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　刘宇洋　许滨鸿

关键词：产业数字化；消费结构高级化；消费结构多样化；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数字经济在疫情中迅猛崛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 年4 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①指出：2020 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由2014 年的16.2 万亿元增加到39.2 万亿元，占GDP 比重的38.6%。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发突出，其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即产业数字化也在不断推进。《白皮书》数据显示，2020 年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 万亿元，占GDP 比重为31.2%，占数字经济的比重自2015 年起逐年增加，2020 年达到80.9%，其中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9%、21.0%、40.7%。可见，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占据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

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 技术、元宇宙等新技术的日益发展和普及，产业的数字化渗透成为现实，技术红利下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瓶颈逐渐得到突破。2021 年3 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将“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这标志着数字化转型正式上升为国家明确的政策方向。包含“十四五”规划纲要在内，中国在政府工作报告、国家政策文件中多次使用“推动产业数字化”“加快数字化发展”等表述，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得到政策的扶持。

长期以来，我国十分重视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然而除了消费总量之外，消费结构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马斯洛在需求层次论中，将人们的需求满足程度区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按照马斯洛的理解，人们会率先满足生理与安全等方面的需求，然后再满足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需求。消费结构从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向以发展型、享受型消费为主转变是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体现。同时，消费升级也应当意味着消费品质的提升和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要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4 551 元提高到30 733 元，恩格尔系数（食品烟酒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从33.6%降低至28.2%①，且逐年递减。表1 报告了更为详细的2011-2019 年全国居民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可以看出，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以及医疗保险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并且各门类消费量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以上结果表明从整体上而言，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较为明显。

产业数字化的现实表现是通过各类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更新改造，形成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包括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旅游、远程医疗、智慧物流、新零售、数字文化创意等（李辉，2019），这些新业态的出现和发展势必会导致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模式产生改变。2020 年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新发展格局之下，畅通国内大循环，关键在于打通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循环，建立正向反馈机制，实现供需新平衡，即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拉动新供给。那么，产业数字化究竟如何影响了居民消费结构，其理论机理和作用机制是什么？如何设计配套政策，通过第一、二、三产业的数字化来助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从而通过新发展格局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放弃使用过于宽泛并且缺乏权威定义的“数字经济”概念，转而关注产业数字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其内涵相对而言更加明确，并且与居民消费行为的联系更加紧密。②构建了关于产业数字化对消费结构的理论模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阐述数字化所导致的产出变化如何影响需求。并且在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之外，探讨了数字技术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消费品价格以及消费结构的不同影响。③提出消费结构升级不仅包括服务类消费占比的提高，还包括消费类型的多样化水平，丰富了消费结构升级的内涵。

二、文献综述

在概念的定义上，大多数文献都将消费结构升级视为消费升级的同义语（黄隽和李冀恺，2018），也有学者根据消费升级的内涵对其做了不同层次的劃分。杜丹清（2017）指出，消费升级应当包括三个层次：消费对象升级、消费方式换代以及消费制度与观念改变。其中消费对象升级包括消费内容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具体内涵与其他文献所定义的消费（结构）升级基本相同，都是指消费内容中高端消费（通常是指服务性消费）占比的提升。而黄卫挺（2013）认为，消费升级至少存在两个维度：消费内容的升级，以及消费品质的升级。其中所定义的消费内容升级即大多数研究所强调的消费结构升级。需要指出的是，居民消费升级的源生动力和最终目的是提高生活品质，对于消费升级的理解需要以此为出发点。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消费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和情感化的特征。从提高生活品质的角度讲，人的需求是多元化的，低端消费和高端消费同时存在才是最为理想的情况。同时，消费类型的多元化也能够说明消费者拥有更大的消费选择余地，可以作为消费品质提高的体现。因此本文认为，消费结构升级的内涵不仅包括整体上高端消费占比的提高，还应当包括消费结构的多样化水平。本文将前者称为消费结构高级化，将后者称为消费结构多样化。

在消费升级的经济影响方面，众多研究肯定了消费升级对于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石奇等（2009）认为，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力量之一，其中服务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杨天宇和陈明玉（2018）提出，消费升级可以通过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带动产业升级，有利于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此外，推动消费升级也能够成为以新发展格局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王一鸣（2020）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在消费环节重在扩大居民消费和推动消费升级。李赞和张其仔（2020）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提出，消费升级能够促进平台经济发展，从而成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一种重要手段。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目前的研究已有基本的共识，认为信息与通讯技术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Moyer 和Hughes，2012； Shahiduzzaman 和Alam，2014； Erumban和Das，2016）。Niebel（2018）进一步指出，ICT 的产出弹性在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在研究早期，由于数字经济的概念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多数关于ICT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都是从互联网的角度展开的，与之相关的实证结果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认为互联网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消费升级，并且这种促进效果具有地域差异性（刘湖和张家平，2016；张永丽和徐腊梅，2019）。在理论层面，杜丹清（2017）认为互联网技术能够通过提供创新产品、拓宽消费渠道和提供消费服务三个渠道促进消费升级。王茜（2016）指出，“互联网+”能够降低消费者成本、捕捉尾端需求、利用移动网络扩大服务范围，从而推动消费升级。少数运用理论模型考察两者关系的文献从交易的角度出发，认为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搜寻成本，从而降低了发展型商品的均衡价格，进而推动消费升级（李旭洋等，2019；钟若愚和曾洁华，2022）；也有一部分文献认为互联网消费金融缓解了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提高了消费的便利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影响消费结构的重要渠道（邢天才和张夕，2019；赵保国和盖念，2020）。

作为互联网发展的延续，数字经济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这部分研究大多数从数字经济整体发展的视角展开。作为消费结构的形成基础，马香品（2020）强调了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流程的改善以及新产品的推出，王淑英和张远芳（2022）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抑制产业结构趋同的作用。关于对消费结构的直接影响，焦帅涛和孙秋碧（2021）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居民应对风险能力、缓解居民当期流动性约束和提高网络化便利服务水平进而实现消费升级。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脱离互联网研究的范式，仅从产业角度说明数字技术的使用所带来的现象上的变化。在传统要素驱动乏力的背景下，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帮助企业进行智能化、精细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突破企业边界，构建数字化生态（肖旭和戚聿东，2019）。可以看出，产业数字化对于供给侧的产出结构以及产品的交易方式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几乎没有对产业数字化和消费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直接讨论。

综上所述，现有的文献存在以下的不足之处：①现有文献对消费升级的理解较为简单。消费升级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内涵丰富的概念，不应当仅理解为服务性消费占比的提高，而是应当以消费品质的提高为基点考虑其内涵。②现有关注数字经济的文章并没有改变以往互联网研究的范式。与互联网不同的是，数字经济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流程的改善，更多的应该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具体而言，互联网发展使消费者形成了多元化、差异化和情感化的需求，而数据正是显示质的差异的中介，因此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够让厂商更好地响应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推出个性化商品和服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姜奇平，2021）。这种供给变化是产业数字化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方面，应当纳入考量。③现有的文献缺乏对于产业数字化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关注。即使是从数字经济整体发展的视角出发，也鲜有文献试图建构数字经济发展对消费结构升级作用的理论模型，仅有的讨论互联网与消费升级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也只是简单地将相对价格作为互联网发展程度的函数，缺乏对供给和需求联动效果的考虑，也没有对相对价格变化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本文对于具体影响路径的分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提供了可靠的因果解释。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产业发生“质”的转型。正确对待我国三大产业数字化转型对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对于释放整个经济中的数字化价值即高附加值的一部分，对提振内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由供给侧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助推需求侧的居民消费升级，实现了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统一。研究方法上，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验证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效果。

在理論模型部分，本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考虑了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改变不同类型消费品相对价格，最终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理论模型的结论表明：①数字技术的发展会提高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但数字化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生存型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数字化程度升高，会将该产品的相对价格拉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数字化程度升高，该类产品的相对价格会降低。②当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数字化程度高于生存型消费品生产部门时，产业数字化发展会使得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品的价格相较于生存型消费品价格下降，这表明生存型消费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幅度更高。③目前中国所处阶段的特点是工业化进入成熟期，而服务业依旧属于粗放型增长模式。根据理论模型的结论，三大产业的数字化均能够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本文通过2014-2020 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整体而言，产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推动居民消费升级，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种推动作用具有两条实现路径：其一，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使得企业能够定位并销售长尾商品，丰富市场上的产品种类，带来消费结构多样化；其二，产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品对生存型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刺激高端消费占比的增长，推动消费结构高级化。居民收入依然在消费结构的变化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消费结构的升级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产业数字化，以及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才是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将本文的主要结论运用到我国的实践中，可以提出明确的政策建议：

第一，以数字化创新构建产业生态系统，提高生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丰富市场产品种类，推动消费结构多样化。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应当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对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一系列新技术进行创新和攻关，并将其运用到供应链关系、组织管理、价值创造等业务流程中，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独特优势，发掘长尾市场，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另一方面，在企业之间，各行业应当通过生产的互联互通、相互融合以及跨界合作，形成跨行业相互渗透、相互赋能、包容协作的生态化场景，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发展应当借鉴长尾理论和范围经济，以产品种类的多元化配合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引致供需的精准匹配。从而在推动消费结构多样化的同时，助力产业的转型升级，以新发展格局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以数字化供给拉动消费需求，推动新型消费发展，刺激消费结构高级化。一方面，根据产业数字化推动消费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理，政府应鼓励和引导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从供给侧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发挥数字技术的特点，降低高层次消费品的相对价格，拓展高端消费品的消费群体，从而提高发展与享受型产品的普适性，通过消费结构高级化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随着第三产业占比的逐步攀升，我国正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型，提高高端消费品的体验与感受对于消费结构升级的推进至关重要。因此，应注重以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型消费的培育。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搭建元宇宙等体验场景，让居民产生自发性的“场景化需求”，优化消费环境，以数字化消费的形式降低高端消费品的体验门槛；二是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消费，促进全链条一体发展，从拓宽消费渠道方面赋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业发展应当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以高质量供给发掘新的消费增长点，从而提振内需，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