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华

从媒介到工具——经典纪录电影理论中的社会功能说

早在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纪录短片起，电影就被视作一种娱乐项目，这是电影作为媒介的初期社会功能。自纪录片概念提出以来，电影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纪录影像理论探讨的主要问题。该问题的理论源头还得从弗拉哈迪与格里尔逊所处的时代说起，这两位电影史上同时代的纪录影像大师，却在纪录影片与现实创造的关系上有着不同的见解。与弗拉哈迪热衷于在边远地域构筑乌托邦世界相反，格里尔逊则立足于展现和解决身边的事。[1]同时，格里尔逊受到李普曼等传播学者的理论引导，将纪录影片看作是打造现实的“锤子”和反映现实的“镜子”。[2]然而，无论是打造现实的“锤子”还是反映现实的“镜子”，格里尔逊的纪录理论都突出强调了纪录影片的社会功能——教化民众与反映现实。格里尔逊的纪录功能说并不是一家之言，早在20 世纪20 年代人们还未关注到纪实理论方向，维尔托夫就已经提出“电影眼睛”的理论，简单描述了纪实影片对现实社会的功能，他认为比肉眼更为优秀的是摄影机的“电影眼睛”，因为它可以探索充塞空间的那些混沌的视觉现象，感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3]尽管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较为模糊，但人们不可否认，维尔托夫的确看到了这种直接反映现实的影片具有认知作用的现实社会功能。

格里尔逊所倡导的电影教化功能与维尔托夫表达的“电影眼睛”理论，都是将纪实电影放在媒介属性上看待的，即影片或摄影机作为与现实沟通的中介物质而起到的作用，也有后来者跳脱出电影的媒介属性，转向实用功能。……