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书浩

数山的人

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五十岁（虚龄）的戴名世结束了长期在外卖文制碑、设馆授徒的流浪生活，从江宁（今南京）回到安庆府桐城县南山（今安徽桐城市孔城镇清水塘村），过上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田园归隐生活。回想大半生东奔西走、居无定所的日子，面对当下清闲安稳的生活，他内心多少有些欣慰，也可说知足。

这一年，对戴名世来说，可谓“好事成双”：一则戴名世在桑梓买田置宅，住进新居“砚庄”，告别了四处漂泊的生活。一则门生尤云鄂于上年搜集了戴名世所作的书、序、记、传、论、说、杂著一百一十篇，编次成帙，准备付梓。这些文章大多是戴名世卜居南山之前的旧作，一时还没有恰当而他又喜欢的书名，此时，便以其所居命名《南山集偶钞》刊行。这部以居住地命名、带有地域特征的文集名，戴名世还是比较满意的。按挚友方苞的话说，文集“以兹所居名焉，著其志也”。

南山名为“砚庄”的住宅，是戴名世经十五年佣书授经，省吃俭用，积蓄的一千两银子购买的。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他将这些在外授徒、卖文所得的银子存放在好友赵良冶处，用途是买田置宅，为自己的晚年生计打算。当时桐城县的田地价、房屋价贵得离谱，再不出手，价额还会继续飙升。在这种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赵良冶着急了，一时做主替戴名世买下南山岗五十亩田地及一处住宅。田地不算肥沃也不瘠薄，买之前，每年能收获一些稻谷；住宅基本上是新建的，宏大宽敞，房前屋后花木扶疏，鸟语啁啾，环境幽雅。赵良冶想得周到，事先就替戴名世在新居大门上题写了“砚庄”二字作为居所名。“砚庄”，什么意思？房子是戴名世辛勤“笔耕”所得银子购买的，世人把收授弟子讲学、卖文为生雅称“笔耕”“砚田”，用笔耕作，将砚当做田地，以此种方式安身立命或者说养家糊口，是清寒的读书人合法守礼的生活方式。拿今天的话说，是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换来的，劳动所得值得珍惜，劳动光荣更值得倡导。赵良冶用心可谓至矣，也最理解戴名世。

南山，距离桐城县城二十多里，并不偏僻。南山也并非我们望文生义的桐城县城之南的一座大山，它其实是桐城县城之东众多山岗中一个普通的山岗。南山前后左右都是山岗。在绵延起伏的丘陵中，这些山岗层叠不尽，唯独没有大山。水则储蓄在池塘和人工修建的堰渠里，周围并无像样的河流。至于环绕四周的远山，有的在十里以外，有的在二三十里以外，浮岚飞翠，叠立云表，大多笼罩在云雾之中，时隐时现，幻化无穷。面对如此奇秀的景致，戴名世认为，观赏远山意趣更佳，南山附近虽无大山，亦未尝不可乐也。

出砚庄，沿院墙东行，是一个平岗。平岗尽头土堆突然升高，成一土山。砚庄朝向西南，土山朝向西北。站在土山上放目，西北山岗尽收眼中，它们无规则地分布在丘陵中，像笨重的巨兽缓慢而艰难地在移动，有的已经走到戴名世面前了。土山上大多是上百年的松树，一些松树盘根错节，躯干状如龙蛇，偶尔也有其他杂树生长其间，就显得势单力薄了，时刻都受到大树的排挤，因而委曲求全，生长得小心翼翼。

土山上有一块地势低洼的空地，长满了灌木、杂草。一日，戴名世散步至此，长久驻足，一时竟对这块低洼空地产生了兴趣，他计划在这里开挖一个池子，养鱼、种莲，然后在池边植一些垂柳。这样的设想，使他会心一笑。继续往前走，他在洼地东北隅又发现一块空地。这里阴暗潮湿，地方也不小，一时他又有了新想法——在这里栽一些竹子，让它蔚然成林，与旁边池里的游鱼、盛开的莲花、池边摇摆的垂柳一道为此地增添生机和幽趣。戴名世边走边盘算，不知不觉走出洼地，上了土山，在一处没有树木遮挡视线的地方，他看见远处的大山像屏风一样陈列在眼前，即刻，他产生了在此建一个亭子的念头。闲暇时，无论天晴下雨，在这个亭子里观看眼前的岗峦、眺望更远处连绵起伏的大山，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时，戴名世有些兴奋，亭子名也一下从脑海里蹦出来——数峰亭，站在数峰亭里，数数西北面的山岗、观看更远处的大山，必定其乐无穷，脑洞大开……

返回时，戴名世边走边估算在洼地凿池养鱼、种莲、植柳、栽竹，在土山上建造亭子的费用。他初步预算，办完这些事情，至少需要几十两银子。以前的积蓄全部用于买田置宅，眼下，已身无分文，哪有这个经济实力来搞这些建设。他露出了一丝无奈的苦笑，然后安慰自己：等以后有了充裕的资金，凿池建亭也不迟。现在虽说建不了亭子，就先把亭子名取好——数峰亭，在亭子里数一数山峰，多好啊！

卜居南山，戴名世读书写作之余，时常散步至此，站在“数峰亭”的位置远眺。天气晴好时，西北诸峰历历在目，他一个一个数，统计到底有多少山峰。由于峰峦大小不一、重叠错杂，时不时他就看花了眼，数错了重新又数是时有发生的事。那些山峰有时在雾岚中时隐时现，若有若无，他似乎也从未数出个确切数目来。近处的平岗，犹如排兵布阵，任由他指挥、摆布；远处连绵起伏的大山，如负重物，一动不动，他恨不得给它一鞭子，把它赶得更远。远近大小峰峦，在他眼中如同天地间壮观的山水画卷，飞云、落霞、烟岚、流雾点缀其间，好似海中蓬莱、人间仙境，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由近及远、从大地到天空，空间的扩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他胸襟也随之豁然，眼界中除了古今，仿佛还看到了未来……山水之胜最终化作笔底波澜、纸上云烟，而看山数山的雅兴给予他无穷的乐趣和美妙的遐想。那些日子，成为他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时光。

遗憾的是，戴名世没有等来“数峰亭”建成那一天，“数峰亭”只存在于一张虚拟的图纸上或者说一个文人内心的构想中，它一直处于设计阶段；戴名世也没有在土山的洼地凿池养鱼、种莲、植柳、栽竹，他有更强大的想法或者说野心——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也就是定居南山一年之后，他离开南山，客居姑苏（今苏州）。该年冬，再度赴京，为参加次年顺天府乡试做准备。中举后，紧接着又为参加丙戌年（1706）会试做准备，尽管未中试，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取得己丑科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甲第二名的骄人成绩，成为己丑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明史馆从事体面的编纂工作。因文章写得好，戴名世名噪天下，红得发紫。事实证明，南山的幽静永远敌不过京城的热闹。名利场上的收获源源不断，远非曩昔东奔西走、四处漂泊卖文讲学的收益能比。这种好日子过了两年，“《南山集》案”发，戴名世下狱，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初十，腰斩于市，南山收留的不是他鲜活的肉身，而是容纳了他冰冷的尸骨。自此，南山少了一个曾经数山的人。迄今，我也没听说还有谁闲暇时做过这种不着调的事。

以此自适的人绝种了！

瓣 香

风雪交加，严寒彻骨。

畿辅学政左光斗微服出行。至京郊，见古庙正殿一侧厢房中，一个着装单薄、破旧的年轻人伏案酣然大睡。这么冷的天，身体冻出了毛病如何是好？左光斗好奇地走到年轻人身边，一眼便发现案上摆放着年轻人写完不久、墨迹刚干的文章。左光斗看完文章，面色凝重，随即脱掉身上的貂皮外套，轻轻盖在年轻人身上，然后出了厢房，一并也将厢房门轻轻关上，不让寒风吹进去。左光斗向寺僧了解情况，知道这个寒酸的读书人叫史可法，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时为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初春某日。

不久，京畿地区童生试，当考务人员点到史可法姓名时，现场主考的左光斗惊视着史可法——没错，是古庙里见到的那个年轻人。试毕，呈卷，史可法当即被列入头名，自此由童生跻身秀才行列。

左、史传奇的相遇，缘于左光斗“视学京畿”。也就是从那时起，一段旷世而伟大的师生情谊便在人间诞生，并成为千古佳话。

顺天府大兴县穷秀才史可法不久就被左光斗传唤至家中。史可法拜见左夫人时，左光斗在一旁说：“我的几个儿子都平庸无为，日后能继承我志向和事业的，只有这个书生。”

如此深重、殷切的期望，天大海宽，史可法此生承受得了、不愧不负吗？

为了史可法安心读书，左光斗将其召至府中居住，饮食起居，如同家人。在史可法心中，左光斗不仅是恩师，还是父亲。关于在左府读书、生活的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崇祯八年（1635），史可法作《祭左忠毅公文》回忆：“且师（左光斗）之于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己也。又因法贫甚，而馆之宦邸中，每遇公余即悬榻以俟，相与抵掌时事，辩论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欢。”

在左光斗勖勉和指导下，史可法发奋读书。左光斗预言史可法将于丁卯（1627）、戊辰（1628）之际脱颖而出，年方二十的史可法当时不敢相信老师的预言。之后，他两次投考，均铩羽而归。左光斗没有嫌弃史可法，史可法也没有气馁，接下来再考，果然于天启七年（1627）考中丁卯科举人，旋于次年亦即崇祯元年（1628）考中戊辰科进士。多年后，史可法感慨：“盖师素擅文名，更称冰鉴，当其提衡冀北，八郡群空，法甫弱冠，亦随行遂队，步诸生后，声名固寂如也。师不以为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谓法曰：‘尔当于卯辰脱颖去。’维时法未之信，不虞两试暴腮，果以卯辰售也。从来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乎？”

左光斗没有看错人。《明史》记载他“出督畿辅，力杜请寄，识鉴如神”。

天启四年（1624），左光斗因参与弹劾魏忠贤被陷入狱，史可法忧心忡忡，早晚守候在东厂监狱门外，设法营救恩师。监狱戒备森严，左光斗的家人、亲信根本无法进入。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左光斗在狱中遭受炮烙之刑，命悬一线，史可法重金收买狱卒，泪流满面哀求放他入狱见恩师一面。为掩人耳目，狱卒冒险叫史可法换上破衣，穿上草鞋，背着竹筐，手拿铁铲，乔装打扮成监狱清洁工，将他领到关押左光斗的囚室。史可法见左光斗靠墙而坐，因脸额焦黑腐烂，已无法辨其容貌，左腿膝盖以下，筋骨脱落，惨不忍睹。史可法上前，旋即跪下，抱着左光斗腐烂的膝盖，不便大声痛哭，只有低声哽咽。左光斗闻声知道史可法来了，因受酷刑眼睛受伤不能睁开，便使劲抬起受伤的手臂，用手指拨开眼眶，目光如炬，怒斥：“没出息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你来这里。国家之事，糜烂至此，我是完了。你虽不顾个人安危来看我却不明救国的责任孰轻孰重，你一旦出事，天下大事谁来担当？还不快走？！不走，不必等奸人来陷害，我现在就打死你！”说完，摸起地上的刑械，作击打状。史可法不敢回话，急忙出了监狱。日后，每一念及，史可法常常涕泣纵横地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崇祯末年，张献忠部骚扰蕲春、黄冈、潜山、桐城一带，时为凤（阳）庐（州）道道员的史可法奉檄守御。一有警情，常常数月不寝，夜里让士卒轮流休息，自己坐在营帐外，挑选十名身强力壮的兵丁，让其中二人蹲着，自己靠在他们背上以免睡着，每过一个时辰，再来二人替换。在寒冷的深夜，史可法每次站起来，振衣裳，战袍铠甲上冰霜迸落，锵然有声。部下劝他休息，他说：“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领兵往来于桐城，史可法每次都要恭恭敬敬前往左光斗故居，拜见左光斗父母、夫人，向他们请安。

史可法巡抚淮扬，庐州府巢县（今巢湖市）人杨维岳说：“此当代伟人也，不可以不见。”于是慕名徒步前往军营拜见史可法。史可法惊异杨维岳此行，继而感动，他向来喜欢读书人，便把杨维岳留在幕中。杨维岳性孝而为人谨慎，以自守以正闻名一方；喜爱读书，书中凡是记载忠孝节义的人和事，他反复阅读，仿佛与己有关，常常感动得流泪。杨维岳对崇拜的史可法执弟子礼，史可法亦善待之。

史可法任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时，府库虚耗，军资枯竭，向各地传檄，捐赀救国。杨维岳捧着檄文恸哭：“国事如此，我顾家何用？”遂倾其家财大半，矜式士民。

史可法在扬州殉国，杨维岳声泪俱下：“国家养士三百年，以身殉国，怎么只有一个史公？”他设牌位、作祭文，祭奠史可法，并戒酒绝食。三日后，清军至，下薙发令，杨维岳不肯，儿子哀求他剃发，他作不髡永诀的文章表心迹抒心志。绝食第七日，气息仅存的杨维岳整理衣冠，在祖先牌位前跪拜后，顷之遂卒。

笔者在此重述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事，旨在揭橥师道尊严及其师承关系。揆诸常理，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左光斗与史可法，史可法与杨维岳正符合这样的逻辑——也正是这种直接或间接的师承，丰富了师道的精神谱系，升华了师生关系。师者，不局限于知识的传播，还在于人格、品节的塑造，更多的时候，人格、品节比知识更贵重，更有价值。李塨说：“思天下师友之助，落落如晨星。”左光斗、史可法、杨维岳或以文章或以品行相见知，偶然、一时的知遇之恩，彻底影响、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走向及其命运。他们义薄云天、义无反顾。壮哉！

佛教禅宗长老开堂讲道，烧至第三炷香时，长老即云这一瓣香敬献传授道法的某某法师，后以“一瓣香”“瓣香”喻师承或仰慕某人。

瓣香真香！

古 欢

方苞与王篛林（一作若霖，名澍，号虚舟）订交于江宁。那时，方苞居江宁，王篛林住金坛（今常州市金坛区）。虽说两地不近不远，但他们通常一年才晤面，平时，全靠书信互通消息。

康熙五十年（1711）冬，方苞因“《南山集》案”牵连下狱，关押刑部大牢。恰巧王篛林该年提前进京，为参加次年会试做准备。获悉方苞身陷囹圄，每隔一二日便去探监，每次都是上午，方苞刚吃完早饭，王篛林就来了。一进囚室，他就脱掉外衣，盘腿而坐，就经史方面的疑惑向方苞求教。王篛林毫无顾忌、旁若无人咨经诹史，他把监狱当成自家的书房了。这既不可思议，又不合时宜，与方苞同室囚禁的人十分不解也非常反感——什么场合啊，都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还有闲情逸致探讨学问，碍于面子，一时又不便发作。王篛林走后，同室囚禁的人嘲讽道：“你忘了这里是监狱、不知自己犯了死罪？在这里高谈阔论，就不怕人讥笑吗？”方苞无言辩驳。王篛林每次来看望方苞，都要在囚室待上多时，话题始终离不开经史，后来，方苞干脆不看同室囚禁者的脸色，对王篛林的讨教有问必答，谈吐宴然。

方苞落难，王篛林没有嫌弃他，反而与他走得更近。人生有这样的刎颈之交，实属幸事。日后，方苞在文章中写道：“苞逾壮岁所得之友，以礼义坚然相信者，莫如金坛王澍。”“余与篛林交益笃，在辛卯、壬辰间（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即方苞坐牢期间——本文作者注）。”

康熙五十二年（1713）春，方苞免死出狱，出狱当天，就借宿王篛林家，一直住了两天。王篛林已于上年考中壬辰科进士，供职于翰林院。之后，方苞寓居京城西北海淀，每次入城，都住在王篛林家，煮酒烹茶，相谈甚欢，有时竟夕不眠。一次，王篛林将祖父王无量生前所辑《学案》示方苞，方苞作《〈学案〉序》，给予肯定；一次，王篛林又将自己作的《三烈女传》让方苞指正，方苞有感于王篛林伯父之二女及族姊明季清初不屈于贼匪而被害的节烈，作《书王氏〈三烈女传〉后》，以彰贞节。

那时，海淀距京城往返近六十里。为互通消息，平时，两家几乎每日早晚都有人送信转达彼此的问候，信里写的，无非是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何心得，写了什么文章、身体如何、吃什么饭喝什么酒、栽什么花种什么草、养什么鸟赏什么鱼等等鸡毛蒜皮的事，当然，也将喜事难事愁事告知对方，便于彼此分享或排解。每月结束，仅方苞检收的王篛林写的信就有厚厚一叠，一寸多高。

康熙五十七年（1718）初春，某日，王篛林告知方苞，他将请假回金坛生活，秋天启程。出乎所料，毫无心理准备的方苞一听，感觉突然失去了依靠，怅然若失。王篛林安慰方苞：“你别难过，我知道我离开京城后，你日后少了来往的地方。但你也要为我着想，我去意已决，难道你还要阻拦吗？”这么一说，方苞竟一时无语。

该年他们最后一次相聚，是初夏某日游京城西南的丰台，同游者还有方苞好友寓安、张朴村及族弟方文辀、门生刘师向。因人多路远，他们一行六人租乘马车前往丰台观赏芍药花。赏花尽兴后，先是在道旁老树下小坐，随后移至附近一花圃亭子里宴饮。六人或坐或卧或立，少长不序，举酒相嘱，畅所欲言，至暮都未罢席，言谈举止犹如“竹林七贤”再世，亦不乏“兰亭雅集”的遗风遗韵。方苞感叹：平生钝直寡谐，交往深厚的朋友，二十年来凋零过半，还活着的，眼前一起玩的诸位君子就占了一半。他们或为官或归隐或游学，行踪不定，各有志趣各有栖息托身处，有的即将去外地，有的即将罢官归里，有的来京办完事即将返程，有的等候吏部铨选不久也要离开京城到外地做官，王篛林虽然还在做官，但也要请假回老家。这些朋友平时很难聚一起，今日能在此欢然握手相会，实在是难得的事情，此生恐怕再也难以遇到，明年花开时节还留在这里的，就只有自己一人了。开心之余，方苞不免黯然神伤。

该年秋，王篛林归金坛。仲夏，作为南书房文学伺臣、蒙养斋饱学之士，方苞就随康熙帝到热河行宫去了。王篛林离京时，方苞身在塞北，不能为好友饯行。从热河行宫回京，方苞几次致信王篛林，均无音讯，于是作《送王篛林南归序》。方苞在文末写道：

吾知篛林抵旧乡，春秋佳日，与亲懿游好，徜徉山水间，酣嬉自适，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远隔幽燕者，必为北向惆然而不乐也。

这样温暖、幽怨的文字，这样细腻、多情的言语，只有真正彼此了解透了、理解透了对方的人诉诸笔端，才会如此感人。

好在后来王篛林假满，再入都门。

康熙六十一年（1722）初秋，好友遇安约方苞游京城南名胜封氏园。封氏园为明代遗留私家园林，古迹甚多，尤以偃卧如盖的古松著名。方苞早有耳闻，但从未去过，他把王篛林也叫上，三人同游封氏园。时令虽是初秋，但余暑未消，他们在树荫下的井栏边歇凉。由于园内人多嘈杂，移时便扫兴而归。

雍正二年（1724）二月十六日，遇安再次约方苞游封氏园，方苞叫上新结识的朋友、在翰林院供职的舒大成（字子展）一同前往。方苞也约了王篛林同往，已任吏部员外郎的王篛林公事繁忙，该日无暇抽身，最终方苞、遇安、舒大成三人成行。他们一大早就去了封氏园，晚上才归家。这次，园内无其他游人，他们布席列几案，推杯换盏，诵《九歌》、乐府古辞，玩得兴起，方苞想起王篛林没有来，不免有些遗憾，决定次日邀约他再来封氏园。第二日，王篛林忙完公事，与方苞、遇安、张大成至封氏园时，已是薄暮时分。四人刚进园，突然刮起大风，只好临时改换地方，乘马车到张大成家饮酒。至张大成家，刚落座，外面的大风又消停了。方苞引《庄子·秋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来解释来得猛又去无踪的大风，然后感慨：“以一日之游，而天时、人事不可期必如此，况人之生，遭遇万变，能各得其意之所祈向邪？”

雍正三年（1725）冬，方苞为已故父母作墓表。墓表成，请书法已名于当世的王篛林书写。此事触痛了王篛林，他责怪方苞承诺给自己父亲作墓碣的事一直还没有兑现——当初，王篛林将祖父生前所辑《学案》示方苞求序时，也一并请方苞为已故的父亲王式金作墓碣。方苞当时答应了，但因百事丛脞，一直无暇履约。日延月滞，时间一久，就忘了此事。这次，王篛林说自己即将致仕，在告归时一定要带走方苞写的墓碣。这既是提醒也是变相的要挟，方苞承诺再不食言。雍正四年（1726）春，方苞作《王处士墓表》。不久，王篛林致仕归里。王篛林这次南归可不是回老家度假，是结束官员生涯——退休，因为年龄、身体状况等，可能一辈子不入都门了。

时间到了雍正九年（1731），方苞写信，托付王篛林书写韩愈的《五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方苞的文章一直被时人誉为“韩、欧”再世，方苞也一直视韩愈为偶像。远在金坛的王篛林挥毫为老友写了这幅书法作品，随后寄往京城。方苞收到王篛林书写的《五箴》，视若珍宝，特地请同乡张廷玉为其题跋。时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廷玉作《跋王篛林为方望溪书韩子〈五箴〉》，说王蒻林书法名噪当世，全幅字体浑然一气，若端人静士，书者认为这样才能与方苞的气质吻合。张廷玉三百字的题跋，堪称字字珠玑，绝非一时的应酬之作。

乾隆四年（1739），王篛林卒于金坛。七十二岁的方苞还未退休，继续受皇帝重用，充经史馆总裁。

王篛林，康熙五十一年（1712）壬辰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迁户科给事中。《清史稿》载他“绩学工文，尤以书名……雍正初，诏以六科隶都察院。澍谓科臣掌封驳，品卑任重，傥隶台臣，将废科参，偕同官崔致远、康五端抗疏力争。世宗怒，立召诘之，从容奏对，上意稍解，遂改吏部员外郎。越二年，告归，益耽书，名播海内。摹古名搨殆遍，四体并工，于唐贤欧、褚两家，致力尤深，辄跋尾自道所得……所著题跋及《淳化阁帖考正》，并行于世”。今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扬州大明寺“天下第五泉”等，皆出其手。

方苞、王篛林相交，在学界，还有一桩众所周知的学术公案——

钱大昕《跋望溪文》：“金坛王若霖尝言：‘灵皋（方苞号灵皋——本文作者注）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在《与友人书》中，钱氏又引“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方终身病之，若霖可谓洞中垣一方症结者矣。”“时文”含义有二：一指公文，一指科举应试的八股文，此处指后者。方苞历来对时文不屑，他曾说“时文之于文，尤术之浅者也”（见《杨千木文稿序》）。王若霖无诗文集传世，钱氏引言也无明确出处，是否属实，难以坐实。今版《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收有方苞《〈学案〉序》《书王氏〈三烈女传〉后》《王处士墓表》三文，三文皆王篛林请托，方苞或为其祖父或为其家族或为其父亲而作。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学问，王篛林对方苞均推崇备至，他不大可能口出此言贬低方苞。反之，也就难以理解他托方苞作文了。

方苞坦言自己“平生钝直寡谐”，张廷玉说“望溪少负气，与世寡谐，多见谓‘矫亢’”“先生与朋友，责善亦甚严，当其尽言无隐，多人所难受，故虽与昵好者，亦窃病其迂”，全祖望也说方苞“日益不谐于众矣”，弟子雷鋐说方苞“性刚直，好面折人过，交游中宦既遂，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责难，由是诸公颇厌苦之”，在蒙养斋与方苞共事十余年的顾琮评价方苞“朋友有过，则尽言不讳，虽久故相知者，或不乐闻其言”。方苞性刚直、乖戾、矫亢，与众违异，难于人和，一生得罪的人、失交的人不少。与王篛林相交，从壮岁至年老，可谓从一而终，其间倘若产生小过节、出现不和谐音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但不伤筋损骨，不妨害二人的友谊向深处发展。二人相交，丰富了各自的人生履历，加持和巩固了彼此生命中的诸多难忘与美好，这一段几十年不辍的宝贵友谊，值得珍惜与书写。

朋友交往，须有肚量，贵在相容。这道理古今人都明白，但要做到并非易事。考察方苞、王篛林相交，我感觉王篛林做到这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