”三字的有12方，而实际游览月岩的作品更多，这些作品的文学性十分强。二是实用性较强的文体开始向纯文学文体转化。如铭文，其始本为纪念祖先功德的文字，其中尤以墓志铭为甚，墓志铭也刻于石上，但却不是崖壁上而是活碑上。南岭摩崖石刻的铭文中，却极少出现墓志铭，大多为山水铭文。如，元结在湖南永州地区留下的铭文多为山水铭文，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三是具有文学性的题记、题字比比皆是。以赣州通天岩摩崖石刻为例，题字、题记达40余方，数量接近摩崖石刻的三分之一。南岭地区其他摩崖石刻题记、题字所占比例大致相当。这些作品不少具有文学色彩，如，韩愈的题字“鸢飞鱼跃”便十分具有诗意，被刻于连州阳山、燕喜山，贺州小西湖畔等地。四是一些摩崖石刻具有极强文学史料价值。摩崖石刻者为了能留名后世，往往会留下创作者、书写者的姓名及石刻时间等，这对于了解摩崖作家在南岭地区生活经历提供了可信史料。日本学者户崎哲彦在《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一书中，就根据元晦在桂林留下的石刻补充了其生平经历，写下了《元晦事迹考略》一文。可见，南岭摩崖石刻不仅有很强的文学性，同时也具备珍贵的文学史料价值。

四、南岭摩崖文学的传播及其价值

由于南岭摩崖文学书写材质具有不可移动性，其传播方式也因此与纸质文本不同。南岭摩崖文学从其产生之日起便与书法结合在一起，这又存在两种情形：一是作品的创作者同时也是书法家。如，李邕《端州石室记》就是这样。李邕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曾任北海太守，所以人称李北海。《宣和书谱》称赞李邕：“邕初学，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12]开元十五年，李邕被贬为遵化尉，途经端州而作《端州石室记》，又亲自书写并刻于崖壁之上。二是作品的创作者并非书法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受人关注并长久流传后世，会延请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书写。元结的作品就是这样，他的《大唐中兴颂》是颜真卿书写的，《舜祠表》《寒亭记》《阳华岩铭并序》《窊樽铭并序》等为瞿令问书写，《庼铭》则为袁滋书写。这样作品的文学性和书法的审美性完美结合在一起，无疑能加快摩崖作品的传播。极具文学性又具艺术性的摩崖石刻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了珍贵的艺术品，其所承载的价值远超文学本身。南北往来的文人面对古人留下的遗迹及地域美景，会激起创作的欲望，从而写下大量咏怀作品来。一些具有较强留名后世思想的作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会把作品刻于崖壁之上，成为后来人凭吊的对象。而且随着这批文人的继续南迁，他们会把这种摩崖之风带向更为遥远的南荒地区，韩愈之于潮州石刻、苏轼之于儋州石刻，乃至更远的东南亚地区的摩崖石刻都受到了南岭摩崖石刻的影响。

除了上石之诗文，还有许多文人并未把凭吊之作刻于石壁之上，他们的作品只是以纸质形式流传，这正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摩崖石刻的不足。因为崖壁具有不可移动性，故非亲身经历者难以见到摩崖作品。但纸质文本不同，它更易于传播，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摩崖文学的创作情况。这些作品就其文本而言，与石刻文本并无太大差异，他们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摩崖文学。从存留情况看，这类作品在数量上要远超摩崖作品。以邓显鹤为例，他在浯溪留下了《泊浯溪》《拟卜居浯溪柬春湖中丞》《浯溪寺有怀杨紫卿》《和春海学使〈浯溪〉诗兼简李海帆观察》《浯溪访漫郎宅》《七迭方中韵酬紫卿即以为别》《雨过浯溪不及上》《浯溪颜元祠碑记》等作品，《浯溪颜元祠碑记》为活碑，算不上摩崖石刻，《泊浯溪》《拟卜居浯溪柬春湖中丞》虽在当时上石，但于今已不可寻，其余作品均未上石。摩崖石刻中，大家、名家上石比例较高，邓显鹤作品上石情况尚且如此，其他作家的作品上石情况由此可知，大量与摩崖石刻相关的诗文以纸质文本的形式传播，极大扩大了摩崖文学的影响。

摩崖作品还存在更接近摩崖原本的传播方式，那就是拓本。拓片技术在唐之前就已经出现，但现存最早的拓本出现在初唐。宋代金石学兴起，拓片之风盛行，拓本流传广泛。一些名家名作成了拓片的对象。黄庭坚在《答浯溪长老新公书》也提到拓本：“专人辱书勤恳，并惠送季康篆元中丞《浯溪铭》，笔意甚佳。”[13]王之望《浯溪中兴颂碑》中写道：“太师艰难喜粗定，作此大字龙鸾翔。纸摹缣拓四百载，家家传宝逾琳琅。”[14]21715可见拓片对摩崖文学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王炎在《过浯溪读中兴碑》中说：“百金不惮买墨本，摩挲石刻今见之。”[14]29732何绍基也曾手拓《中兴颂》，他在《同治壬戌正月廿三日於桐轩大令陪游浯溪》诗中写道：“归舟十次经浯溪，两番手拓中兴碑。”[15]南岭摩崖石刻拓本的流行，也有利于摩崖作品的传播。

南岭摩崖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人们了解南岭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变化规律起到了重大作用，极大丰富了南岭民族文学的构成，让人们意识到南岭文学绝不仅仅只是贬谪文学的代名词，不只是饱含着眼泪和悲伤，追求名声的不朽、保持高尚的节操是南岭摩崖文学最为重要的主题。同时，南岭摩崖文学还促进了南岭本土作家群体的生成。根据戴伟华教授在《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考述》统计，唐代文士籍贯广西3人，湖南16人，广东16人，江西28人，贵州0人[16]。值得注意的是湖南16人大多分布在衡山以北，广东16人也多分布在以广州为中心的沿海地区，江西则多分布在以鄱阳湖为中心的九江、南昌等地。如果从狭义南岭走廊看作家籍贯，则人数更加少，而江苏、河南、陕西均在100人以上，由此可见南岭地区文化的落后。但这一情形随着中唐以后贬谪文人和仕宦文人大量进入南岭地区而发生变化，他们把自己作品刻于石壁之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石刻与优美的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成为南岭本土文化的珍贵遗产。初来南岭的客籍文人对于本地的石刻文化并不是十分熟悉，故常以本土文人为向导，共同游历这些底蕴深厚的艺术宝库。在南岭摩崖石刻中“题记”和“题名”类较多，不难发现这类石刻中不少留下了本土文人的名字。如绍兴十九年（1149）张浚贬谪连州之后，在连州市燕喜山留下题名：“紫岩张浚携子栻游燕喜亭。阳山唐斌、陆宗谔、欧阳献可、欧阳相，武夷宋翔，湘僧元真，蜀僧宗范、大祁同来。皇宋绍兴己巳清明前一日浚书。”[7]79其中唐斌、陆宗谔、欧阳献可、欧阳相就属于本土人士，他们与客籍文人往来，提升了自身文学水平。

自南岭摩崖石刻产生以来，便和亭台楼榭结合在一起，然亭台楼榭却不能和摩崖石刻一样永固，倾颓废圮常有发生，修复废遗之事少不了本土人士的参与。如，浯溪碑林就有过多次修复行为，明代祁阳人程温就曾作《重建浯溪元颜祠堂记》。另外，与摩崖石刻相关的地方志的修订也会促使本土作家群体的生成。乾隆年间，祁阳令李莳聘请旷敏本修邑乘，旷敏本创作了《游浯溪》，祁阳人王世润、陈世龙、伍泽荣、伍泽梁、申苞均作有《游浯溪次旷太史原韵》；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宋溶修订《浯溪新志》，祁阳人邓枝麟、邓枝鹤、张九镡、张九錝、邓献璋、邓献璟、邓学孔、邓奇焯、邓奇逢等与浯溪石刻相关的作品就被收入《新志》中。浯溪碑林是南岭摩崖石刻的一个缩影，与浯溪碑林相关的本土作家在明清时期大量出现，充分说明了摩崖石刻对南岭地区本土作家群的形成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南岭摩崖文学还加速了南岭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圈的历史进程。随着本土文人的大量出现，作品数量也开始增多，摩刻于崖壁上的作品也增多了起来。这些作品与文学史上著名作家，如元结、韩愈、苏轼、秦观、黄庭坚、米芾、张浚、周进隆等人的作品并列在一起，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无疑会极大增强本土文化的自信。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应该是文化上的共同体，自古以来，南岭地区主要以南越文化为主，与中原文化有着巨大的不同，在中原人看来这里是蛮荒之地，不仅仅只是经济的落后及政治地位的低下，民情风俗及人物习性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使得南岭地区在很长时间里难以融入中原文化。如果要对南岭地区进行长治久安的统治，必须要让民众在精神上认同中原文化。南岭地区摩崖石刻以分布广、数量多很好地承担了宣传教化的功能。如，元结、韩云卿、朱熹、张栻等就曾利用摩崖作品宣扬舜德以教化百姓。在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后，南岭地区不少民族从心理上认同了中原文化，据元结《奏免科率等状》记载，道州之民就曾与他一起抵御西原蛮的进攻。时至今天，南岭文化已经完全融入中华文化圈中，其中固然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也与南岭摩崖文学长久对该地的熏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南岭摩崖石刻是中华地区先进文化与落后地区文化的一个交融点，形象地展示了南岭本土文学逐步融入中国文学史的进程，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 语

从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南岭民族走廊摩崖文学是以交通为中心的文学，摩崖石刻主要分布在南下岭南的四条交通要道之上。唐代文人元结是南岭走廊摩崖文学的开创者，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南岭摩崖文学的发展。自隋唐至宋元时期，南岭摩崖文学以客籍作家为主；明清以后，本土作家兴起，摩崖文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2.南岭摩崖文学的作者可分为客籍文人和本土文人，客籍文人又可分为贬谪文人、仕宦文人。对于贬谪文人而言，政治上的无望促使他们追求文学上的不朽；仕宦文人则想通过石刻表达化蛮和镇蛮的思想，他们用石刻纪功和宣传教化，以追求事业上的不朽；本土文人受客籍文人的影响，也开始从事摩崖文学的创作。

3.南岭摩崖文学与纸质文学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高度集群性与关联性的统一；强烈复古性与时代性的统一；鲜明地域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4.南岭摩崖文学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学及审美价值而备受士人关注，文人徘徊崖下，创作了大量写景、纪游、怀古之作，除少部分刻于崖壁之上，多数随文人分散到各地而传播；摩崖作品也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部分书法爱好者临摹、拓片，甚至绘成图画，赠送给亲朋好友，这也促进了摩崖文学的传播。南岭摩崖文学对促进本土作家群的生成、南岭地区各民族的内部融合及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